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洛蒂: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支点：香港

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支点：香港 中国金融战略：2020 中国金融战略，似乎已经绕不开建设上海、香港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题。如果此话题把香港纳入“一国两制”下思考，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讨论中国金融战略，其实是在讨论包括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内的中国的国家金融战略。

未来的21世纪20年代，在实施国家金融战略面临的困境中，即在既想享受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又想防范世界金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传递，香港能否发挥特殊的作用？国家金融战略的实施，又分别对上海、香港两个国家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出了什么期望？基于此要求，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如何分工合作、共赢？合作中又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将构成本章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支点：香港

要满足本书第六章所述，在金融战略实施中，要建立相对隔离境外风险传递的离岸市场，最好能寻找到既已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习惯，即可早日运行、效率较高，又方便于中国政府相对可控的渠道与场所。在这方面，香港具有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城市在内，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就香港而言，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香港是一个“一国两制”、“国内境外”的特殊城市。一是主权优势，从而派生出天然的经济优势。香港虽然高度自治，但是同属中国主权，是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特区政府。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间有着天然的政治联系优势。从2004年1月1日生效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是一个合作典范。两地容易就金融合作和要素流动进行超常规的制度安排，寻求共赢。自1993年以来，已有500多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目前港股市场中有58%来自内地企业。二是文化、语言和地理的优势。香港和内地拥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语言文字，这使得两地在价值观上更具认同感，人员交流更加方便快捷。背靠中国内陆，面朝太平洋，具备沟通内地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天然的地理优势。三是香港市场与中国市场又是严格区分，分别采取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制度，其金融活动不计入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拥有自己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并拥有联结世界金融市场的现成的市场交易运行机制和营销网络，能与国际金融市场实现“无缝”接轨。2009年底，香港199家金融机构中，本地银行仅19家，占9.5%，其余90.5%都为外资银行（含中央银行）。港股现货交易中，本地自然人与机构的交易比重直线下降，境外的交易比重在上升。四是香港的“中国概念”日趋浓厚，但是又有别于中国的内地城市，在亚洲国家和西方的意识形态中被人视同为西方世界的一员，更容易被世界市场接受，因此在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中能发挥更好的纽带作用。总体上看，上述香港的优势，既是纽约、伦敦比不了的，也是上海、深圳比不了的。

         沪港合作有助于加速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历史上看，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无不是与英国和美国实体经济的崛起相联系，与本国货币的国际化相伴而成的。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成就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美国则利用两次世界大战使经济实力飞跃发展，为纽约成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战之后，美元进一步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击败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中的霸主。其后的不断努力，又使得纽约一举超越伦敦，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借助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力量，又进一步巩固了美元霸主的地位。

未来20~30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可以预见，中国、亚洲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目前，各国际组织、有关国家政府、著名投资银行和中介机构的各种预测，基本都认同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将在21世纪30年代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另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亚洲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9%增加到52%。瑞士信贷公司预测，全球消费的增长中，从2007年到2020年，美国消费占全球消费的比重将由30.2%下降到20.8%，中国该比重将从5.3%上升到23.1%。如果加上亚洲其他国家的消费及亚洲各国包括中国的投资，其经济增长潜力可想而知。

       上海与香港：定位、分工、合作与前景

（一）定位

可以大胆预测，再过15年、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成为以人民币交易为主，包括美元、欧元等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交易在内的，能与纽约、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相媲美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但是，必须明确，在本书的至2020年的时间框架内，沪港两地金融中心的合作，是基于中国金融渐进开放部署和香港“国内境外”的法律框架来讨论沪港的定位问题。

       两地合作中的风险及其防范

（一）合作中的风险

1.中国崛起本身给香港带来的一般风险

中国内地的崛起，从总体上和战略上说，与自身过去相比，给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给香港的持久繁荣提供了更大的保障。但是，同样不能不看到，相对内地经济过去较封闭而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与崛起，也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和风险。

2.两地在未来金融合作中带来的特殊风险

风险的基本源。渐次推进国家金融开放战略，通过加强内地与香港的合作，整体上是有助于控制整个中国内地金融开放过程中的风险，从而推动加速金融开放的进程，这当然是有助于香港加强并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3.三大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特殊风险因素

（1）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带来的特殊风险

就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对内地的风险来看，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涉及到人民币，并且需要内地居民（个人与企业）作为筹资者和投资者部分地参与。因此，在内地保留资本账户管制的环境中，只是本币资产市场的一种有隔离的延伸。这个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本币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弥补本国市场的不足，特别是由于金融管理能力、基础设施不完善受抑制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可以在此延伸的市场上得以满足，有助于尽快提高本国金融效率。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本币资产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通是有限度的。如果处理不好，将给内地本币资产市场带来新的风险因素，也给宏观调控带来新的影响因素。具体说，一是内地与香港人民币金融产品的价差会引发资金的过度流动，弱化内地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二是香港人民币市场的扩大与波动，将冲击内地金融市场，影响人民币货币、汇率的政策效应；三是短期内，导致部分内地的金融资源向香港转移。

 （2）两地股票市场融合过程中的特殊风险

冲击内地现有资本账户管制的风险。两地资本市场的逐步联通，必然涉及两地资金的流动和资本市场的交易，这对资本账户还没有实现完全放开的内地而言，可能加剧了管制的难度。特别是在两地市场价格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巨大的套利会催生大量规避管制的现象。如何在促进两地市场价格趋同的同时，又不过度引发资金的跨境流动性，产生不必要的市场跨境配给现象，保持必要的资本管制，将成为合作中需重点考虑的风险问题。

市场波动的相互传递的风险。如果仍在流动性过剩的世界中，在投机成分较浓厚的金融市场下，市场价格的波动将超越实体经济基本面反映的程度。而香港已深度融入国际市场，而且由于自身市场的深度与广度都较好，能较为灵活地应对市场波动。但是在内地，市场相对较为封闭，国际市场资金的冲击和价格的波动，容易引起境内市场的大起大落。

 （二）两地合作中的风险防范政策

两地金融合作过程中，宏观风险中最需关注的是发生系统性的货币和金融危机。与此同时，两地在经济利益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冲突。这些都需要通过充分合作、磋商，才能分享合作利益。

        战略核心意图的另一种表述

战略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体现为明确的战略意图及一系列行动纲领。

本书以上各章分别从中国金融的未来环境、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管理、国内金融改革和沪港两地金融中心布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相对来说，这些讨论都是孤立的，是就一个一个问题，分别经理论逻辑与实证分析后，提出了具体的策略措施。作为战略，将如何实施？从政府工作层面角度出发，需要有一个在统一战略意图下的有部署的行动纲领与工作指导框架。一个好的战略，必须要有清晰的战略意图，或者说，要有清晰的核心意图。而战略计划中的战略方向、目标、实施原则、主要任务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无非是总战略意图的不同侧面体现，是从不同的视角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战略计划。对这个战略计划内容的阐述，构成了讨论完第一章到第九章内容后所需说明的、同时也是本书的小结。至于为完成战略任务所涉及的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措施，因在第四章到第九章中已分别予以阐述，故本章不再赘述。

 

一、战略核心意图的另一种表述

毫无疑问，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相伴，中国的金融事业同样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但是面对当前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以及今后10年发展中的诸多挑战，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不可置疑地存在方方面面的“滞后”。特别是面临今后国际金融市场更为不确定的复杂环境，要克服这一“滞后”，中国既要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尽快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自由化，参与金融的全球化，但是又必须是有限的全球化。即发展金融不能去简单追求以发展所谓前沿的复杂的金融技术与手段为目标，也不能简单追求在全球赚取金融利益，获得本币海外发行的铸币税等收益为目标。那是金融强国在相当的发展水平的货币霸权表现，从较长历史看，也恰恰是一个金融强国正在走衰的表现。中国的现在和今后的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绝对不会处于这个阶段。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仍然是结合自身经济发展阶段水平，去追求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目标。如果说在金融发展中，在参与全球化获取经济发展收益的同时，获取相比自身过去更多的金融收益，那也只是副产品而已。
四大战略目标

要实现上述战略意图，归纳中国目前国内、国际各项繁杂的金融事务，在到2020年前后的一段过渡期内，一切金融工作应聚焦在四大目标上。在境内，基本形成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相适应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体系。

在今后10年的战略过渡期内，积极利用外资，提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益，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方针。但是，经过30多年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中国已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上前五大经济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如果国内能够实现充分的金融市场化，中国与其他大国经济体相比，将有条件形成相对自我循环、基本自我满足的融资体系。因此，在有限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只要在对外部金融风险保持相对隔离和对国际投机资金冲击予以一定防范的前提之下，尽快放松对国内金融业几乎涉及各方面的管制，加快充分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基本确立各类金融机构能够依市场规则自由准入和退出的机制，基本形成金融产品创新的合理生成机制，基本完善金融市场的结构框架，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基本满足不同的企业主体、不同的投资者主体，能以不同的期限、不同的形式，实现各种筹资与投资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国内金融改革的最基本目标。要做到这一切，当前关键的问题，不是目前国内知识准备的不足，也不是经济领域中其他结构条件的不具备，而是决策者的认知和决策机制的滞后。只有放松各项管制，才能通过市场竞争，基本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发展服务的合理的金融市场、机构与产品体系。毫无疑问，想尽办法加快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的步伐，是中国金融战略过渡期内需要实现的四大目标中的首要目标。

确立适合大国经济复兴要求的、有序的金融开放格局。四项工作原则 金融事业的兴旺，涉及经济与金融改革、发展、开放中各项复杂事项。根据中国金融30多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教训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要实现过渡期内的四大目标和落实下述复杂艰巨的任务，工作原则和方法至关重要。过去的历史表明，在复杂的环境下，当对每一项任务的落实措施作出选择时，往往会无意识地疏忽一些重大的原则。特别是面临金融改革开放中大量问题决策时的摇摆不定，更是说明在金融发展的若干基本原则上，有时往往模糊不清。因此，未来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坚持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别于“华盛顿共识”、有助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四项原则：一是经济为本。二是中国金融的对内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开放。三是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务必讲究节奏、次序和政策的衔接配合。四是谨慎引进“高杠杆”金融产品。

四、七项主要任务

为保证我国顺利实现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战略，根据图10-1所列的15项具体任务，对相关内容进行适当的归并，可归纳为以下七项主要任务。

1.在战略过渡期内，抓紧完成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任务

中国金融战略之所以设置“过渡期”，是因为国内的各项金融、经济制度还不适应金融全球化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近4 000美元、又处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大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基本满足适应自身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

2.确立市场真正可信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以我为主”建立人民币货币区，符合我国长远的经济利益。但是限于我国现有的条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当前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加入他国现有的货币区，又不符合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复兴的利益。因此，只有通过其他相应政策的配合，适当限制我国货币政策机制的独立空间，同时提高政策的市场可信度，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一种无奈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选择。

3.形成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载体、人民币区域化为核心内容的金融开放格局

这既是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也是中国资本管制渐进开放政策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组合的必然。

4.调整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增加战略性收益

在一个新兴国家，外汇储备管理作为日常性的工作，并非为一国金融改革开放所必然涉及的重要任务。但是面对我国2010年中期已近2.6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坚持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原则，追求战略性利益，防范贬值风险，必然是今后中国金融工作中一项长期性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因为这不仅涉及中国国民经长期辛勤努力积攒的利益问题，而且全球之巨的国际储备，其一举一动，都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进一步的合理运用，还将涉及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局和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良好环境的诉求。有着其他国家金融转轨、开放中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因此，用好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中国国家金融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历史性的特殊任务。

5.以过去从未有过的积极姿态重视“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

讨论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更多的是与中国金融直接相关的事务。中国金融战略取向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基于改善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因此，同时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助于减弱中国金融开放的外部压力，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金融战略的顺利推进。作为中国金融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挑战性、长期性，是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中未曾遇到过的。特别是面对中国经济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经济增速可能明显放缓的局面，中国更需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注意力，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间的资金配置。对开放的目标，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仅局限于多吸引些外资、

多学习些西方金融市场操作技巧之类的低水平思考，而是必须思考与顺应历史大势，未雨绸缪，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努力营造一个合作、互利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

6.到战略过渡期末，基本形成适应金融大开放的调控监管体系

随着金融战略过渡期内各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今后难免会出现单个或若干金融机构的破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集中传递，以及随汇率浮动幅度的加大、部分人民币和外币自由进出的自由度加大，套利套汇行为活跃等现象。一句话，未来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将出现从未有过的复杂程度。

7.合理布局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为战略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金融大开放做好准备

在当代，一个崛起中大国经济体的金融战略，已离不开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讨论。

面对中国在战略过渡期内汇率、资本管制的渐进改革，同时又想享有人民币区域化利益的需求，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上自然困难重重。同时中国具有“一国两制”、“国内境外”这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现实，决定了在解决实施中国金融战略的上述困难中，对能否用好香港这一在境外是纽约、伦敦比不了，在境内是上海、深圳比不了的特殊优势，形成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一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上的讨论价值。自然，对沪港两地金融如何布局，同样存在讨论的价值。

结束语

既然写一本书，特别是精心写一本关于战略的书，笔者自然自信地认为，今后的历史，应该是如书中思考的那样。至于是否会“那样”，或者为什么会“走样”，只能让后人去评说。因为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各种复杂的偶然因素交错、累积的影响，最后会将历史这一姑娘打扮成什么模样，今人难以卜测。

中国正处于相隔几百年的又一次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也正处于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人口如此之多、国土如此之广袤的国度内，进行如此集中、频繁的制度大变迁时期。尽管过去的30年（1979~2009），中国这一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连续30年保持了GDP年均增长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一定成功的注脚。

然而，笔者还是相信，从经济潜在增长、人口、全球化趋势等纯经济面预测，今后的10年、20年，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然20年中后10年的平均增速相对低于前10年，仍是正常的），经济本身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正确的金融发展道路也是有“轨迹”可循的。同时，相信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会同意以下观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其实不在经济本身，而在经济之外。“之外”为何物？作为赶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最大的福音，是期盼有一个有效率决策体系的出现，拜托于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的早日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