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防盗门锁四舌款:秦直道-古代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动脉

秦直道北方各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

　　关于秦直道研究的资料十分稀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也是经常被学者引用的有两条。一条来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一条来自《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文字大同小异，后者更为详致一些。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命秦始皇发30万大军投入直道工程。然而我们从上述两条材料看不到秦军的蛛丝马迹，是某些学者根据《史记·本传》中“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30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推论而来的。事实上，统一以后，秦与北方匈奴的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加上修筑长城，蒙恬不可能再分出30万兵力用于直道建设。那么，都是些什么人参与了秦直道的工程呢，倒是司马迁为蒙恬写的“赞语”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位年轻的太史令沿着秦直道走了一回后感叹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故轻百姓力也。”司马迁批评蒙恬没有向秦始皇谏言，“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这里所说的“百姓”、“众庶”，乃是指非军事编制的劳动力，据此，不难看出，当年参与秦直道建设的，大部分应当是来自民间的劳动力，当然，也不排除蒙恬从军中调集力量用于监工和排除技术障碍的可能。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劳动力的构成，是如同修筑长城那样，从内地强征的黔首，还是沿途的少数民族也为秦直道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仅为“众庶”徭役，还是有俘虏投入。当我们的思路走出就直道研究直道的拘泥，用了一种民族学的理念透视当年这项伟大的工程时，忽然会发现，从山重水复的历史疑团中透出依稀柳暗花明的亮光。

　　在参与秦直道建设的劳动力中，定居于九原的少数民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注意到，司马迁再说到秦直道时，用“道九原，直抵云阳”，“自九原抵甘泉”的描述它的起始和终端。令我大惑不解地是，人们似乎更乐于接受以咸阳为当时修筑起点的说法，甚至把司马迁的论述仅仅看作一种表述的习惯。然而，望文生义，司马迁这里的“自九原，抵甘泉”不过是复制了历史真貌。蒙恬当年在北方抵御匈奴和督建长城，在接到秦始皇的诏令后，以九原作为勘察、设计和工程的起始点，不仅符合当时的军事态势，而且也是最及时、最方便的一条途径。而九原正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汉书·地理志》说：“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以西。九原的北边聚居着林胡、楼烦、白羊、土方、鬼方、猃狁、戎狄等少数民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立志改革，“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史记·赵世家》）其思路与秦始皇何其相似乃尔，从而把林胡、楼烦人赶到了河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并且设立了九原郡。秦王朝建立以后，沿袭了九原郡制，将辖区扩大到34个县。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在秦始皇时代，直到刘项楚汉大战中，楼烦人作为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接受秦王朝的管辖，参与了整治和经建设，值得玩味的是，在刘邦和项羽逐鹿中原的历史风云中，楚汉阵营中各有一支楼烦人的劲旅。九原是在秦末农民战争的纷乱中才沦落匈奴的。以九原郡为修筑始点的秦直道，就地征集徭役，不仅节省了长途运转的时间，而且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在这众多的智慧径流中，义渠人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据《后汉书·西羌列传》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獠圭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这里的陇山以东，就是今天的庆阳、平凉地区。而义渠就是这些少数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当时控制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成为秦国在北方严重威胁。公元前306年，秦昭王执政，其母宣太后以色相“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一举灭了义渠，设置北地、陇西、上郡三个基层政权。距秦直道修筑年月84年，义渠人在保持本族文化的同时，逐渐与秦人融为一体。专家考察发现，在今天的庆阳市东部子午岭上仍然可以看到秦直道的遗存。作为秦王朝的臣民，义渠人不可能摆脱秦律对徭役的要求，不管这种投入是出于强制，还是出于自愿，义渠人都把自己化为秦直道上说一颗土粒，一方殿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厚厚的文化堆积层下发现他们的骨骸。当然，在秦王朝为修筑秦直道投入的劳动力中，也不排除战俘和移民的可能。

　　另外，从秦直道的走向和技术含量来看，也离不开当地土著百姓的参与在秦直道泉宫后，就进入子午岭中，循岭北行，经陕西旬邑，进入今甘肃正宁境内一直往西北，跨越重山峦嶂，在陕甘交界处的丁崾岘入陕，进入定边，然后北折，进入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红庆河，渡黄河，到达昔日九原所在地；据专家考证，秦直道在过了黄河后，要经过已形成了２００多万年的库布齐沙漠。如此复杂的地形，仅靠测绘专业人员和军队是很难完成的，必然要从当地民间需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史载郑国当年到秦国兴修水利，未见秦始皇之前，先到民间访贤问能，何况秦直道所遇到到的困难要比郑国渠复杂得多。所以，我以为，秦直道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凝结了我国人民特别是北方各民族的心血、智慧和力量。在长达五年的岁月里，各民族的文化以直道工程为载体，碰撞、融合、提升，成为推进中华文明进步的强大的动力，诚如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高崇文先生所说，秦直道是“民族多元文化的荟萃。”

　　秦直道是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和谐发展的纽带和桥梁。

　　现在，很少有人再坚持把秦直道看作一条单纯的军事交通补给线。事实上，这个观点是后来学者们加给秦直道的。《史记》中明确指出，“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抵云阳”，显然其初衷在于出巡的方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条旅游专线，军事功能只不过是它所处战略地位呈现的综合效应之一，而且这一战略职能是在秦以后才得以体现的。

　　秦直道在第一阶段工程完成以后，秦始皇仅使用了一次，就在沙丘抱病而亡。秦二世与、赵高为了迷惑臣下，从今天河北的井陉到达九原，沿着直道回到咸阳；秦二世矫诏登基后，“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繇无已”，（《史记·李斯列传》）终于在公元前207年结束了这项浩大的工程。

　　我们不妨把秦以后直道对于构建中华和谐文化的重要作用称作“后秦直道时代”的辉煌。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上，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战事频仍，秦直道往往成为汉以后历代王朝进击少数民族的重要战略通道，例如西汉王朝发动的河南战役和漠南战役，其军事力量都是从秦直道开往前线的。然而，诚如刘泽华教授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所言：秦直道“加强了两族人民(指汉与匈奴)经济、文化的融合和交流”，而且它往往是与战争交织在意的恢弘交响，而两个民族和睦相处是其间重要的乐章。《汉书·匈奴传》载：公元前174年，匈奴右贤王侵入河南地，汉文帝下诏指责匈奴违背“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之盟。之后，匈奴冒顿单于复信文帝说：右贤王听从后义卢侯难支等计，“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表达了“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是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的愿望。为表达诚意，赠送汉文帝“橐驼一，骑马二，驾二四。”汉文帝也于同年，在遣匈奴书，要单于“明告诸吏，使无负约”，又回赠单于袷绮衣、长襦、锦袍以及绢帛、黄金饰具等，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再续和睦。如郭沫若先生编著之《中国史稿》所言：直道“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当时的交通。”考古学家的发掘，在秦直道旧迹上，发现了“筒瓦、板瓦、铺地砖、空心砖、陶井圈和瓦当等。”还有专家考证，“在秦直道所发现的19个秦汉遗迹中，均有大板瓦、筒瓦、空心大砖、云纹瓦当等用于宫殿建筑的材料，说明在原来的秦直道上有宫殿建筑物存在，这些宫殿遗址每隔80公里就有一个，由此推算，在整个秦直道上应该有26座宫殿”，具有品位很高的接待功能，由此不难看出，秦直道是汉与匈奴两国使者最便捷的外交通道。

　　当时两国和睦的主要标志就是“通关市”。《汉书·匈奴传》说，即使在汉武帝即位的初期，两个民族之间的和睦气氛仍然是很浓郁的，汉武帝“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所谓“饶给之”，我的理解是国家财政给予大力支持。当时汉与匈奴交易的主要物资是汉朝的丝绸、食物。匈奴输入汉朝的主要是毡裘、皮毛、马匹。《资治通鉴》记载，当时马邑人聂壹就是靠往来于匈奴交易发迹，被当地人称为“马邑豪”，办有酒楼，养有部曲。当年大量的汉朝物资和匈奴的交易物通过秦直道，源源不断地往来于关中和边塞之间，满足了两个民族的物质精神需求。随着贸易的发展，交往的层次和深度也大大地拓展，秦直道在推进两个民族生产方式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古学家发现，在内蒙各地古代的方形石墓中，出土了不少铁制生产工具、兵器等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到了蒙古高原。有了直道，通过运输物资和人口流动，便开始打破了地域间的封闭态势，使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间的交流，关中地区和边郡地区间物资的交换都得到了促进和加强。至于昭君嫱湖、蔡文姬琰池，更是与秦直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景观。从南北朝到隋唐；从北宋王朝到元、明、清封建政权，秦直道一直是沟通中原与边塞少数民族情感的纽带，如尽管公元1005年宋辽“檀渊之盟”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然而，从此宋辽开始了和平相处的局面，长达100多年没有战争，宋辽都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互相交易的市场，贸易、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丰富了汉族和契丹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1044宋和西夏的签订和约。宋和西夏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关系，两国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促进了西北边境地区的发展。

　　人类一切交流和融合的最高层次乃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秦直道承载着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演绎了中华文化西去和西方文化东来的生动活剧。刘治立先生曾经对秦直道沿线的佛教文化遗存进行过考察，认为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地域集中，时代较早。持续时间长，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到明清时代，前后达1000多年，留下了密集丰厚，璀璨夺目的佛教文化景观。如2008年6月在我省甘泉县新发现的两座唐宋佛教石窟，其中，唐代石窟位于洛河南岸临河的一处悬崖峭壁上，西距著名的秦直道方家河遗址仅有500米，为我们研究秦直道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珍贵的景观资料。又如秦直道必经之地的鄂尔多斯草原，正是由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融会交流；由于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互摩荡，相互推移，从而形成了多元性与兼容性相统一；开放性与创新性相协调的文化特征。

　　这样说来,在今天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今天，研在秦直道中原地区各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和谐发展的历史进程，无疑有着积极的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