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迷至尊豪礼:访武大前校长刘道玉：我不走 武大的改革就没结束

2011年02月20日 18:36
来源：锦绣 作者：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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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是武汉大学曾经的老校长。在《一位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它回顾了这段历史，毫无沮丧。尽管被剥夺了职务和种种待遇，刘道玉仍拒绝了来自各地高校的邀请，坚守在武大校内一间简朴的两居室内。他执拗地认为，只要自己还在这里，武汉大学改革的历史就没有结束。

刘道玉至今还记得他和池田大作的对话。那是在1987年11月1日，时为创价大学建校17周年的纪念日，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邀请刘道玉参加该校的庆典。晚宴席间，一直在苦思高校改革之路的刘道玉忽然发问：“池田先生，您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不仅要有优美的校园，一流的教授，高的教学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大学既要作高深的学问，但又不能钻进象牙塔内；既要联系社会实际，但又不能陷入功利主义。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池田大作回答说。

就各自国家的教育现状展开深入交流之后，两人都深深觉得，大学应该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他们还从中国古代的“人师”、“经师”说出发，重新定义大学教授：美好德行和专业知识、能力兼具的表率。他们展望未来，寄希望于青年，对两国的教育前景都信心十足。刘道玉心里，一个教育改革的宏伟蓝图也有了雏形。

后来，刘道玉大展手脚，实施了学分制、转学制等改革策略。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他的锐意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武汉也被称为“中国高校改革的深圳”。但在1988年2月10日，雄心万丈的刘道玉刚刚制订好《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就被国家教委的一位官员叫进东湖宾馆谈话。当晚，他被免去了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的职务。许多人感到震惊、不解，一位教授安慰他说：“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今天，刘道玉在《一位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回顾了这段历史，毫不沮丧。尽管被剥夺了职务和种种待遇，刘道玉仍拒绝了来自各地高校的邀请，坚守在武大校内一间简朴的两居室内。他执拗地认为，只要自己还在这里，武汉大学改革的历史就没有结束。

《锦绣》：你如何看武汉目前的高校教育现状？

刘道玉：武汉高校和高等教育，处于国内前三甲的地位，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中国高等教育的城市排名，八十年代首属西安，现在北京、上海和武汉排在前面。这些城市大学数量多，国家部委所属重点大学比较多，这是从统计意义上来说，不能说明水准，数量和质量不是一个概念。

应该说，武汉市高等教育有一定实力，但这个实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它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本地的大环境，八十年代武汉就开始人才外流，“孔雀东南飞”；其次和高校的领导有关，九十年代后，武汉的大学领导更换频繁，且用人失当——我历来是口无遮拦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大学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大学校长本人之过，而是组织人事部门的遴选之误，选拔了不合适的人；校长缺乏能力，自然影响教授们的发挥。

《锦绣》：国内其他城市的高等教育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刘道玉：对。就拿北大来说，我原来还是很崇敬这所学校的，而且武大和北大有渊源关系。清末民初，一批北大的湖北、湖南籍教授，意识到中国中部需要一所高水准的学校，就南下创办了武昌高师，就是武大的前身。现在的北大令我非常失望。钱理群教授我认识，他也说，现在的北大我不爱。北大的校长们，也就是丁莳孙先生主政时还有所作为，后来就不行了。这不是北大本身的问题，是整个社会转型所造成的。

我一直主张，大学要有职业化的校长，不能兼搞学术、带研究生。这是世界著名大学的共同经验。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十五年来不教一节课，不带一个研究生，不做一个课题，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在心无旁骛地治校。用陶行知的话来说，一个学校小则关系到几百人的学业前途，大则关系中华民族兴衰，这样的事业难道不值得一个校长全心全意去追求吗？在陶行知的时代，学校规模很小，现在高校动辄万人，校长兼顾管理和学术，哪来那么多时间？

《锦绣》：除了自身定位问题外，中国大学校长还有没有其他误区？

刘道玉：还拿北大为例，它就该是中国少数的顶尖大学、象牙塔式的大学、精英大学，不能求规模，不能搞实用主义，就得像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的那样，“板凳一坐十年冷”。北大现在出了什么“醉侠”、“最好的坏人”，这些人在我的学校一定会被开除。陈嘉洱是我的好朋友，他当校长时提出主动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从边缘走向中心。这就错了，完全错了！

这种想法是被施下了“紧箍咒”，也正是中国大学变成今天这样的最重要的原因：为意识形态治学，计划经济思维。蔡元培当初提出“思想自由”，是很好的理念，现在北大历届校长谁还提这个。闵维方还在《读书》杂志上批判蔡元培，说他的理念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才有意义，多荒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