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切美少女爱沢花梨dv:药家鑫案：司法如何寻找民意

药家鑫案：司法如何寻找民意

来源：法制日报 2011年04月16日

　　情与法的纠缠是一种中国特色，当有人坚持法律权威时，总有人站出来高喊人情伦理，反过来更是如此。如果习惯了这种见怪不怪的情与法拉锯战，那就会明白中国的法官有多难

　　傅达林

　　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药家鑫案迎来了第三波舆情高潮：4月14日媒体报道，法院向旁听人员征求量刑意见引争议，受害者代理人张显向西安中院提出，坚决反对在此案中“问卷调查作为量刑参考”。同一天，西安中院回应称，“向旁听者征求量刑意见，是按照陕西省高院的要求做的。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执行征询意见的政策了。”(4月14日人民网)很显然，与前两波舆情焦点集中为“大学生缘何如此凶残”和“法院应当如何判决”不同，此次论题则更为直接地指向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个案背负的“公正焦虑”

　　从发展脉络看，药家鑫案十分清晰，原本不难作出判断。但在中国社会存在普遍公正焦虑的背景中，个案就容易超出本身意义而具备公共事件的属性。一开始，药家鑫案就已经成为集中民间公正焦虑的“肉身”，似乎有关社会的一切不满，都一股脑地投射到这起案件当中，“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一瞬间，公共议题丛生。

　　这样的舆情演变其实有着更为宽厚的社会背景。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明显搅活了舆论这“一池春水”，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发酵下相继成为社会“公共事件”，从杭州“飙车”案到哈尔滨6警察打死青年案；从许霆案到邓玉娇案，一件件刑事个案在网民的激情介入下，迅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介的崛起，网民表达更加便捷和畅快。在这种“人人都要替天行道”的网络背景中，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撞伤一名两岁多孩子的妈妈，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立即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难怪网民会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了。

　　同时，透过药家鑫案的舆情反应，我们不难看出民意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反感，以及对驾车撞人的激动情绪。以杭州“飙车”案、河北“李刚门”事件为典型，公众舆论对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犯罪堪称痛恶到了极点，尤其是当他们的犯罪都与驾车有关。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情绪，公众一接触到此类案件，便对嫌疑人的家庭背景有着高度敏感性，网民们更是对药家鑫父母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其说个案触发了公众底线，还不如说公众情绪从个案中找到一个出口。

　　公众宣泄的情绪中还包括对大学生教育失败的不满，以及对目前司法的不信任。“不能让善良只停留在课本上”，“学校教育之偏、家庭教育之纵，恶果如此”，类似的评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思。媒体对药家鑫的性格、家庭以及生活环境的考量，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之前的马加爵案和拿硫酸泼熊事件，这些大学生究竟是怎么了？同样让民众担忧的，还有司法如何判决的难题。从被害人家属到大多数网民跟帖，舆论站在了被告人的对立面，“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如果给他机会，那谁给无辜者机会”，这种直接诉诸“死刑立即执行”的情绪，甚至对辩护律师进行语言攻击的网民行动，虽然凸显出主流民意法治文化的缺失，但也隐含着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

　　不堪重负的“司法弱势”

　　上述所有的舆情，归结到一点就是聚集了太多的社会公正焦虑，当个案演变为公共事件，司法便难逃舆论拷问的命运。

　　杀还是不杀，这原本是现代刑事司法难解的困局，嘈杂的民意最终都与一纸判决相连，仿佛法官操持着的不是一个人的性命，更有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密匙”。在这样的期待中，不同的人都将判决视为验证自己立场的“开奖”，尽量扯开嗓门向法院喊话，企图左右法官手中的“判笔”。如此压力中，不光是辩护律师受到责骂，被告人的同学受到质疑，法官更是如坐针毡。例如，3月23日的庭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法庭并未当日宣判，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折射出了法官的难处。在我国大凡有点舆论影响力的案件，一般都不会当庭宣判，哪怕案情多么简单、法律适用多么明了。因为对于民意的考量，法院需要衡量各方观点予以定夺。

　　当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借由这样的个案寻找“出口”，所有的反思与警示，也都通过这样的个案寻找“辩题”，像法院这样的部门，最容易成为不堪重负的“弱势”。美国大律师丹诺曾经说过：我愿意为任何死刑犯辩护，因为所有犯罪都是社会给予的。既然如此，法院就无需照顾公众的情绪去解决社会问题，守好自己的本分即可。但中国人的逻辑是：一份不公正的司法判决，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就是给个人心里埋下了一粒仇恨的种子。甚至有论者妄言：药家鑫免死，必将动摇中国司法的基础，其破坏性可能是摧枯拉朽式的。

　　澎湃汹涌的民意，将司法逼到墙角，就连局外人一句稍不留意的话语，都可能引来网络拍砖。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关于药家鑫杀人的“弹钢琴说”，就遭致不少网民的责骂，甚至被斥为“犯罪漂白家”。这突出地显示出网络舆论的原生态特征，只要话题涉及弱势群体，网民往往不去仔细辨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一边倒地同情弱者，痛扁事件中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此背负下，法官落笔的手岂能不犹豫？

　　司法对接民意的“鸿沟”

　　或许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法院不得不在法律途径外去寻求一种正当性根据，于是有了庭审现场向500名旁听公民征求量刑意见的举措。毫无疑问，将问卷调查作为量刑参考，显然是要为将来判决寻找正当化依据，投石问路以民意作为分散压力的手段。

　　在这场舆论压力战中，法院恰如许身健老师所描述的“小媳妇”，只能寻求一种民意的保护。问题是，民意对药家鑫的犯罪会作如何判断呢？是非杀不可还是情有可恕？捕获这样的答案同样让法官焦头烂额。从3月23日开始，媒体报道和舆论焦点就集中在了药家鑫如何领刑上，坊间对死缓还是死刑立即执行的争论持续不断。而法庭向旁听人员征求意见，显然又犯了方向性错误。

　　一方面，问卷调查的对象限于旁听公民，并非随机抽选，而这些对象中有来自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音乐学院等4所高校的四百余名师生，还有当事人亲属，其立场不可能中立；另一方面，问卷调查针对的是量刑，而量刑比定罪更为专业、复杂，即便西方陪审团制度也只赋予陪审人员对“被告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判断的权利，而如何量刑是专属法官的“技术活”。正因为如此，该案第三波舆情才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法院。

　　究竟应当如何追求民意？这给舆论漩涡中的司法造成了很大困境。每一个人似乎都代表正义，每一种声音仿佛都是真理，处于各种动机和预设立场，不同的人在没有对案件进行全面、客观、冷静地了解下就先入为主，一旦判决结果和他们预想的不一致，就对司法审判出现情绪化的反应。因此，我们说民意不能随意介入司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模式和可操作的程序设计，以剔除那些盲动的民意，防止不理性的民意影响判决。

与西方不同，情与法的纠缠是一种中国特色，当有人坚持法律权威时，总有人站出来高喊人情伦理，反过来更是如此。如果习惯了这种见怪不怪的情与法拉锯战，那就会明白中国的法官有多难。如何让民意以正常渠道进入司法，并通过制度的巧妙设计有效地剔除盲动民意，使司法过程既吸收容纳了民意，又过滤了不理性的民意，我们面前显然还横亘着一道不小的“鸿沟”。而填充这道“鸿沟”，需要一套独立成熟的司法系统的崛起，也需要哈贝马斯倡导的一种“理性批判的公共领域”的建立。

跟帖

　　征询意见总比无视民意好

　　据报道，陕西省法院“庭审征询旁听群众意见”的举措，三年前就已经全面推开，并且一直是这么做的。西安中院的这次审理，也是照章行事，并非为药家鑫案别出心裁。况且此项制度，曾被评为“五五”普法十大法治事件之一(2010年)，足见它的积极作用不容抹煞。应当看到，之所以会出台这项政策，就是想通过公民旁听庭审、参与司法，深化审判公开，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增强法官的责任意识，克服法官机械司法倾向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应当是合乎情理的，而且在制度的操作上，还作了针对性的规定。

　　在我看来，庭审参考群众的意见，除了能保证民意的充分参与外，也反过来是一次很好的法律的普及。当各种意见激烈碰撞的时候，就能避免陷于偏激的地步，少办或不办冤案。想想当初，如果彭宇案能够广泛征询民众的意见，能造成那么大的舆论反弹吗？能带来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吗？以致有人断言，彭宇案的审理结果，使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一下倒退三十年！这还只是个经济赔偿的问题，涉及到脑袋搬家的大案，慎重对待，更是不可或缺的了。（雷钟哲）

听听民意不违背司法公正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了数十年，就是为了让司法审判更尊重和体现民意，接受人民监管。人民陪审员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旁听者，只是法律赋予其参与审判案件的权利，而不是坐在旁听席上。尽管旁听群众不是陪审员，但听听他们的意见，仅作参考而不是作为判案依据，至少没有违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宗旨和原则。

　　有人认为，参考民意审理案件，法律上没这个规定，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这样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依法公正审判，是最重要的司法原则，而民意最希望的就是司法公正。因此，参考民意审理案件并不违背司法公正的精神。事实上，过去一段时期里，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案件，正是在舆论关注和民意的呼吁中，才纠正了存在的明显不公，促成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和判决。（范子军）

　　听民意先摆平“两只耳朵”

　　法院有两只耳朵“左耳朵”朝向的是被告人以及倾向于支持被告人的群体，“右耳朵”朝向的是受害人以及倾向于支持受害人的群体，法院到底该用哪只耳朵倾听量刑的民意？

如果法院有意无意地选择“偏听”，并参考旁听公民的意见，那么，法院参考“左耳朵”听到的意见和参考“右耳朵”听到的意见所作出的量刑结果会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甚至能够左右一个嫌犯的生死。我们回到药家鑫案讨论这个问题，在西安中院开庭审理药家鑫案时，共有500人旁听，其中有400人是大学生，大学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药家鑫就读的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农民和受害人亲属只有25人，本来很多农民想要旁听，但法院对农民旁听人数进行了严格限制。我们非常担心：法院的“左耳朵”听到的声音会明显大于“右耳朵”听到的声音，一旦法院据此判决，不足以严惩犯罪行为，还会伤害法治公平。（李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