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第三快速纵队

1947年3月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转折点。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最初的艰难阶段，而国民党军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成了“重点进攻”。

以华东战场为例，1946年年底，粟裕兵团放弃华中根据地，与陈毅兵团共同组成了华东野战军，兵力更为集中、机动范围更大，从而可以攥紧拳头，打击处于分散状态的国民党军——1946年12月，解放军在宿北战役中歼灭整编第69师；19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全歼整26师、整51师和第1快速纵队；2月，在莱芜战役中又一举歼灭整46师和第73军，并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新记录。

三个月之内被消灭了十五万人马，薛岳长官明显不是粟裕司令员的对手，蒋委员长无奈之下撤销了徐州绥靖公署，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华东和华中（徐州、郑州）的战事。

被围歼后的第一快速纵队。一名国民党士兵倒毙在汽车旁。

鲁南战役后，陈毅与缴获的M3坦克。

“徐州陆总”的设立，标志着国民党“全面进攻”战略的结束，也标志着“重点进攻”阶段的开始。

当时，顾祝同有两个任务，首先是“黄河归故”——抗战期间，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决口的黄河水在河南、安徽和江苏形成了千里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计划重新合龙花园口，使黄河恢复故道，让灾民回归家园。

这件事从民生角度来讲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军事上。

黄河改道，原先的河道就断流了。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干涸的故道附近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而现在，一旦河水“归故”，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势必将被分隔在黄河两岸，从而在军事上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项工程从“国共和谈”到“全面进攻”时期都没有能够办成，一直拖到“重点进攻”的1947年3月才最终得以实现。

“徐州陆总”的第二项任务是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这件事，一开始干得也不错。

在当时，顾祝同的手下真可谓是兵强马壮——24个整编师、45万大军，其中还包括了“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整11师和第5军——这么多的精锐主力集中在一起，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策略，呈纵深梯次向前攻击，解放军一时还真没有办法对付。于是，临沂、泰安等战略要地相继被国民党军攻占，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车终于可以开到北平了。

而就在这时候，又从西北传来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说起来，进攻延安的事情差一点就与伞兵有关系。

1947年春节过后，伞兵总队抽调五个战斗队（加强连）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准备对延安实施空降突袭。部队先是在南京进行伞降训练，然后又转到西安郊区进行地面模拟，并针对不同情况拟定了数套作战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团接近目标的同时，迅速控制延安机场（机场是乘车离开延安的必经之地），并对杨家岭、王家坪等重点目标实施攻击。

3月15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的运输机和轰炸机部队也已经到位。可到了18号，地面部队逼近延安的时候，胡宗南只是命令轰炸机起飞作战，却没有让伞兵出动。特种部队最后无功而返，于3月底回到了南京。

这次行动夭折的原因，西安绥靖公署的解释是“走漏了风声，延安方面已经有所察觉”——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从《汪东兴日记》上看，当时，解放军在延安机场挖了壕沟、布置了警戒部队——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号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依然坚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泽东主席最后还是经飞机场撤退的，真是够有胆魄！

当时，伞兵的行动计划十分保密，甚至连参谋处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内情，蔡智诚当然也就更无从知晓。从济南回来以后，他就被派到三青团的工作队，参与对付“闹事”的学生。

帮三青团干活属于“特务工作”，可以领取“特别费”，但这笔外快其实并不好挣，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学生们的情绪又很激动，稍微有点良心的军警都会感到左右为难，无从下手。

整个3月份，“蔡特务”都在为了沈崇事件和学生们吵来吵去，直到美国强奸犯皮尔逊被判了15年徒刑，大学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谁知道，4月中旬，学生们又开始上街游行了，这回的抗议主题换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甚至连大学教师也参加了进来，还打出一个很有名的横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反饥饿”运动是内战期间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也最为成功的民主风潮，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有利的敌后战线”。这场运动最初发端于1947年4月，正式爆发于1947年5月，并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底，运动的主力军始终是全国各大学的师生。

大学师生们为什么要带头闹事呢？算一笔账就明白了。

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为例。1947年4月，该大学普通教员（助教）的月薪为100万法币（蔡中尉此时的军饷为60万法币），这笔钱如果全部用来买米，可购糙米400斤，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600元；如用来买肉，可买猪肉100斤，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但若是用来购买黄金，即便按照1947年“黄金浪潮”的黑市最高价也可换得纯金55克，相当于今天的10000元。由此可见，物价上涨，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生活物资方面，物价高的情况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内战。战争的兵员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匮乏，战争的破坏又使农田荒芜，造成粮食产量下降。战争阻断了城乡之间的交通，使农副产品无法进入城市市场，随着战局的恶化，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也就越来越高。

这样的物价对有钱人的影响不大，肉价再高也触动不到富翁的神经；军政人员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在军队里吃饭是不花钱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时间内也有办法，因为只要胆子大一点，多到乡下去跑几趟，就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粮食。真正难以承受压力的是社会工薪阶层和大学的师生们。

1947年，“中央大学”的学费是每学期25万元法币，政府每个月发给学生8万元生活费。在3月份以前，大学生依靠国家补贴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现在却不行了，随着粮油价格上涨，4月份的伙食费需要10万元（北平各大学1947年夏季的学生伙食费为14万元），这样一来，学生们到了月底就要饿肚子了。

单身汉的大学生吃不饱，需要养家糊口的教授也不得不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虽然政府向大学教员低价供应美国糖果、牛奶和面粉，但教授们都知道那是嗟来之食，既不能保证长久也不符合道德规范（朱自清先生就坚决不领美国食品），大家都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必须停止内战。

于是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就因此形成了。抗议者提出了十几项要求，有的比较天真（比如要求“将教育投入提升到国家总预算的15%”），有的却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师待遇，要求学生的生活补贴费用随物价水平上调）。刚开始的时候，游行队伍还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喊喊口号，并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可到了5月份，局面却突然发生了恶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学生们的情绪反而更加激动起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万名师生齐聚首都，准备到“国民大会堂”举行示威，结果在中山东路遭到军警的野蛮殴打，一百多人被打伤，二十多人被捕，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5·20血案”。

南京学生们在中山路与警察抢夺水龙头。

从这一天起，“5·20运动”就伴随着那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席卷全国，运动的口号也在“反饥饿，反内战”之外新增加了一条——“反迫害”。

也就在1947年5月20日这天，从山东传来了张灵甫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的消息。

自内战以来，整74师一直是华东战场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重点进攻”的这两个月里，他们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战”的名声已经盖过了骄傲自负的第5军和谨慎保守的整11师，一举成为国军中功绩最为显赫的王牌主力，蒋委员长赞誉他们“代表了革命军人的精神”，甚至认为“只要有十个74师，三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就在前方“连连告捷”的时候，这个“革命军人的标志”却突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不免让大家惊愕万分。

整编第74师是在国民党军处于进攻高潮时期被歼灭的，这使得它的灭亡不像其他“几大主力”那样狼狈，甚至还带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在当时，伞兵总队组织军官进行了相关讨论，蔡智诚他们并不清楚战场上的详情，只是从通报上看到整74师是“被敌重兵合围”“弹尽粮绝”“力战而亡”的，因此认为其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友邻部队应变失措、救援不力；二是整74师携带的弹药基数太少，难以应付孤军作战的局面——直到这个时候，军官们仍然不愿意承认，人民解放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战胜国民党精锐主力的程度。

伞兵之所以讨论整74师的教训，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开赴徐州的命令——随着战局的恶化，原本“扈卫首都”的空军特种部队也要被投入战场了。

这道开赴前线的命令也宣告了蔡智诚的留学梦的破灭。

5月22号下午，参谋处长刘农畯传达通知：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伞兵部队原定1947年的留美计划停止执行，留待1948年度另行安排——听到这个消息，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一年多来，“留美预备生”们时刻都在盼望着能够出国进修，谁知道，就在行期临近的最后关头却发生如此变故，真让大家欲哭无泪。

5月24日，伞兵总队奉命离开南京，这时候正值“5·20运动”的高潮。

这一天，全国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国民政府镇压民主的暴力行为，来自华东各省市的学界代表聚集南京，慰问受伤学生、声援民主运动。一时间，中山大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人们用抗议的横幅、用反战的口号、用“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欢送”着走出军营的官兵。

伞兵部队在学生的咒骂声中艰难行进，大家都显得灰溜溜的。莫永聪郁闷地问同伴：“咱们到底为什么打仗？是为了保护他们，还是为了消灭他们？”

蔡智诚只好苦笑着回答说：“为了国家，勉为其难吧……”

“不管民众，只顾国家”，这就是蔡智诚当时的心态。

内战不得人心，这是国统区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当初挑起战事的时候，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原以为半年之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结果一年下来，前方陷入僵持，后方混乱不堪，政治糜烂、交通阻塞、农业破败、商业崩溃、厂矿企业的开工率不足20%，社会上民不同心，政府里官不同德，经济状况和国民情绪甚至不如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

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内战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许多政界要人也反感内战，因为蒋介石正利用内战排除异己，实行独裁，阻碍了民主的进程。不过在这时候，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政客学者都没有料到，这个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国民党军队将会遭到全面的溃败，国民党的政权也将会彻底垮台。

这时候的蔡智诚当然更加预测不到历史的未来，尽管已经意识到共产党难以战胜，但他却认为“如果就此停战，中国将面临分裂”，“唯有军事才能够挽救时局”。他觉得，政府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党国”的力量依然比较强大，如果再打一打，取得几场“决定性的胜利”，或许就可以使社会局面出现转机。

抱着这样的心态，蔡智诚走向了战场。

1947年6月，国民党空军伞兵总队在徐州编为“第三快速纵队”，由马师恭出任纵队司令官。

由伞兵组成的这个“第三快速纵队”其实是国民党军的第一支“全美械机械化部队”。

1947年10月以前，国军中真正的“全美械”部队只有第一批装备的5个师（新1军30师、38师、50师和新6军的14师、22师）以及第二批的4个师（第5军的45师、96师、200师和青年军的207师）——而这三个军也只是实现了“美械化”，并没有达到“机械化”水平，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人马还是靠走路的——至于那些带“整编”字号的单位，包括整74师和整11师都只不过是“半美械”，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机械化”了。

那时候，国军中的“机械化部队”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快速纵队”。它的编制规模通常相当于加强旅，实际上是由摩托化步兵与坦克兵合成的临时结合体。

内战期间，国民党装甲兵总部下设三个战车团。第1团在徐州，全部装备美式坦克，蒋纬国就是这个团的团长；第2团在郑州，坦克为英国的“维克斯”和苏联的T26；第3团先是在北平，后来去了东北，全都是日本坦克。

当时国民党军集中使用坦克的方式就是加入“快速纵队”。在伞兵之前，曾经有过三个快速纵队：第1快速纵队是由整28师80旅和战车1团的一个营联合组建的，这个整28师属于日械部队，所以第1快纵是日本的枪炮加上美国的坦克，不能算作真正的“全美械机械化”，他们于1947年元月在鲁南被歼灭；第2快速纵队是由整27师49旅加上战车2团的一个营合编而成，中国枪、日本炮、日本卡车、英国和苏联的坦克，简直就是个万国博览会，他们于1947年4月在豫北被歼灭；另外还有个“老的”第3快速纵队是由青年军207师第1旅加上战车第3团的一个营组成，美国的枪炮、日本的坦克，所以这个“老3快纵”也不能称为全美械。

就这样，一直到了1947年的6月，国民党伞兵与战车第1团合编之后，国军历史上的第一支真资格的“全美械”快速纵队才算是隆重出炉了。

国军装备的M3轻型坦克。

国军的战车第一团。

“第3快速纵队”以伞兵总队为基干，由12个伞兵队（加强连）和4个直属队组成作战集团，另外还配属了汽车团、炮兵营、战车营、工兵营、装甲车连、空中支援大队和兵站部。

汽车团（即辎汽26团，淮海战役中被歼灭）下辖三个营，装备340辆八缸福特和T234道奇卡车，再加上伞兵原有的六十多辆中吉普，部队可以全部乘车运动，实现了摩托化；炮兵营设山炮连（105mm榴弹炮4门）、战防炮连（37mm炮6门）和迫击炮连；工兵营由伞兵的工兵分队组成，担任扫雷、爆破和修建任务；装甲车连配备15辆轮式装甲车，这种“装甲车”其实是由两吨半的GMC卡车（美国通用汽车）改装的，车子前面焊5mm的钢板，另外三面焊3mm的，前头装一挺重机枪、后头架一挺轻机枪，于是就变成了一件攻坚的利器。

当然，真正的“攻坚利器”还是战车部队。配属“第3快速纵队”的是战车1团第1营的两个连，总共有20辆美制M3A3“史都华”——这种M3A3属于轻型坦克，战斗全重12吨半，装备37mm炮一门、7.62mm机枪两挺，标准乘员3人（驾驶手、射击手、弹药手），也可以再挤一个人进去当指挥手——蔡智诚也曾经钻进坦克里面过干瘾，结果在铁罐头里闷了一个小时，出来以后却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就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

战车1营的营长是赵志华[   赵志华，北京人，中央军校10期生。曾担任远征军战车营连长、营长，国防部战车一团副团长、团长，去台湾后历任机械化旅旅长、师长、装甲兵副司令、装甲兵学校校长，1963年因发动政变被军事法庭处死。]中校，这位赵营长是蒋纬国的铁杆亲信，当时的名声并不大，后来的名气却不小——蒋介石在台湾期间曾经遇到过两次“未遂兵变”，一次的主角是“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另一次就是“装甲兵副司令兼第1师师长”赵志华。1964年，赵将军决心发动“湖口事变”，提出“反台独”、“清君侧”（也就是要杀蒋经国），结果兵变没搞成功，自己却被抓了，害得蒋纬国也丢了兵权、只好远离政坛回家去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当时，“第3快速纵队”虽然装备精良、兵力雄厚，但指挥系统却是一塌糊涂。

“第3快纵”的主体是伞兵，但汽车、炮兵和兵站属于徐州剿总，装甲车和坦克车属于装甲兵司令部，空军支援大队（两架侦察机、一个战斗机中队）则由空军司令指挥。徐州、装甲兵和空军各派一个代表担任“副参谋长”（蒋纬国也是其中之一），马师恭司令调动部队的时候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协商，而这几位“副参谋长”又都是兼职的，平时并不在“快纵”办公，结果遇到紧急情况的关头，找得到这个却找不到那个，打起仗来就难以同时出动，也就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战术配合了。

不过，伞兵是“第3快速纵队”的基干，蔡智诚所在的特务队又是“快纵”直辖的战斗集团，所以每次出动都必须首当其冲，想躲也躲不掉。

1947年的6月，正值夏麦成熟的季节，这时候的国民政府正急需征调粮食供应城市，以解决“反饥饿”浪潮形成的政治困境，因此，伞兵们刚到徐州就接到了“武装护粮”的任务。

“武装护粮”，换个角度说就是“武装抢粮”。而蔡智诚他们的行动目标又恰恰是苏北的“恢复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和解放区。

这事情可就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