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迪纳岛:战场上的蒲公英——一个国民党伞兵的军旅记录

战场上的蒲公英——一个国民党伞兵的军旅记录(1)

国民党伞兵训练照

内容简介：

本书的体裁不属于小说，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从过程到细节，全部来自战场的回忆和记述，无一杜撰。作者的笔法几乎是超自然主义，其真切实感，如挟读者亲临其境，战火硝烟，厮杀呻吟，耳濡目染着你。但也不能算是传记，为让读者更广泛的体验战争，作者将数个人物原型的素材通用，时空剪接，兼采小说和传记之长，超真实地还原一个战争全过程，这是作者的创举，也是该书的特色所在。

书的主人公叫蔡智诚，出身于贵州殷实之家，抗战后期参加国军，当上一名空降兵，经历了惨烈的松山战役和南京受降仪式。后在国共内战中，他又亲历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九死一生，负伤被俘，逃脱后再被裹挟起义，直到1949年退役返回故乡。书以“蒲公英”，为名，既是伞兵空降战场时浪漫凄美的生动写照，更寓意战争年代普通军人命运之飘零无助。

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浩如烟海，优劣各异，但在敌我之分上面，没有含糊的，皆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作者无论实写或虚构，重点不外乎突出我方勇敢顽强和敌方的凶狠残忍，撩拨读者热血沸腾或感慨流涕。然而此书在这一点却给颠覆了！共产党人反手写国民党，主视角出自战争中的敌军官，敌人眼中的敌人才是神圣的我方。一个人物位置的调换，读者敌我难辨，爱恨拧巴，情感无从代入，战场上的持枪者全是龙的传人了，每一粒夺命的子弹都让人战栗，所有倒下的身影都让人痛惜，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引子

小时候就知道蔡智诚先生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

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忽然变得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院里正在演《野火春风斗古城》，大人们在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之后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和‘关团长’一样的好人呵！”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给蔡先生介绍对象，动员他续弦。而我们这些小孩则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蔡先生只好尴尬地笑。

再后来，蔡先生就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种桃树、养兰花、喂金鱼，侍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当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儿居然曾经是中国军队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讲故事吧！”

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院子里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像是战场上的蒲公英……”

 第一章 不想上学了

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今贵州省遵义市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高官柏辉章[  柏辉章，贵州遵义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102师师长、88军副军长、赣南师管区司令等职，后赋闲在家，1949年在遵义参加起义。]的公馆，如今那里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会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在武汉战役中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国民党交通二团的营长；而蔡智诚的孪生妹妹蔡智兰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去了音讯。

19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蔡智诚还在学校里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巧听话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地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才对。

蔡家祖上是湖北人，清朝乾隆年间来到贵州，先是在官府做幕僚，后来又经营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完全依靠川滇两省供给，而遵义这里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发了大财。但正所谓“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就渐渐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受过几年的“商学”教育，虽然没学到多少经商的本事，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回到家乡就下定决心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学习。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  何辑五，贵州兴义人，何应钦的四弟，曾就读于贵州讲武堂、厦门大学，历任国民党第一军管理处长、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贵州省民政厅长、建设厅长、贵阳市长，1949年逃往台湾。]一起改良茶种，开办了一个很大的茶场。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茶叶这种“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觉得这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从理论而言，两位大学生的思路是可取的，但从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一带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试验农场的苗圃里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折腾了几年，不仅茶园毫无收获，就连何辑五也在军阀混战中被赶出了贵州，原本雄心勃勃的农业改革试验于是就此收场。

做不成农场主，只好改当企业家。蔡式超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接着他又开设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蔡老板于是不计成本地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过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得差不多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队虽然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像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径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像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19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

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

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地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

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像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地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这其中当然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19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俞国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电机系实验室的俞主任于是就决定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地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抗战期间，国民党的陆军中央军校设在遵义）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当代政治家、艺术家，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海外部长，1968年病逝于台湾。]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作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青年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军队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1944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避难的人们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避难的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中国军队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青年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  费巩，江苏人，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抗战期间担任浙江大学训导长，19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予休学”——算是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注：

柏辉章，贵州遵义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102师师长、88军副军长、赣南师管区司令等职，后赋闲在家，1949年在遵义参加起义。

何辑五，贵州兴义人，何应钦的四弟，曾就读于贵州讲武堂、厦门大学，历任国民党第一军管理处长、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贵州省民政厅长、建设厅长、贵阳市长，1949年逃往台湾。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当代政治家、艺术家，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海外部长，1968年病逝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