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保税港区红酒:抗日秘密战场上的尖兵——记刘逢川烈士

抗日秘密战场上的尖兵——记刘逢川烈士

大连市民政局

1986年6月16日《大连日报》公开发表的《中共大连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中写道：“1944年12月3日晚，刘逢川、何汉清地下电台被日寇侦破，二人同时被捕。后于1945年8月16日被杀害于旅顺监狱。”

这是中国人民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地区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地进行英勇战斗的一则真实记录。它从一个侧面具体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在公开的战场上与日寇浴血奋战，同时在秘密战场上也和敌人进行着机智顽强的斗争，并且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千千万万个刘逢川这样的烈士，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1941年8月上旬的一天清晨，太阳刚刚爬上东方的山岗，天空的浮云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大地上的景物也逐渐的明朗起来。这时，从延安城北大边沟枣园的一排窑洞里走出来一支小分队，向北踏上了通往远方的征途。

这支小分队大约有十来个人，其中六个人分成三个小组是准备派遣去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的情报人员，其余几个人是警卫战士和送行的苏联籍教员。走在小分队前面的一个中年人名叫刘逢川，化名刘祥，刘伟三，他的助手是一个青年人，名叫何汉清，化名王荣义。

刘逢川，原籍山东省牟平县初家镇于家滩村。1909年生人，当年三十三岁。他中等身材魁梧粗壮，长方脸，白皮肤，行动沉着稳重。他行伍出身，左前额上角有一处伤疤，那是他早年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里当骑兵少尉时由马背上摔下来留下的痕迹。何汉清，工人出身，原籍湖北省沔阳县宋家河中墩湾村，1922年生人，当年二十岁。他们俩原先不认识，刘逢川是特工训练班毕业的，何汉清是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这次受命出发前几天，经过上级组织的研究决定经教员当面介绍，他俩才互相认识。他们结成一个情报组，刘逢川为领导，负责与上级联系，接受指令，搜集情报，草拟密码电文，何汉清为报务员，负责架设保管收发报机，收发电报，和与情报指令机关联络。

刘逢川童年时代生活贫苦，不满十岁的时候，母亲因贫病交加而与世长辞了，父亲没念过书，不识字，为此吃过不少苦头，所以尽管家穷，父亲省吃俭用也要供他上学读书。1925年，他十六岁时小学毕业，在家乡找不到生活出路。次年，他十七岁闯关东，来到了日寇殖民统治下的“关东州”，经人介绍在大连市西通一家日本妇女开设的“海光堂”裱具店里当学徒工，一干六年。1930年，他不堪忍受女老板的欺压凌辱，愤然辞职，返回山东。回家乡依然没有出路，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东北军招收骑兵的启事，决心习武当兵，报效国家，于1931 年 1 月考入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第三师军事教导团（驻奉天省彰武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就在他从军的那年秋天，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炮击沈阳北大营，无端挑起了军事冲突。面对敌人的猖狂侵略，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请缨杀敌。然而，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部队被迫不得不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步步退却，从关外到关内，先后颠沛流离于热河、河北、河南等地。在这次大撤退期间，他于1932年7月从军事教导队毕业，当上了骑兵第三师卫队连上士排副，1933年3月提升为骑兵少尉，调任师司令部副官处供职。193年12月，骑兵第三师从西安调咸阳，半年后又移军甘肃庆阳。刘逢川在随部队驻防陕西、甘肃的两年多时间里，耳闻目睹，知道了许多有关红军的事情。使他认识到红军是为穷苦人谋解放的人民军队，“剿共”没有前途，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这些思想深处的演变，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8 年10 月，刘逢川率领部下在甘肃合水县征粮，被八路军俘虏，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

1939 年春天，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两年的军校生活，使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并在抗大毕业前夕， 1940年10月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又经中共中央社会部选送，进入延安枣园特工训练班，学习了八个月。

他觉得自己完全变了。那时他经常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担心，现在，他已是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和革命军人，他清楚肩上担负的重任，他知道将要去的地方和所要从事的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危险性。

小分队一行人，晓行夜宿，由延安出发，来到陕甘宁边区东北角上的葭县，从这里过了黄河，进入山西境内。1941年9月中旬到达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兴县。在这里小分队研究了如何潜入敌占区，办理伪装身份证和寻找可靠向导等问题。从此以后每两个人一组各奔目的地，分别进行潜入敌占区的活动。

可是，就在这时，侵华日军发动了对山西省西北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扫荡，敌军前锋部队打到了兴县附近。刘逢川他们此时真想拿起刀枪跟随大部队冲上前线与敌人拚个你死我活。但是秘密使命在身，他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听从上级安排。上级告诉他们，由于敌军进逼，如果强行偷越封锁线将冒极大的风险，决定让他俩撤回陕北待命。

1942 年 1 月末，刘逢川，何汉清二人终于在向导的带领下出发，于 1942 年 3 月初，刘逢川领着何汉清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故乡—— 牟平县于家滩村。但家中亲人已遭厄运。

刘逢川的老父亲惨死、妻儿寄人篱下，为了革命的大家，哪里还顾得自己的小家。

刘逢川在家乡大约停留了三个月。他托人从伪牟平县警察署办理了《居民证》，又设法弄到了伪华北劳工协会发给的《出国劳工证》。有了这两份证件，就为他进入《关东州》准备了合法手续。为了慎重起见，事先与在大连干活的两个外甥联系住处。当时大连警宪控制较严。不久前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敌人对出入境人员的盘查更加强了。他是山东人而何汉清湖北乡音很浓，他们结伴同行可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所以他决定由他先行探路，让何汉清暂时在烟台市内待机。 6 月 5 日清晨，刘逢川乘轮船到达大连港，顺利地通过关卡上了岸，刘逢川潜入成功。

1942 年 7 月 15 日晚，刘逢川到苏联领事馆，与苏联领事彼德·赛米约诺维奇·彼德罗夫正式接上了头。苏联领事和一秘自称他俩是苏共中央的代表，要求刘逢川今后的一切活动必须遵照他二人的指令行事。他们详细询问了刘逢川的简历，从延安来大连的经过，途中是否发生过事故，何汉清的现状等情况。谈话结束前，苏联领事和一秘给刘逢川交待了当前任务，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① 思想动员。指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刘、何二人要为打击中苏两国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积极工作； ② 树立长期隐蔽作战思想，交给刘逢川日币一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开设一个商店，建立长期掩护点；③ 搞好伪装。指出刘逢川原系军人出身，不是商人，但要学会经商，要象一个真正商人那样，注意一言一行，取得周围人的信任；④ 安排好住处。可以让何汉清和刘逢川家属来大连； ⑤ 准备电台工作点。要一面经商，一面物色寻找适合安放无线电设备的地址； ⑥ 交待下次联络时间是 10 月 1 日午后 9 时，地点在大连神社东面约三百米处一棵大树下。同时规定，以后每次联系的具体日期、地点均由前一次接头时临时通知。如果因故接不上头，就把要汇报或请示的内容写在卡片上装入特制的小金属盒里，埋入指定的地点，再在上面放一块小石头作为标记；⑦ 重申纪律。不准到不好的地方去，不许交接不好的朋友。接受指令完毕，当晚刘逢川又乘汽车溜出了苏联领事馆。

1942 年 8 月，刘逢川按照上述指令，趁着外甥孙振岳回山东探亲机会，托孙振岳将自己的妻儿及战友何汉清一同领来了大连。

何汉清进入大连后，于 1942 年 10 月 15 日晚 10 时，在沙河口大正广场（现在的解放广场）南面空地里，经刘逢川当面介绍认识了苏联领事彼德罗夫和一等秘书卡利莫夫。彼德罗夫、卡利莫夫将何汉清藏入汽车后部货仓带进苏联领事馆内，留住一宿，向何汉清做了如下指示： ① 重温在延安交给的任务，并努力完成之； ② 工作方面必须认真服从刘逢川的命令； ③ 打算近期内交给一部收发报机，要抓紧熟练技术，不得有所懈怠； ④ 努力学习简略符号，尽快掌握之； ⑤ 机器安装好之后，要在凌晨迅速进行联络调试。

为了做到长期隐蔽，根据彼德罗夫和卡利莫夫的指令精神，尽快地建立起职业掩护点和寻找合适的电台工作点，就成了刘逢川、何汉清的首要任务。从 1942 年 10 月到 44 年 4 月间，为了掩护工作，刘逢川与他人陆续开了几次商店做买卖。后由于种种原因都中途停止了营业。但是，他本人对外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职业作掩护才行，从 1944 年 8 月起，他去大连惠须町九十二番地（现在的黄河路六十九号），由山东原籍一个远侄刘庆泰开设的《泰阳堂》裱具店当店员。刘逢川不仅每天都去《泰阳堂》上班，他还得暗地里作他的秘密工作。

1944 年 7 月托人介绍，他进入大连船渠工厂，在制罐车间当上了勤杂工。

刘逢川虽然两次经商失败，但他行动谨慎，平时不吸烟，不酗酒，不与人争斗，待人平和，取得了周围人的信任，以为他确实是个作买卖的老实商人。到 1944 年 7 、 8 月间，他和何汉清又都找到了比较稳定的公开职业，这对于他们隐蔽身份，站稳脚跟，从事以后的秘密情报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物色电台工作点，也费了一番周折。 1942 年 10 月，刘逢川全家到小岗子泰公街居住。何汉清在杨树沟那里居住。

原先想架设电台就利用何汉清居住的那处房子。但由于那里地势较低，怕收发电波不畅，苏领事馆未同意。直到 l943年的 11 月下旬，何汉清又在原来住处的东北方向，即黑石町二百一十二番地，租到了两间草房。这是一排五间房子，房东住西头三间，何汉清住东头两间。这个地点位于山坡上，地势较高，周围一百米外只有一、两户分散的居民，环境比较理想。房子的事报告给彼德罗夫、卡利莫夫，他们表示同意在这里架设地下工作电台。

为作到长期隐蔽， 1942 年 9 月，刘逢川介绍自己的叔辈侄女刘庆英和何汉清结了婚。 1943 年以后，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向有利于革命人民方面转化。在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1944 年 6 月 1 日晚 9 时，苏联领事彼德罗夫和一秘卡利莫夫在大连圣德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与刘逢川进行第八次接头。他们向刘逢川下达了开始搜集情报的指令。要求刘逢川尽快制定出一个今后开展搜集情报的详细工作计划，并且指出在这个计划中要把对甘井子石油工厂的情况调查作为重点对象。同时，彼德罗夫和卡利莫夫还向刘逢川指出：苏日开战的时机日趋接近，一旦苏联对日宣战，苏联领事馆人员即可能被日方拘留，到那时候要求刘逢川、何汉清必须独立进行情报工作。

据上述指令精神，刘逢川认真地制订出了一份工作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① 甘井子地区。调查目标是五大厂矿：满洲石油株式会社，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洲曹达株式会社；大连矿业株式会社；大连进和株式会社；调查内容有八项：生产状况、生产数量、生产方法、原料来源，产品及销路、机械设备情况、职工数量，其他。 ② 周水子，南关岭地区。调查目标是周水子，南关岭火车站。调查内容有四项：火车运送物资的情况，装载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兵员、兵器和其它军需物资的调拨情况；客车的运行情况。 ③ 码头地区。调查内容有：码头设施，码头与铁路之间的联运，船舶出入港情况。 ④ 为完成情报搜集任务，计划发展二至三名情报人员，组成一个情报组，逐步在上述地区建立起情报网。

计划制定出来之后，刘逢川和何汉清就积极地开始了情报搜集工作。

他们搜集情报的方法，主要用这样几种方法：一是，查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刊物。二是亲自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例如，刘逢川自己去火车站、码头观察敌人运送兵员和物资情况。有时派其子刘庆杰去观察现场。三是，利用职业掩护，搜集情报。刘逢川搜集到的有关大连船渠厂的设施，职工人数，修造船只能力，新船下水等情况，主要是通过何汉清在船渠厂干活，直接搜集来的。四是在重点目标内交朋友，通过朋友了解有关情况。

传递情报的方法是这样的： ① 刘逢川与何汉清之间的联络，多数情况下二人直接见面，少数情况下是由刘庆英、刘庆杰传递。 ② 情报材料由刘逢川进行整理，写在特制的卡片上，在与彼德罗夫、卡利莫夫接头时当面交给他俩；或者将卡片装入金属盒中埋入指定地点，苏方人员自己去取。 ③ 一时尚未送出的情报材料，藏入刘逢川家中火炕上一面活动的瓷砖的里面。

从 1944 年 6 月1日，彼德罗夫、卡利莫夫下达搜集情报指令以后，到 1944 年 12 月 4 日刘逢川、何汉清被捕为止，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二人作出了明显的成绩。他们搜集的情报主要有如下内容：①满洲石油株式会社的石油生产储存情况；②大连船渠工厂的从业人员情况，执勤队数量；③大连船渠工厂的 船舶建造能力；④ 甘井子地区各工厂名称和经营情况；⑤甘井子地区略图； ⑥ 寺儿沟地区内高射炮的架设位置；⑦关东军实行非常物资回收情况；⑧大连船渠工厂日本船员应征入伍进海军的情况；⑨大连码头出入船只及货物装卸情况；⑩大连船渠工厂新建船只的船名、吨位、下水情况； ⑾东亚纺织厂的职工数量及经营情况；⑿从鞍山方面运来的钢铁和向鞍山方面运送废铁情况；⒀驻扎在熊岳城附近的日本军队的宿营情况； ⒁大连市内物资不足和黑市现状。

以上情报，从内容上看涉及到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些情报，刘逢川已经报告给了彼德罗夫、卡利莫夫；有些情报尚未送出，即被逮捕，这些尚未送出的情报，均被日本警方作为“罪证”搜去。

1944 年 9 月 20 日午夜，何汉清按照指令在大连第二中学（现在的大连卫生学校）前面的马路上等待，由彼德罗夫和卡利莫夫用小汽车后部货仓把他偷运进苏联领事馆内，住了四天四夜，在这里，卡利莫夫教授何汉清学会掌握了哲克式收发报机的操作要领，通信简略符号和记载有关通信时间、波长、呼叫信号等内容的《无线电工作大纲》。

9 月 24 日晚 11 点钟，苏联人决定采用同样的方法将何汉清连人带机器送出领事馆。

10月 12 日，何汉清通过刘逢川接到了彼德罗夫、卡利莫夫命令，要他在 10 月 15 日午夜开始与指令局进行第一次无线电联络。

10月15日午夜 12 时，孩子已经睡熟了，何汉清让妻子刘庆英在屋外放哨，他神情严肃地走进小屋，戴上耳机，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耳机里发出的每一点声响，突然耳机里传来了一组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是指令局的呼叫信号。他迅速操起木桌上的电键，回答了自己的呼叫信号，第一次联络很快顺利结束。何汉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时候的钟表指针是 10 月16 日0时 23 分。

从10月15日开始，18日、20日，21日，22日，11月16日、23日、30日、12月3日，何汉清先后进行了九次收发报，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只巨大的魔爪已经暗中向他头上伸了过来。

1944年12月3日午后8时，日寇《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组织人员携带着“无线电探知机”分乘两辆大汽车，陆续去星个浦公园南海岸集中，然后象一群恶狼似的顺着海岸边往黑石礁方向扑去。

敌人是怎样发现的？原来在这前一年即1943年10月，《关东州厅》警察部通过大连递信局利用“电波探知机”，就曾经在星个浦附近破获过与苏联驻大连领事馆有密切联系的“沈得龙地下电台案”。自此以后，递信局方面根据 《关东局》发布的“以外国使馆为中心的防谍对策强化要点”指示精神，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对大连地区空中可疑电波的监听搜索。

就在44年10月15日何汉清第一次与指令局联络的时候，被递信局监听小组用“无线电探知机”截获了，并认为“从发报振幅感受到有明显的谍报通讯嫌疑”，但因感受程度微弱，一时无法测定准确方向位置。后来几次发报时，敌人都测定目标集中到了黑石礁以西的山地里，大体上确认了电波发振源的位置，在黑石町或白波町范围之内，11月 30日凌晨零时 45 分，敌人最后断定地下电台就设置在黄石町 212 番地的住屋之中，并布置了彻夜监视哨。敌人经过多次监听，分析地下电台活动规律，判断出下次联络日期，可能是在 12 月 3 日午夜。于是决定届时采取逮捕行动。12月4日零时40分，双方通讯结束，何汉清将要关闭机器，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屋外响起一声刺耳的哨音，紧接着，就是“冬！冬！冬！”踢门砸门的巨大响声．何汉清预感大事不好，急忙站起身来，打开后窗想跳出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后窗外面布满岗哨，前门也被砸开，涌进来十多名警察、巡捕。何汉清被捕了。

残暴的敌人，抓住何汉清拳打脚踢，立即就地审讯，追查同伙。凌晨 2 时，敌人从黑石礁派出一支五人小分队，由滨本警部带领，乘汽车来到岭前长春台五十七番地刘逢川的住宅。这时，刘逢川全家正在炕上熟睡，敌人破窗而入，将刘逢川逮捕了。

日寇在逮捕何汉清、刘逢川的同时，还逮捕了何汉清和刘逢川的妻子、儿女及有牵连的一些亲戚朋友。上述这些被捕人员，除刘逢川、何汉清二人外，有的被关押几天，有的被关押两个多月，经审查后陆续释放出狱。

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的第二天中午，一辆小汽车从大连岭前监狱将刘逢川、何汉清接走，送到旅顺刑务所绞刑室，凶恶残暴的敌人在当天午后2时左右，终于将他们二人秘密杀害了。一个星期后，大连解放了。人们惋惜的心情虽然久久不能平静，但他们是为抗日而死，我们当永远纪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