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巴里.帕克:罗瑞卿被撤消一切职务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并让叶群同时带着他们指使别人写的几份诬陷罗瑞卿的材料去上海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这一诬告使毛泽东相信了，并加以支持和批准。
    罗瑞卿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1965年12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离开杭州来到上海。他决定在这里解决罗瑞卿的问题。12月8日至1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前大家不知道会议内容，在毛泽东住地休息等候。
 这次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身上。
    谢富治东张张，西望望，发现就剩下一个罗瑞卿总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部长怎么没有来?”
    其他一些人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答理他。
    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瑞卿，便又一次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
    叶剑英看他老是在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
    看来叶剑英已经知道了一点来头。
    这次上海会议是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是头一次会议，是不可能让罗瑞卿参加的，对罗瑞卿进行所谓背靠背的揭发。会上印发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那些诬告材料。
在会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会上，叶群鼓其如簧之舌，对罗瑞卿进行造谣诬陷。她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
    会上，按照叶群的旨意，吴法宪大放厥词，说了诬陷罗瑞卿的刘亚楼要他转告叶群的四条内容。
    听了吴法宪的发言后，刘少奇、周恩来不可置信，在会下都问吴法宪，到底有无此事？吴法宪仍坚持说有这么回事。邓小平当时听了吴法宪所谓刘亚楼的揭发，一针见血地说：“刘亚楼已死去，这是死无对证嘛！”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没能置罗瑞卿于死地，因为毛泽东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会后，将会议内容通知了罗瑞卿，罗瑞卿坚决不承认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会议也没有什么结果，毛泽东决定休会，以后到北京继续开。

    而此时，罗瑞卿还被蒙在鼓里，他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祖国西南的边防线上，深入部队视察工作。12月9日下午，罗瑞卿来到昆明。10日，罗瑞卿由昆明军区和云南省负责人周兴和阎红彦陪同接见了军区的干部并做了报告。这时，上海会议已经开了3天。
12月9日晚上，罗瑞卿接到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要他在10日赶到上海开会，内容电话上不好讲。
12月10日，罗瑞卿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心里就有点嘀咕：按往常一般习惯，接到周总理或毛主席的通知，总是要说明什么会，或有什么事情要谈，以便有个思想准备，奇怪的是，为何这次什么都没有说呢？
    12月8日，住在锦江饭店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把专机师副师长时念堂和其他三名机组人员叫到他的下榻处，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机组准备飞到昆明，把罗瑞卿总参谋长接到上海来。”同时又提出了一些要求：
    一、明天从上海飞到昆明，后天上午十一点半准时回到上海，不准提前也不准迟延；
    二、罗瑞卿总参谋长到昆明机场后，要立即起飞，不准在昆明机场停留；罗总长要问你们什么时候到达昆明的，你们就说昨天到达的；
    三、要求专机从昆明起飞后直飞上海，中途不准转弯，更不准降落。需要调整时间，也不准盘旋。
    四、要绝对保密，不准对任何人谈及此事。
    五、要绝对保证安全。
    吴法宪又补充说：“这次专机飞行，配发给你们几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你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
    吴法宪正要继续讲下去，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我是吴法宪！”他表情严肃地听着对方的发话，并不插话。
    最后，吴法宪说：“请您放心！机组的飞行技术不错，政治上也可靠，一定能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吴法宪放下话筒后，又对时念堂和机组人员说：“如果空中有人强迫你们干什么，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果非要你们干什么不可，你们有枪可以自卫么！”
    机组人员带着一头雾水，接受了任务。
    专机组配发了4支手枪。9日，他们驾驶着专机离开上海到达昆明。
    12月10日一大早，机组人员就赶到机场，完成了起飞准备。8点钟，罗瑞卿来到机场，连秘书等随从人员共4人。
    “报告首长！我们是昨天到的！”时念堂向罗总长行礼回答。
    罗瑞卿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后，又和蔼地说：“那咱们就上飞机吧！”
    “报告首长！飞机已经准备好，马上起飞！”
    从罗瑞卿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的情态看，他对这次特殊的飞行还完全蒙在鼓里呢！
    从昆明到上海，正常的飞行时间是两个来小时。但吴法宪要求他们11点半准时到达上海，那还有三个半小时，于是机组人员想方设法在空中多飞行了四十来分钟，准时到达上海虹桥机场着陆。
这次罗瑞卿陪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广州、昆明视察。原定在外国军事代表团离去后，罗瑞卿和夫人在昆明会面。送罗夫人的专机原计划经西安到成都再到昆明，那天昆明的天气本来很好，可是，送罗夫人的专机被通知：昆明方面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降落。这是以谎言为借口，不准罗瑞卿夫妇会面。
在机场停机坪旁边，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在等候。罗瑞卿一下飞机感觉到不对劲，接他的人表情严肃，没有像往常那样的微笑、热情。
到了上海后，罗瑞卿就被隔离起来，他的悲剧就此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在北京也出现了异常现象。当天上午7时50分，总参作战部的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室后，发现各房间的所有电话全部被切断。切断作战部的电话，意味着全军暂时失去了指挥。
从几位副部长、处长到每个参谋人员，顿时感到困惑不安。这样的事，在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机关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家心里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非常事件。
下令切断电话的人，很可能是林彪。

    吴法宪泡制伪证
上海会议后，吴法宪有点慌了手脚，就找叶群出主意。叶群让吴法宪去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作证。吴法宪找到翟云英后，翟表示没有听说过什么“四条”。在胁迫之下，翟讲好像刘亚楼临死前伸出过“四个指头”。吴法宪捞到了救命稻草，即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共同签名。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又商定，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
但林彪看了这个证明，并不满足，觉得内容空洞，没有什么说服力。于是吴法宪为了补充内容，自己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地处理问题，(不要)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慢，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四条意见”，便糊里糊涂地加在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跌千丈，而作假的人却步步高升，红极一时。

周恩来的灵活调整
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是不同意批斗罗瑞卿的。当然，他也没有办法改变，只能在事后做一些灵活调整。
1966年1月31日，周恩来就中央批发关于批判罗瑞卿问题的三个文件一事，致信邓小平、彭真，建议“改由总政直接下发，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
周恩来的这个灵活处理很重要，一个由中共中央文件改为政治部文件，文件降格了，等于把罗瑞卿问题的严重性降低了；二是作为内部文件，可缩小影响面，减轻对罗瑞卿的压力。
与此同时，周恩来让秘书查：“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三句话的出处。这三句话，是林彪强加给罗瑞卿的罪名之一。
秘书查明后报告周恩来：经查问总政刘志坚副主任，这三句话是林彪概括提出的，罗瑞卿在若干次讲话中，讲过这一类话，但是没有这样概括的说法。
朱德的叹息
上海会议后，康克清发现朱老总情绪不好，常常独自一人叹气，于是她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朱德说话时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康克清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朱老总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过了一会儿，朱老总的秘书悄悄对康克清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
康克清又问朱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情心情不畅？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过了一会儿，朱德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
上海会议后，林彪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送到毛泽东那儿。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由毛泽东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对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批判，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性质。
    在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泽东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但罗瑞卿也没能因此减罪。
    林彪在会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后，对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偏听偏信不好，我已是半信半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以后对罗瑞卿的冤案作了彻底平反。
后来，胡耀邦总书记为澄清事实，请总政治部调查了解。总政治部经调查后，专门派人登门向翟云英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和总政领导的关心：“中央对刘亚楼司令员评价很高，当年的悼词没有变。至于那个‘四条’，完全是林彪一伙故意制造的谎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罗瑞卿下台后，杨成武当上了代总参谋长。后来在文革中林彪又把杨成武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