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领导人定都北京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关于新中国的都城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南京，而建都北平。建都北平是毛泽东综合历史和现实，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的程序而确定下来的。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的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并为北京悠远久长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折服。早年他在北京生活时，就曾感慨：“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运动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

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动因还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鲜明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指出：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党内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叶剑英讲，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

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中共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中共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泽东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

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等人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

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并在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便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迁往北平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高瞻远瞩，集思广益，他定都北平的设想得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但这一建议要得到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批准同意才具有法定效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定都问题上与其他政权的根本区别。

1949年9月21-30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确定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