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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自我，从阅读开始 

文化辨析 2011-04-23 09:15:29 阅读710 评论37   字号：大中小 订阅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那么，该读什么好书？什么是“好书”呢？温总理就曾说：“学史首先要读书，读书要有选择。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我们称之为“名著”。

名著有什么标准呢？诗人博尔赫斯说，古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须具有某种优点的书籍；而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

世界上据说最多人阅读的作品是《圣经》，印量最大和长销不衰的也是《圣经》。一部作品真正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可测度的，无法判定它真正的价值。所谓经典名著，是在经过了时间历炼之后沉淀下来的宝石。时间越长，就越闪烁，看得越清楚。很多人认为，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经典名著，还是那些宗教典籍，它们是包含着智慧和信仰的产物，是“心中道德”与“头顶星空”的共同体。

联系中国读书界现状可以发现：两百年来在人类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有六个国家，分为三组：英、美，法、俄和德、日，主线是英美和法俄争雄，副线是德、日串导其间。用思想家顾准的话来说，就是“这二百六十年有两个传统，一个就是英、美的革命传统，引导出宪政民主制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经过法国古典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以至中国五四承接上去。”而在俄法和英美这对主线中，我们的读书重点似乎放在了“俄法”方面。这当然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使英美的政治思想模式曾漂洋过海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扎根，与法俄（欧陆）政治思想模式双峰并峙。但国内严峻的现实、救亡图存的逻辑困境使它的“经验理性”无法抗拒民族危亡和此后的意识形态高压的冲击。此后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默，虽然在极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心中仍时有闪现，但它不过是黑暗中的一道微弱的闪电，是无法引人注目的。在“革命”的氛围中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俯首称臣和激进的道德义愤几乎是在法俄的政治思想模式的逻辑框架内进行演绎，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性格”。它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

在此情形下，读书界的视点自然是弃英美而亲俄法了。然而，这种选择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却是极端不利的。原因是俄法书籍张扬的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神学，而这种政治神学论的基因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倒果为因，观念先行，政治思维神学化。政治的神学化必然要求有一个神来干预，求助于一个绝对的权威。政治神学化在统治者一端，首先呼唤奇里斯玛。“从外面踢进一脚，其硬性的方面，就是设立一个雄踞于世俗社会之上的超人统治。”其次是政治神学化在被统治者一端，必须设立公民宗教，或意识形态控制。政治神学化流被大众，全社会沉浸于在世俗而又离俗的政治狂欢节气氛。“上有奇理斯玛，下有世俗宗教，两者，足以击穿中间任何科层安排与个人隐私空间。”最后，政治神学化追求单一、透明的道德净化，形成对外封锁、对内封闭的闭锁孤立格局。“卢梭对异体间隔有着极其敏感的心态反应。这种心态有助于哲学理论‘异化论’的发现和深入，若进入政治实践，则产生相反效果：时间上拒绝时代进步，空间上拒绝世界文化共同体，难免走上闭锁局面。”六政治神学化恶化国内政治纷争，政治斗争道德化，出现首先嗜血症。“先验政治哲学从彼岸而来，把此岸世界道德化，因而此岸世界里的差异，都具有道德内容，凡有是非之处，必有善恶之争……是者为德为美，非者为恶为罪。”很显然，这种政治神学的大行其道，直接导致了中国二十世纪那场玉石俱焚的内战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国家积累与国内精英毁于一旦，社会转型也功亏一篑。

因此种意识形态化的阅读困境，布鲁姆才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把约翰逊博士的告诫“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改为“消除你头脑里的学院虚伪套话”。在他看来：“当今，很多长篇小说都因其社会用途而受到过分赞誉，一些只应称为超市小说的东西，被大学当成正典来研究。” 布鲁姆认为，阅读即是消减孤独和增强自我。阅读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完善邻居或街坊。虽然大家都怀着良好愿望，以为阅读有助于服务社群，但布鲁姆在这方面很实际，认为拯救自己最重要：“除非你变成你自己，否则你又怎会有益于别人呢？

时代在进步，每一个社会历史阶段，都不断有一些新的思潮、新的文化现象涌现出来，承认它，了解它，接受它，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所以，对于眼下的经典名著阅读，主流的态度应该更趋宽松、开放和包容。是时候摆脱旧时代的印迹和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思想塑造的旧模式、旧窠臼走出来了，让国民自由地选择、涉猎更多的文学作品，他们才可能确切地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在阅读过程中收获更多的新思维，他们的心灵才会烙上更深刻的现代文明印记。只有都拯救了自己，才能够拯救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