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三都房价新房价:中国的道德滑坡严重 政府也需要流着道德的血液

        对于中国的道德滑坡，政府层面似乎并不否认。本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就特别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 “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极言中国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特别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         温总理的讲话有大小两个背景。大背景是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严重，已经激起了人们的道德焦虑；小背景是上海某家私营企业出售染色馒头，再次激起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然而值得讽刺的是，就在温家宝总理讲话同时，国内媒体接连爆出了两个丑闻。其一是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天价餐费案，遭曝光后当局轻描淡写处理，仅要求退回超标费用，未有任何人受到处理。其二是中石化广东分公司被“深喉“爆出高达300万的高档酒品采购弊案后，该公司不仅不认真反思检查，反而组建调查组并把调查重点放到了谁是“深喉”上，扬言要对“深喉“要依法严惩。这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一个是国有垄断巨头，都属于“体制内”机构。如此轰动全国、影响恶劣的事件以这种方式收场，而政府却没有任何解释，两相比较，再一次让人们感到了当局“政治手腕”的高明。        再往前推，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面对舆论口诛笔伐，政府倒是狠了一把。然而几个官员撤职查办完毕，几个奶农被送上刑场之后，政府就开始玩起财务游戏。其中最令人不齿的做法，就是置全国数万患病儿童与不顾，把三鹿优质资产剥离、出售，然后判令三鹿倒闭，使得数万病儿及家长索赔无门。究其原因，就因为三鹿是国有资产，国家不能让资产流失。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个政府官员考虑了这些患儿利益？又有谁出来真诚地表示过歉意？如果再扩展开来，遍观近年来的强拆血案、低劣建筑、食品与药品安全事件，哪一个里面没有政府失责、失察，甚至于政府权力主动介入进行权力寻租的影子？         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统计，去年，中共又有4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既有国务院部委官员、地方行政首长，也有人大、政协、公安、法院系统高官及金融、国企高管，甚至还有纪检系统自身的蛀虫。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有不少高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妓。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为广大民众树立了太多的负面典型，使得温总理那高调的道德言论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这并不能说明政府在打击贪腐方面有多大力度，反而证明了在中国政府的长期纵容下，官僚们的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不能忘了中国是一个强势政府，社会上层和政府导向对中国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民间称“上梁不正下梁歪”，夫子有云：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负面典型对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杀伤力，远远超出了政府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努力。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了政府在社会道德建设中的失责与失范？政府和执政党搞不清自己的核心利益，总想着介入社会微观经济领域并从中渔利是个根子。在这一思维支配下，政府同时担当了球员与裁判的角色，在遇到利益纠纷的时候，很难保持公平与中立。这一自身定位失误，加上制度缺失，就为官员进行权力寻租、包庇贪腐现象滋生提供了舒适的土壤。可以说，政府和官员的贪腐霸道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道德。         在司法层面，因为迟迟未能建立法治社会，政府、官员和社会强势集团权力得不到约束。官员们权势熏天，言行出格，民众无法保障自己最基本的权益。眼看着当官的一个个发财暴富，贪赃枉法，为了维护政治或经济利益不择手段，连国家机器上的精英群体都如此堕落，又如何要求民众提高个人素质？如何要求商人们树立商业道德？中国的司法机构因为制度约束和人员素质影响，这些年正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作为道德底线并具有刚性他律作用的法律成为弹簧，成为了权力和金钱的奴仆，离奇判决层出不穷，挑战着社会道德底线。试举一例，人们今天讨论见死不救，就把原因归结为几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判决，一个荒唐判决促成一种社会现象产生，难道应该让民众对此负责吗？         温总理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这句话其实只说了一半，对于中国，如果没有政府和官员素质的提高，没有政府角色的转变和法制的力量的介入，任何想提高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平只能是一句空话。在道德建设上，口头的说教和运动式的动员苍白无力，必须把道德建设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才能真正提高中国的社会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