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皇城沙滩外面免费:江青的藏书是“抢掠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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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藏书是“抢掠来的”吗?
写历史文章,应该多一点实证的态度和功夫,比如遵照胡适当年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以及现在在史学界颇得推崇的西方“年鉴学派”的治学方法,用这种态度和功夫去从事研究,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确凿而非虚妄的。曾有一篇文章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即多年前首先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一个可疑的“藏书家”》,文章质疑《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将江青列入中国现代“藏书家”的名单,因为江青所藏的上万册图书,“许多是抢掠来的”,比如其中一部北大教授王利器先生的私藏——日本人所写的《管子纂诂》,等等。如此说来,江青合该被列入“中国现代抢掠家”行列了,不过,江青的万余册藏书中,其来源都是靠“取诸于盗”么?这有实证的材料么?或者仅仅是作者充满义愤的“怀疑”呢?
关于江青的藏书
所谓“藏书家”,据《中国私家藏书史》所引《四库全书》乾隆的“圣谕”,其标准是:“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当然,这只是指藏书数目上的多而已,清朝的“百种”,到了后来,大概就以数量单位的“万册”来代替了,此外,藏书须有相当的质量(如该书中所称:其“应有相当比例属于中国或世界历代累积的优秀的基本文化典籍和工具书,或某一方面的系统收藏”),而且收藏家对之进行过“一定的整理和应用”,如果三项条件具备,就可以被称为是藏书家了。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中,新中国的藏书家,仍然多为学者、教授、作家、实业家、银行家等,政要则有徐特立、董必武、朱德、毛泽东(拥有六、七万册)、章伯钧部长、李一氓副部长、张友渔副市长(先后藏有9万册)以及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4万册)、田家英(39个书架),此外,还有“诸城江青”(根据则是后来她有一万余册书被退回,现存李讷处)。
江青的藏书,数目即达万册,质量估计也不可小视,大概其中不乏善本书之类,据说现在其部分也流散了出来,如有藏家自云:其藏江青旧藏乾隆刊本的《家语疏证》,一函两册,完好如新,在每册的封面左下方相同的位置,均有阴文“江青藏书之印”的痕迹,而书的封面铃印则是江青藏书的特点,这一加盖藏书印的方式,显然与众不同。论者怀疑江青旧藏书籍的来源有问题,这没错,这应该有许多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如取自王利器先生和叶浅予先生所藏的书籍和书画等,不过,江青的私藏有多少系“取诸于盗”,有多少是“取诸有道”,考虑到她的书籍一定是被有关方面清理过而被“退回”的(也就是说,那应该是剔除了“抢掠”的所得的),也就是说,那上万册的书籍,应该是合法的。至于这些书籍的购得,当然,仅仅靠江青的工资收入是无法获得的,这就大概要靠毛泽东的稿费来置办了。在《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中,说到毛泽东的稿费去向,是:“一般用来给毛泽东买书,晚年印大字本书。除了毛泽东自己,有资格享用毛泽东稿费的,就只有江青了。”据《党史博采》刊登的《毛泽东亿元稿酬处置内情》一文披露:“从1965年至1976年,毛泽东先后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后来在毛泽东逝世后,她还5次要求继承毛泽东的遗产),所以,所谓“藏书家”江青的所藏,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也是毛泽东藏书的一部分。
藏书家资格也包括对书籍的“整理和应用”。说到江青,从她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她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除了刊物报纸,当然也包括了书籍。
据[美]R.特里尔撰写的《江青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书中言及江青的晚年,其云:“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那么,如果这些书籍假以天年,有机会得到整理或公示的话,想必上述争议会得到澄清的。
另类的“藏书家”
论者质疑江青是“一个可疑的‘藏书家’”,当然首先是出于义愤,不过,正如古语所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又比如另一位臭名昭著的“文革”人物康生。
说到收藏和才艺,康生的功夫据说不曾了得,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说:“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他还举出陈叔通先生生前的一段话为证,即:“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王力又说:“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大地主出身(文物世家,从小临帖)、投身革命后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开艺术照像馆的(业余大量时间用于练字)、甚至在共产国际工作间暇也是以写字为乐,后来为了医治脑患,“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等等。又据钱伯城先生的《关于康生》一文:“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亦请康生题署书名,颇见别功。”在《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著者陈烈说:“在中**内高级干部中,若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与鉴赏水平,康生往往要争坐‘第一把交椅’。他在诸如诗词、书画、金石、戏曲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但恃才自傲却大大超过了他的实际水平。”但毕竟是“有一定造诣”,于是书法,康生敢自称他的左手书“康体”是“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的,绘画则上海“朵云轩”曾在画册中收有其绘的国画,按他自己的说法,所以用了“鲁赤水”的画名,就是“挑战”齐白石的。
举康生为例,以及以为江青可以入选“藏书家”,因为这是事实存在,不能因为他们有“抢掠”的行为就索性抹去他们的名字。其实,历史上昏庸无道的君王和残暴以逞的佞臣中,却不乏才艺双全的能人,如宋徽宗(书法),如阮大铖(戏曲),如汪精卫(诗词),等等,又如也是“藏书家”的陈群(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血雨腥风中,上海“狼虎成群”——屠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刽子手,就是杨虎、陈群这两个人,后来陈群“下水”当了汉奸,他在担任伪内政部长时大肆聚敛,建造了一座“泽存书库”,那是一座非常有名的藏书楼,其中包括了沈增植“海日楼”的所藏)。上海的钱伯城先生说:“康生当然算不上什么君子,只是《二十四史》‘佞臣传’中的人物,他的恶事固然要揭露,但也不能为了宣传效应,把他没有做过的恶事,硬栽到他头上。”这对江青一样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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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词条江青抢掠来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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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国宝大盗-----康生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失去控制的时候,红卫兵组织从许多北京最富有的家庭窃走了无价的收藏品,并且把他们的掠夺物运往一个受到国家监管的中心仓库。一听到这个重要仓库有新到的货物,康生就急忙赶去,检查这些掠夺物,擅自取用被他眼睛所盯住的任何珍品.以玩世不恭(或实用主义)的态度,康生无视背叛传统观念和抛弃旧文化的思想,想尽方法大量扩充他的稀有图书、印章、砚台、铜器、石碑、瓷器、象牙制品、玉石和古代名人书画等收藏品。
文革期间康生所积聚的艺术品,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是惊人的。他获得数千件珍品,其中许多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稀有的,他的自豪和乐趣仍然是砚台,有些砚台有桌子那么大,他所拥有的唐代陶龟砚足绝无仅有的。康生的砚台肯定可以与中国及其他珍视书法的远东地区,如台湾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最佳博物馆的收藏品相媲美,可能还要更胜—筹。
康生确实以合法手段购买了一此珍品,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家机构和私人收藏中偷窃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特别喜欢的手法之一是,向博物馆或图书馆商定借一件独特的艺术品或一套图书。他会写一张借据,但是一旦珍品进入他的掌握之中,他会认为永远归属于他了。由于他的身份,管理员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调整他们的记录,把“出借”改为“移交”。
这种搜集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康生不可能借下博物馆的整个收藏;而且许多稀世珍宝还保留在私人手里;因此,毛泽东号召红卫兵“破四旧”,是康生私吞艺术品和古玩的完美借口。当红卫兵迫害北京知识分子的时候,康生指示一个左派青年组织去没收某些领导干部、艺术家和作家的图书和艺术收藏。他解释说,这些东西代表了其前任所有者的资产阶级精神,有些色情图画和书籍,“可以腐蚀党,腐蚀国家,腐蚀人民。”
康生井非任意地盗窃珍宝;他有识别力.也有办法。他控制着文物局仓库,被没收的珍品就存放在那里:当红卫兵计划抢劫某个著名鉴赏家的家时,他安置在那里的代理人就会通知他,无论何时新到一批古玩珍藏,代理人都要告诉他。康生会要几份草拟的没收物品的存货清单,亲自检视掠夺物,选择他所要的东西.有时候他亲自发起对著名收藏家的家庭袭击,指示他的副手组织红卫兵去掉夺特定的居民,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常参加北京文学精英的许多社交活动,因此他可以详细说明他要红卫兵为他盗窃的是什么珍品,就像西方黑社会的头目命令盗窃梵高或毕加索的画那样。从1966年末开始.所有图书馆丰富的书画收藏和每种古玩图说都被红卫兵运走.控制在文物局手中。康生一心要隐瞒他煽动推动的真相.在掠夺的珍品到达仓库之前,他从不亲自出面干预。康生在以后的四年中从文物局拿走数千件古玩和艺术品,有时他自封为“检查者”的角色,有叫以很大的“折扣”买下它们,有时只是简单地拿走他所要的任何东西。
文革期间,康生首次搜集的是邓拓的财产,邓拓是位作家.《人民日报》的前总编.后来领导北京市的宣传机构。50年代初来到北京之后,邓拓一直是琉璃厂商店的常客,琉璃厂是北京西南面的街市,几个世纪以来专供文物古玩贸易、那个时候康生就认识邓拓;当康生访问这位作家的居所时,邓拓向他展示了他的艺术收藏。康生充分赞美了邓拓的珍品。
1966年5月,导致彭真下台的政治局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群激进派突然抓住邓拓,并且对他进行抨击 他成为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在决定彭真免职的两天之后,他于5月18日自杀。康生长期以来窥觎邓拓完美的小收藏之库;1966年未,当红卫兵破坏了几平所有的法律和首都的秩序时,康生只不过命令他的一个代理人袭击邓拓的家,没收了他的艺术品和古玩。
这种盗窃形成了模式。康生在公开场合隐瞒他对珍品的搜索,但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却大肆吹嘘。尽管他们公开否定中国的封建历史,但是在毛泽东宣称抱抛弃任何旧事物的时候,许多激进的领导人却成为贪婪的收藏家.江青要求康尘告诉她在自己的收藏中要补充哪些物品。林彪在妻子叶群的鼓动下,从文物局盗窃了1200多件古玩。几位接近林彪的农民出身的将军,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开始光顾文物局,他们在那里翻箱倒柜.搜寻有价值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法律失掉.威胁着毁灭中国文化最终的遗迹,此刻,摩生却搜集了可以装备一个小型博物馆的艺术珍品。并且发泄了对任何严肃收藏家的忌恨。 康生盗窃艺术品的行为是准官僚主义的,他访问文物局仓库的记录往往由敏感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员保存和归档。这些记录显示,从1968年到1972年,康生以这种方式偷窃了北京文化精英中96人的图书和收藏。 他为自己搜集了12080卷善本书(占移交的善本书总数的34%)和 1102件古玩(占总数的20%)。只有毛泽东指定的政治接班人.在大陆排位第二的林彪.盗用的古玩比康生多。
除了当场盗窃之外.康生在购买文物时进行了充分的讨价还价 一幅价值数十美元的宋代绘画,他用10美分买下,他为价值超过86000元的绘画支付了2364元,为价值740510元的古玩只支付了250元。康生“购买的文物”价值总数共有80000美元左右,但是那时中国与国际市场相隔绝;于是估计的中国艺术品价值总额远低于其真正的商业价值。康生打折扣购买的文物在商品交易市场的价格是数百万美元。
文物局官员往往是很勉强地把他们的珍宝按康生所要求的价格卖给他,他们不敢拒绝他。当文物局的一位行政官员坚持康生支付的数目太低时,康生要他的秘书指责这位官员“缺乏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指责可以使此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诚实受到怀疑,并且提醒他,康生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可以制订他自己的价格标准。
最后,当他对权力的要求促使他背叛越来越多的同志时,康生似乎更喜欢让这些人的砚台、印章、绘画和书法作品来陪伴。他是一个热情的古物收藏者,也是破坏文化的同谋。口
(摘自(康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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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康生为轻轻巧巧地得到一大批文物图书而陶醉不巳的时候,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天夜间,突然响起一阵电话铃;“喂,康生同志吗?我是叶群.听说康老最近正在鉴赏抄家来的文物,林彪同志对此也很感兴趣,还有黄总长他们也想看看,能不能带我们去开开眼界啊?”第二天,在钓鱼台开会休息的间隙,老夫子陈伯达也跑来把康生拉到一边说‘“康老,哪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抄来的文物吧,你可不能一个人捷足先登啊2”康生不由得有点懊恼.显然,这一帮人得到了风声,都想来分肥。没办法,这些人现在都炙手可热,不让他们也捞一点是无论如何交不了差的,反正东西有的是,让他们也分点吧,这样也好堵住他们的嘴.于是,康生对他们都满口答应,担保下次一定带他们一起去文物管理处仓库.
果然,1970年5月2日,康生带着他们来了.北京市文管处堆放抄家物资的库房里,一下子拥进以康生为首包括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内的一大帮人.这一伙人一开进库房,简直就象一群蝗虫落地,拼命大嚼起来.康生和陈伯达直奔珍贵文物,几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和叶群则把手伸向了金银珠宝.一忽儿工夫,他们各人面前都堆了一摊.老夫子陈伯达望了望站立一旁的几个管理人员,觉得这样公然抢占未免有失体统,于是想出一个遮丑的妙法,假惺惺地从自己挑选的图书中抽出两本说:“康老,你对古书有研究,这个应该赠给你。”康生立刻明白:“对对.你对古画内行,这里这幅画你拿去鉴别一下吧!还有,这几件不知是什么老古董,请叶群同志带给林副主席鉴赏一下吧!:一时间,他们发现这似乎是个保持首长身份的好办法,于是纷纷谦让起来,我送给你,你赠给他,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他们各自装了一堆,打道回府了.这一天,文管处库房遭到了一次实实在在的浩劫.望着被洗劫一空的库房,管理人员无不目瞪口呆,几乎掉下泪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5月2日的行动中似平少了一个应有之人.不错,就是江青.那一天,江青正好偏头痛发作没去成.圆滑的康生当然不会忘记她,他知道这个女人特别小心眼,好事少了她的份儿哪行?康生不情愿地从拿来的文物中挑了端砚、古墨等几件,派人给江青送了去.
江青可并不满意.她一看这么好的东西自己只拿到一丁点儿,心想康生叶群他们肯定捞足了,用这壬、一点残羹剩饭来应付差事,这不是存心欺负老娘吗?她立刻要通了康生的电话:“康老啊,你送给我的端砚和墨真好,太好了,我太喜欢了.你知道我也是爱好古董的啊I近来身休不大好,我想找些文物古书看看,调剂一下脑子,你能陪我去一趟吗?”
康生当然又是满口答应。1970年11月6日下午,康生陪同江青到文管处的另一个库房.一个多小时后,两个人各自抱了一堆名贵印章和砚台等等文物凯旋而归。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去文管处等存有抄家文物的地方,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我们在这里实在无法一一记述.这还不算康生等人以其他方式窃得的文物在内.例如1970年5月,北京市文物局征得一件从永定门外战国墓出土的象牙印章,天真地拿给康生这位“古董鉴赏家”鉴别,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又如1970年初,康生要北京工艺美术公司为他加工一方砚台,用他从大庆白捞来的一块玳瑁化石做砚盖,另外选用名贵石料配制乌龟形砚身。工艺美术公司特地雇用了144个工到山西采了两方大紫石,但因断层太多没有成功.未了,又从石家庄觅得一块香油唐石高价买下,前后用了一年时间,花了800多元,才算做成了乌龟形砚身.康生仅付了4元人民币,就将这方珍贵的玳瑁化石龟形砚攫为已有了。再如,由于康生对搜集淫书特别喜好,他专门要北京市公安局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来的淫秽书集中到市文物管理处,然后跑去亲自过目,先后拿回家20多部,在潜心欣赏
之后精心收藏。他还亲自动手对有的书重新裱装,为有几部他特别喜欢的书配上楠木盒、套上特制口袋后放好,并一一亲笔题写书签,一有空就拿出来赏读.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或单独或结伙地左劫掠文物图书,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仅有案可查的,被他们一伙掠夺的图书就共计134000多册,文物5500多件.其中,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间就先后30多次去北京市文管处,窃走图书12000多册,掠去文物1100多件.这些文物图书,主要是从北京近百位老千部和知名人士家中抄来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界,傅惜华、齐白石、尚小云等私藏的以及20多个单位、30多个仓库中查抄来的文物.康生,真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文物珍宝的盗窃犯。
摘自《党内大奸》
团结出版社199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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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小丑曾经表演过的恶行劣迹,恐怕不是这么容易就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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