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标签设计:发挥“文化生产力”作用 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

发挥“文化生产力”作用  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

□本报记者  项江涛

丹增，藏族，1947年12月出生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荣获“2006年文化产业年度十大人物奖”，“2007年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2009年亚太文化产业成就展特别荣誉奖”。
代表作品有报告文学《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太平洋风涛》，小说《神的恩惠》、《江贡》，散文《童年的梦》、《生日与哈达》，专著《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电视剧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驼峰飞虎》等。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多重功效，对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然而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以及认识等方面的不足。如何促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记者近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同志。

解放思想，首先是解决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要认识到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其次要认清文化产业的核心问题是抓人才、抓繁荣，做有标志性的作品。

走政府促动、品牌带动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家都知道您在探索、开拓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比如在推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云南模式” 受到社会各界称道，那么作为“西部重镇”的云南对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丹增：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与政治密切联系，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突出，文化有了姓资姓社的外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改变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取向，文化不再和政治画等号。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经济价值、产业价值、经济属性。
云南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云南文化产业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提出，从2002年开始启动。文化产业是无污染的，集知识性、智慧性于一体的富民产业，文化在百姓中，创造的财富也属于百姓。可以说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是观念更新的产物，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具有前瞻性、系统性、连续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解放思想，首先是解决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要认识到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其次要认清文化产业的核心问题是抓人才、抓繁荣，做有标志性的作品。
    现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云南的支柱产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布局中，大多数西部省区仍然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应该借助多姿多彩和丰厚的民族文化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走政府促动之路，通过政策制定、项目引导、业务指导、投资导向等各种法律和经济手段，集合各方力量，全面提升当地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古丝绸之路、兵马俑、九寨沟、三峡、古格遗址、莫高窟、香格里拉、丽江古城等等文化品牌的重塑和带动，本身就是一个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也衍生出许多新兴的文化产业发展领域。
我们提出：“以会展培育文化品牌，以市场整合文化资源，以交易创造文化价值，以论坛汇聚文化信息，以科技推动文化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要面向广阔的农村，着重抓好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西部文化产业发展与扶贫攻坚相结合的有效着力点，同时注意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但也不能把文化产业发展理解为单纯的经济行为，必须着眼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发展文化产业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是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广大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

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是两个概念，现在有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除了公益文化事业，文化里面有一部分可以搞产业发展，但文化决不能产业化，不能把政府应尽的责任都商业化和产业化。

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是两个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中，我们该如何认识、把握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
丹增：在文化产业刚发展时，人们盲目跟风的心态会影响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是：积极保护，充分利用。利用与保护之间是有矛盾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是都要变成钱，要有理性、负责的态度。任何歪曲、庸俗化都会从根本上危及、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现在社会中存在一种现象：钱高于一切。如果这种思想渗透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文化产业一定走歪路。实践证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过分商业化、概念化的现象，许多古迹、文物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在各类以“保护”、“开发”为名义展开的经济活动中，存在对民族文化曲解、庸俗化的倾向，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纠正。
我们需要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并把握好两者的关系。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是政府对人民群众应尽的义务，不能推卸责任，不能把一切文化都经济化。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是两个概念，现在有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除了公益文化事业，文化里面有一部分可以搞产业发展，但文化决不能产业化，不能把政府应尽的责任都商业化和产业化。
 同时我们还要纠正一些错误的认识和思想，树立正确的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人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甚至有人提出经济效益等同于社会效益，这是错误的观点。我们应该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近期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必须坚决纠正和取缔错误的思想和文化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主要的思想倾向是什么？
 丹增：我国文化产业由于起步晚，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思想、认识等方面的不足或误区。官场、商场、学场都流行一股三躁风：急躁、浮躁、暴躁，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躁风综合征的心态，就会歪曲我们的传统文化，动摇文化信念，误导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不良的文化影响和结果，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文化是有精神力量的，如果把文化的精神信仰用浮躁的心态对待，文化的功能就会丧失。高雅的文化庸俗化是很可怕的，现在很多文化产业的项目成了“挂羊头卖狗肉”，挂着文化产业园的名号、借文化产业发展之名搞房地产，搞“文化圈地运动”，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着不理性的情况，文化产业发展才仅仅几年的时间，就已经开始破坏文化了。
 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正确的方针、正确理性地来发展文化产业，这需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产业人才，既懂传统文化又懂现代文化，要有世界眼光、了解国际文化趋势。每一件文化产品的生产，都凝聚着文化艺术人才的心血和灵感；每一次文化产品消费，都是一次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潜在的心灵沟通与交流，这一特殊的规律，决定了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着格外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培养、发现和使用好人才，就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强劲的推动力。用人才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只有“走出去”，才能加快中外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通过自觉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使中华文化保持持久活力。

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就我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而言，国际影响却很小，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怎样促使我国文化“走出去”？
丹增：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外相比还是非常弱小。弱小的根本原因是：思想不够解放，对文化不理解不认识。在各项文化产业建设中，要有国内和国外两个“舞台”的意识，既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要充分利用经济发展优势、人文资源优势、人缘地缘优势和文化品牌优势，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提高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积极主动地传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在世界独树一帜，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学会如何做人，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是去传播文化，而不是去抢、去殖民。中国是世界第一汽车市场，中国奢侈品的消费今年增长了46%，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也逐渐提高，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因有钱而被尊重变成因为中国人有道德而被尊重。这种认识的改变是中国文化力量的体现，我们讲综合国力的提升，不是靠武器，也不是经济，能够真正长远影响一切的是文化。
 现在应该是向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要让世界明白中华文化是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2500年过去了，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孔子热”，孔子的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存在，孔子学院和讲堂吸引了世界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在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下，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民族和区域的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从而促使文化正冲破国家和民族的壁垒，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
 中国的发展成就已为全球认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与全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参与，同时国际社会也需要认识真正的中国。我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政府引导下的全方位自主文化创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吸收先进文化，重视二次创新，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要通晓国际规则、整合全民族传播渠道资源和传播工具资源，主动沟通世界。提升沟通世界的效率和利益，要有效整合立法资源、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重视并加强国民教育投入，保障中华文化持续传承与创新的源动力。中华的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相通的。只有“走出去”，才能加快中外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通过自觉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使中华文化保持持久活力。

我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发展早期，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国外资本以金钱作为钥匙进入文化产业，并用西方那一套标准改造、包装原有文化形态，使我们文化产业中传统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乃至变质。

国外文化产品大多带有意识形态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国际上一些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有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做法？发展文化产业对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何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丹增：外国可借鉴的经验很多，欧洲文化产业以及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可借鉴之处。国外做文化产业是先研究文化的精神价值，再讲文化的经济价值，在文化精神价值的条件下研究文化的经济价值，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就是要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注重发挥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
比如美国，就是不仅仅通过文化产业来赚钱，还要通过文化产业输出他们的价值观。韩剧也是以输出文化精神为主，根本目的不是赚钱，在韩国电视剧拍出来之后政府会无偿支持翻译成中文并输入中国，欧洲国家也是这样。反观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社会上有一些所谓的“文化人”脑子里只有一个“票房”的概念，为了钱、为了名，别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不惜迎合国外的一些恶意的需求。
国外文化产业的发展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文化人才有三种类型：制作人才；管理人才，其中复合型人才又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既懂文化又懂经营的人才；经营人才，靠知识和智慧弘扬文化的标杆人物、标志性人物，这些人注重创作。
我们的文化表面上繁荣得不得了，每年创作几千部小说，但是没有大师。缺少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标杆性人才。比如梅兰芳这样的京剧大师现在没有了，同样可悲的是我们现在没有评论，而评论能出大师，出杰作。每年有大量奖项诞生，各种文学奖、影视奖，一些人得到这样的奖项和评论，电视报道了、报纸刊登了，但是作品根本没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电影和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却没有把这些好的东西传播出去、引起更多人共鸣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美国大片的影响，很多人高呼“狼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丹增：是的，曾有学者不无危机感地指出，“一件文化产品即可颠覆我们精心培育的青少年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实力强大的国家凭借着资本优势、产品竞争优势等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文化市场形成强劲的压力和冲击。更为突出的是，这些文化产品还负载着诸多的观念意识、价值判断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对文化产品输入国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观念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何使本国的文化永葆活力和吸引力？是对每个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问题。一个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成长壮大，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准确定位政府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并充分正确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我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发展早期，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国外资本以金钱作为钥匙进入文化产业，并用西方那一套标准改造、包装原有文化形态，使我们文化产业中传统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乃至变质。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有辨别、有针对性、合理地引入文化资本。今天我们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面向全国，而且必须面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并不是固守，也不能单纯地消极防御，走出去，才是最有效的防守，让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占据更大的份额，是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更好的途径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