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亲:保存历史原貌——更让后来人评断！公理自存心田？

云南知青北上请愿团打出“我们要回老家去”标语
1978云南知青大罢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人类史上都算得上壮观的一幕，同时也是共和国一代人烙入心灵深处的印记。但说这件事起来，对那浓烈生命的怀念最后总是免不了成为一声叹息。
然而，这场浩大运动的尾声，却绝对可以算得上共和国历史上灿烂的一笔。1978至1979年，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指引下，身处云南的知识青年们，用他们的勇气进行不屈的抗争，从而揭开了知青大返城运动的序幕。
这条云南知青的抗争之路，也是一条弱势群体追求光明、富裕和自我价值的觉醒之路。
【梦醒】农村、边疆是知青的广阔天地吗？

知青在上山下乡之初曾满怀热情
毛泽东号召“到最广阔的天地去”，知识青年齐响应
1966年，“文革”爆发，很快的，革命的热情让整个国家的教育在很短时间内就停顿了。大学停办，中学停课，初学生们陶醉于革命和造反，而高中生们则还需要考虑无法上大学的未来，然而，66、67到68年，陆续毕业的“老三届们”越来越多，前途却越来越渺茫。“去哪里干革命？”，有头脑的青年，想起了从50年代起去北大荒等边区拓荒的知识分子。于是，“十男十女”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宣誓，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
这一奔，为此后十年上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们作出了榜样，68年12月22日，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以一种不可理喻地的速度席卷了中国大地。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开赴祖国的农村、边疆，在“广阔的天地”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充满着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们把农村、边疆视为领袖给他们指引的金光大道，却没有想过自己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会有多长的时间回不了家。
“要胶不要命”与“活着干、死了算”
以云南为例，这是全国相对较落后的一个省，地理条件也十分恶劣。10万余名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的知青落户云南农村，进行开荒、农垦，毁灭古老的原始森林，建设有经济利益的橡胶树。然而，随着革命热情消耗殆尽，人生理想与英雄主义渐渐消失，知青们看着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再也无法提起“改天换地”的激情。
然而，极左路线没有消失，某些极左做法在内地已是偃旗息鼓的，云南却是“紧跟”、“高举”。各种“流毒”还可大行其道、甚至变本加厉的发挥——把知识奉献给了农村又如何？一样地“划线站队”“痛打落水狗””，甚至“吊打捆绑”，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在这种折磨下，还得没完没了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风行于云南农场。
据统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仅1973年就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而从1969年至79年十年中死亡在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多达1500人。
“被强奸不敢作声”的女知青与“走后门”回家的干部子弟
对于这些年纪轻轻，以前从未有过独立生活经历的城市知识青年们来说，长期背井离乡，思想上被禁锢，生理上遭受苦痛，精神上经历压抑，这一切还产生了种种心理问题。女知青“被奸污而又不敢作声”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由于干部权力过大，生产兵团中干部强奸女知青的案件时有发生，仅云南一地据官方统计就有数百起。甚至还发生了干部奸污十几名知青的极为恶性的情况。而这些知识女青年们在遭受侵犯后，几乎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与罪犯的暴行斗争。甚至在干部被调查后，这些女知青仍然矢口否认，拒绝作证。她们宁愿用沉默的外壳把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被践踏的人格紧紧包裹起来，永不为人所知，而不愿意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
与部分干部强奸女知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干部家庭借助身份背景，把子女领去参军上大学，几乎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国家计委一副主任子女，走后门参军回北京，不通过下面就把户口转走，下面根本顶不住。但对大部分知青来说，“走后门”是不可能的。
长期的痛苦，让大部分知青都厌倦了在农村的生活，他们想回家，尤其在“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之后，更想回家。
【抗争】从给邓小平写信到绝食罢工

丁惠民写给邓小平的联名信
回不了家的知青与《给邓副总理的一封信》
“文革”末期，知青的问题开始得到重视，但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甚至文革结束后也没法解决，上千万人返城会对国家造成什么冲击，谁也拿不准。然而，问题始终是存在的，回望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拨乱反正，而自己还在没完没了的“扎根”中煎熬，那种被抛弃的心酸让广大知青感到十分无助。真理标准大讨论后，中央领导开始否定“上山下乡”政策，认为知青问题让“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虽然仍没有拿出什么办法，但思想上的松动，已经让敏锐的知青感觉到可以做些什么了。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云南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丁惠民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这封信的签名人数超过了一万。在西双版纳的数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
女知青之死与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日大罢工
11月10日，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怀孕难产，在橄榄坝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事发时现场没有医生，而本应当值的当地医生却被愤怒的知青们发现烂醉如泥地倒在别处。瞿玲仙之死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了知青的情绪。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瞿玲仙的意外身亡如掀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让压抑许久的云南知青们发出了灵魂深处的怒吼。
十一月中旬，橄榄坝的游行事态扩大，知青进人州府示威，景洪农场部分知青打出旗号响应。二十一日，州委公开表态，要求橄榄坝知青撤回农场。于是景洪农场万余名知青在丁惠民一声号令下，全线停工停产，揭开云南知青为争取返城权利而进行的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日大罢工的序幕。
十一月十八日，景洪农场十分场知青率先在场部贴出“行动起来，大罢工，大返城”的《罢工宣言》，在知青中反响强烈。二十日，景洪农场知青在《罢工宣言》上集体签名，签名者达一万余人。二十三日，该农场知青全线罢工，导致农场工作全部陷人瘫痪。二十九日，西双版纳垦区所属八个国营农场中，已有七个农场的知青响应罢工号召，并建立“罢工指挥部”。罢工人数占垦区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十二月一日，省、州委联合工作组进驻各国营农场。除黎明农场外，各工作组均被罢工知青赶回。仅仅过了一周，知青罢工的消息就在边疆各垦区引起连锁反应。河口、金平、文山、临沧、德宏等各地农场知青纷纷成立罢工委员会或者指挥部。
十二月八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知青”变“青年”，北上请愿遇挫
十二月十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他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这个决定的本意是想逐渐解决问题。但急于返城的知青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几乎都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十年知青，不仅没返城，还成了农场的青年职工，这让他们以为永远也回不去了。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咱们受骗了!打倒官僚主义!……”“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罢工罢到底!决不复工……”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号陶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更有许多失去理智的男女知青，头重脚轻地奔回茅草寮，然后拖出斧子、砍刀，嗷嗷乱叫着拥上山去。他们不是去劳动，去割除杂草，而是去毁林，亲手毁掉自己辛苦十年用汗水心血浇灌长大的橡胶树林。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代表团决定立即北上，然而第一批北上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卧轨，但却仍然僵持不下。第二批由丁惠民亲自带队终于来到北京，指名想见“邓副主席”却见到了以推动军垦著名的王震，这次见面发生了多次摩擦，一天内就不欢而散。丁惠民沮丧地带队回到西双版纳。但更大的风暴已经在酝酿。西双版纳六万知青已经都加入了罢工行列。罢工行动持续了到了1979年，历时一百余天。
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与知青返城的最终解决
西双版纳事态的扩大也让中央越来越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也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但调查组没有料到的是，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
而《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则对另一场大规模见面做了如下描绘：
“一时间，远近会场，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他们曾经无比自豪的骄傲的头颅如今屈辱地低垂着，曾经被精神和人格支撑的完整的灵魂如今淌满鲜红的血滴，匍匐在那座矮矮的主席台之下，那片被烈日灼烤得滚烫而贫瘠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动地。”
赵凡被打动了：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随后，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有关方面召开会议解决知青问题。云南省委书记表态 “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国务院也出台政策开启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据当事人回忆，“短短几天，整个农场走空了，连队静得可怕！大家丢下武器，抛弃农具，有人还把农具架起来烧掉。”
云南知青问题在全国的率先解决，也使全国各农场知青回归原籍城市有了参照模式。同时也促使中央、国务院加快了全国知青工作拨乱反正的步伐。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到了城市。
然而，也并非所有地方都同样顺利。新疆知青请愿时同样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让步，最终失败。
【反思】上山下乡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请愿团北上打出标语
上山下乡：青春果然无悔？
90年代，成都举行了一次以“青春无悔”为题的知青聚会。“无悔”者感到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这些人中，很多人还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然而，也是在这次聚会上，“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对于悔者来说，上山下乡是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这是巨大的牺牲，这是命运的不公。他们不接受“无悔”的说法：无悔那为何要回城?既然回城，又为什么标榜“无悔”？
不从个人的角度，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无悔”也是不可能的，在这场所谓知青的拓荒运动中，很大程度上是对环境的破坏，“越开荒越荒”。对于云南来说，如果不发生这场运动，就不会砍去那么多原始森林。而知青们种上的橡胶树，由于成本远远高于开放后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橡胶，这些橡胶树已经无人理睬而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死亡，知青的十年心血和汗水化为乌有……
知青大罢工珍贵遗产：弱势群体追求光明、富裕和自我价值的觉醒之路
但如果要说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给社会带来什么遗产，恐怕就要数云南知青的返城大请愿了。这些在云南农场集居的京、沪、渝、蓉、昆等地的知青，其形成的“农场小社会”实际上汇聚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活跃的思想交锋和最勇武刚毅的社会活力。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都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十年中，知青们虽然有怯懦，也有退缩，但也磨练出在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能以一切尽可能的合法的形式，集会、罢工、静坐、绝食、请愿等方式，表达争取自己权利决心，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代的一次卓有成效的认知真理的实践，这是一条弱势群体追求光明、富裕和自我价值的觉醒之路。
资料来源：《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知青梦》邓贤，人民文学出版社；丑陋的老三届《黄河》,刘双,1999年2期;《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卓人政；《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周公正；“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重庆晚报》，张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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