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王的爱妻大结局:当成为的原因

没有贫民窟但有贫民，10%的“城里人”享受不到公共服务
中国有2亿多的流动人口，却没有形成贫民窟。有专家分析称，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不让农民进城；政府出台的不许在公有土地上私自搭建房屋的禁令，迫使外来人员只能在城乡结合部搭建临时住房，或者暂住在出租屋、车棚、工棚甚至集装箱、鸽笼、胶囊间内；各种进城门槛不让外来人员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一系列公共福利待遇。
上述政策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多数农民工长期徘徊在城乡之间。有数据显示，中国在2010年的城市化率为47.5%，其中在城市就业但不能定居的人口占到10%，实际上能享受到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到40%。这就意味着，并非只有像印度、巴西那样用高墙隔离出来的贫民窟才能提醒人们注意贫富差距，没有贫民窟的城市，阶层断裂的现实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因为隐形，乏人关注，实际问题更为严重。[详细]
穷人认为贫穷的首要原因是“缺关系少门路”
最近发布的《2011胡润财富报告》让公众面对财富增长实在高兴不起来。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相较去年的增长率分别为9.7%和9.1%，与之同时，中国用以度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突破国际警戒线。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称， 中国最富的10%人群的人均收入达到9.7万元人民币，为最贫穷人群的65倍，贫富差距已达南美水平。在2005年进行的研究中，这一比率为55倍。
比数字更直观的或许是民众过日子的切实感受，零点咨询集团最新完成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指出：约1/5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如果去除攀比因素，受访者多数将贫穷原因归咎于大环境。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认为自己贫穷的首要原因都是 “缺关系少门路”。换句话说，穷人并不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造成了当下的贫穷。[详细]
外来人员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各类棚户屋就是中国式贫民窟，图为福州出现的“集装箱族”。
穷人只能在“狭小空间中有限腾挪”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如果贫富不是那么悬殊，我相信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个穷人。”尽管政府不断调整政策，承诺5年内建造3600万套保障房；未来十年的贫困线标准从1196元提高到1500元，正视贫困人口再度过亿的现实；个税起征点提升在即……但为什么穷人还是觉得越来越穷？
这无疑是个难题，学者孙立平在分析政府财富分配，财富在政府和个人之间如何转移，社会中财富价值的变动等多维度产生的影响后，提出“狭小空间中的有限腾挪”，认为“由于基本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很多既得利益都是碰不得的，政府再分配上能够动用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有的时候甚至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进行腾挪的空间是很小的。”[详细]
今年中国贫困线将上调至1500元，届时贫困人口将新7000多万，但日均最低收入仍低于世行修订的国际标准。
 
追求公平从来就是穷人的DNA
追求公平从来就是穷人的DNA，因为穷人特别容易觉得世界对他们不公平。创造200个客人中有150个回头客的火锅店海底捞雇佣了大量农民工，在入职仅1年从小员工晋升为店长，朱银花将自己的进步归功于海底捞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这里所有的员工都来自农村，没有人是老板的亲戚，或者其他关系户。”
在《海底捞你学不会》一书中，作者通过大量访谈解开了这家企业的“秘诀”：人是群居动物，公平感主要来自于和同类的对比。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使得几近认命的农民不再奢望同城里人比，但是他们会同自己人比。如果在一个大部分是农民工的企业中，他们追求公平的希望又受到挫败，他们一定不会感到幸福。人不幸福，不仅卫生间扫不干净，对别人自然也不会友善。[详细]
保护成员不被羞辱，社会有理由捍卫贫困者自尊
当前穷人与富人的分野成为不可避免的存在，但处理矛盾根本远不只给予穷人补助那么简单。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曾提出“正派社会与不羞辱”的说法，他认为自由市场中许多贫困者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羞辱，而政治制度之所以合理，那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起到保护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羞辱的作用，这包括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保等等。甚至即使在贫困和极端的物质匮乏可以使某些贫困者感觉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换取施舍（如以乞讨为业者），但是社会其他成员仍有理由捍卫这些贫困者的自尊。
在被媒体称为“穷人天堂”的印度，贫民窟的居民享有全免费医疗的权利；政府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完全免费；城市公共设施，处处考虑穷人承受能力。即使一无所有，手里还有一张选票。各政党候选人承诺的各种福利，一般都会有所兑现。
另在慈善制度上，国外贫民得到的资助与生活保障是通过制度来供给，富人通过纳税化为穷人的社会福利，避免了直接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穷人在接受这些福利保障的时候，就不必对具体的某人表示感恩，只会转化为对社会的爱。[详细]
把员工当人看，被认为是餐饮企业海底捞最大的创新。
“去除折磨人的邪恶要比造就恩惠紧迫得多”
如何在社会中让穷人有尊严的活着？马格利特认为“去除折磨人的邪恶要比造就可人的恩惠紧迫得多。”此前有媒体报道，广州市不少廉租房远离市区，各项生活配套设施不全，贫困租户除了交纳不低的租金和物业管理费外，还要支出数额不小的交通费用，不少特困户感到不方便，前脚领了钥匙，后脚就放弃入住。实际上，廉租房租金虽然低廉，但它的内部设施和各项功能不应该随之“简陋”，必须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尽可能地提升居住者的生活质量。同理，早前广州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招生方案，明确优秀外来工可以享受和本地户籍孩子相同待遇，表面上做到了教育权平等，但“优秀”这个门槛仍然存在不公平。
对强者和富人的特殊照顾同样意味着对其他人的歧视与羞辱。专栏作家徐贲指出，势利在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病症，有的公安机关明确提出为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开设24小时热线，有的对投资人子女入学实行加分照顾，有的甚至政府明文规定，对投资超过多少的企业家交通违规从轻处罚。但在另外一面，则是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的冷漠甚至不屑。[详细]
 
比物质贫穷更可怕的权利贫穷
抛开经济人“怕穷”的天性，中国人的贫穷恐惧症病还有特别成因。有分析认为，人的贫穷感往往伴生精神上的无力感，只因比物质贫穷更可怕的是权利的贫穷，前者只是穷人的现实，而后者则让穷人失去念想。最让人焦虑的不是穷本身，是脱贫与致富机会变得稀缺，也就是穷人与富人阶层流动性的干涸。由零星事件引发的权利焦虑症传染性极强，势必加深底层穷人的无力感，加大阶层隔阂与偏见。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创办乡村银行帮农民致富的经验可证明，穷人的苦难绝大多数并非他们自身的过错，他们中间不乏充满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技能的人，在良好的融资和法律环境下，他们也会愿意投资、冒险、承受失败和争取成功。相信穷人的尤努斯没有失望，坚持“不用任何抵押，穷人也能贷款；乞丐也能借钱，还不用支付利息”的原则后，银行还款率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运作的银行。[详细]
美国仅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
在讨论贫富差距问题时，纵向的观察也许更重要，即某一个人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有多大。与中国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而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4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
反观中国，“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已逐步沦为穷人的精神胜利法。穷苦孩子并非自身不够努力、自暴自弃，而是根本就没有机会。社会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将他们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有什么好处根本就轮不到这些穷苦孩子，而部分干部子女则可以凭借其父辈的庇护，坐享其成，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大把好处。即使个别底层社会的人出类拔萃，挤入上流社会，但当他成了既得利益者之后，他也不会为底层社会的人说话，而是与其他既得利益者一样，排斥其他的底层者。[详细]
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
“家里穷——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当穷成为穷的原因，最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过。在正常的社会，因害怕贫穷而奋斗本无可厚非，如果穷是引导人们上升的动力之一，公平就应该是不可撤销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