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代操作系统:大道国学：GDP是咋样爬上神坛的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对于“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我等常人的确不易感悟。而诸如“郑人买履”和“纸醉金迷”及“叶公好龙”之类的俗语典故，中国人一般都很熟悉，也很容易理解。再通俗一点来说，就是目的与手段和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在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两千多年后，中国人是不是比以前更智慧更聪明呢？应该是，但事实上却未必。于是，我们现在终于才发现需要重读经典，需要回头重新“补课”。但问题是，我们对字面上的经典语言，会不会还是停留在“郑人买履”和“纸醉金迷”及“叶公好龙”的字面语句上呢？

话说自GDP这个洋玩意流行中国以来，直烧得13亿国人心浮气躁神魂颠倒。洽如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所唱：“------春夏秋冬，忙忙活活。急急匆匆，赶路搭车。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闭上眼睛就睡呀！张开嘴巴就喝。迷迷登登上山，稀里糊涂过河------”。就这样急急匆匆忙活了30多年后，中国人似乎才突然反应过来，大家似乎都感到是被这个GDP给忽悠了！于是乎，连同当年积极引进和大力推销GDP现代理念的“精英”专家们，也与社会大众一起口诛笔伐猛批“GDP崇拜”。于是，有媒体欢呼：“别了，GDP崇拜！”与此同时，“精英”专家们，又不失时推出的另一个很亮眼的新技术概念“幸福指数”。岂料，已经被推下神坛的GDP抗跌力超强，且大有与“幸福指数”继续争风拉锯之势。

我们不妨先来看几条相关时讯，然后继续讨论。

【1】告别唯GDP论成全国共识 幸福指数成为政治导向
据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3月03日报道，别了，GDP崇拜。2月中旬，从邻国日本传来消息：中国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然而，在刚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公布的“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悄然调低至个位数。此前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30年前，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开始将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GDP一时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快慢的“硬指标”，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硬指标”的时候，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发生。人们在重新思考一个常识问题：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已经到了付诸实践的阶段。“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导向的轮廓正在不断清晰，而它如何通过全国“两会”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1）走到尽头的“唯GDP”

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过经济逐步萎缩的日本，仅仅是时间问题。然而由于中日特殊的历史关系与现状，这仍然引发了巨大的波澜。甚至有人撰文考据称，历史上中国的GDP曾经三超日本，分别是直至清末漫长的封建社会、二战刚刚结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

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在来到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2）GDP的光荣与梦想

与其他重要经济模式一样，1949年之后的中国最早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脱胎于前苏联，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这一体系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MPS与西方国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区别，是SNA将服务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等同看待，而MPS仅核算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199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细心的人会发现，GDP在中国的地位确立几乎与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同步。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有不少人笑称，“GDP是个水货”，因为已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怪现象：地方公布的GDP总和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以去年为例，全国31省市GDP加总之和为43.0038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GDP为39.7983亿元，高达3.2亿元的差距占全国GDP数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数据之下，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甚至曾经极端地建议，“由于统计科学性和地方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统计”。但是看起来，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全国“两会”前确认，“十二五”规划中依然有关于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专家均认为地方很难不提GDP指标，“如果地方都说不要求GDP，那么中央目标怎么实现？”

（3）肯尼迪的疑问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大概都还记得，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中国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

（4）重庆：民生导向“共富”梦

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重庆已开始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前一天，重庆市政府开始兑现公租房民生承诺。按计划，从3月2日起，2010年开工建设的约20万套公租房将陆续登场，进入摇号配租程序。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甚至告诉下属，“我们的出租对象，不讲户口，讲常住。重庆要建现代化大都市，天下人来了，我们都是一样对待，要有这样的胸怀。”“有租无类”的做法只是重庆近年来追求“共富”理想的一个细节，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之后，重庆市民生领域的改革正在深入。

在重庆市计委工作20多年的杨庆育如今是市发改委主任。在他看来，重庆的民生探索之路最初源自城乡差距的现实。2006年，当时的城乡区域的收入比为3.5:1，而当时全国的比例大致是3.32:1，高于全国的平均比重。杨庆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下半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开始在基层做大量调研，发现了大量的民生问题，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在杨庆育看来，正是这些在调研中发现的民生问题后来被概括为“五个重庆”。

2010年12月，重庆市2011年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在十大民生之上提出“共富”理想。他说，“共同富裕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少数人的富裕绝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随后完成的重庆市“十二五”规划中，共富的梦想更加明确：确保把基尼系数降到0.35左右，并使50万绝对贫困人口基本脱贫，到2015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一时间，比起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足足提前了5年。

巨量公租房建设的背后，可以看到以政府为主导、国企为后盾的大手，但这只大手能否良性运转，决定民生导向的未来。崔之元曾撰文专门分析重庆巨额的民生支出的制度基础和支撑点，一是国资增值，另一个就是地票交易。2008年12月，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利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的政策，先将农民的宅基地和乡镇企业废弃厂房等农村建设用地复耕为耕地，由此生成一个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即地票)，并将这一指标拿到重庆土地交易所交易，交易所得再按一定比例分给村集体或农民个人。“严格说来，土地交易所进行的并不是土地交易，而是地票交易，是土地利用指标的交易。”崔之元说。

无论外界质疑如何，重庆仍在坚持自己的“蛋糕”逻辑，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在上述2011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市长黄奇帆提出，除继续推进公租房、户籍等改革外，今年重庆的改革重点是探索收入分配。

（5）走出增长主义陷阱，提升民众幸福感

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计划或规划。种种迹象也表明，地方政府已经领会了这一变化的政治意图，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但是，这一转向能否顺利完成，需要实践检验。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发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发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超常规增长。但是，超常规经济增长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过分地追求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的结构必然发生扭曲，政府会偏离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经济学界热衷议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就是增长主义的产物，而这种竞争展开的前提就是官员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后果，在拆迁、征地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这个时候，高速经济增长就变成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游戏。不错，经济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GDP总量逐个超越各个大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在制造紧张、冲突，由此形成的增长结果，也引发人们的质疑、不满。

可以说，单纯追求增长的增长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十二五规划建议》不再设定GDP量化指标，表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增长主义的危害，而试图改弦更张，引导各级政府关注民生，关注民众的幸福。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实际上，执政者很早就意识到了增长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于2005初年提出了“和谐社会”纲领。人们也曾热烈地期待治国理念和政府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型。但过去几年，这一纲领很少被人提及。增长主义依然凭其巨大惯性，支配着整个政府与社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一种制度架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因为，这样的制度架构会创造出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从现有的制度中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会拒绝改革。最为典型的就是拆迁、征地制度。

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过分地追求增长速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在现有体制下，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中国的政府体系大体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负责。在这样的体制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就会在这方面努力。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比如，加大民生类型的考核指标，当会引导各级官员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民生。

不过，光是调整这样的考核体系，还是不够的。事实上，从考核增长业绩转向考核民生业绩，考核民众的幸福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增长业绩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长率、财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资总额，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但是，民生、民众的幸福感，却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很难量化统计。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须借助量化指标。这样，即便建立民生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很可能出现民生投资的空心化，政府关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设，而不关心民众是否从中真正获得了好处。

当然，如果真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也并不困难。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因此，一个以民众幸福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须是一个民众可以方便参与公共治理决策、尤其是预算决策的民主的治理体系。

【2】国家统计局：31省市区GDP之和超全国总量近3.5万亿

据新华网2011年03月04日报道，国家统计局摆放在“两会”新闻中心的一份统计信息资料显示，31省市区2010年实现的GDP加总之和为43.2738万亿元，超出其公布的全国总量近3.5万亿元。而一项来自各省份地方“两会”制订的2011年的GDP增速目标统计中，显示有20个省市区调低了增速预期，8个维持不变，有3个则调高了目标。

【3】成都副市长：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地你可以找我拼命

据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11年03月04日报道，成都城乡统筹试水工作被当地官员称为“千头万绪”。七年改革探索中，成都提供了哪些经验？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进一步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攻坚”？本报记者专访了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平。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城乡差距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孙平：当前我国城乡土地不同权、不同价，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农民的房子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流动，只能自住。同样是土地，农村土地被附加上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社会保障。所以，要使城乡土地同权同价，就要向农村覆盖公共服务体系，把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剥离出来，使土地流动的束缚得到解放。这样，农民即使没有土地，依然能享受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即使没有房子，也能得到住房保障。

中国青年报：成都市的改革如何破解这个困难？

孙平：我到农村调研的时候，农民问我：改革都改些啥？我告诉他们：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土地，你可以找我拼命”。

关于农村产权改革，初期基层干部群众有很多问题，我告诉他们，村里的事情由你们自己来定，我只提一条要求，那就是：个人的财产权个人说了算，他人和多数人都不能干预。我提到过的困难，都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突破。成都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可以概括为“三化”，即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

【4】网闻博评：告别GDP，需从理清目的与手段的逻辑关系开始

从GDP技术指标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到“幸福指数”技术指标给我们带来的难题，都是把我们困在了技术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上。这说到底，还是工具方法与手段的技术性细节问题。而太过关注于技术细节问题，正是造成我们宏观战略和全局系统性困难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若跳出这些工具手段的技术性思维迷雾和陷阱，我们首先还是要问，经济增长的目的又是什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哪里？毫无疑问，排位最前的选项，首先应是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其次应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再就是不断增强国防实力以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和主权领土完整。最具概括性的一句话，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制度保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国家根本大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和人民民主权利。我们现在若要认真反思GDP，要真正告别“GDP崇拜”和“唯GDP论”，就必须从这些根本的方向和宗旨上进行理性思考。

我们整天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告别GDP之所以会成为全民讨论的共识，就是因为3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唯GDP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的人性道德沉沦，不但严重背离了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初衷，甚至还破坏了最基础的社会公平公正，并且还在制造着官商勾结的腐败和分配不公及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不稳定隐患。所以，不从根本的宗旨和方向上进行拨乱反正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仅在工具手段和技术细节上做文章，最后难免还会掉进“幸福指数”虚化失真的“技术陷阱”。

事实上，所谓的“技术崇拜”、“市场崇拜”、“唯GDP论”及“唯生产力论”，都是非人文精神的“拜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即使是现代物理等自然科学，也存在一个真空恒温恒压的“理想状态”假设与现实条件下的参数试验比对。更何况对于民族文化地域背景千差万别的人类社会，怎能以“理性人”的假设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进行物质化的技术设计呢？而建立在这样的“理想市场”技术经济学基础上的GDP统计数据指标体系，又怎能不被唾弃呢？有人鼓吹的“专家治国”和“精英治国”思想，其最成功的产品设计，便是“被增长”、“被富裕”、“被中产”和“被幸福”。因此，要与GDP一同告别的，还应包括当初贩卖推销GDP的“精英”专家们的强势话语权。

【5】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首先要夯实公平正义的根基

人们现实生活的幸福感缺失，首先来自于贫富两极分化的尊卑贵贱社会等级格局挤压。没有最基础的人人平等，就不会有公平公正可言，更谈不上绝大多数人的尊严。正如网闻博报小社员此前的《大道国学：“美元航母”的“网络军演”》、《网闻博评：给“两会”代表委员说愿望》和《大道国学：地球将是谁的私家庄园》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私有化的分配不公，是社会上所有分配不公的源头。市场化“资本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必然加剧贫富两极分化。文化良知交易的市场化和权钱交易的市场化，只能造就“金钱民主”的“普世价值”乐园。私有制市场化的产权财富全球化流转，一直在加剧着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精英”们推动中国与私有化市场化国际惯例接轨的最终结果，也势必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等级分化。至于GDP，仅仅只是这个市场化“狗皮膏药”的产品标签。

所谓带“血的GDP”，正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和人的生命尊严被市场化践踏的控诉。这里不仅仅有葬身于矿难安全事故的工人，还有“世界工厂”里“13连跳”的富士康工人，更有众多遭暴力拆迁致伤致死的农民和市民。譬如，2009年11月13日，发生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唐福珍“暴力抗法”事件，就曾经引起全国关注。同时，也让全国人民见识了成都市城管队伍工作作风的强悍。不知道这样的图景，能否给成都市的“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提供一个注解？

农民问我：“改革都改些啥？”

我告诉他们：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土地，你可以找我拼命”。

今天，这位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的工作理念和魄力，也的确让人很震撼。

再回到人人平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首先是一个人性化的社会系统工程，而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干瘪枯燥的经济专业和技术数据问题。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感情，是“人民公仆”们团结带领群众共同克服一切困难的传统法宝。人民授权和委托“人民公仆”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责，自然就有权提出批评和监督。而人民行使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正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只要是“人民公仆”在做顺应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心愿的事，又有几个人会无理地去“拼命”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表现考核，最专业最权威的“考官”，还是最广大的人们群众。如果非要搞一个幸福指数，社会上有幸福感的人是占多数还是少数，结果不就是明摆的吗？这还需要再烦劳“精英”专家们去技术设计攻关吗？

事实也证明，“蛋糕”分得是否公平，跟“蛋糕”的大小没有关系，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没有关系，跟GDP大小更没有关系。要说关系最大的，恐怕首先还是“人民公仆”的“公正之心”。

“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幸福感最强”的重庆人民，已经正在给我们展示出无比的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