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芽生产设备:张子林书法 收藏中国龙文化 二

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来概略。

　　在龙的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这是因为，龙本来就是“水物”和“水相”，或者说，龙本源于“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的模糊集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鱼、鳄、河马、海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陆牛、陆马、鹿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棗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本源于水物、水相的龙，怎么可能不“喜水”呢？

　　“喜水”的神性，使龙对行云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职特别胜任。

　　“好飞”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龙之“好飞”，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云、雷电、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二是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三是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云、雷电、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四是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摆脱现世的苦累，飞腾、翱翔到高妙阔远、有星星，有月亮，白云缭绕的空中去。而龙作为寄托着、体现着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飞，不好飞，那也就不是龙了。

　　“好飞”的神性，使龙很自然、很方便地成为某些神仙、圣杰、帝王的乘御对象。

　　“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因此，“好飞”必然“通天”。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亦称“龙凤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棗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后世的许多建筑雕刻、绘画，人们都让神龙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如北京故宫的云龙望柱、天坛的云龙石、孔庙的戏珠飞龙，等。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帝王君主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由于龙是由众多的对象模糊集合而成的，各集合对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又有了“善变”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电、是虹，在地可以是猪、是马、是牛，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蛇。换句话说，天上的云、电、虹，地上的猪、马、牛，水中的鱼、鳄、蛇，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龙具备了“善变”的神性，而变，就免不了要变出些“灵光”、“灵通”、“灵妙”、“灵验”和“荒诞”、“离奇”、“怪异”来。因此，龙又有了“灵异”的神性，成为古人心目中的“四灵”(其它三灵是麟、凤、龟)之一。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龙是古人模糊集合了众多的动物和天象，从而创造出来的神物，如果这个神物不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古人创造它做什么呢？上述龙的种种神性，又都为龙的征兆吉祥嘉瑞的神性提供了基础：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灵异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长集中于一身，龙又怎么能不祥瑞呢？

　　龙可以“征瑞”，也可以“兆祸”。棗这倒也符合辩证法，其根据是现实的验证和历史的、道德的评价。如导致西周灭亡的“龙鼋之怪”、造成古时三苗地区大乱，的“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等等。

　　龙的性情中，也有凶猛威厉、乖张易怒的一面。我们概而称之为“示威”。龙之“示威”，盖源于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

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政治上群雄割据，学术上百家争鸣，原始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重要一点，是原始宗教中吸收了阴阳交合、化育万物的思想，与此相应，龙也逐渐演变成以阴阳相合为特征的吉祥图案，出现了大量的蚊龙、蟠曲龙以及龙凤合壁的造型。龙的形象也不仅仅出现在礼器上，开始出现于一般的日用器具，如铜镜、丝织品、帛画上，变成了一种突出祥瑞气氛的图案。龙的形体上突出了兽的特征，龙被加上了与虎相似的四足，使龙看起来更像是用四肢奔跑而不是如蛇、鳄那样爬行。这种加工使龙变得孔武健骏，神采飞扬。

　　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基本定型，即长角、尖耳、兽足，蛇躯。由于自秦汉始，皇帝被说成是真龙天子，所以龙就有了三重的含义：一是通天的神兽，二是君主的化身，三是吉祥瑞兽。

　　秦汉后，表现龙形象的，一般不再是铸造的青铜或其它金属的礼器，而主要集中在帛画、墓画、画像砖石、石玉雕、陶瓷彩绘上，风格上更加艺术化与世俗化，宗教的色彩逐渐淡化。虽然风格也有差别，如六朝时期的南朝，龙像往往是傲骨嶙峋、潇洒恣肆，而北朝时则华贵雍荣、矫若流云，但总体上变化已不大。

　　隋唐时期，除了一般传统的龙形象外，又出现了一种龙首鱼身的形象，学者称其为“鱼龙变纹”。“鱼龙变纹”的产生，除了龙的历史渊源的因素外，还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在龙的形成史上，鱼本来就是龙的原摹本之一，在上古神话中早就有鱼变龙的传说，在古代典籍中更是言之凿凿。据说大禹在治理黄河时，曾将河东界的龙门山凿开里余，名为龙门。

　　黄河从龙门流过。每年春未，就会有黄鲤鱼争先恐后地从各江河游到龙门之下，若有能逆湍急的水流跃上龙门者，就可化为龙。当有鱼跃上龙门时，不仅云雨相随，而且还有天火自后烧其尾。正因为如此凶险，所以一年之中，能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条，未能过龙门者，点额而返。这就是中国民间传说的“鲤鱼跳龙门”。从这个传说的角度看，龙首鱼身正是变化过程中的形象。

　　然而，龙首鱼身的半龙形象在隋唐时代的兴盛，并不完全是上古传说的诱惑，而是人世“龙门”带来的效应，这座人世龙门，就是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度。

东汉直到南北朝，是豪门大族的时代和天下，朝廷用人行政，重视的不是人的才情能力，而是出身门第，这一套制度称为“九品中正”制度，也叫门阀制度，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政治上的黑暗自不待言。隋唐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创立了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来选拔入才，授以官职。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文人既憎恨又依恋的一脉长流，多少文人的升沉荣辱都与科举息息相关。

　　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愿望，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统治集团，跻身上流社会。所以“金榜题名”就成为人生的一大快意。科举并不特别重视门第出身，对那些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旦高中，便可平步青云，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与鲤鱼跃龙门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所以人们就把科举看成是寒士的“龙门”。

　　有人干脆就把考场的正门称为龙门。如《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写宝王与贾兰一同去应科举，考完后宝玉不见了踪迹，贾兰回到家中说道：“我们俩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在龙门口一挤就不见了。”大诗人李白在《赠崔侍卿》一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诗中即以不得成龙的鱼比喻科举落第。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象征着变龙的“鱼龙变纹”自然适应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而成为受人喜爱的瑞符了。

宋代以后龙的形象更趋艺术的完善。在中国古代，宋王朝的地位非常奇特，它没有汉的威风，也没有唐的气魄，给人一种颓靡、软塌塌的感觉。宋立国不久便被北方的少数民族逼得节节南退，北宋成了南宋，最后偏安的小朝廷又不得不向敌人称臣纳贡。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却没有因宋的孱弱而停滞，相反，却在十分迅速的发展。当时各个学科都有学者对历史遗下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哲学上有理学的辉煌，出现了二程（程颐、程灏）和朱熹这样的大学者。

　　历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和它的作者司马光。金石学、医药学都有集前人大成的理论著述行世。在这样的大背景烘托下，龙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但龙的形象已基本挣开宗教的樊篱，而且出现了一整套画龙的理论，你之为“三停九似”，所谓“三停九似”，即是说在画龙时，龙首至前肢、前肢至腰、腰至尾三部分长度相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如兔、项似蛇、腹如蜃、鳞如鱼、爪似鹰、掌似虎、身如牛。

　　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不仅阐述了“三停九似”之法，而且强调画龙要“穷游泳婉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在画龙的鬃、鳞和肘毛时，笔画要壮快、细致，要看上去是从肉中生出。他还说，龙飞上天后有层云隔阻，落入渊后又潜于水底，人不能见到，所以画龙难以说成是形似，但也不可随意，挥毫落笔、筋力精神应契合于唐吴道子画鬼神的理论。宋代画龙理论不仅成为后世画龙的框范，也使龙的形象越来越进入纯艺术的轨道，突出了龙的审美意义，使得宋代的龙形象更具美感。从现存的宋代器物上所绘的龙形象看，宋龙体态灵健，气质雅俊，或腾飞于飘渺无定的云霭，或出没于崩云裂岸的狂涛，雄奇而不怪异，洒脱而不张狂，令人赏心悦目。

　　元代继宋代的流风余韵，龙的艺术形象更为完善，也更为世俗化和规范化。与宋龙相比，元代的龙形象更趋一种协调和审美情趣的追求，龙头扁长，龙目明亮，龙眉粗壮，龙角后伸，龙躯细长，显得轻灵飘逸。宋元龙形象的艺术成就之所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与龙图案在民间的普及分不开的。龙的怪兽、神兽的特征逐渐淡化，凶霸之气消失，甚至出现过龙游戏于盛开的牡丹花丛之中的图案，整个画面充满温馨祥和的气氛。

然而，龙形象的这种趋势由于明、清两代帝王加强了对龙的垄断没能继续发展下去。明王朝的开基之主朱元璋出身贫寒，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都需要以龙来神化自己，说明自己是上承天命的真龙天子，有合法的统治权。出于这种需要，明、清的帝王在衣食住行各端都尽力以龙为饰，龙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帝王的专利。由于封建帝王的推崇，龙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艺术领域，以突出帝王的权威。今天我们见到的带有龙图案或装饰的建筑，大多建于明、清两代，其中一些建筑几乎无处不龙。有人做过统计，仅北京故宫中的一座大和殿，就有龙纹、龙雕1．3844万条。瓷器、漆器、金银与珐琅器皿上，龙的图案也被广泛使用，从形态上看，既有头尾相交、宛如花团的团龙，也有盘于梁柱之上、探首张爪的蟠龙，有踏水而行的走龙，也有腾飞于空的翔龙。龙的宗教与政治意义再次凸显，形象也变得怪异可怖，并且出现了违反审美规律的正面龙首图象，这种图案中的龙双目圆睁，目光如炬，爪舞牙张，须发皆扬，透出一股凶恶之气，实际上是要显示出帝王的威慑之力。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是专制皇权鼎盛的时期，封建君主竭力树立自己的威权，龙形象的上述变化正是皇权强化的结果，龙成了皇权的工具和象征。

　　龙与封建帝主结缘后，一方面因帝王的推崇褒扬而愈显尊贵，一方面又因帝王的骄横无道而遭人憎恶。近人闻一多先生曾说：“我们记忆中的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和他们及她们宫室舆服的装饰‘母题’，一言以蔽之，它们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你记得复辟与龙旗的不可分离性，你便会原谅我看见龙凤二字而不禁怵目惊心的苦衷了。”所以，当封建王朝的丧钟在近代敲响后，作为帝王象征的龙也失去了曾罩在它躯体上的道道光环，走向了衰落，只能默默无闻地附在曾喧赫一时的古代殿阁楼台与器具物品上，向人们展示它曾经历过的风风雨雨，让后人惊奇、感叹、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