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塑造中日一致的国民性：师从战胜自己的国家

2011年04月20日 08:1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师永刚 张凡

字号:T|T

5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而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中国充斥着这样的声音——去日本。

本文摘自《首败》 作者：师永刚 张凡 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隔海相望的邻国，在19世纪中以前，日本与中国一样处于同样僵化的国家，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侵略。1853年，《日美亲善条约》签订，6月美国使培理率舰至浦贺停留。日本民众吉田松阴与其弟子金子重辅为了想看看先进国家美国的武器装备，想偷渡去发达的美国学习而偷偷爬到美国的军舰，却不幸被美国军队发现而被叩关，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

黑船事件过后，美国商人只用了几艘舰队就打掉了日本人的信心，日本人的屈辱感很快就演变成了传统的方式--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

1862年，福泽谕吉当时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译，得到了第二次出洋的机会，他先到法国，然后又周游英、荷、普、俄、葡等国，到处笔录西方的所见所闻，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写成了畅销书《西洋事情》忧国爱民的日本人士，几乎人手一部，把它当做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

国门洞开之后，日本人派遣了数量庞大的留学生前往西方国家，这些人日后回国，带来了一整套西方政治制度、国家主义以及庞杂无比的民族主义。其中，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偷渡出国的伊藤博文、井上馨曾、山尾庸三、远藤谨助、井上胜后来都成为了明治维新和明治政府中的重要成员。井上馨曾任外交等部大臣，山尾庸三曾任工部大臣、法制局长官并创办东京大学工学院，远藤谨助任造币局长，井上胜是日本铁道之父。伊藤博文1885年12月根据他的建议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出任首届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承担起草宪法的任务。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1894年，伊藤博文参与策划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

福泽继续写着畅销书，《劝学论》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蒙，恍然大悟到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20万册计算，大约有340万册传布于日本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一词来形容。“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福泽谕吉说，在不到3000字的文章中，他宣布日本要与韩国和中国两个相邻千年的朋友绝交，因为日本要跨入文明世界之行列。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日本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必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向东亚扩张。后来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衣钵，并把它操作起来。

他译著的书不胜枚举，前后共有60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这些绝不可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的。福泽谕吉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启蒙运动。

福泽谕吉以平民身份终其一生，但他却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日本人在一万日元大钞正面，印上了福泽谕吉的头像，强盛的日本正来自于这个平民，而不是天皇。

而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中国充斥着这样的声音——去日本。

在李鸿章前往日本下关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际，前驻日公使黄遵宪呕心沥血之作《日本国志》终于问世。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种种变化一一被记录在案。

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序中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接到出版后的《日本国志》，张之洞抛卷长叹：“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此书在那一年风行一时，成为年度之书。后来康有为在写《日本政变考》时，直接拷贝了不少内容，光绪皇帝亦两次下令让自己的师傅进呈此书，读后深受启发。

于是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拷贝“明治维新”的中国百日维新运动开始，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关于俄、日、波兰、法、德、英六国改革变法的著作。其中以《日本变政考》一书尤为重要，称是这些“变政记”的代表作。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干将，也都在维新期间不断地宣传明治维新，主张从日本吸取变法自强的经验用于中国的变革。在戊戌变法短短的103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移植过来的。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持续了30年，这个“拷贝”版的维新竟然梦想10年速成，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完成值任务。最终，这场政变以菜市口的血光四溅而结束，一场粗糙而急于求成的明治维新的拷贝就此失败。但一个国家真正的启蒙才正式开始。

1898年戊戌变法后，日本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越来越多对政局失望的人们越海前往日本。1898年出现在日本的留学生只有数十名。1899年增加至120人。1903年增至1300人。时人记载：“自辛壬之间(1901-1902年)，尉历游学，明诏皇皇，青衿之子，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据清国留学生会馆在当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清政府此年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1904年留学生3000人。

1905年底大约达到8600人。这一年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也让更多的读书人无路可走，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

“北自北京，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舱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美国的日本史权威詹森（MariusJansen）便认为，以当时留日学生的数字而言，中国学生的赴日留学可能是到那一刻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

在留日生的名单中，有如下诸人：

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

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交流委员长，第一代留学生容闳之后代容应萸曾对留美生与留日生做了相当精细的研究，她根据4本不同的传记词典，统计出115位取得辉煌成就的留日生，其中15人是政治家，32人在军队，21人是教育工作者，21人成为官吏，18人成为作家，3人是记者，3人是工业家，2人从事其他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