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监站整改回复单:认清教育面临的三大困境

认清教育面临的三大困境

作者：吴小钢

来源：作者赐稿

    当前，一谈到我国的教育，公众的满意度都非常低，抱怨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笔者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越来越觉得教育工作者的付出越来越多，为什么教育的效果却越来越不如人意呢?仔细考量教育的问题，其实，很多从教育内部显现出来的问题，往往来自教育的外部。当前，教育外部的社会前提条件有许多是非常不利于教育的，仔细分析起来，笔者认为目前教育至少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困境：

　　困境一：家庭独生子女给教育造成的现实困境。

　　独生子女从入托开始，就将一个家庭百分之七百(一个家庭七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希望和责任，自然地寄托和转移到了幼儿园和学校。学校承载着太多太重的希望和寄托。

　　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有着非常相同的特质：家庭成员自觉与不自觉地娇惯孩子，使得孩子无论身体心理上，还是意志品质上，都存在着天然和后天的缺陷。学校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有诸多因为是独生子女所带来的教育难题和困惑：如学生合作乐群习惯的培养，学生关爱体恤他人精神的培养，学生虚心接受批评惩戒品质的培养，学生抗挫纠错能力的培养，都面临着先天教育环境的挑战。在现实的教育中，家庭和学校往往在独生子女面前，不是迁就骄纵，就是束手无策，学生批评重了，轻则逃学离家出走;重则拿自杀相要挟，事实上，每年各地都有学生因教育的原因而走极端的例子，因此对教育分寸的把握使教师如履薄冰。

　　其实，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早就对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下有定论：苏联的妈妈不能只生一个孩子，将来是无法进行教育的。笔者强调这一现实困境并不是对咱们的基本国策有什么微词，而是强调我们要认清独生子女给教育带来的现实难题和困惑，从而研究如何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和困境。

　　同时，我们更要认识：面对独生子女学校的主要责任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独生子女的人生安全问题。现在的城市家庭是十分脆弱的，孩子寄托和承载着一个家庭太多的希望和幸福，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一所千人规模的学校，出一件安全事故，是千分之一的失误，而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百分百的灭顶之灾，就是百分之七百的希望的破灭，安全问题成为悬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困境二：社会诚信缺失给教育造成的现实困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运行过程中，事实存在着被广泛认可的社会诚信缺失的现象，这种现实存在给教育带来了诸多困惑和问题，笔者不想一一列举，只想就人们所广泛诟病的高考制度很难改革的现实做一点分析。

　　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使得我国教育在这一制度恢复的同时，结束了文革教育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低下的局面，高考制度恢复的功绩是大家公认的。关键的是这一制度，在30年后的今天，除了保留着某种选拔的功能之外，更有某种社会诚信仅存于此的象征意义。现实社会中，在选拔人才方面，似乎人们找不到还有哪种制度方法比高考更公平诚信的制度方法。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基础教育就不得不实施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推行困难的症结完全归咎于高考制度和社会诚信的广泛缺失，似乎有些片面，但不是没有道理。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被奉为又爱又很的对象，我国的教育走不出高考指挥棒下的怪圈，就不足为奇了，原来“应试教育”是社会诚信广泛缺失的必然结果，这种因果关系似乎有些荒诞，但它是现实。

　　尽管高考在不断改革，分省制定有差异的高考方案，一些名高校自主招生，名高中校长实名推荐学生等等，但一张考卷定终生的基本高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何况一些局部的改革面临着公平与诚信的广泛质疑。因此，高考制度还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延续下来，这就意味着在高考指挥棒下的基础教育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许，随着社会诚信的普遍确立，社会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来选拔人才，高考不再是社会诚信缺失而仅存的一块绿洲，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实施素质教育，才能真正走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困境三：资源分配不公给教育造成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只实现了前一半，的确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但是“共同富裕”的目标似乎还离我们很远很远。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广泛存在，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分配不公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多种矛盾的纠结，这些教育之外的矛盾又总是在教育内得以显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教育又往往成为社会不公的“帮凶”，因为社会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教育的不公平。尽管我们普及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教育的不均衡还是广泛的存在着：城乡的差别，东西部的差别，城市内部学校之间的差别是有目共睹的。重点学校、示范性学校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择校”现象的普遍存在是教育不均衡和不公平的必然结果。这就导致本来教育不是用来筛选人的，却变成了社会筛选人的工具。“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在现实中却被貌似“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堂而皇之引向歧途，教育打着“因材施教”大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一张考卷使人“心服口服”地就范于隐形的社会不公原则，教育又在这里堂而皇之的扮演着实施貌似社会公平的角色，教育陷入貌似公平实质不公平的悖论。

　　某些“县中现象”演绎着近乎野蛮和恐怖的教育故事，加班加点，题海战术，死记硬背成了应试教育的常态，师生不堪重负，但是，社会底层的农家子弟还有什么比这更畅通的渠道走向上流社会?因此，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似乎成了基础教育的必然，加之地方官员的政绩观更是推波助澜着使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成为基础教育的顽疾。

　　另外，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人们的心里承受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一些人内心矛盾郁结，采取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他们无法与社会强势群体抗争，只能找更弱的社会群体实施对社会的报复，因此，直接威胁幼儿园和中小学的安全，这种教育的环境，不得不使我们的教育背上沉重“十字架”。

　　认清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为教育工作者工作的不足和问题进行开脱，也无意号召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去改变这种困境(教育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困境)，更不是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而因此无所作为，而是提醒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如何在这样的一种目前还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困境中从事我们的教育工作(知不能为而为之)，从而显现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崇高、悲壮和神圣。同时，也是想提醒社会公众不要一味地抱怨教育如何如何，应该身体力行地为教育创造更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