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中职单报高职:张耀杰 ：北大精神的改写与断送

北大精神的改写与断送 

经济观察报

张耀杰

北大精神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及其学生为主体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在三任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身上，曾经有过较为集中也较为充分地体现。北大精神的改写与断送，先后发生在马寅初、钱端升等人身上。

一、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精神 

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对于北大精神进行了经典解释：“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1923年12月17日，蔡元培的嫡传弟子蒋梦麟，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身份在北大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北大之精神》，进一步阐述了蔡元培的北大精神：“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至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难能可贵的是，蒋梦麟在演讲中特别谈到北大精神的负面效应：“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驰。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驰。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蒋梦麟打算“整饬纪律，发展群治”的“相当范围”，其实就是西方国家所通行的甲、乙双方相互平等、良性互动的契约规则、制度程序和权利边界。同年11月17日，蒋梦麟的留美同学胡适，在为留美政治学博士张慰慈的《政治概论》所写的序言中，另有这样一段话：“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实在是好人澄清恶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运用玄虚；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监督与执行，终久可以使奸人无所施其伎俩。” 到了1943年，蒋梦麟在《西潮》中另有反思：“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陋规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返观历史，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最大的败笔，就是过分注重“进德会”的以德治校，而没有切实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从而为部分教授尤其是浙江籍教授的党同伐异提供了可乘之机。据沈尹默晚年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土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 1923年1月7日，蔡元培因为不能容忍老同盟会会员、教育部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的恶劣表现，以“保持人格”的道德借口辞职离校，把一个乱摊子留给代理校长蒋梦麟及北大评议会。蔡元培离校期间，原本为了保障教育独立、教授治校而设立的北大评议会及教授会，反而在号称“法日派”的李石曾、顾孟余、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朱家骅、马叙伦、陈惺农等人的垄断把持之下，蜕变成为国民党方面强力推行党化教育的政治工具。蔡元培时代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的再度恢复与逐步完善，是1930年12月4日蒋梦麟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后的事情。应该说，至少在制度建设方面，作为继任者的蒋梦麟和胡适所体现出的北大精神，要比蔡元培表现得更加健全也更加进步。

二、北大精神的改写与断送 

1927年12月19日，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学会组织的校庆集会上，高调发表标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他所认定的北大精神，却与蒋梦麟四年前的同题演讲背道而驰：“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铖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批评那些总想让别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革命文学家”说，革命的目的“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同样道理，现代文明国家的目的，也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马寅初单向片面地让每一个国民“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的“所谓北大主义”，虽然依然打着“蔡先生”的旗号，却严重歪曲改写了蔡元培时代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反而与上海文艺界以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潘梓年、徐懋庸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家”，不惜“教人死”的极端高调保持一致。1948年12月15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及夫人乘坐空军大队专机离开北平，校务由郑天挺、周炳琳、汤用彤三人负责主持。1949年2月28日，中共新政权派遣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钱俊瑞等10人，来到北大校园宣布接管。同年3月9日，钱端升在致费正清信中写道：“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5月4日，汤用彤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钱端升为常务委员和法学院院长。 6月中旬，“被误解”的钱端升，在北大法学院组成以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学习内容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9月，他以社会科学界代表身份参加政协会议，并且在《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也是中国有史五千年以来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他划了一个时代。他继往开来。…即比之苏联亦无逊色。” 1951年6月1日，北大新任校长马寅初到校就职。8月2日，马寅初倡议全校职员开展政治学习。9月7日，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说是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人，响应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9月29日下午，周恩来应马寅初等北大校长及北大教授的请求，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为标题，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政治报告。随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观摩土地改革的钱端升，“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回校之后立即“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他在11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不仅承认自己“大大地错了”，而且开始卖友求荣。“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是他笔锋一转加以出卖的第一位师友，说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接下来，钱端升竟然把已故北大校长蔡元培，连同流亡美国的老朋友胡适牵连出来，充当政治清算的目标靶子：“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即以‘五四’来说，它诚然是在北京大学首先发动的，北京大学领导或参加的师生也特别多，但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稍微明白中共党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假如没有蔡元培的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也就是前面谈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就不可能于1920年3月在北大校园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来自湖南的师范生毛泽东，也不可能成为北大的图书管理员。但是，在当年的特殊氛围之下，钱端升这种以政治正确歪曲改写历史事实，进而彻底断送北大精神的表态文字，非但没有遭受应有的学术批评，反而先后赢得一系列的权位奖赏。同样是在1951年，按照副校长汤用彤的建议，北大没有在12月7日举行校庆纪念活动，此后的北大校庆日被改写为5月4日。1957年6月，反右斗争全面展开，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被划为“右派”。1960年1月3日，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政治喧嚣中，马寅初也不得不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从燕南园搬回自己的私家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到了1987年前后，钱端升在《我的自述》中，只是把发生在三十年前的这场政治灾难，简单概括为“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对于自己理直气壮地扮演过的直接断送北大精神的历史角色，却再也不肯以“应负更大的责任”的态度加以反思并且承担责任。

蔡元培诸师“会商”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蒋方舟

责任编辑 文娜

网文

导语index

近日，大学生药家鑫故意杀人案引起网友热议。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这样一起恶意杀人案件面前，竟有为数不少的同学联名上书，请求给药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药的师妹更是说：我要是他，我也捅……这样是非不分的言论，让国人惊呼“现在的大学生都怎么了？”

时值清华百年校庆，我们特意邀请了蔡元培等民国教育界名人，一起“会商”药家鑫……

清华北大老校长“会商”

清华马上就要迎来百年校庆了，您认为清华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

蔡元培：听说清华这次校庆标志的寓意是“又红又专”，可以说是当下清华精神的一种传达吧。但是，希望百年的清华，不要丢失传统精神，即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一直奉行我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和自由的治学理念，可是这种精神这些年来似乎失落了。

建国以后，蒋南翔校长打破了梅校长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的方针，开始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人才，创建了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直到今天，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也是清华领导们引以为豪的成就，成了清华的特色教育。

想当年，清华曾发誓，要在校庆100周年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是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没有用统一思想扼杀教师和学生思想自由的吧？所以我提醒清华的师生们，在你们校庆的时候，不妨到一教西北角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王国维纪念碑），看一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文里的“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的话语吧。

作为清华“终身校长”，您有什么寄语吗？

梅贻琦：今天的清华，处处透着喜庆气息。为了迎接百年华诞，二校门和百年清华学堂都修缮一新。可是我早就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的前任罗家伦校长也曾说，“要办好一所大学，光盖房子是不够的，建筑物内必须有学术的灵魂，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因此，聘请名师，几乎成为清华当时的“传统”。

我的前任罗家伦先生，聘请教师，毫无门户之见，皆以学术为准；1925年，北大毕业生朱自清执教清华，而此前，他只是个中学教员，并无突出的学术成果；1938年，西南联大聘请作家沈从文，后者小学没毕业，学位、成果等更是无从谈起。当时高校教授们的自由风气可见一斑。

而在学生中，流行着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如云，如海，如山；下联是：自如，自由，自在。何兆武曾在联大求学七年，忆及一生，他却直言条件最艰苦的那几年是最幸福的。他还用毕生的经验总结出，“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反观今日的大学，不缺大楼，独独缺了大师。诚然，中国的大学“学术氛围”浓厚，评职称、定薪资……无不跟学术沾边。但正是这种学术至上的氛围，让大学在功利的路上越走越远。认真的学术成了满纸谎言，抄袭和杜撰屡见不鲜；严肃的制度成了僵化的牢笼，扼杀了大学的创造力和活力。

我听闻后人言，不能把大学办成国企。可是你看，不是国企是什么？

天天说学术，却离学术越来越远：教授成了老板，学校成了追名逐利的公司，大学教育成了职业培训，对适应工作技能的培养压倒了在更高层次上对健全人格的培养。所以才会出现药家鑫、我爸是李刚之流。

近日，北师大董藩教授说“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你怎么看？

蔡元培：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以育人为第一要旨，以全面的人才教育为使命。我早就对学生说过，“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说，在育人上，首先是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然后才是教给学生经世致用之道。

可现在，我们的老师都在提倡什么？都在教学生什么？有一位研究房地产、好为惊人语的董氏同僚，竟然要求学生“40岁时要达到4000万身家，否则‘不要来见我’。”这种把自己当成学生家长的口吻实在让人生厌，因为他很不符合我们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中任何一种精神。学生的人格和教师是平等的，难道说不怀揣4000万存折见你，头就不应该抬起来？对这样的老师，具有独立之精神的学生，不见其又何妨？

北大开创之初，不少学生都把大学作为当官之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倡导大学是做学问之地，要先学会做人，然后要把对社会、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扛在肩上。然而，历史并非总是前进的，目前的大学又回到工具论上。不同的是，与我主政北大之前学生多把大学当成当官之阶梯不同，现在的大学则在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下，还把大学当做自己“致富”之阶梯。

功利主义的盛行，导致现在大学的精神迷失和精神虚脱何其严重，大学的灵魂“找不到安放的枕头”，所以一直处于浮躁、漂浮状态。董先生其实只不过是目前大学功利主义深入骨髓的一个极端案例而已。其他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很多大学举办周年校庆时，总喜欢对学生的校庆捐款搞排名，并根据捐款数额大小安排是不要坐校庆典礼的主席台上。

董先生敢说出如此惊人言论，其教育理念让人无语！不知道其所在学校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作为师范大学，这样的大学教育的学生在当教师后，会教给他的学生什么价值观？没有大学精神的大学不是大学，有些大学名为大学，其实早已把自己降格为我前面说过的专门学校—技校或职校了！

董先生说出“学生40岁没有4000万别来见我”的言论，还自觉十分有道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不以为错，反而理直气壮。老师的价值观都如此了，还能指望其教给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学生如果40岁时赚到2亿，董先生是不是应该主动求见学生，而不是学生来见他？

大学精神被谁拿走了？

蔡元培：历史有时候总是不断反复。后辈学者刘再复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人文学术方面，北大的近邻清华的现代氛围都极浓烈。而五十年代之后，清华一度失去生命的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实际上成了一座缺少灵魂活力的工学院。那个时代的清华，学校高举的是影响全国的“又红又专”的旗帜，而所谓“红”，实质上乃是充当言听计从、不能独立思想的乖孩子。在这种框架下，自然产生不了翱翔万里长空的雄鹰，只能产生规规矩矩的鸡群。没有强大人文素质的支撑，不可能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和各种卓越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后辈科学家钱学森的著名“一问”振聋发聩，可答案在哪儿？

一流的大学是制度文明的产物，绝不是政策推动和经费堆出的产物。我一直提倡教授治校，因为如果教授既是专家、又是管理者，大学就会按照教育的规律运行，而不是按照经济的或者行政的规律运行，这样就不会按照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评定教师职称、决定研究生发表几篇论文才能毕业、就不会按照某教授是否当官大小来分配研究经费、就不会出现有权者利益通吃的局面。就会让师生安心学术、思想独立而无后顾之忧。

中国要建设一批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那些顶尖大学应该抛弃与当前经济建设服务走得过于近的功利主义办学理念，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中国会遇到的的重大课题，这才是大学与技校、职校的不同分工所在。

近日北大对“思想偏激”学生会商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当年您做北大校长时如何对待偏激学生的？

蔡元培：我一直提倡大学的精神应该是 “兼容并包、自由思想”。回头看看我碰到的那些学生们，恐怕，北大需要给“偏激”重新定义了。

很多人对我和学生“打架”的事儿津津乐道。那次我真是气急了。你们学历史看历史也知道，当年的学生精神气儿多足啊，有什么意见先喊出来再说：“五四”胜利之后，他们取代学校当局，执行起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来，一旦不遂心愿，就以罢课闹事要挟；1922年，学校通过一项议案，因为讲义印刷需要费用，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每学期每门课收入讲义费一元，平均每学期每位学生负担不过六、七元。他们马上集合示威，反对这个规定，包围蒋梦麟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我闻讯赶到现场，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鼓噪叫嚣，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我气极了，让有胆的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同学们才渐渐散去。

还有一次，傅斯年来我家做客，喝醉了之后，他竟口出狂言，说“我们把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东洋小鬼子，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们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了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傅斯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愤青了，可是我也没说会商他，只是理性的提醒：“除非你做大将！”。正因为傅斯年的火爆性格没有被会商掉，才有了后来炮轰宋子文、攻倒孔祥熙的壮举。

其实，这样的事件，并非偶然。抗战结束以后的浙大，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因为被当时的浙江保安司令部被捕，接着宣称他在狱中自杀，引起了全体浙大学生的抗议。浙大的抗议浪潮随即引发了全国性的游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于子三运动”。

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很多，有小的如为了免费讲义，有大的如为了无辜的生命。共通的，是学生们敢于表达异见、敢于叫板我们这些所谓“大人物”的心态，是学生们不冷眼旁观，积极参与的热情。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于这些“偏激”的学生，一向秉承宽容和引导的态度。他们的确为我添过很多烦恼，但这样的热情和个性，是我所欣赏的。而热情并非凭空滋生，燃烧不灭的，需要的是一个完全宽松、自由的环境。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在西方文字里，还含有“解放”的意思。这两种解释都有不受外力束缚、自己作主的意思。胡适之曾经说，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而会商制度，大体正是某些人“异乎我者即非”思想的体现。曾在北大旁听的毛润之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我也曾说过，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

不让学生说话，这种缺乏“关怀”的行为，如若成为制度，恐怕，我们的名校，离世界一流会越来越远了。

近来，药家鑫及其师妹成为网民讨伐的对象。您能对这二人来个“会商”吗？

蔡元培：我这里想做一个设想，开车撞人后又8刀捅死被撞者的药家鑫如果在北大就学，会不会被会商？我想是不会的，因为据说药家鑫犯罪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学习认真、成绩不错，和同学相处也很融洽，也从来没有因小事批评过其学校，这样北大是绝对不会会商药家鑫的，可药家鑫还是会残忍的杀人、无视生命的价值，这样的弹琴的学生，这样的学艺术的学生，能对艺术有多少理解呢？这样的艺术系学生，只是会弹琴这门技艺而已，和艺术、和美育一点边都沾不上。至于李颖，北大在她说出“是我也会捅”之前会会商她吗？可能性恐怕也不大，因为李颖没有批评学校，即使在其他方面偶尔会偏激一次，学校是不是就会注意到也是问题。在学生数量太多的情况下，没批评学校的学生学校学工部的精力是否能顾及到也是问题。

批评学校是偏激，批评社会、制度等更会是偏激，更是要被会商的，可作为最高学府，北大不应该培养公共知识分子吗？而公共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成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牛虻”吗？

俗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前因必有后果，大学精神缺失导致教育偏离其应有的主旨，从而培养出不合格的学生，这其实和工厂把关不严、生产不对路，总生产出残次品是一个道理。把关不严和生产不对路就表现在智育、德育、美育的不平衡上。

在我出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一直强调要把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作为大学的重要责任。要求大学生砥砺德行。我曾说：“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我要求大学养成自由、平等、友爱之道德品质，养成服务社会的精神。

我的教育界同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同时指出，人格陶冶的要素是“坚强的意志和稳定的情绪”，强调知止、能静、能安、能虑的功夫。

因此，学校应着手的应该是如何育人，如何健全学生的人格，如何让学生有正确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而不是让“一群人”去威压学生，压制学生的一点点思想自由。中国大学教育的偏失之处恐怕在此！设若学校公民道德教育很到位，怎么有药家鑫和李颖这样的学生呢？又怎么会有像张妙这样的无辜者以生命作为大学教育失败的代价之一呢？

如果让我和梅贻琦先生会商目前的大学教育，我们会认为大学应该会商的是自己的大学精神缺失、公民道德教育失败，而不应是就一点小事批评学校的学生。

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春词（六首）

孔捷生
 

其一

春事纷繁恨隔篱，东风如刃裂春池。

一泓春水寒於刃，裁却春花弄影姿。

其二

碛西云外一声鸡，戈甲巡城疾马蹄。

十里春风无遁所，飘残桃李不成蹊。

其三

信缰肥马踏青时，试取吴钩去丑枝。

闻道血浆堪入药，归来净手复调丝。

其四

仙乐催花发上林，五陵年少自知音。

时人曰杀天应赦，今夕伯牙可碎琴。

其五

梁山早属祝家庄，羽檄犹飞白虎堂。

惟鲁聚文齐聚侠，盲词村鼓涉兴亡。

其六

车同轨日敕封侯，知有驿丞献莫愁。

争说茅山龙缩地，缇骑却掩绿珠楼。

                         写于２０１１年春

读者评点

捷生：

读兄春词，感受却是高台悲风，苍凉尽是，每寓之微，孤咏之嘅，壮而感怆之韵，不惟顿挫深长，更用事错综，阖辟纵横，逸怀浩气其间，非溯洄崇山峻岭又入清流者莫臻此境。好诗有道，拟转诸友共赏。荒寒未远，冬霆依稀，再道珍重！

岳建一

2011年4月9日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