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帕 比鲁斯:人吃狗问题

。时评家们，只有在批评公权力的时候，是次次完胜的。但是一旦矛头指向公权力之外的风俗、习惯、伦理、科技、历史……，情况就会顿时复杂而混乱。。我们应该时刻警惕公权力入侵私人领域，不允许公权力介入诸如“我应该如何与父母相处”、“我可以看什么样的碟片”、”我可以吃什么东西“之类的私人空间，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有辱骂父母的自由和权利“、“吃狗肉讨厌，强迫别人不准吃更讨厌”的极端表述，因为它们冲击了最基本的伦理、风俗、人类情感。。1连岳先生说："我爱狗，也不吃狗肉。但是法律并没禁止，他人有吃狗肉的自由和权利。事实上，我们吃的猪、牛、羊，包括各种植物，都是人类的好朋友。——吃狗真讨厌，但比这更讨厌的是强迫别人不准吃。"这，的确可以问倒很多养狗爱狗的人。看，连先生也爱狗，却懂得不把自己的偏好，发展成对爱吃狗肉人士之权力的限制。你们爱狗，就不准人家吃狗肉，凭什么呢？你爱听古典音乐，就不准人家听流行歌曲么？你爱高雅艺术，就不许人家看三级片？“强迫别人不准做‘法律不禁止做的’事情”，很可恶——这几乎是很多时评家们的一个基本信条：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问题是：什么叫“强迫”？所谓“强迫别人不准吃狗肉”，是什么意思？在网上攻击吃狗肉的人算强迫么？在狗肉店门口抗议、示威，算强迫么？“从法律意义上说”，只有冲砸狗肉店、夺下食客的筷子，才叫强迫——也就是犯法。除此之外，都只叫风俗、舆论、伦理、道德。虽然，所有这些都会给人造成各种形式的一定的压力，但没有一个人有最终的实际的“强迫”力量。所以时评家们的这个信条，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你不可以用违反法律的手段，强迫别人不准做法律允许他做的事情。”——这么做的人，都立即负上了法律责任，被强迫者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来起诉。2所以，问题根本不是个人的合法权力问题。时评家的“讨厌”，要维护的其实是个人的偏好自由：你爱狗，我爱吃狗肉，法律没有禁止我吃狗肉；你喜欢高雅艺术，我偏偏喜欢看三级片，关你什么事呢……法律既允许，而我又喜欢，因此，你就不应该不喜欢，你也没有权力不喜欢。你的不喜欢，没有任何合理性，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伦理道义上的。似乎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从来不思考一个最基本的法学问题，那就是：法律是哪里来的呢？制定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呢？法律的精神是什么呢？法律和文化、风俗、伦理道德的关系是什么？个人权力和文化、风俗、伦理道德的关系又如何？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力，固然是正当而神圣的。但是，这不代表需要每每公然蔑视法律之外的一切风俗、伦理、他人的感受。因为，这些就是法律的来源和基础之一，没有这些，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社会。换个比喻：“我爱父母，也不骂他们。但是法律并没禁止，他人有骂父母的自由和权利。——骂父母真讨厌，但比这更讨厌的是强迫别人不准骂。”这里的确存在着一种恶的“强迫”：谁骂父母，就把谁抓起来，打屁股或是做牢。一旦如此，“骂父母”这个似乎很明白的行为，就会立即成为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骂到什么程度，才算犯法？即便在古代，”不孝“罪也不是那么容易界定的。今天，我们不会从法律上规定人不可以骂父母，但是，因为法律没有禁止，就说，”人有骂父母的自由和权利“，就显得很荒谬，因为这不属于个人幸福生活所必需的自由和权利。而尊重普遍的风俗、伦理、道义，与尊重法律一样，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一个文明人的基本教养，它反映的是人对人的尊重。虽然，前者与法律一样，也有一个演化过程，伟人或民众起而挑战并改变风俗、法律，也是这个演化史的一个部分。但是抛弃对良风美俗的尊重和追求，只会导向暴戾社会。3时时刻刻维护“个人权力”的时评家，只有在批评公权力的时候，是次次完胜的。但是一旦矛头指向公权力之外的东西，情况就会顿时复杂而混乱：时评家们互相分裂，与各派普通民众陷入混战。可以预见的是，吃狗肉问题，像“范跑跑”问题一样，将让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遭到无数的人的狂热唾骂和一窝蜂的攻击。这种唾骂和攻击，几乎会让我们的公共知识份子觉得置身于群氓的对立面。而他们批评公权力时往往获得一致的民间支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每一次都正确，而是因为在批评、监督公权力时，批评者有豁免权。对公权力的僭越行为，哪怕是指责错了，怀疑错了，也有其正当性，因为，这时公共知识分子履行的是“看门狗”的神圣职责。在我们当下的情况，这种豁免权，既必需，又神圣。但是，和支持“范跑跑”一样，支持吃狗肉人士，无疑违背了大多数人，至少是很多人的朴素的伦理情感。这些人不懂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但是也并非被洗了脑的专制主义分子，他们只是朴素地觉得，一个老师不应该扔下学生逃跑，事后还大言不惭。他们朴素地觉得，吃狗肉猫肉，和吃猪肉吃牛肉，似乎总有点不一样。4不一样在哪里呢？一些人免不了要问，凭什么你们吃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鱼肉，别人不可以吃狗肉猫肉呢？正如连先生所说，植物也是人类的朋友，甚至，显微镜可以显示，植物也会疼，也会抽搐、挣扎。当然，要说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似乎也的确没有。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比如，他们不吃猪肉牛肉，却专门养狗养猫来吃。这些人，是在吃植物、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鱼肉之外，连狗肉、猫肉也吃。虽然大多数人不能不吃肉，但是，能少吃一点狗和猫么？能尽量有点仁慈之心，少一点点口腹贪欲么？今天，养狗爱狗、养猫爱猫，也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伦理、风俗。人养了狗和猫之后，似乎大多都会与之产生深厚情感的，这与养猪养鱼，似乎也的确有点不一样。何以如此，似乎一般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很多风俗、习惯、伦理，也都是如此。但是，纯粹出于口腹之欲，公然挑战这种风俗、习惯、伦理的人，立即会引起众人普遍的厌恶。我也见过那种杀了自家养的狗来吃的人，大家当然不能干涉他，但是多少会觉得，这家人有点刻薄寡义。我们应该时刻警惕公权力入侵私人领域，不允许公权力介入诸如“我应该如何与父母相处”、“我可以看什么样的碟片”、”我可以吃什么东西“之类的私人空间，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有辱骂父母的自由和权利“、“吃狗肉讨厌，强迫别人不准吃更讨厌”的极端表述，因为它们冲击了最基本的伦理、风俗、人类情感。至少，这和个人的合法权力扯不上太多的关系。无非是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感受罢了，千夫所指，我往狗肉店矣。任谁也是无法限制的。5但是，如果某个地方官员，轻率地出于尊重民意的意图，出动工商或是城管，关掉一家狗肉店，我们的时评家们将会获得完胜。爱狗爱猫人士，将再一次和批评范跑跑的人一样，被归入不名誉的专制力量的帮凶之列。6在争论中，有一种并不少见的论调：你无权批评他人，无权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就是，把一切批评，都视为对他人的粗暴干涉和强迫，都是一种狂妄自大。——这就导向了一种偏激的相对主义。我没有权利“强迫”、“阻止”、干涉“别人如何如何，，只要法律允许，那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我没有权利批评别人，对别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好像自己真理在握似的。这样的论调，我们经常听到，很受听者的欢迎，觉得这才叫开明人士。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我们的一切偏好、价值观，都是偶然的、个人的、无依据、非理性的。一切人的一切偏好，无非如此。这不是谦逊风度，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偏激的极端相对主义。谦虚风度是出于自信和诚恳，尊重别人的批评和商榷，相对主义则否定一切批评（除了批评绝对主义）。自由主义有一整套的信念和行动纲领，而相对主义则怀疑一切信念：虽然我讨厌别人吃狗肉，但是我无法证明我就是对的、别人就是错的。所以我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尊重别人的选择。——你为什么讨厌人吃狗肉呢？我不知道，我就是讨厌。——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呢？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对错是非呢？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一套哲学，在我们这里的兴起，源于对绝对主义真理观的深刻厌恶（如王小波），但是不知不觉，它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侵蚀、摧毁一切信念、价值，并阻止一切对它们的探究。一个大学生在获得任何信念之前，就已经知道一切信念是相对的；绝对主义真理观，是法西斯的精神源头；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这就是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里几乎咒骂不已的相对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在他看来，这种谬论导致美国精神貌似走向一种大开放，结果却使得美国人丧失了探索是非、探索真理的精神，导致精神上的大封闭、思维懒惰。人们貌似对任何东西都宽容无比，实质对任何事物都不当真。你爱狗，当然会阻止别人吃狗，批评吃狗肉的人。爱狗，厌恶人吃狗，却又觉得自己无权批评吃狗人士，这不是自由主义，这叫“批评的瘫痪”：我厌恶这种小说，但是我无权批评。我厌恶这种人这种事，但是我无权批评……这种极端相对主义，在西方，在教育和人文领域引发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一切标准受到侵蚀，一切谬论都大行其道，批评者反受批评。其恶果引发了知识界的深刻反思。但在我们这里，它正在四处蔓延，但是情势更加复杂，争论起来，更加夹缠不清。我们也正在向政府争权力，向传统社会争个人自由，向专制权威争独立思考。这一切，很容易和相对主义混淆起来，其正当性常常掩盖了相对主义的偏激和荒谬，导致种种乱象：向政府争权力，会滑向为恶行辩护。向传统社会争个人自由，会滑向蔑视良风美俗。向专制权威争独立思考，会滑向否定一切是非标准。当我们觉得我们的一切信念，都是偶然的、持之无故的，变幻无常的，人们也就不会思考它们，探究它们，也不会与人争辩，并阻止别人争辩。于是，也没有任何坚实的信念可言，最后，偶然的、粗鄙的力量主宰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