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熟女 老司机:浩然是怎样创作《金光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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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是怎样创作《金光大道》的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9周年

刘国震

《金光大道》第一部书影

     浩然是新中国成立后靠自学成长起来的一位勤奋、高产、影响广泛的作家,是一位毕生坚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写作的作家,是实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典范。他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于人民中间,追踪着时代的脚步,“写农民,为农民写”,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一直写到改革开放,跨越了“十七年”、文革、改革开放三个时期,而且在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广有影响的重要作品,创作出版了包括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和儿童文学《幼苗集》《大肚子蝈蝈》在内的80余部、计13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波澜壮阔的艺术画卷,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壮丽史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至今仍闪耀着动人的艺术光彩。限于篇幅,本文只简略地谈一谈《金光大道》这部备受争议的作品。

 

 

 

                      毛泽东文艺思想,铸就了浩然的艺术生命

   

     浩然是一位具有坚定政治信仰的革命作家,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他少年时代抱着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的朴素心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并在新生活的感召下刻苦自学文化,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用手中的笔“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为革命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浩然对人民领袖毛泽东充满由衷的爱戴与敬仰。他说:“因他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才大胆地做起文学梦;因他制定的革命文艺纲领指引,我这样一个半文盲,才有所遵循地一边补习文化知识一边苦练手中的笔,终于使好梦成真。”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浩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说:“人们的信仰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不可以由于偶然的外界什么人、什么力量一讨厌一反对,就能够改变得了。信仰决不同于赶行市的萝卜、青菜,新的就一定比老的鲜亮、值钱;尤其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作家,应该把他的信仰比作常青树,越老越绿得苍劲壮美,越老越绿得坚强不衰。不具备以这样的精神和品格为锻炼、追求目标的人,就不配‘革命作家’这个圣洁的称号。”[1]他还说:“我一直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本‘经’是‘普渡众生’的真经,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今天和今后,不论政治、经济、社会的形势发生怎样的变迁,我都敢于挺着胸膛宣布:我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2] 1952年春,浩然在河北省团校学习,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欣喜不已,一口气读了两遍。他后来撰文回忆当时的情景:“它像是当空的太阳,把光和热都融进我的心里。我的两眼明亮了,浑身升起一股强大的信心和力量。”[3]浩然对《讲话》的真诚信念来源于他自身的生活和艺术实践。《讲话》的基本精神和许多方向性、根本性的观点,决定了他一生为人为文的信仰和主旋律,决定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他深有感触地说:“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不仅仅是创作素材的源泉,也是创作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同样是写作者的信心的源泉。……我要想使自己的艺术青春尽可能地延长些,就要嘴含住《讲话》的‘乳头’不放开。不管风云还有什么变幻,潮流还有何等起伏,相信《讲话》这个真理的太阳会永放光芒。”[4]1982年,他这样谈到他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成为作家的经历:“只因有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群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走过来的、曾经被剥夺了上学读书权利的工农后代,才能够不仅拿起笔来写自己的生活,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成名成家了”“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灵魂和总纲领。《讲话》发表的时候,我还是个10周岁的儿童。由此开始,我先间接后直接地受到它的阳光照耀、雨露滋润。……纪念《讲话》发表10周年的时候,我整整20岁。在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我买到一本《讲话》,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亲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给我指路,给我志气,给我智慧,给我为之献出青春和生命的决心和力量。以后我努力地照《讲话》精神为人为文,学懂一点,就实践一点,不断地取得一些进步。到了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我这个农民后代,终于迈进文学的大门,出版了小说集,还有意识地在那一年动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5]他表示:“我要永远追随毛泽东文艺思想这面光辉的旗帜,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为建设精神文明,为巩固和发展关系到今人和后代幸福前程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竭尽我的全部心血与力气。”[6]浩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文艺界错误思潮泛滥,《讲话》受到一些人攻击、污蔑和否定的时候。当时某报以“调子太老”为由不予发表,直到8年后,纪念《讲话》发表48周年之际,才在1990年6月3日《中国文化报》发表出来。

    毛泽东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7]浩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著名剧作家肖尹宪曾在我的新浪博客跟帖,说过这样的话:浩然是一位伟大的人民大众作家。因为他跨过了一个坎,这个坎就是为谁写作、为什么写作。

 

 

 

                             《金光大道》是怎样写成的

 

 

    《金光大道》是浩然的代表作之一,是浩然孕育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久、篇幅最大、人物最多、气魄最恢弘的一部巨著,是讴歌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集大成之作。它问世于70年代,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浩然曾经说过:“我献身文学的决心坚定下来,很大程度是由于打下写它的主意。[8]“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9]浩然还多次说过,他永远偏爱像萧长春、高大泉那样的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真心帮助和解救弱者的人,这样的人是做人的标杆,符合他的理想。

    《金光大道》孕育于建国初期,50年代写过草稿,70年代初在保留下来的部分旧稿的基础上动笔重写,历经7个寒暑,于1977年6月写完。全书四部计200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72年、1974年出版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审定,并排了清样,第四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打印成册,均因浩然受江青政治株连而被搁置,直到20年后的1994年,才由京华出版社将全书四卷隆重推出。小说的第三部虽然70年代未能出版单行本,但曾在当时的《人民文学》和《北京文艺》等杂志连载、选载部分章节。长春电影制片厂70年代摄制的彩色故事影片《金光大道》,“上集”表现的就是小说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内容,中集表现的是小说第三部的内容,“下集”因同样的缘故未能投拍。当年电影《金光大道》轰动了中国影坛,家喻户晓,所以,小说第三部虽然当时未能出版,但其主要故事情节,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了。小说的前两部各地累计印行了大约600万册之多,并被翻译成日、英以及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浩然是怎样孕育和写作《金光大道》的?《金光大道》寄予了他怎样的人生理想和艺术追求?他生前,曾经在许多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包括追忆、撰文、接受采访、答记者问等,谈到过这个问题。

    《金光大道》第一部和第二部,写我们党做了怎样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农村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把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从事个体劳动的农民,引上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第三部,表现的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前后,农村的状况;第四部写的是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和胜利。在时间跨度上,故事从1950年春天开始,到1956年春天结束,从互助组写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好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开始到完成的全过程。在取材方面,浩然没有局限于图解这个“过程”,而是着眼于揭示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国农民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浩然说:“整个的作品,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我的信仰,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不断坚固着的信仰。”[10]

     1994年6月15日,浩然在《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一文中写道:

    “《金光大道》是我练笔写作二十年以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书不但酝酿时间长,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一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我要如实记述这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要歌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金光大道》写的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发生过的事情。那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把中国建设成符合其纲领和主张的社会,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随即着手发动分散劳动经营的农民搞生产互助组,进而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再推广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当时党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光大道》写的就是‘三大改造’之一的农业改造。具体描绘冀东一个名叫芳草地的普通村庄里,众多不同层次、不同身世、不同命运、不同理想和追求的农民们,在这个‘改造’的运动中,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生活习性、感情心态等等方面,或自愿,或被迫,或热切,或痛苦的演变过程。”

     1980年1月,浩然在《〈金光大道〉外文版序言》中,讲述了几十年前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浩然的故乡蓟县王吉素村,全村三十多户人家,大部分是佃户和当长工的人。他从小就亲眼看着农民因为没有土地所遭受的苦难。为此,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和消灭封建主义的土改运动。土改胜利后,他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曾天真地认为,土地还家了,翻身解放了,革命到头了,该回家过那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了。然而,一个春天的早晨,在农村集市上他看到一片令他深感意外的场景:摆满街道两旁出售的东西,不是农民生产的粮食、蔬菜和家禽,而是土改中分到的桌、椅、橱、柜等家具,还有从房屋上拆下来的柁檩。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极少数人变成了买地、放债、雇工的剥削者;大多数翻身农民,因为经济根底薄弱,或遇上天灾人祸,不得不把土地改革时分到的土地卖掉,又去当长工,在别人的土地上遭受剥削。那凄惨的景象和一张张布满愁容的面孔,使浩然困惑和深思:照这样下去,贫富两极分化不是很快就会发生吗?广大农民不是又要回到旧社会的苦难深渊里去吗?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指示,批判了错误倾向,指出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把翻身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像春风吹散了乌云,浩然跟广大的觉悟了的农民一起,投入到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之中。实践的经验和理论的指导,使他认识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国家,革命的政党如果只满足和停留在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而不继续把广大农民引上集体化的大道,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真正地搞社会主义。浩然记述的这些真实的历史画面和由此引发的思考、认识,构成了《金光大道》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的思想内涵,为他在将近二十年以后执笔创作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既提供了生活素材,又作了思想观点方面的准备。

    参加革命后,浩然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为了让广大农民早日摆脱穷困,他住在农民的土炕上,帮他们组织互助组、筹办农业社;与农民一块儿在田野上劳动,摸索集体生产的经验;又共同坐在油灯下,磋商制定各种章程,真正做到了同甘苦、共患难。他曾亲眼见过家底薄弱的翻身户分到土地种不上,为他们担过心,发过愁;亲自发救济款,替他们筹划种子、牲畜,还跟他们一块拉犁耕种。在变革现实的火热斗争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激发了他的写作热忱,也丰富了他的写作素材,使他拿起笔来“写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写自己受了感动的事,写自己急不可待想对别人倾吐的心里话。”[11]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边补习文化边练习写作,在发表了一百多个短篇小说,创作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之后,觉得自己有了用文学形式再现五亿农民那场革命运动史的经验和能力了,便着手《金光大道》的写作。他说,他之所以有勇气写《金光大道》,是因为自己跟书中描写的英雄人物共同战斗过,对他们非常熟悉和了解。但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浩然与其他作家一样,整整五年时间是在“斗批改”和“下放劳动”中度过的,完全停止了写作。

    70年代初,形式趋于稳定,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出版界多出好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北京市革委会于1970年11月将浩然从农村调回北京,要他为被树为典型的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生产队长王国福写一部传记文学。浩然重获写作的权利,非常珍惜,进行深入细致地采访,草拟出《王国福的故事》书稿。不料,未及出版,197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文艺作品不能写真人真事。这部书稿未能出版,浩然没有泄气,又一头扎进顺义县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尽力避开干扰,埋头写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并把搜集到的王国福的事迹材料,揉进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引子”中。《金光大道》写的是浩然亲历的生活,写的是他熟悉的乡亲,寄寓了他的理想、追求和深挚的感情,写到动情处,常常情难自禁,潸然泪下。第一部是在农村写的,第二部基本上采取了在北京城里写作,中间下乡到生活中去的方法。以后的两部又试着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把前边的两种办法结合一下,住在县城,有进有出,能上能下,既可以保证写作时间,又可以经常接触基层干部,随时都可以深入到群众之中。写《金光大道》第一部的时候,有个农村支部书记,顶着大风,骑自行车跑了五十里路来找浩然谈意见。写第二部的时候,请一位县委书记看初稿,他异常繁忙,请了假也总有人找,为避开干扰,将自己倒锁在屋里三天,把稿子看完,并提了中肯的意见。此书的责任编辑为了抓紧时间看稿,几乎一年没有休星期天。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把《金光大道》搬上银幕,当时,小说只出版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还处于手稿阶段,为了争分夺秒地赶进度,剧组派人把浩然的手稿抄下来,以备改编剧本之用。浩然被“逼”得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写。出版社和文化团体也曾以召开座谈会、印发初稿等方法,广泛征求农民群众和各界读者的意见。浩然也曾带着手稿,到京郊农村的田间地头,到植树的山坡上,虚心听取社员群众的意见,反复修改。浩然曾经说过,《金光大道》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和智慧,不是我个人的成果。

 

 

                      改革开放年代,浩然怎样看《金光大道》

 

    《金光大道》是新文学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完整再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浩然本人就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组织推动者和忠实记录者。关于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浩然说过:

   “回顾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到,党把具有几千年历史、汪洋大海一般的个体小农经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确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巨大胜利。这个前进和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前所未有的。它将永远地放射着光芒,使后代子孙们引为自豪,激励他们效仿开路先锋的长辈们,继续向前,永不停步。

    “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蒋家王朝留下的那个千疮百孔的大地上进行的。我们既要医治战争创伤,又得对付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我们在摇篮里的屠刀;既要跟被打倒而不甘心灭亡的地富分子、暗藏的特务做阶级斗争,又要跟自己身上的传统的私有观念和习惯,以及自己队伍中的落后、动摇的倾向作斗争……

    “如此种种,就构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阶段,纵横交错、复杂万端的“战役阵地图”!为了尽快的取得成功,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12]

     1998年3月31日,为了答复一位热心读者关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来信,浩然在三河“泥土巢”硬撑着病体,写了一篇精短的文字,袒露了自己的心迹——

 

    “‘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我对当时中国农村形势的基本认识,至今也未曾动摇过。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在若干岁月之后,从历史的长河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农民所走过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当时的人们为寻找和创造幸福而奋斗拼搏,终归是积极行动。

    “时代在发展,人们在变化。但是‘发展’和‘变化’到何种样子、何等程度,真善美、假恶丑总会有其客观标准,他们的斗争与较量,无论其胜负,人们一定会给予正义与非正义的客观公正的评判。

    “《金光大道》所写内容,是作者彼时彼地所见所闻的纪事。当时,就是这么看,就是这么写的,不以今天的我个人以及其他人意志而转移的。”[13]

    1982年5月22日,浩然在给《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的信中写道:“《金光大道》所描写的生活情景和人物,都是我亲自从五十年代现实生活中吸取的,都是当时农村中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今天可以评价我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的高与低、深与浅,乃至正与误,但不能说它们是假的。土改后的农民大多数还活着,他们可以证明:那时候的农民是不是像《金光大道》里所描写的那样走过来的?当时的中央文件、几次的关于互助合作问题决议,也会说话:当时我们党是不是指挥高大泉、朱铁汉、周忠、刘祥,包括作者我,象《金光大道》所表现的那样,跟张金发、王友清、谷新民、小算盘等在做斗争中发展集体经济的,而且做得虔诚?” [14]

     1994年6月15日,浩然在《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一文中写道:“对‘文革’那段非常的人生经历,我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但是从根本上否定《金光大道》我不能心悦诚服。《金光大道》所反映的那段生活道路是我国几亿农民确确实实经历过的。参加那场‘农业改造’实践的人大多数还活在世上,他们可以作证。身为该书作者的我,也不是那一段历史的旁观者,更不是靠单纯采访获得的写作素材。我在农村当过八年村、区、县基层干部,当过多年报纸的新闻记者和编辑,是中国农村大地上那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当时的积极分子高大泉、朱铁汉等等,都是我的依靠对象和战友;我曾协助那些先进人物们说服、动员无数个体单干的农民一路同行,与传统观念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决裂,加入了集体劳动组织行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而才开辟出一个又一个‘农业合作化’的新局面。他们对幸福明天的热烈向往、顽强追求,以及为达到目的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当时就深深地感动了我,至今也铭记在心头,他们是正确的、伟大的。正是从亿万先进农民身上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出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下了那个时期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心态和我自己当时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它的存在价值。”

 

     1993年12月,浩然在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金光大道》写的内容是我最熟悉的生活素材,所写事件几乎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所写的人物几乎都是我认识的。刘祥卖地,邓久宽白茬下种,高二林闹分家,高大泉搞互助组,张金发见死不救,冯少怀为富不仁,以及被人们称颂为‘天下第一好嫂嫂’的吕瑞芬(王馥荔演),我不仅了解他们的外表,也熟悉他们的内心。许多情节,我经历时动过情。我一边写一边回忆原型,心里一边激动不已。”

    对于这部作品的不足之处,浩然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由于《金光大道》是在特定的时期创作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期间的烙印,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我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因为它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它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这样对读者认识过去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学,以及认识那个时期的作者更会有益处。”[15]“这部书出版后肯定有不同看法,但我没办法把它修改得让他们满意,我也不想改。因为我无权改变历史,也无权改变那时候的我,改了就假了。”“如果我和我的《金光大道》能得到同志们理解和支持,使这部书得到公正的待遇,发挥应当发挥的作用,死也瞑目。”[16]

    《金光大道》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曾经无限辉煌此后又备受非议、至今仍存在争议的作品,也是一部被时代的浮云遮掩了光芒,被狭隘的政治偏见所歧视、并被经常误读和曲解的作品,更是一切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邪恶势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因而处心积虑地予以攻讦、否定的首选作品。但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部作品曾经带给亿万读者的艺术滋养和心灵震撼。2008年2月20日,浩然逝世后,著名学者易中天在其新浪博客发表悼念文章说:“浩然先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人。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月,我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无论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有多少不是,但浩然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作品,充满乡土气息,贴近人民群众,全无八股腔调,至今值得学习。”新华社河北分社原副社长师学军同志最近在我新浪博客的一段留言,也代表了当今许多读者的心声:“从本质上讲,《金光大道》反映的是浩然本人的真实感情和真实的社会理想。高大泉的那种利他主义的理想,至今仍然能温暖我。对浩然、柳青这种把自己的思考溶入五亿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之中去的作家,我一直怀有高度的敬意。对于一个自1840年以来遭受了最多的苦难、一直在艰难地探索自己生路的民族,不管他们的思考开出的是什么样的花朵,这种探索本身就显示出一种真正的高贵,具有某种‘伟大’的性质。现在的很多作家,我从他们的著作中能够读出才华,甚至是很大的才华,可就是读不出我前面所说的那种高贵。”

 

引文出处:

 

     [1]浩然:《永远追随这面旗帜》注释,见《泥土巢写作散论》,第9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8][16]浩然:《在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8日,据浩然亲属提供的讲话提纲;

     [3]浩然:《永远歌颂》,见《浩然研究专集》,第2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4]浩然:《永恒的信念》,载《求是》1990年第10期;

     [5]浩然:《永远追随这面旗帜》,见《泥土巢写作散论》,第99—10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浩然:《永远追随这面旗帜》,见《泥土巢写作散论》,第10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9]《浩然口述自传》,第2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10][11][12] 浩然:《〈金光大道〉外文版序言》,见《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13]浩然:《写在〈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扉页上》,《苍生文学》1998年第2期;

     [14] 浩然:《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见《小说创作经验谈》,第110页,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

     [15] 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见《泥土巢写作散论》,第26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