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娜演的2001的电视剧:“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

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想意识差异中日韩

 作者：崔景明（1958－），女，河南安阳人，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副教授。

 一、儒家文化对中日韩三国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韩国、日本等，在历史上都用汉字，崇尚儒学，形成所谓“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古朝鲜的三国时代，高句丽开始使用汉字作为自己的文字，由于汉字的使用和通行，导源于中国的儒学，亦随之传到朝鲜半岛新罗统一三国以后，大量向唐王朝派遣留学生，这些遗唐留学生回国后，成为在朝鲜弘扬儒学的生力军。高丽王朝末年，程朱理学传入，并成为李朝建国的指导理念，直至李朝为日本吞并，程朱理学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儒学又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公元285年，百挤博士王仁赴日，进献《论语》和《千字文》。这是儒学典藉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及留学生把中国文化移植于日本，儒学成为日本上层统治者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的全盛时期，朱子学、阳明学都很发达。

近代以来，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儒家思想体系，都因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同程度地解构了。但作为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中某些因素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还被激活，在不同程度上对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生作用。美籍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曾分析说：“新加坡早已为深厚的儒家思想所浸润，至少每一个四十岁（甚至三十岁）以上的华人身上都有许多儒家的精神因子，不过不一定人人皆有此自觉而已。”余英时：《新加坡推行儒家思想教育的我见》，《星洲日报》1982年6月7日。

1. 儒家思想的本质与核心

儒家思想尽管在不同时代因为历史需要不断得以建构与重组，并且在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焕发新的形象与内容，但其本质与核心仍未变。

(1)人学本质：人本体论。儒学是围绕着“人”这个主体而展开的，儒学充分肯定“人”在“天地”间的超越地位。儒学特别彰显人的主体精神，又十分重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人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的尊严，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这儒家关心的焦点，也最能体现儒家文化的本质。儒家历来崇拜圣人，视圣人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和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可以说，在“做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儒家是以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借以完善人的道德主体，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2)思想核心：内圣外王。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可以说是最重视“发明”“内圣外王之道”的。学者王泽应认为，儒家伦理作为中华伦理的主体构成，本身是一个熔铸着几代人思维和实践成果的复合型的立体伦理，它在历史中积淀起了既稳定强固又灵活变通、既自成一家又博采众家之长的特征。王泽应：《认识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应有视角》，《道德与文明》1998年第一期。

二、中日韩三国儒学发展的比较分析

1.儒学的发展对三国民族性格的塑造。儒学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加上东亚各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使他至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潜力，并且有其独特的作用机制。徐远和主编：《儒家思想与东亚社会发展模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儒家文化绵延两千余年，它所哺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朝鲜民族和大和民族，是具有高尚的道德传统和高度智慧的民族。在今日东亚各国，儒家文化虽然不再占据思想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但不可否认，儒家文化的某些因素，尤其是儒家道德哲学的某些部分，依然具有相当的活力，一部分儒家道德原则、道德信念依然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流淌在人们的血液中。这是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它将在长时间里对东亚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发生影响并发生作用。如果说，世界各国和民族都可以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那么，东亚各国的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自不应舍弃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坚信21世纪将是东方的时代。我们说东方的时代，这意味着传统思想和文化将在世界史上起领先的作用。” ［日］君冢大学，［中］吴鲁平，［韩］金哲秀：《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日韩青年的社会意识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第40页。

2.中日韩三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中国儒学凸显“仁”（仁恕）。“仁爱”观念居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之核心。在儒学中，“仁”与“爱”“和”“恕”“公”等共同构成主导价值取向，并在历史上和中国社会制度形成一种互动关联。韩国儒学凸显“义”（义节）。朝鲜时代的士祸，逐渐酿造了韩国儒学的“道义”精神；外民族的入侵激发了韩国儒者的节义精神，使得强调“义理”、“忠义”成为近代韩国儒学的基调。日本儒学凸显“忠”（忠勇）在前现代的日本儒学或文化中，支配性的价值原理是“忠”，人对特殊系统或集体的承诺胜过对普遍主义价值［正义、博爱］的承诺。森岛通夫通过对中日两国儒教的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是日本的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教。但是儒教日本化之后，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儒教的独自的特征。在森岛看来，中国的儒教，以仁、义、理、智、信为重要美德，而尤以“仁”为核心，认为“仁”是人类本质的美德，把成为“仁者”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日本儒教却强调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的美德，其中尤其以忠诚为核心。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民族精神》胡国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总之，仁、义、理、智、信在中日韩三国儒学中都受到提倡，但因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三国的儒者气质、德性、各自的价值系统及其支配性的原理、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三国的近代进程中，中国儒学比较容易成为一种普遍主义价值原理，造成现代化进程的迟缓。韩国儒学造就了高昂的民族主体性，对民族国家起到促进作用。日本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较少价值阻碍，也最终为特殊主义的伦理付出代价。21世纪中、韩、日三国应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携手共建和谐的未来。

3.中日韩三国儒学发展的不同情况。

首先是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与儒家文化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但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关。鸦片战争打破了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后开始了中西文化之争。中华民族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分子，把目光投向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直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了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这种批判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和全盘否定的倾向。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再一次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批判与否定。 “文化大革命”以后，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得到了纠正。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成分，最主要的有三种，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三种文化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儒家文化特色，新时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其次是儒学在韩国的发展。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几百年来韩国民间实践儒家礼节，相沿成礼俗，三纲五伦成为韩国家庭与社会人际关系的准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曾有人认为韩国是“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儒家思想主导型文化结构和现代文化结构和现代西方技术成功的结合体。接受中国儒家文化时，韩国并没有全盘照搬，进行了两次较大且又较好的改造。一次是实学思想，一次是开化思想。实学思想使韩国的儒家文化变得更加积极，这次思想改造是对儒学的一次光大和发扬，使韩国批判地吸收了儒学。开化思想是韩国对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初次尝试，引进和收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平等、自由、重商主义、人民主权、法制观念等带有启蒙意识的内容，给韩国的方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现代韩国的文化是儒家传统文化、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在韩国的复合互补。也就是说，韩国现代文化在整合与和合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韩国的飞速发展和韩国国内发扬光大的儒家文化以及美国的援助是分不开的，这正是韩国儒家文化的特色20世纪50年代，韩国经济日益崩溃，社会动荡不安，韩国急需外部的支援。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认识到韩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价值，为了维系韩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为了韩国保持政治稳定，避免社会动荡，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美国援助韩国期间，在韩国驻军，帮助韩国进行战后经济重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美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韩国，但，同时美援抑制住韩国生产，导致了韩国进出口的严重不平衡，导致韩外贸逆差。韩国政府和韩国许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美援不能真正解决韩国的经济问题。韩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又是儒家文化。政府为了弘扬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决定出资修建具有400多年历史的陶山书院，并把它作为国民教育的基地。近代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坎坷的。韩国和韩国人的22项世界之最中，第一项就是韩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儒教国家。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输入儒家文化的国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从儒家文化的国家。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理解儒学在韩国的地位。

第一、 韩国国旗

韩国的国旗被称为太极旗，是以儒教及道教的思想为基础而绘制的正象征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发展。

第二、 韩国纸币

1,000元：1983年发行了最新币（151mm X 76mm）； 5,0000元：1983年发行了最新币（156mm X 76mm）

正面是代表韩国的学者李退溪先生的图案，反面是李退溪先生为他的弟子提高业绩而建立的陶山书院的图案。李退溪先生被称为“韩国的孔子”

第三、世界儒教文化节

2001年10月4日至10月12日，在李退溪故乡安东市举办的世界儒教文化节及纪念退溪诞辰500周年活动，以“儒教是精神上、道德上换去今天荒废，教育着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继续前进的新一代”。和“儒教——全世界注目的精神文化”为主题词，指导文化节全过程。上述事例说明韩国在千百年来所接受的儒教熏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表现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已经渗透到韩国人的性格之中。

表现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敬业精神，成了韩国社会道德的基本原理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

表现三、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促进了韩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并形成韩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经济。

再次是日本儒学的发展。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儒家“礼”的思想其“在于维系了日本重视等级秩序基础上的人际和谐的传统价值观”可以说“7世纪至12世纪的日本教育体系，实际上就是当时早期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这一教育体系的兴废及其所表现的特征，自然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早期日本儒学的兴衰及其特征”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日本儒学不是中国儒学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因而，从日本儒学所具的特色，我们便可窥视见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第一、日本儒学较为之中国儒学则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这或许与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有关。第二、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第三、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更富于感情色彩。第四、中国儒学中，“仁”被定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无条件的，近代日本又努力使“忠”无条件地归属于天皇一人。第五、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教等其他思想共存。这也是中、日儒学的不同之处。日本儒学共存性，实际是日本文化的多元共存性格的表现。三、日韩儒学发展对中国的借鉴

中韩日三国虽然都属于以儒教为共同点的儒教文化圈，但是从三国人的意识结构来看，差异性要多于共同性。下面我们从儒家价值的两个方面——家族主义价值和温情主义价值着手，以图表形式，分析一下中韩日三国人。

图表1家族主义价值：家族主义色彩强烈度对比的差异%

上中下合  计中   国365（32.1％）461（40.6％）310（27.3％）1136人（100.0%）韩   国759（56.4％）333（24.8％）253（18.8％）1345人（100.0%）日   本 219（31.1％）164（23.3％）322（45.7％）705人（100.0%）总   计  1343（42.2％）958（30.1％）885（27.8％）3186人（100.0%）本图表选自《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日］君冢大学，［中］吴鲁平，［韩］金哲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图表2温情主义价值：温情主义价值上表现出来的差别%

遵纪守法温情主义合  计中  国478（31.6％）1035（68.4％）1513人（100.0%）韩  国240（15.7％）1289（84.3％）1529人（100.0%）日  本258（25.8％）743（74.2％）1001人（100.0%）合  计976（24.1％）3067（75.9％）4043人（100.0%）（本图表选自《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日］君冢大学，［中］吴鲁平，［韩］金哲秀珠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通过上述图表，很容易看出韩国在两种价值中的比例都是首位的，儒学在韩国是实现了真正渗透到生活底层。它如实地反映出儒家文化在中韩日三国社会中的发展程度以及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三国的儒家文化在中韩日三国社会中的发展程度以及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两者的文化方向、思想意向和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中国的儒学曾经是中国人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较少的程度上，日本的儒学在日本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和日本武士精英之政治方向的形成过程中，也曾扮演过主要角色。美国著名学者赖肖尔指出：“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孔教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孔教徒。”赖肖尔：《日本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⑦在韩国，由于没有别的可供选择的文化思想来源来影响精英和普通百姓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儒学便成了民众政治思想和精英政治方向的唯一基准。

日本的儒学消除了中国理学把意识形态的实用观点。这一切都把儒学限制为一种服务于日本社会和国家实际利益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角色。日本儒学经历了儒家文化移植适应的过程，没有陷入传统主义和有机整体主义的陷阱。与此不同，中国和韩国的儒学从来就没能摆脱通过晚清的儒学史而得到强化的传统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色彩。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思想取向与道德准则的混合物，甚至连孔子本人也曾在理智执着与情感依恋的矛盾中间犹豫不定，备受折磨。作为中国社会意识和信仰体系的主导性来源，儒学提供了客观世界的思想取向及主观世界的道德尺度。这种世界观、思想意向及价值观构成了儒学的整体。

韩国比日本拥有更漫长的儒家文化史，而且就中国的儒家文化——包括古代儒学和宋代理学——输入日本而言，韩国一直起着中日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由韩国的居间角色，就很容易想到：韩国的儒学注定要更忠实于中国儒学。与日本不同，韩国理学不仅由官方，也由民间引进和接受。它作为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主导思想被全盘接受了。

可见，日本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日本更加注重适用性和政治性，它不是全盘吸收儒家文化，而是只吸收取其有功能，从而在整体上支解了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这使得日本放弃了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家族观念和温情主义。

正是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之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中庸文化，凡事寻求超然与独立，注重和谐与统一，不愠不火，所以和日本与韩国比较起来，中国人势必显得“中庸”，所以她的温情也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三个国家的儒家文化具有很大的同源性，但是又是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对中国有什么借鉴作用呢？

首先，日本儒学发展对中国的借鉴。

考察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可以看出日本在对文化的吸收上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日本一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十分珍视和自豪，总是以我为主，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总在不断接受中国儒家文化和思想，却也一直将儒家思想和文化日本化。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起着很特殊的地位，儒学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客观上为日本迎接近代文明做好了思想准备，并进而实有效地帮助日本民族迎接了现代化的挑战。也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于我们思考的启发。如：一要保持文化的独立性，这实际上是在保持一种民族精神。二要以现实合理的态度取舍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相呼应或相排斥的部分，从而保持文体建设的边疆性和持续发展性；三要根据本国的的实际情况，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韩国儒学发展对中国的借鉴。

近几十年来，韩国曾经以惊人的高速度发展，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这与其大力弘扬儒学传统紧密相关。韩国的儒学文化发展又是以教育为基本手段，在韩国，儒家的尚贤，重教文化传统已经转化为韩国的教育为本、教育优先原则，并为其经济腾飞带来巨大动力，韩国的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儒家文化，有的学者认为韩国今天的成就归于儒家主张的“家庭、社稷至上，个人次之”等价值观。儒家文化的长处正在于主张个体与群体并重，既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又强调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宽容，搞好人际关系，实现和谐与统一。这种文化素养有利于社会长久稳定，减少矛盾冲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与合作。可以说韩国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保持了很强的完整性，同时，又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复合多元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既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又注意个体精神与整体精神的相互促进，同时还体现了利与义的结合。

总之，韩国对待外来文化是坦然的，这些对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要重视教育，通过教育来把儒家文化的精华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二要注重家庭和温情主义，这些是儒家文化在韩国结出奇葩，是韩国现代发展的不可缺少动力源，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点；三要坦然宽容地对待每一种文化，只有积极宽容的对待外族文化，才有可能创造新的文化。另外，道德修养的外化在韩国的成功表现也是欠所要借鉴的。尤其到中国来旅行的韩国人在我国旅游胜地不乱仍废纸、瓜子壳等尊重他人劳动力的文明现象，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在我国越来越变谈的尊老爱幼等思想在韩国却早已成为每个人的道德待行为的准则，这些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琐碎的事情正是提高我国人民个人素质的最好最生动的教材。

中日韩三国虽然都属于儒教为共同点的儒教文化圈，但是从三国人的意识结构来看，差异性要多于共同性。这些差异，明显的反映了三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历史上的差别。

在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儒教价值观在表面上被否定了。特别是同时拥有父权的家长制从法律上被解体了。从形式上来看也逐渐向现代型的家庭类型过渡。而在日本，儒家文化是被批判有选择的吸收的。一方面具有很强的日本化特色，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大和民族特色。韩国政府实行的保持儒家文化方面具有很强的忠实。虽然通过经济现代化改革，以及最近韩国政府实行的世界化政策，韩国也逐渐从原来的儒教中心体制过渡到西方式的现代化体制，但是，由于在现代化——世界化的进程中并未对孔子儒教进行彻底的批判，以儒教的思想体制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依然存留着，韩国的儒家文化特色依然长盛不衰，家族伦理道德、温情主义等儒家色彩依然浓厚，并且在现代进程中不断焕发新的活力，这都与韩国对待不同文化的宽容态度有关。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更应该发扬儒家文化的永久魅力，为此，应该和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加强联系，共同致于全国各地儒家文化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