原毁

　　原毁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韩愈生平与创作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译文:
　　古代的君子，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密，他要求别人宽容而简约。严格而周密，所以不会怠慢；宽容而简约，所以人们乐于做好事。听说古人中有个叫舜的，他的为人，是个仁义的人；寻求舜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君子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早晨晚上都在思考，去掉那些不如舜的地方，仿效那些与舜相同的地方。听说古人中有个叫周公的，他的为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寻求周公所以为周公的道理，对自己要求：“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早晨晚上都在思考，去掉那些不如周公的地方，仿效那些象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上他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世（也）没有人能赶上他的；这人就说：“不如舜，不如周公，这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吗？他对别人呢，就说：“那个人，能有这些优点，这就够得上一个善良的人了；能擅长这些事，这就够得上一个有才艺的人了。”肯定他一个方面，而不苛求他别的方面；就他的现在表现看，不追究他的过去，提心吊胆地只怕那个人得不到做好事的益处。一件好事容易做到，一种技艺容易学会，（但）他对别人，却说：“能有这些，这就够了。”（又）说：“能擅长这些，这就够了。”（这）不就是要求别人宽而少吗？
　　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要求别人全面，要求自己却很少。（对人要求）全面了，所以人们很难做好事；（对自己要求）少，所以自己的收获就少。自己没有做好事，（却）说：“我有这点技能，这也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还没有一点收获就停止了，不也是要求自己的太少了吗？他对别人，（就）说：“他虽然才能这样，（但）他的为人不值得称赞。他虽然擅长这些，（但）他的本领不值得称赞。”举出他的一点（进行批评），不考虑他其余的十点（怎样），追究他过去（的错误），不考虑他的现在表现，提心吊胆地只怕他人有了名望，这不也是要求别人太全面了吗？这就叫做不用一般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用圣人那样高的标准要求别人，我看不出他是在尊重自己。
　　虽然如此，这样做的人有他的思想根源，那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求进步，而嫉妒别人的人害怕别人进步。我曾经试验过，曾经试着对众人说：“某某是个好人，某某是个好人。”那些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不接近的人，不同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毫不客气地说出反对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从脸上表露出反对的颜色。又曾经对众人说：“某某不是好人，某某不是好人。”那些不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不接近的人，不和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高兴地说出表示赞成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从脸上表露出高兴的颜色。所以，事情办好了，诽谤也就跟着来了，声望提高了，诬蔑也随着来了。唉！读书人处在这个世上，希望名誉昭著，道德畅行，真难了。
　　身居高位而将要有作为的人，如果得到我所说的这些道理而牢记住它，那他的国家差不多就可以治理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