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 写就“国歌” 旋成挽歌

    严复（1854-1921）

    生于福建，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幾道，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1877年到1879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毕业回国后先后担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晚年的严复思想趋向于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 那一年

　　1911年10月4日，清王朝发布上谕，颁布了由严复谱写歌词的大清国歌。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月2日会见了袁世凯，被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福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谈判。12月11日，代表团到达汉口。12月17日，到达上海，与南方代表议和。但严复坚持留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在代表团中他是个边缘人。回京后，他积极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在1912年被袁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当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大第一任校长。

    ■ 中国第一首国歌

    作词：严复

　　作曲：溥侗

　　修订：郭曾炘

　　歌词：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 回眸与追忆

　　严复转变歧说纷呈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对严复由启蒙者到保守者的思想转变，历来歧说纷呈，褒贬不一。“新文化”运动时，人们赞扬他的前期思想的启蒙意义、对新思想的引进，批判他晚年保守落后、支持袁世凯称帝。当复兴、弘扬传统、解构、否定新文化成为主流话语时，人们又对他的晚年思想评价更高。例如，现在，又有论者以自认的西方最流行的“后现代”理论为据，盛赞严氏的这种转变是因其“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一开始就对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认识”……但这种脱离本土的“前沿”论者，在让人们从此角度“理解严复”时，却有意对严复的思想转变与其拥袁称帝间的关系语焉不详。

　　1911年11月13日，本应在湖北好好跟革命军继续干架的大清朝臣子袁世凯却“忙里偷闲”来到了北京。就在半个月前，他带着北洋军攻下了汉口，只要他愿意，他也可以继续拿下武昌，但他选择了暂时熄火，并且来到北京接受内阁总理的任命。

　　晚清臣子的三份薪水

　　这一天，同样是大清朝臣子的严复一次性领了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的薪水。他已经58岁了，位居海军部一等参谋官职位，与此同时，他的长子伯玉是清廷二品官员，二子严琥捐了个同州是三品衔。一家人在仕途上还是挺光明的，如果不考虑大清朝离寿终正寝只剩下三个月了的话。

　　这些薪水有多少钱呢？有人替严复算过一笔账，学部的薪水是300两；海军部的薪水以前是500两，后来打了6折，变成也是300两；另有南洋干薪100两；同年5月，他还从商务印书馆的投资分红里一次性获得4154两。没错，年近六旬的严复此时生活得挺不错的，或者应该说是非常不错。

　　1910年他在写给夫人朱明丽的信里告知，新屋已经找好了，在西城的太安侯胡同，是个三进的南向庭院，有七间房，有马厩也有书斋，很像前海大道的开平局房子，租金是每个月65两。在这封信里，他还说，到9月时就可以把母子从上海接到北京来住了。他特意叮嘱，在上海的黄包车该卖掉了，如果没人买，折点儿钱低价出手也没事，还有一辆皮蓬车可以想办法带到北京来，至于上海的两匹马，也应该卖出去，因为北京这边已经有了青黑二马。

　　这好日子对严复来说，来的真的有点儿晚，而且后来事实证明，也有点儿短。要知道，在1900年之前，严复都不是清廷官场的受益者，想当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因为没有科举功名，被世人看不起，严复三次考进士，但皆名落孙山。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种荣誉、地位、职位才扑面而来。1909年即宣统元年，清廷赐他文科进士出身，他立即重新印制了名片，新增了“文科进士”一项。

　　奉旨写大清国歌

　　不仅如此，严复还奉旨为大清朝谱写了国歌歌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国歌，基本符合了人们后来才冒出的“假大空”三字。

　　歌词得到了主子的赞美，清廷1911年10月4日发布上谕，称“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著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几天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在革命爆发后没多久，郑孝胥曾经在当年的一篇日记里写到过严复，他说严又陵来找他，二人聊了好久，又陵没有剪辫子，以表示不支持共和的意向。这一点，郑孝胥显然是欣赏的，他至死忠于大清朝。

　　郑孝胥与严复同为侯官（今福州）人，25岁时郑孝胥在天津见到了22岁的严复，此后二人交往甚密，常常在一起畅饮论诗，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留着辫子的议和代表

　　12月2日，严复去拜会了袁世凯。袁世凯进京任职后很快组成代表团去武汉与革命军谈判，严复也在此行人中，但只是个陪衬。事实上严复之所以能进这个团队，最主要的原因是黎元洪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陈宝琛力荐严复加入，袁世凯才同意。

　　12月9日严复和代表团的其他人一起出发赴汉口，12日见到黎元洪，17日抵达上海，18日开始谈判，但是19日他就一个人订船票打算回北京了。

　　从9日一上南下专车，严复就吃了一惊，包括全权代表唐绍仪在内的一干人等，一上火车就剪掉了辫子，以示反叛。他们知道，南方独立各省的代表是不会拖着辫子的。但是就像郑孝胥日记里记载的那样，此时的“文科进士”严复依然要留着辫子，表示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严、黎二人相见，相拥而泣，但私人情感归私人情感，黎元洪不可能因为老师反对革命而放弃之。落寞的严复于是很无奈地一个人默默回京，此时的他还以为袁世凯比他更忠于大清朝，会支持君主立宪。

　　但严复不同于郑孝胥的地方就在于，在他发现袁世凯的真正想法后，尽管他也不那么喜欢，却还是勉强接受。严复内心是犹豫的，对于革命他也并没有完全排斥，只是不主张暴力行动，所以孙中山说，“君是思想家，敝人是革命家。”由于和袁世凯此前的私交，他还没来得及表个态度，就立即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并且开始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在他1911年的日记最后，记下了“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等“计谋”，显然是在给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出主意。

　　与郑孝胥的朋友恩义

　　严复的行为在好友郑孝胥眼中，无疑是一种背叛，他与严复迅速断绝了来往。1918年，他们一共同的朋友请客吃晚饭，邀请了严复和郑孝胥同去，郑听说严复要去，就辞谢不往，尽管不久前严复还因郑的小孩过世写信慰问。严复却非常珍视二人曾经把酒言欢，只论文学不言时事的岁月，在《寄太夷》一诗中他写下“相看六年别，白了几茎须，脉脉望江南，吴淞秋水深”的句子，道出六年里他对好友的思念之情，可郑孝胥在《答严幾道》中说“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作贼亦寻常。六年不答东华字，惭愧清诗到海藏”，很不给面子。

　　大清朝灭亡后，严复那份高薪自然也就没有人支付了。好在袁世凯派他做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月薪三百两。刚刚得差后，严复在写给夫人的信里说自己当了大学堂总监督，是三品实缺京堂官，他特别提到“凡事同前一样”。但很快他就发现，是不一样的。1912年3月严复去京师大学堂就职，发现学堂存款只有万余金，若不进行整顿的话，钱就要透支。

　　实际上，就连严复自己的三百两薪水，也时常变成空头支票，几份兼职的薪水，也常常没有着落。依然是写给朱明丽的信中，严复说自己心烦意恶，政府国库空空如洗，公文上说，学校里所有人的薪水都照六十元发，却没说到什么时候截止。自己每个月租屋子要百元，实在负担不起。家里那个叫胡三的厨子，吃心很重，就不要用了吧。

　　两年前还可以将黄包车折价处理掉的严复，此时却因为一个厨子贪吃而打算开掉，实在是今非昔比。1921年严复过世，郑孝胥终于提笔写了挽联，却注明是为“吕季操代作”———“诸夏兴哀，无怪《太元》杂符命；后生安放，从今河岳罢英灵”。这已是他对严复过世的全部意见。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李新宇所著《带一门学问回中国：盗火者严复》、《辛亥革命中的严复》，潘静超所著《郑孝胥与严复交往始末》等资料。）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宋菲

　　新京报系列插图/鲁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