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卷／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

死不瞑目

一

隋文帝杨坚，是北周随国公杨忠的儿子。生于公元541年，卒于公元604年。终年63岁，在位23年零五个月（581年二月—604年七月）。庙号“高祖”。

杨坚的家庭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后期著名的门阀世族。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他出生在冯翊郡（治陕西省大荔县）的般若寺。其中的神话在他即位时我们已经作过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现在是杨坚的开皇第九年（589）正月，隋国灭了陈国后，正好是迎接隋文帝即位的第九年大庆：

丙戌，晋王广入建康，以施文庆受委不忠，曲为谄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赋厚敛以悦其上，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皆为民害，斩于石阙下，以谢三吴。使高颎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矩，让之之弟子也（《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正月二十二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他认为陈叔宝的联络官（中书舍人）施文庆，在受陈叔宝委托执政期间没有忠于职守，反而曲意迎逢用花言巧语蒙蔽陈叔宝的耳目。其同党沈客卿加重关市税赋博取陈叔宝的欢心，与关市税征收办主任阳慧朗、司法部监狱总监（刑法监）徐析、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尚书都令史）暨慧景等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一并斩首于建康南门的石阙下（石筑的阙。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墓前的高台，通常左右各一，台上起楼观。二阙之间有道路），为江南的百姓谢罪。杨广派他的参谋长高颎和元帅府参谋办公室主任（记室参军）裴矩，共同去收缴陈国馆藏图籍，封存陈国金银府库，所有的陈国资产不带到北方去，就地发展当地的经济。如此一来，天下都称颂杨广，认为他贤明。

也就是说，杨广在做表面的文章，他这样做是为了将来夺取太子的地位，还是为了报复高颎作铺垫？我们一时还难以说清楚。下面的史料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些文字之外的意思：

广以贺若弼先期决战，违军令，收以属吏。上驿召之，诏广曰：“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赐物万段；又赐弼与擒虎诏，美其功（《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杨广因贺若弼率部与陈军提前决战违犯了军令，下令将他收捕交送执法官。隋文帝派驿使传令召贺若弼入朝，并给杨广下诏说：“这次平定江表（长江以南地区。以中原的角度看，江南是江北的外表），全仗贺若弼与韩擒虎的功劳。”还下令赏赐贺若弼帛绢之类的物品一万匹。不久又给贺若弼和韩擒虎下嘉奖诏，赞美他们二人的功绩。

也就是说，杨广没有得到张丽华，他把脏水泼到了贺若弼身上，似乎对高颎来了一次警告。至于张丽华是不是贺若弼派人杀的，或者说高颎与贺若弼在这一问题上看法一致，我们一下子难以说清楚。接着史料说：

开府仪同三司王颁，僧辩之子也。夜，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广。广以闻，上命赦之。诏陈高祖、世祖、高宗陵，总给五户分守之（《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开府仪同三司王颁是王僧辩的儿子，隋军占领建康当天夜里，他挖了陈霸先的陵墓，焚毁了他的尸骨，并将骨灰取出一些投进水中喝下，以示报了杀父之仇。然后，他把自己捆绑起来，到杨广面前请求治罪；杨广把此事上报父亲，隋文帝下令赦免了这位孝子。

隋文帝又下一道诏书规定给陈高祖（陈霸先）、陈世祖（陈茜）、陈高宗（陈顼）各安排五户人家为他们守墓。

在陈国烟灭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袁宪、鲁广达这两位忠臣，下面还有一位在长安被羁留的忠臣：

上遣使以陈亡告许善心，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坐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我之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隋文帝派人将陈国灭亡的事、告诉了出使长安被羁押的使者许善心，许善心听了穿上丧服，在羁押所西边的台阶下放声痛哭，并铺垫柴草面向东方坐了三天；隋文帝听说他的忠贞，下手令向他表示慰问。第二天，由皇帝的秘书起草的诏书送到了许善心的居所，拜许善心为常务随从顾问（通直散骑常侍），赏给许善心隋国的朝服一套。许善心见即将要成为隋国的大臣，再次大哭了一场，然后进屋脱掉丧服，改穿朝服，重新出来面北站立，流着眼泪跪拜接受隋文帝的诏书。

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片忠心，许善心还用了一片苦心，他当天没有入朝拜谢，而是过了一夜。当他入朝跪拜在殿下悲泣不起时，隋文帝看了看左右的朝臣说：“我平定陈国，只得到了许善心。他既然不忘旧君，也就是我的忠臣。”

隋文帝说完，口授命令让许善心以原本的散骑常侍官职，直接到国会（门下省）上班。

许善心到长安当了官，而长江上游的周罗睺这时还在为陈国征战：

陈水军都督周罗睺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总管水陆十馀万屯汉口，不得进，相持逾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遣南康内史吕忠肃屯岐亭，据巫峡，于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杨素、刘仁恩奋兵击之，四十馀战，忠肃守险力争，隋兵死者五千馀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师屡捷，获陈之士卒，三纵之。忠肃弃栅而遁，素徐去其锁；忠肃复据荆门之延洲，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馀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馀人，忠肃仅以身免。陈信州刺史顾觉屯安蜀城，弃城走。陈慧纪屯公安，悉烧其储蓄，引兵东下，于是巴陵以东无复城守者。陈慧纪帅将士三万人，楼船千馀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时，陈晋熙王叔文罢湘州，还，至巴州，慧纪推叔文为盟主。而叔文已帅巴州刺史毕宝等致书请降于俊，俊遣使迎劳之。会建康平，晋王广命陈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使樊毅诣周罗睺，陈慧纪子正业诣慧纪谕指。时诸城皆解甲，罗睺乃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散，然后诣俊降，陈慧纪亦降，上江皆平。杨素下至汉口，与俊会。王世积在蕲口，闻陈已亡，移书告谕江南诸郡，于是江州司马黄偲弃城走，豫章等诸郡太守皆诣世积降（《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陈国水军司令周罗睺，他和郢州刺史荀法尚共同驻守江夏郡（武汉市武昌区，与郢州府同城），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杨俊率领三十位方面军的少将司令，水、陆大军共有十多万人驻扎在汉口（武汉市龟山脚下汉江入长江口），没法向岳阳上游推进，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陈国荆州刺史陈慧纪派南康郡（治江西省南康县）内史吕忠肃，屯兵在岐亭（位于湖北省枝江县附近江中），据守去巫峡的江面。并在长江北岸岩石上凿孔，系上三条跨江铁锁链，横截上游重庆方面来的隋军船只。吕忠肃又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充军。

再说隋军元帅杨素、大将军刘仁恩，他们指挥军队猛攻陈军，前后四十多次战斗，吕忠肃率部全力抵抗，隋军损失惨重。量化到陈军将士将隋军阵亡的五千多人的鼻子全部割下，拿去邀功求赏。接着是隋军多次取胜，俘虏的陈军分三次释放了。如此对比之下，陈军残暴，隋军仁义，胜利与失败全部装在了吕忠肃心里，因此他只好放弃栅营逃走，杨素派人从容地撤除了跨江阻止隋军东下拦船的锁链。

吕忠肃重新占据湖北省荆门市的延洲（北宜都西北有一个延洲。从文字内容来看，应该与岐亭不远。不然史料不会说是“复据荆门之延洲”），杨素派居住在巴中（这里指重庆与宜昌上游一带的蛮人）的蛮族战士一千人，乘上每艘能容纳八百人的“五牙”号战舰，共有四艘，用“拍竿石炮弹”击碎了陈军十多艘战船，俘获陈国战士两千多名，吕忠肃侥幸单人逃走。

陈国信州（治湖北省宜昌县西北）刺史顾觉，率部驻守在信州府安蜀城（位于湖北宜昌县西北），当他听说吕忠肃战败，自己也弃城逃走。荆州刺史陈慧纪驻守在荆州府城公安（治湖北省公安县），烧掉全部的储备，率部顺流东下。如此一来，从巴陵（湖南岳阳）以东再也没有守军。陈慧纪此时率领三万将士和一千多艘楼船，顺江而下，本来打算入援建康，因受到隋军元帅杨俊在汉口一带的阻截无法前进。

此时，陈国晋熙王陈叔文卸任湘川刺史返回建康，他到巴州时，陈慧纪正要推选他为上游各军盟主，而陈叔文因对皇兄陈叔宝怀恨，已经率领他原来管辖的巴州刺史毕宝等人，给杨俊写信请求投降，杨俊派使者迎接并慰劳了他们。等到建康平定，杨广命令陈叔宝写信招抚长江上游的陈军将士，派樊毅到周罗睺处，陈慧纪的儿子陈正业到陈慧纪处，传达了陈叔宝的命令。这时各路陈军都放下了武器，唯独周罗睺与部将像许善心一样大哭了三天，才解散部队向杨俊投降；陈慧纪见周罗睺投降，也向隋军投降。如此一来，长江上游全部平定。杨素率部顺流直下到达汉口，与杨俊会合。

再说隋国蕲州军区司令员王世积，他率部驻扎在蕲水入长江口，他听说陈国已经灭亡，派人送信到陈国各个州郡，讲明放下武器投降的道理。陈国江州（江西九江）管军事的司令黄偲，没有投降而是弃城逃走，豫章等郡太守都向王世积投降。

也就是说，存在于长江以南近三百年的南国，这时彻底烟灭。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二月，陈国东吴一带后梁投降到陈国的军民故事，还有待于我们去了解。

二

江南春意正浓，各种花草笑春风。尽管建康城布满了战争的伤痕，但到处都能看到草绿花红。正月底，隋文帝派钦差大臣巡视、抚慰占领的江南各个州郡，二月初，隋文帝改革了乡村的体制：

癸巳，诏遣使者巡抚陈州郡。二月，乙未，废淮南行台省。苏威奏请五百家置乡正，使治民，简辞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岂可使两县共管一乡！”帝不听。丙申，制：“五百家为乡，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置里长一人（《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二月）。”

正月二十九日，隋文帝下诏派人巡视安抚占领的陈国各个州郡。二月初一，隋国废除驻淮南的中央直属机关（行台省）。

国会会长苏威见淮南撤除了行台省，上奏请求在乡村每五百家设置乡长（乡正）一人，管理本乡百姓，审理诉讼纠纷。内务部部长李德林认为：“本来已经废除了乡一级判审权力，因为这些乡官和当事人不是亲朋就是相识，断起案来出现不公；现在再让乡长专治五百家，恐怕危害更大。况且有些边远小县，还有不到五百家的情况，岂能让两县共管一乡？”隋文帝没有听李德林的。第二天，他下制书（颁布某些制度和政策，称制书）说：“民间五百家为乡，设置乡长一人；一百家为村（里），设置村长一人。”

这就是隋国的基层组织，隋文帝忙完了乡村组织建设，接着解决陈国的遗留问题：

陈吴州刺史萧瓛能得物情，陈亡，吴人推瓛为主，右卫大将军武川宇文述帅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讨之。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陈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奔瓛，并军拒述。述军且至，瓛立栅于晋陵城东，留兵拒述，遣其将王褒守吴州，自义兴入太湖，欲掩述后。述进破其栅，回兵击瓛，大破之；又遣兵别道袭吴州，王褒衣道士服弃城走。瓛以馀众保包山，燕荣击破之。瓛将左右数人匿民家，为人所执。述进至奉公埭，陈东扬州刺史萧岩以会稽降，与瓛皆送长安，斩之（《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二月）。

陈国吴州（浙江钱塘江以西）刺史萧瓛深得民心，陈国灭亡，吴州人推选他当了残存地区的首领。隋国右卫大将军（大将）宇文述统率方面军司令元契、张默言等部，前来吴州征讨；另外，落丛公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赶来参战。陈国永新侯陈君范从晋陵（江苏常州）投奔萧瓛，合并军队抵抗宇文述。等宇文述的军队快要到来时，萧瓛下令在晋陵城东面设立栅栏，留下军队驻守，并派部将王褒守吴州，他本人则率领大军从义兴郡（治江苏省宜兴县以南五里处）进入太湖，想从背后袭击宇文述部。

宇文述进兵攻破晋陵城东面营栅，然后回攻并打败了萧瓛；接着宇文述又派军队从另外一条道攻打吴州。吴州守将王褒见隋军来势凶猛，连忙穿上道士服弃城逃走。萧瓛只好率领残部退守包山（江苏苏州包山），又被燕荣打败。萧瓛带领左右数人躲藏到农民的家中，结果还是被抓。宇文述率部来到奉公埭（浙江绍兴附近），陈国东扬州（治浙江省会稽）刺史萧岩以会稽城投降，后来他与萧瓛都被送往长安，结果还是被斩。

也就是说，萧岩当了狗熊，还是没有逃脱一死。东吴的事以萧氏覆灭而结束，西南荆门的战事还在延续：

杨素之下荆门也，遣别将庞晖将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将士，莫有固志。刺史岳阳王叔慎，年十八，置酒会文武僚吏。酒酣，叔慎叹曰：“君臣之义，尽于此乎！”长史谢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诸君独非陈国之臣乎！今天下有难，实致命之秋也。纵其无成，犹见臣节。青门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机，不可犹豫，后应者斩！”众咸许诺。乃刑牲结盟，仍遣人诈奉降书于庞晖。晖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晖至，执之以徇，并其众皆斩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皆请举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将兵适至，与行军总管刘仁恩共击之；叔慎遣其将陈正理与樊通拒战，兵败。胄乘胜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邬居业于横桥，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斩于汉口（《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二月）。

杨素攻下荆门（湖北省荆门市），派其他的将领庞晖率部掠地，庞晖向南到达湘州（湖南长沙），长沙城的守军失去了坚守的斗志。湘州刺史陈叔慎（封岳阳王）年仅十八岁，他设宴宴请文武百官。当酒喝到尽兴时，陈叔慎感叹发问说：“喝完这次酒，我们君臣之间的大义就算到此为止了吗？”

陈叔慎悲凉地发问，让他的参谋长（长史）谢基匍匐在地流涕。湘州城防副司令（助防）陈正理也在坐，他站起来说：“国君受辱，臣子应该以死相报。在坐各位哪一位不是陈国的臣子？如今天下有难，实在是国之将亡的时候。纵然我们以死报国不能成功，还能显示当臣子的气节！青门（指长安东门，因东门为青色而得名。典出东陵侯邵平。秦国灭亡，邵平杨为平民在青门种瓜）之外，有死无机（前后两句联起来的意思是：等国家灭亡后，像邵平一样成为了平民，想为国家尽忠不可能了。意思是报国无门）！今天是为国家献身的最好时机，大家不能犹豫，敢有不响应者立即斩首！”

陈正理慷慨陈辞，大家都许诺赞成。于是，他们杀牲喝血酒结盟，并派人带上诈降书交给隋国将领庞晖，庞晖相信了。隋军约定了日期进入长沙城受降，陈叔慎预先埋下伏兵，等宠晖前来，活捉并斩首示众，同时也把他带来的随从全部杀了。

面对诈降计的成功，陈叔慎坐在射箭习武的厅堂之上，招集将士宣讲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几天之内就得到了五千人。衡阳太守樊迪、武州刺史邬居业都请求率部协助抵抗隋军。

这时，隋国所任命的湘州刺史薛胄率部赶到，他与隋国方面军司令刘仁恩合兵攻打湘州；陈叔慎派部将陈正理和樊通前去抵抗，结果失败。薛胄率部乘胜进入长沙城，俘虏了陈叔慎；隋国方面军司令刘仁恩大败邬居业于横桥（位于湖南常德），结果也被隋军俘虏，然后把这批湘州勇士押送到汉口杨俊处，杨俊二话没说，就杀了陈叔慎、邬居业等人。

也就是说，陈顼只有陈叔慎这个儿子值得骄傲，他把最后的尊严写在了长沙城。从湘州向南还有故事，那就是被陈顼加封的洗夫人：

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高凉郡太夫人洗氏为主，号圣母，保境拒守。诏遣柱国韦洸等安抚岭外，陈豫章太守徐墱据南康拒之，洸等不得进。晋王广遣陈叔宝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使之归隋。夫人集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遣其孙冯魂帅众迎洸。洸击斩徐璒，入，至广州，说谕岭南诸州皆定；表冯魂为仪同三司，册洗氏为宋康郡夫人。洸，夐之子也（《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二月）。

陈国从建康到湘州沦陷后，岭南地区还有数郡没有归附，这些郡太守共同推选高凉郡（治广东省恩平市北）太夫人洗氏为首领，号称“圣母”保境抵抗。隋文帝派柱国韦洸（guāng。北周名臣韦夐的儿子）等人去安抚，陈国豫章太守徐墱占据南康郡抵抗，韦洸等人无法前进。杨广只好派人送陈叔宝给洗夫人的信，告诉陈国已经灭亡，让她归顺隋国。洗夫人见到皇帝的亲笔信后，召集各部首领数千人，痛哭了一整天，然后派遣她的孙子冯魂率部前去迎接韦洸。

韦洸在南康郡见到了冯魂，部队勇气倍增，很快打败了阻止他们南行的豫章郡的陈军，并杀了徐墱越过岭南、进入广州府城（番禺），然后向长安说明了岭南各州郡全部被平定。不久，韦洸再次上表朝廷，请求授予冯魂为仪同三司，册封洗夫人为宋康郡（治广东省阳江市）夫人。

也就是说，洗夫人是一位有影响的人，她不仅忠于陈国，也过渡到了隋国，并且越来越有含金量。与此同时，屈膝投降隋国的陈国大将任忠的儿子任瑰，做了一件与父亲相反的事：

衡州司马任瑰劝都督王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来降，瑰弃官去。瑰，忠之弟子也。

于是陈国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二月）。

陈国衡州（治广东省英德市西北浛洸镇）管军事的司令（司马）任瑰劝说政委（都督）王勇出兵占领岭南，然后访求陈氏宗室立为皇帝，王勇没有听从，率领所部投降，任瑰因此弃官而去。

我们从这一现象来分析，如果陈叔宝当初不是没有听任忠的劝，任忠是不会轻易向隋军投降的。我不知道任瑰到了何方，但我被他的忠贞所感动，因此采摘了春天岭南的迎春花相送。

任忠走了，岭南沦陷，陈国被隋军全部占领。这次灭陈，隋国共得到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四百个县。隋文帝下诏命令将建康城全部摧毁改为耕地，另外在建康军事重地石头城设置蒋州府。

也就是说，金陵王气烟消云散，蒋州府成为了它将来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再次大统一的泱泱帝国，已经初具规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

这些天，长安一派欢庆的景象，让隋文帝更加繁忙；各种制度在拟定，各地的文件像雪花飞来一样。驿站的快马在大兴城川流不息，突厥人、江南人的身影在这里越来越多，成为了长安街道上新的风景。为了导演一场更精彩的历史大戏，隋文帝作出了这样的安排：

晋王广班师，留王韶镇石头城，委以后事。三月，己巳，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夏，四月，辛亥，帝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诸军凯入，献俘于太庙，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之，从晋王广、秦王俊入，列于庙廷。拜广为太尉，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广阳门观，引陈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凡二百馀人，帝使纳言宣诏劳之；次使内史令宣诏，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既而宥之（《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三、四月）。

二月底，隋文帝见江南平定，下令让杨广从江南撤军，留下元帅府里管军事的司令王韶，镇守蒋州府石头城，并把遗留的问题全权委托王韶处理。杨广撤军，自然会带上战果，这一战果就是陈国的财宝和战俘。

三月初六，随着杨广回长安，陈叔宝和他的王公大臣从建康起程，大人小孩陆续上路，这支队伍连绵长达五百里。

面对这支庞大的江南队伍，要在这八十三平方公里的长安城安顿，确实让隋文帝动了一番脑筋。他下令暂时调拨长安市民的房屋，作为江南战俘的新家。将院舍内外修整一新，并派人一路上迎接慰问；让陈国人来到长安感觉到像到了家中一样。

四月十八日，隋文帝去了骊山。骊山位于今天西安市临潼区，属秦岭山脉的一个支脉，最高的九龙顶峰海拔 1301．9米，由东西美丽的秀玲组成。骊山因山势逶迤俊美，树木葱茏秀丽，远望有如一匹黛色的骏马而得名。每当夕阳西下，骊山辉映在金色的晚霞之中，又有“骊山晚照”的景点。隋文帝到这里来亲自慰劳凯旋的将士。

四月二十一日，南征各军高奏凯歌进入长安，先到杨氏皇家祖庙举行了献俘仪式，将陈叔宝和陈国亲王大臣以及他们的坐车、服饰和陈国的天文图籍等宝物依次摆开，由身穿铁甲的骑兵围着护卫，跟着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入庙，列队站立在庙庭。这场仪式结束后，隋文帝任命杨广为太尉，送给他只有天子才能乘坐的辂车、宝马（与辂车配套的宝马）、衮冕之服（上等公的礼服。也可理解为皇帝穿的衮服）、玄圭（表示立有特等大功）、白璧（表示一种崇高的荣誉）等。

四月二十三日，隋文帝坐在广阳门观（元代学者胡三省认为：广阳门之观，即是古代帝王宫门前的两座楼台）上，传令带陈叔宝和他的太子（陈深）、宗室诸王共二十八人，以及陈国的群臣；从陈国的司空司马消难以下到尚书郎共二百多人。隋文帝先让国会会长宣读诏书，对他们加以安抚、慰问；接着又让内务部部长宣读诏书，责备陈国君臣不能同心同德，以至灭国。陈叔宝和被俘的臣子都羞愧惶恐地匍匐在地上，屏住呼吸静听，对内务部部长李德林宣读的诏书评价没有人能反驳，随后赦免了他们。

也就是说，陈叔宝和他的臣子走了几千里路，来到长安听了一番促进他们灵魂的声音。这其中有一个人原来是隋文帝的父亲杨忠由齐国接到北周去的，隋文帝篡夺北周政权时，他站到了尉迟迥的一边，现在隋文帝会对他怎么处理呢？你看，司马消难来了：

初，武元帝迎司马消难，与消难结为兄弟，情好甚笃，帝每以叔父礼事之。及平陈，消难至，特免死，配为乐户，二旬而免，犹以旧恩引见；寻卒于家。
　　庚戌，帝御广阳门宴将士，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班赐各有差，凡用三百馀万段、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馀州免其年租赋（《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558年二月，司马消难由北齐北豫州府成皋（县城在今天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的虎牢）归降北周时，隋文帝的父亲（武元帝杨忠）曾率兵深入齐国五百里接应，与司马消难结拜为兄弟，两人交情深厚，隋文帝也经常以叔父的礼节对待他。隋军平定陈国后，司马消难也被押送到长安，隋文帝特地下令赦免一死，将他发配为以歌舞为生的低贱乐户。二十天以后，又下令免除了司马消难乐户的身份，并且还由于过去的交情接见了他。不久，司马消难在家中去世。

四月二十五日，隋文帝亲临广阳门宴请出征将士，从门外起，夹道堆积的布帛一直延伸到都城的南边，颁赏各有差别，一共奖赏布帛三百多万匹。原陈国境内州郡免除十年的赋税徭役；其余隋国的州郡免除当年的租税。

也就是说，这次隋国灭陈的胜利，让隋国锦上添花。正因为如此，有一位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开始说出了奉承话：

乐安公元谐进曰：“陛下威德远被，臣前请以突厥可汗为候正，陈叔宝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陈国，本以除逆，非欲夸诞。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谐默然而退。

辛酉，进杨素爵为越公，以其子玄感为仪同三司，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命贺若弼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公。仍各加赐金宝及陈叔宝妹为妾（《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乐安公元谐进言说：“陛下威德传播远方，我以前曾请求以突厥可汗为候正（军中谍报侦察员），录用陈叔宝为令史（指一般大臣），今天是采纳我的建议的时候了。”

元谐带着得意之色说完，而隋文帝给了他当头一棒，并严肃地说：“朕平定陈国，本来是为了除掉叛逆无道，而不是想不切实际的夸耀，你所说的不合我的心意。原因是突厥可汗不知山川地貌，怎么能作为侦察间谍为我报警；陈叔宝昏愦嗜酒，不堪值得让我使用！”

隋文帝说完，让元谐觉得自己的阿谀奉承和未卜先知都成为了耻辱，因此默默地退下。

四月二十八日，隋文帝下令封杨素为越公，授予杨素儿子杨玄感（？一613。隋末最先起兵反杨广的贵族首领）仪同三司，杨玄应为清河郡公；并奖赏杨素布帛一万段，粟米一万石。

奖赏了杨素，文帝又下令让贺若弼登上宝座与自己同坐（意思是江山有一半是靠贺若弼取得，以示奖励。曾记得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也让王导同坐龙椅，而王导没有同意，贺若弼坐了，我看他是自不量力），奖赏贺若弼布帛八千段，授予上将军衔（上柱国），封爵为宋公。后来文帝对杨素、贺若弼每人又增赏许多金银财宝，并把陈叔宝的二个妹妹赏给他们为妾。

我不知道这两位陈国的公主长得如何，但我知道这种奖赏对二位亡国的公主来说，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可是，这时贺若弼与韩擒虎争功的官司仍然没完没了：

贺若弼、韩擒虎争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虎略不交陈，岂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伤死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帝曰：“二将俱为上勋。”于是进擒虎位上柱国，赐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纵士卒，淫污陈宫；坐此不加爵邑（《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贺若弼与韩擒虎在隋文帝面前争功，贺若弼拉开嗓门说：“我在蒋山（即钟山。名紫金山。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北）拚死争战，打败了陈国的精锐部队，俘虏了他们的勇将（指萧摩诃、鲁宗达等），让我军武威震荡，才平定了建康；而你韩擒虎和陈军几乎没有交战，岂能与我的功劳相比？”

贺若弼说到这里，气上加气，但迫于隋文帝在场，他还是显出了大将风度。韩擒虎听了很不服气，他不屑一顾地说：“本帅接到明确指令，令我与你贺若弼同时联合攻取伪政权的首都。而你贺若弼竟敢违反军令先行，遇上敌军就打，导致你的将士伤亡惨重。我所率领的轻骑兵只有五百人，结果兵不血刃，直取金陵（建康别称），收降了任忠，抓获了陈叔宝，占领了陈国的府库，捣毁了敌军的老巢。你贺若弼直到晚上才叩北掖门，连开门关门的都是我派的人。再说你提前出发，违反军令赎罪都没有时间，怎么能与我的功劳相比？”

韩擒虎说得也有道理，他把机智与机遇当成了功绩，隋文帝觉得平定建康他俩都可以说是不分高低，安抚说：“好了，二位别争，这次南征你俩都立了上等的功勋。”

隋文帝说完，同时也晋升韩擒虎为上柱国，赏赐布帛八千匹。后来因有关部门弹劾韩擒虎放纵士兵，奸淫陈国宫女，因坐此罪没有为他加爵封地。

这也是历史，一部争名夺利史！最后他俩没有因为灭陈的战功，而逃脱隋文帝的猜忌撤职。

四

四月的金银花、槐花、石榴花相继绽放；香香的、白白的、红红的、黄黄的，真是好看、好闻。隋文帝一早起床，闻了一会儿花香，然后觉得应该急需处理这样一件事：

加高颎上柱国，进爵齐公，赐物九千段。帝劳之曰：“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能间也。”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论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帝大笑，嘉其有让。

帝之伐陈也，使高颎问方略于上仪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晋王广；至是，帝赏其功，授柱国，封郡公，赏物三千段。已宣敕讫，或说高颎曰：“今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颎入言之，乃止（《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隋文帝加授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高颎为上柱国，进爵为齐公，赏赐布帛九千匹（这就是高颎策划灭陈的奖励，意思是他的功劳在杨素之下）。隋文帝为了与高颎走得更近，接着慰劳他说：“你到江南讨伐陈国后，有人说你会谋反，朕已将此人处斩。你我君臣一心，并非是谗言所能离间的。”

文帝说完，又从容地让高颎和贺若弼各自评论灭陈国的功绩，高颎马上谦虚地说：“贺若弼先献灭陈十策，后来又在蒋山上苦战杀敌。而我只不过是一位文职官员，怎么敢和他的功劳相提？”文帝听了大笑，称赞他有谦让之风。

再说隋文帝决定讨伐陈国时，派高颎向中央常委（上仪同三司）李德林询问过用兵的谋略，李德林建议以晋王杨广为这次南征总司令，结果杨广没辱使命。隋文帝奖赏李德林有知人之功，授予他大将军衔（柱国），封爵为郡公，赏赐布帛三千匹。当这道敕令宣读之后，有人对高颎挑拨离间说：“如今朝廷把策划之功归功于李德林，各位将帅必定会愤恨不平为你惋惜，如果后世看到你高公有这次南征之功，如同看到你是一次虚行。”高颎听了觉得有道理，进宫向文帝谈了这一事，文帝听了觉得有理，就没有为李德林行赏。

也就是说，高颎也有贪功的欲念，只是没有像贺若弼、韩擒虎那样强烈。接下来的史料是这样说的：

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广陵。晋王广还并州。

晋王广之戮陈五佞也，未知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王仪、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长安，事并露，乙未，帝暴其过恶，投之边裔，以谢吴、越之人。瑳刻薄贪鄙，忌害才能；仪颂巧侧媚，献二女以求亲昵；瓘险惨苛酷，发言邪谄，故同罪焉（《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面对南征的胜利，隋文帝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军区司令，管辖四十四个州的各项军事，大本营设在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晋王杨广回到军事重镇并州府晋阳城（山西省太原市）。

再说杨广在建康杀陈国佞臣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暨慧景五人时，还不知道建康司法部长（都官尚书）孔范、随从顾问（散骑常侍）王瑳、王仪、监察部部长（御史中丞）沈瓘等人的罪行，所以这四位奸臣得以幸免来到了长安；等他们的罪行暴露后，四月二十六日，隋文帝公布了他们的罪行，准备让这四人流放到边疆充军，以此为吴越地区的百姓谢罪。

史料介绍这些奸臣的特点说：王瑳刻薄贪婪，忌才害能；王仪狡诈阴险，还善于阿谀奉承，他向陈叔宝进献两个女儿邀宠；沈瓘阴险残忍，而说话像和士开一样满嘴都是邪恶下流的淫秽之语，所以隋文帝将他们同以佞臣罪处死。

处理了陈国的奸臣，我认为隋文帝有些不公平，大家一定会记得陈叔宝名下还有一个大奸臣，他就是江总。现在隋文帝是这样对待这对君臣的：

帝给赐陈叔宝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帝曰：“叔宝全无心肝！”监者又言：“叔宝常醉，罕有醒时。”帝问：“饮酒几何？”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帝大惊，使节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帝以陈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为非，乃分置边州，给田业使为生，岁时赐衣服以安全之。
　　诏以陈尚书令江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仆射袁宪、骠骑萧摩诃、领军任忠皆为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为秘书丞。上嘉袁宪雅操，下诏，以为江表称首，授昌州刺史。闻陈散骑常侍袁元友数直言于陈叔宝，擢拜主爵侍郎。谓群臣曰：“平陈之初，我悔不杀任蛮奴。受人荣禄，兼当重寄，不能横尸徇国，乃云无所用力，与弘演纳肝何其远也（《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隋文帝赏赐陈叔宝的财物非常丰厚，还多次接见他，让他上朝时与三品官员同排站立；每当陈叔宝参加皇帝举办的宴会时，隋文帝恐怕引起他的伤感，就禁止演奏东吴的音乐。后来看管他的人上奏说：“陈叔宝说：‘既然我没有职位，又每次去参加朝会，希望陛下能给我一个官职称号。’”文帝听了很不高兴地说：“陈叔宝真是没有一点心肝（意思是很傻）！”

隋文帝说完，脸色阴沉，看管人员接着说：“陈叔宝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文帝听了这句话，来了兴趣似的说：“他每天喝多少？”看管人员照实说：“他每天和子弟能喝一石（一百二十市斤）。”文帝一听大惊，吩咐限制，他想了一下又说：“任由他吧；不然，他怎么能打发时日？”

隋文帝的话，似乎理解了陈叔宝，为了防止陈氏宗室弟子多、在长安惹事生非，他下令把这些人分散安置在边远之州，配给他们田产得以为生，每年岁末送给衣服以使他们安心度日。

文帝安顿好了陈叔宝和他的子弟，接着下诏推选陈叔宝的国务总理江总，作为隋国的中央常委（上开府仪同三司），国务院执行总理（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领军将军任忠为中央委员（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吏部尚书姚察为秘书长（秘书丞。主管文籍等事的官员）。文帝下诏称赞袁宪有高尚品德，赞扬他是江南官员的表率，然后任命袁宪为昌州（治山西省蒲县）刺史。

事后，文帝又听说陈叔宝的随从顾问袁元友多次劝谏陈叔宝，提拔他当了封爵等事务的厅级官员（主爵侍郎）。并对群臣说：“平定陈国之初，我后悔没有杀任忠这个南蛮之奴。此人享受陈国荣禄，担任要职，却不能横尸疆场以报效国家，而是在危急关头无所作为，这和春秋时期卫国大臣弘演为昏君卫懿公纳肝，以身殉国相差太远。”

以上史料中的卫懿公，是公元前669年期间的人物。卫懿公是一位除了养狗、驯鹰之外、还经常与公子哥们游山玩水的浪荡君主。为了放纵荒唐，他养鹤成癖。给鹤建造豪华的笼舍，到各地请名师为鹤调配精食；请名医为鹤治病；招来宫女为鹤梳理羽毛。餐桌上有鹤作伴，出门时有鹤跟随，上朝时有鹤静立，下殿时有鹤相送。每只鹤都有雅号，诸如：仙马、神乘、玉女、银童、黑龙、丹凤、大元帅、二将军等等名称。所有的鹤都要学会歌唱、清鸣、群舞、独跳。鹤死后，有棺椁为它们举行隆重的葬礼。他把将军的战车让鹤坐，把士兵的战马让鹤骑，把练兵场当训鹤场，把军需粮当鹤饲料。群臣义愤填膺，举国怨声。

卫懿公在位八年，玩物丧志，不理朝政。这年冬天，北狄（西周以自己为“华夏”，其四方分别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大致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活动）挥戈南下，直取邢国，威逼卫国。卫懿公若无其事，仍然在宫中观鹤舞、听鹤鸣。北狄人打入卫国境内，他才传令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没等开会的人员到齐，北狄人已攻到了都城朝歌（河南淇县）。卫懿公仓促之间惊慌地吩咐将士披甲上阵，但将士都无动于衷，反而讥嘲说：“你哪能用得着我们，还是让‘大元帅'、‘二将军'骑上‘仙马'、‘神乘'带着‘银童’、‘玉女'出征吧!”卫懿公听了凄然泪下，悔恨莫及。等他亲自出战，与北狄大战于荥泽（河南郑州西北），卫军惨败，懿公被活捉吃了，只留下肝脏扔到了野外。弘演当时出使它国，听说国家灭亡，等他赶回时，见到懿公的肝脏扔在地上大哭，哭泣之后立即自杀，用自己的躯体把懿公的肝装入腹腔内下葬。这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的描述。西汉初年儒家学者韩婴在《韩诗外传》和先秦《吕氏春秋》等典籍中也有记载。

也就是说，隋文帝认为任忠与弘演不能相比，但一切已经过去，接着他对陈国的忠臣作了安抚：

帝见周罗睺，慰谕之，许以富贵。罗睺垂泣对曰：“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得免于死，陛下之赐也，何富贵之敢望！”贺若弼谓罗睺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睺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也。”顷之，拜上仪同三司。先是，陈将羊翔来降，伐陈之役，使为向导，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班在罗睺上。韩擒虎于朝堂戏之曰：“不知机变，乃立在羊翔之下，能无愧乎！”罗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问，谓公天下节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隋文帝召见陈国的水军司令周罗睺，安慰之后答应让他富贵。周罗睺掉下眼泪哭泣说：“我承蒙过陈国国主的知遇大恩，本朝已经灭亡，我没有守节的功绩可以立传。现在隋国免我一死，是由于陛下赐恩，我不敢还有富贵的奢望！”

周罗睺是一位难得的忠臣，让隋国的功臣贺若弼也受到感动，他对周罗睺说：“我听到你前往郢（指江陵）、汉（指武汉）指挥部队，却知道扬州容易被我军占领。我军顺利渡过长江，果然如你所预料。” 周罗睺听了，不卑不亢地说：“如果是我率部和你贺公周旋，那么谁胜谁负还是一个未知数。”

周罗睺的话，让隋文帝很认可，不久杨坚让周罗睺当选为中央常委（上仪同三司。也可认为是授予大将职位）。

以前，陈国将领羊翔归降隋国，在伐陈的战役中，隋军派他当了向导，因此，隋文帝授予他上开府仪同三司，群臣上朝聚会时，羊翔排在了周罗睺的前列。韩擒虎在朝堂上调笑说：“不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只能站在羊翔的下列，能不感到羞愧吗？”周罗睺表情严肃地说：“过去在江南时，我就久仰你的大名，认为你是天下有节操的名士；今天你所说的话，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韩擒虎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了对方的尊严，羞得满脸通红。

这就是周罗睺，他把正气写在了生命的符号中，每一个音符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五

历史进行了重组，在这次重组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人生百态的众生相。上面我们看到了孔范、王瑳、王仪、沈瓘等人的丑态，也了解了陈叔宝、江总、任忠，更感受到了周罗睺的忠勇，下面还有这样一组画像：

帝之责陈君臣也，陈叔文独欣然有得色。既而复上表自陈：“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异常例！”帝虽嫌其不忠，而欲怀柔江表，乃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拜宜州刺史。

初，陈散骑常侍韦鼎聘于周，遇帝而异之，谓帝曰：“公当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及至德之初，鼎为大府卿，尽卖田宅，大匠卿毛彪问其故，鼎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及陈平，上召鼎为上仪同三司。鼎，睿之孙也（《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隋文帝谴责陈国君臣的时候，唯独原晋熙王陈叔文觉得高兴面带得意之色。接着，陈叔文上表陈述自己的“功绩”说：“以前我从湘州回建康到巴州，已经率先向隋军送上了归降书，请求陛下明察此事，希望陛下有别于一般降者的待遇。”

也就是说，陈叔文没有把投降亡国当耻辱，反而当了向随文帝邀功请赏的资本。隋文帝虽然嫌弃陈叔文对陈国的不忠，但考虑到需要表现自己的怀柔政策、安抚江南的人心，只好授予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任命他为宜州（治陕西省耀县）刺史。

陈叔文当了宜州刺史，我不知道他如愿了没有，如果是如愿以偿，那么，他也跟皇兄陈叔宝一样没有心肝。试想：陈国是自己的国家，天下是自己家的天下，为何向仇敌乞求封赏呢？也就是说，陈叔文的画相也很丑陋。

再说陈叔宝的散骑常侍韦鼎（梁武帝萧衍的名将韦睿的孙子），他曾经作为使者出使过北周，当他见到杨坚时，感觉到杨坚的相貌不同凡人，因此对文帝说：“杨公您定当大贵，并且是贵到天下为一家，十二年后（原文“岁一周天”，因太岁星运行是一岁一次,十二年循行为一周天），老夫将委身在您面前称臣。”到了陈叔宝的“至德”初年，韦鼎担任了陈叔宝个人府库主任（太府卿），他把自己的田地和住宅全部卖掉。建设部设计院院长（大匠卿）毛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韦鼎十分慎重地看了看周围后，小声说：“江南建康王气已收，我和你都将会埋葬在长安。”等到陈国灭亡后，隋文帝召见韦鼎，一番嘘长问短之后，授予这位天才的预言家为上仪同三司。

也就是说，在陈叔文与韦鼎之间，他们的画像一个是奸相，一个是智相。大凡智慧的人，都能容易看破红尘，而那些追名逐利的人，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最愚蠢：

贺若弼撰其所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帝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弼位望隆重，兄弟并封郡公，为刺史、列将，家之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罗绮者数百，时人荣之。其后突厥来朝，上谓之曰：“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对曰：“闻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诣韩擒虎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擒虎厉色顾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视。

左卫将军庞晃等短高颎于上，上怒，皆黜之，亲礼逾密。因谓颎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初，颎父宾为独孤信僚佐，赐姓独孤氏，故上常呼为独孤而不名（《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贺若弼是一个爱出风头又好大喜功的人，他撰写了平定陈国所策划的谋略为《御授平陈七策》上奏，隋文帝见这位臣子飘飘然了，连看也不看就说：“你贺公想弘扬我的名望，可是我不想求名；你适应把它载为家史流传。”

从隋文帝的这句话中，我们就感受到他对贺若弼追名逐利的厌恶，加上贺氏地位高、名声显赫，他们家兄弟都被封为郡公、担任刺史、名列为将，家中的珍宝古玩多得不可胜计，婢妾穿绫罗绸缎的多达几百人，让当时的人十分羡慕。后来突厥的使者来长安，隋文帝不知是出于试探，还是另有目的地说：“你听说江南有陈国天子吗？”对方说：“听说过。”文帝传令随从官员带着突厥人到韩擒虎面前说：“这就是抓获陈国天子的人。”韩擒虎为了表现自己的英雄气度，装得威严傲慢地雄视对方，突厥人十分惶恐，不敢正眼仰视。

也就是说，贺若弼也好，韩擒虎也罢，他们都有居功自傲的劣根，这为隋文帝疏远他俩埋下了伏笔。

再说左卫将军庞晃等人诋毁高颎，隋文帝大怒，将庞晃等人免官，而对高颎更加亲密。隋文帝因此对高颎说：“独孤公就象一面铜镜，每打磨一次就会更加明亮。”

隋文帝如此亲近高颎，还有一个原因，高颎的父亲高宾曾经担任过隋文帝岳父独孤信的部下，宇文泰改拓跋氏姓氏时，曾经赐各位大将的部下姓大将的姓氏，所以高宾改姓独孤氏，隋文帝为了亲近对方，经常称高颎为独孤公而不直呼其名。

了解到了高颎与隋文帝的深层关系，也知道了贺若弼、韩擒虎的性格，那么我们再看看善于耍小聪明元谐的下场：

乐安公元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上同学，甚相爱，及即位，累历显仕。谐好排诋，不能取媚左右。与上柱国王谊善，谊诛，上稍疏忌之。或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仪同三司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祁绪等谋反，下有司案验，奏：“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断巴、蜀。又，谐尝与滂同谒上，谐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上大怒，谐、滂、鸾、绪并伏诛（《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四月）。

闰月，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右仆射。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六月）。

乐安公元谐性情豪爽（的点失实），有气度，少年时与隋文帝是同学，并且俩人关系特别好，等到隋文帝即位，元谐多次担任显要职务。元谐好诋毁、排挤他人，连隋文帝的左右近臣他都瞧不起（证明有失豪爽风度）。又与上柱国王谊友善；王谊谋反被杀，隋文帝对元谐渐渐疏远而且猜忌起来。接着有人上告元谐、元滂（此时授予上开府仪同三司。元谐的堂弟）、田鸾（封临泽侯）、祁绪（授予上仪同三司）等人谋反，文帝把这一案卷下发到有关部门核实，有关部门核实上奏说：“元谐密谋让祁绪率领党项的军队切断巴、蜀入援长安的部队，准备谋反。其次，元谐曾经和元滂一同谒见皇上，私下对元滂说：‘我元氏是堂堂的北魏帝国的君主，在宫殿上坐着的只不过是一个窃国大盗。’因此让元滂观望他与隋文帝的气色，元滂观察后说：‘杨坚的气，像云似的蹲狗和逃走的鹿，不如你额头上面有福德云状之气。’”文帝听后大怒，下令将元谐、元滂、田鸾、祁绪斩首。

闰四月十七日，隋文帝将中央组织部部长苏威，改任他为国务院第二副总理。六月初四，又任命荆州军区司令杨素为国会会长。

平定了元谐的阴谋叛乱集团，隋国应该是相对团结兴旺时期，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的话题：

朝野皆请封禅，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七月）。”

朝野上下都请求隋文帝举行泰山封禅的庆典，七月十五日，文帝下诏说：“怎么能够因为我们派遣一位将军灭掉了一个小陈国，引起了天下轰动，就说是天下太平？以我这样浅薄的德行去封泰山，拿虚言去干扰天帝，这并非是我所愿意听到的。从今以后，禁止任何人再提封禅的事。”

从隋文帝的这一诏书内容来看，他的确不是好大喜功的人，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罢，都因封禅搞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不过，隋文帝也不是坚定分子，也许从陈叔宝到朝臣劝他封禅，并不是他理想的人选，后来在他狡诈的儿子杨广劝说下，他还是封了泰山。

泰山依然巍峨耸立，他在笑看善于猜忌的隋文帝：

左卫大将军广平王雄，贵宠特盛，与高颎、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雄宽容下士，朝野倾属，上恶其得众，阴忌之，不欲其典兵马；八月，壬戌，以雄为司空，实夺之权。雄既无职务，乃杜门不通宾客（《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八月）。

左卫大将军杨雄（封广平王。杨坚的堂侄），因特别有才干曾深得隋文帝的宠信，一时间权势显赫。他与高颎、虞庆则、苏威被称为当朝四贵。杨雄对待部下宽容，朝野内外都倾慕依附，文帝这时厌恶他深得人心暗中猜忌，不想让他继续再掌管兵权。八月初二，文帝任命杨雄为司空，其实是明升暗降剥夺他的军权。杨雄既然没有军权实职，只好闭门谢客。这就是此时的隋文帝，一个有着冷静、克制而又有着猜忌心的隋文帝！

六

八月的桂花格外芳香，特别是中秋节前后。在这一雅静的环境中，人们更加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就是向往一家人在团聚时，随着音乐的节奏、把盏述说重逢。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在政权统一巩固后，也要有自己的国歌：

帝践祚之初，柱国沛公郑译请修正雅乐，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议之，积年不决。译言：“古乐十二律，旋相为宫，各用七声，世莫能通。”译因龟兹人苏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为十二均、八十四调，以校太乐所奏，例皆乖越。译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作书宣示朝廷。与邳公世子苏夔议累黍定律。

时人以音律久无通者，非译、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学，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宿儒反不逮译等，常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及七调，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或欲令各造乐，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帝张乐试之，先白帝去：“黄钟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帝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奏止用黄钟一宫，不假馀律。帝悦，从之（《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八月）。

隋文帝当初即位，极力支持他篡位的功臣郑译（封爵沛公），请求修订雅乐（雅乐在西周时期就制定，它与法律和礼仪是共同构成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的精神支柱。主要指郊祭和朝会时用的音乐）。这是一件大事，隋文帝下诏命令宗教礼仪部部长（太常卿）牛弘、教育部部长（国子祭酒）辛彦之、著名学者（博士）何妥等人作为议题讨论。可是，讨论了几年没有定论。最善于阿谀奉承的郑译再次说：“古乐有十二律（分为阴阳两类：奇数六律为阳律；偶数六律为六吕，合称为“律吕”。古书上所说的“六律”，通常是包刮阴阳六律中的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阳律和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六阴律），旋相为宫（简称“旋宫”。是中国民族音乐中“犯调”或“转调”的方法。古代音名的十二律中每一律，都可作为“宫”音位，并相应产生一组有关音列。《礼运》中记载的：“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就是这一意思），各用七声（指宫声七调，即：正宫、高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商声七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商调、越调），后世没有人能知道。”

郑译很专业地说完，因为龟兹人苏祗婆（565年，周武帝派到突厥迎接阿史那皇后完婚的人，被突厥可汗扣押了三年，568年这批迎亲团才回，这位没有得到宇文邕恩宠的皇后，带来了苏祗婆这位音乐家）擅长弹奏瑟琶，向他学习才弄明白古乐演奏的方法，推演出十二均（管乐器上开设吹孔和十个音孔，其排列位置与双手十指持管的手形相对应，相邻音孔的间距均依半音关系设定。十个音孔加上筒音和一个多音孔开放超出音，共计十二个音，相邻音孔之间均为半音关系，这样能方便、准确、迅速地奏出十二平均音来）、八十四调（八十四调理论是隋代万宝常在苏祗婆在“五旦七调”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旦”相当于我国古代音乐术语“均”，即指一个音列的定位。以何妥律为宫的音阶即称为何均，如以黄钟为宫的音阶称为“黄钟均”或“黄钟宫”。苏祗婆的“五旦”相当于分别以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冼为宫的音阶。同时，以七声音阶中任何一音作主音，又可以构成七种不同的调式。苏祗婆的“五旦”、“七调”可以旋相为宫，以七声音阶旋宫，在理论上可以得到35个宫调），用来校正祭祀部（太常寺）祭祀乐团（太乐署）乐师所演奏的音乐，结果发现全都乖异不符。如此一来，郑译又在七音之外增加一声，称作“应声”，并把演奏的方法写成文章宣示朝廷。他又和邳公苏威的长子苏夔商议重新用累黍（古代以黍粒为计量基准。累黍，是按一定方式排列黍粒以定分、寸、尺及音律律管的长度；同时定合、升、斗、斛以计容量，定铢、两、斤、钧、石以计重量）的方式，规定管乐器的长度，定准律调。

这时，人们都认为古乐音律很久没有人知道演奏，不是郑译、苏夔一下子就能校定能完成的。隋文帝历来不喜欢看书学习，而他的心腹牛弘又不是很精通音律，当时的学者何妥因为是饱学之士，自愧反而不如郑译等人，常想从中阻挠修定古乐一事。等郑译、苏夔研究出了一套方案后，作为权威的何妥商定了一个议案：否定郑译等人“十二律旋相为宫及七调”的方案。导致双方各执自见，各树帮派朋党；有人提出可以让他们各自设置一种乐调，等待完成后选择其中好的推广。何妥生怕双方乐调制成，显示出好坏，立即奏请文帝举行“演奏会”，比试各种演奏方法，并且事先对隋文帝误导说：“黄钟调演奏出来象征君主的德行。”等到演奏之后，文帝向何妥投上一票说：“黄钟调似滔滔洪流正好合乎雅乐的要求，非常合我的心意。”何妥因此奏请隋文帝只用黄钟这一宫，不得再使其它的律调。文帝非常高兴，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也就是说，音乐也在腐败，由于文帝的无知、何妥的虚荣，导致隋朝的雅乐没有古典之美。这件事还没有完：

时又有乐工万宝常，妙达钟律。译等为黄钟调成，奏之，帝召问宝常，宝常曰：“此亡国之音也。”帝不悦。宝常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苏夔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宝常乐竟为威所抑，寝不行（《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八月）。

此时，又有一位音乐大师名叫万宝常，他精通黄钟律。郑译等人为黄钟定调完成，并进行了演奏。文帝召见万宝常询问郑译定调的效果，万宝常鄙视说：“这是亡国之音。”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万宝常见此，请求使用水尺上下高度作为律的定调标准，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有了皇帝的同意，万宝常改造了各种乐器，其声率低于郑译所定的二个律调，如此一来，以前的乐器淘汰不可胜计。而万宝常演奏出来的音乐雅淡，不为当时人所接受，祭祀部（太常寺）擅长声乐的人大多数排斥诋毁万宝常的雅乐，加上苏夔尤其忌恨万宝常，导致万宝常定的律调也没有推行。其中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苏夔的父亲苏威正好掌握大权，凡是谈论音乐的人都附和着苏夔攻击万宝常。万宝常定出的律调竟然被苏威所压制，最后像人们睡觉一样熟睡。

以上史料虽然谈的是音乐，它的定调也打上了权力与政治的烙印。等到平定了陈国，又有故事在延伸：

及平陈，获宋、齐旧乐器，并江左乐工，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等十四调，宾祭用之。仍诏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
　　时天下既壹，异代器物，皆集乐府。牛弘奏：“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其后魏之乐及后周所用，杂有边裔之声，皆不可用，请悉停之。”冬，十二月，诏弘与许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参定雅乐。世基，荔之子也（《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十一到十二月）。

平定陈国时，隋国得到了南朝刘宋、萧齐时期用过的旧乐器，以及江南的乐师，隋文帝让他们在宫廷中演奏。有时演奏得雄浑、激昂，有时如诉如泣，让隋文帝感叹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华夏正音。”

隋文帝感叹之后，下令调理五音（宫、商、角、徵、羽）为五夏（指郊庙乐曲。即：《昭夏》、《皇夏》、《诚夏》、《需夏》、《肆夏》）、《二舞》、《登歌》、《房内》等十四调，在接待宾客和举行祭祀时使用。文帝又下诏命令在祭祀部（太常寺）设置音乐协会（清商署）负责管理。

此时，天下已经统一，不同时代的乐器都全部汇集在音乐学院（乐府）。牛弘上奏说：“中国的传统音乐大多数保存在江南地区，以前攻占荆州（指554年于谨攻占湖北江陵）时，得到了梁国的音乐，如今平定蒋州（指589年贺若弼等人占领建康改建康为蒋州）又得到了陈国的音乐。这些音乐由历史传承下来，是符合古乐的，请求加以修订，作为郊庙朝会演奏的雅乐。现有的北魏后期以及到北周所用的音乐，都杂有边疆夷族的声调，全部都不能再用，请彻底终止。”

牛弘对雅乐写了总结性的报告，历史的音乐也没有掀起高潮，随着十二月冰雪的到来，文帝下诏命令牛弘、许善心、姚察以及通直郎虞世基（是梁与陈二朝的名臣虞荔的儿子。虞荔著有《鼎录》，收入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参预修定雅乐。

这也是历史，一部高雅与腐败斗争的音乐史，至于它的高雅，在于它的内涵！

七

开皇九年（589）是隋文帝最忙碌、也是最开心的一年，十二月的冰凌挂满了皇宫屋檐，一串串、一排排、似钢刀、又像长矛。伴着腊梅花的浓香，让隋文帝赏心悦目地欣赏一阵后，他来到太极殿处理了以下的事：

己巳，以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安集岭南，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陈桂州刺史钱季卿等皆诣法尚降。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不受命，法尚击斩之。
　　以驾部侍郎狄道辛公义为岷州刺史。岷州俗畏疫，一人病疫，阖家避之，病者多死。公义命皆舆置己之听事，暑月，病人或至数百，厅廓皆满。公义设榻，昼夜处其间，以秩禄具医药，身自省问。病者既愈，乃召其亲戚谕之曰：“死生有命，岂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惭谢而去。其后人有病者，争就使君，其家亲戚固留养之，始相慈爱，风俗遂变。后迁并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露坐，亲自验问。十馀日间，决遣咸尽，方还听事受领新讼。事皆立决；若有未尽，必须禁者，公义即宿听事，终不还邠。或谏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义曰：“刺史无德，不能使民无讼，岂可禁人在狱而安寝于家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讼者，乡闾父老遽晓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十二月）。

十二月十一日，隋文帝任命黄州（治湖北省黄冈县）军区司令员周法尚（555—614。陈国名将周炅的儿子）为永州(治湖南省零陵县)军区司令，前去安抚岭南地区。为了这次安抚工作的顺利进行，给周法尚配备了黄州的士兵三千五百人。如此一来，原陈国桂州（广西桂林）刺史钱季卿等人都归降了周法尚。陈国定州（治湖北省麻城市北）刺史吕子廓占据山洞，没有接受隋军投降的命令，周法尚率部打败了吕子廓并杀了他。

也就是说，隋文帝派周法尚完成了安抚陈国的残余势力的任务，接着他任命国务院主管皇宫车队的官员（尚书省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治甘肃省岷县）刺史。岷州人的风俗是害怕瘟疫，如果一人生病，全家都避免与其接触，因此病人大多数病死。辛公义下令将这些遗弃的病人抬到州府的议事大厅医治。如此一来，到了六月酷暑季节，有时病人多达几百，甚至于连厅堂和走廊里都挤满了病人。

在这狭窄的空间里，辛公义只好在厅堂内铺设自己的卧榻，昼夜看护在病人身边，用自己的薪水请医购药，亲自安慰病人。病人痊愈后，他派人召来患者家属说：“生死有命，疾病怎么会互相传染（当时他有没有遇到流行传染瘟疫，真是万幸）？如果会互相传染，我早就死了。”这些亲属听了惭愧拜谢而去。以后有人生病都争着要找辛公义求得医治，患者的家属也留下来看护病人，开始转变观念对病人和爱相救，也逐渐改变了风俗。

辛公义有了这样好的政绩后，被迁升当了并州（山西太原）这样军事大州的刺史。他刚刚下车上任，先到监狱天井里坐着，亲自审问犯人，在十多天里就把监狱里的陈案判决完毕，然后才回到并州衙门的议政大厅受理新的案件。

此人办事效率高，审理案件都是当即判决，如果有的案件白天处理不完，对于必须暂时拘禁的犯人，他就连夜审，没有审完他不回家。有人劝他说：“处理公事都有一定程序，您何必自找辛苦？”一种使命感迫使辛公义说：“刺史没有仁德，不能使民众安定，怎么能把人拘禁在狱中而自己回家安然睡觉呢？”

随着辛公义的这句话，真正的罪犯听了深受感动而认罪服法。后来有的人要上诉，父老乡亲赶紧劝阻说：“这是一桩小事，何必忍心再去烦劳刺史大人？”由于刺史的爱民，受到了人民的敬仰，诉讼的人互相谦让，一时间并州府就没有上诉的人了。

也就是说，隋国这时出了一批先进的官员代表人物，他们就像皇宫屋檐上挂着的晶莹冰凌一样闪闪发光。到了开皇十年（590）正月，隋文帝封皇孙为王：

春，正月，乙未，以皇孙昭为河南王，楷为华阳王。昭，广之子也（《资治通鉴》开皇十年正月）。

正月初七，隋文帝册封皇孙杨昭（杨广的长子）为河南王，杨楷为华阳王。封完了皇孙后，隋文帝去了并州府晋阳：

二月，上幸晋阳，命高颎居守。夏，四月，辛酉，至自晋阳（《资治通鉴》开皇十年二月）。

二月，隋文帝巡视晋阳，命令高颎留守首都长安。四月初四，他从晋阳回到长安。回到长安后，这位皇帝处理了如下的事：

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论议好胜，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级。德林数与苏威异议，高颎常助威，奏德林狠戾，上多从威议。上赐德林庄店，使自择之，德林请逆人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上许之。及幸晋阳，店人诉称高氏强夺民田，于内造店赁之。苏威因奏德林诬罔。妄奏自入，司农卿李圆通等复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赃。”上自是益恶之。虞庆则等奉使关东巡省，还，皆奏称“乡正专理辞讼，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不便于民。”上令废之。德林曰：“兹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臣望陛下自今群臣于律令辄欲改张，即以军法从事；不然者，纷纭未已。”上遂发怒，大诟云：“尔欲以我为王莽邪！”先是，德林称父为太尉咨议以取赠官，给事黄门侍郎猗氏陈茂等密奏：“德林父终于校书，妄称咨议。”上甚衔之。至是，上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可豫计议者，以公不弘耳，宁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德林拜谢曰：“臣不敢复望内史令，请但预散参。”上不许，迁怀州刺史而卒（《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二到四月）。

成安文子（“成安”是县名。“文子”是李德林的谥号）李德林，倚仗自己的才智和声望，喜欢争强好胜，引起了同僚大多数人的嫉妒；由此，这些年来他以佐命元勋的身份辅佐有功，却是十年没有得到升迁。李德林多次与国务院第二副总理（尚书右仆射）苏威有争议，高颎却常常帮助苏威说话（也许是灭陈国时，李德林献的计谋因高颎作梗，没有得到奖赏的原故），并且上奏称李德林凶狠暴戾，因此隋文帝多数听从苏威的建议。

一天，隋文帝要赏给李德林商铺店面，让他自己挑选，李德林请求挑选从齐国反叛投降到北周、后来跟随王谦起兵攻打隋文帝的高阿那肱在卫国县（山东省莘县。根据胡三省的说法应该是古代郇国，即：山西临猗县西南。这与后面“及幸晋阳，店人诉称高氏强夺民田”意思才相通）的八十间店面，隋文帝同意了。等到隋文帝视察晋阳，店面上的人上诉说该店面是高阿那肱当年强占民田、偷偷修建出租的。苏威因此上奏说李德林犯了欺君之罪，胆敢上奏要这种黑心的店面。农业部管军令储备的局长（司农卿）李圆通等人也帮苏威说：“该店收取的租利，如同食一千户的封地，请陛下计算时间追回租金。”

有了这帮人的挑拨，李德林等于是走霉运，从此隋文帝更加厌恶李德林。正当隋文帝厌恶李德林时，虞庆则等人奉命巡视潼关以东地区的民情回来了，他们上奏说：“乡长专权民间诉讼，根据自己的爱憎袒护同党，导致贿赂公行，根本不利于老百姓。”隋文帝听了汇报，下令废除乡长。李德林马上耍小聪明说：“这件事当初（去年二月，李德林就反对苏威要建立乡正司法的建议）我本来就认为不可行，然而乡长刚刚设立又马上废除，如此朝令夕改，就完全违背了帝王制定法律的根本意义。所以我请求陛下明令宣布：从今以后，群臣对于已经确定的律令，谁胆敢动不动就随意更改，应该以军法处治！否则，以后将会有更多的纷争，闹得天下不能安宁。”

本来李德林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而这时的隋文帝不这样想，他认为对方是在与苏威较劲，所以发怒指责道：“你是想谴责我为王莽吗（王莽后期总是朝令夕改）？”

随着隋文帝的怒吼，让李德林清醒多了。加上他以前为自己的父亲虚报说担任过齐国太尉府里的咨议参军，以此得到了父亲死后加的赠官。在皇帝身边负责礼仪与传达诏命的官员（给事黄门侍郎）陈茂等人知道了这件事，密奏文帝说：“李德林的父亲是死在校书郎（主管校对典籍，订正讹误的文职）的任上，李德林却妄称当过军政参谋（咨议参军）。”

面对这些小道消息，隋文帝对李德林更是怀恨。到了这时，隋文帝把这些事和盘托出，怒斥道：“你担任内史职务，掌管朕的机密，近来不让你参预朝政，是由于你不坦诚，你难道说没有自知之明吗？你又蒙骗事实冒取店面，糊弄我妄自追加你父亲的赠官，让我实在愤恨！我一直忍着没有发泄，如今只能以一个州遣送你去当刺史！”

隋文帝说到做到，下令派李德林为湖州（治浙江省湖州市）刺史。李德林拜谢说：“我不敢再奢望担任内务部部长，但请允许我以散职（没有具体职务）参预朝会。”隋文帝不仅没有同意，反而迁他到怀州（治河南省沁阳市）这样的小地方当刺史，结果死在了任所。

隋文帝为何如此憎恨李德林？想当初周武帝宇文邕从齐国人手里得到李德林时当国宝，后来杨坚与尉迟迥夺权在沁水一战，如果没有李德林的参谋，他的势力几乎要被尉迟迥吞掉。这一切除了苏威改变了李德林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形象外，还有李圆通，那么李圆通又是何等的人物呢？

李圆通，本上微时家奴，有器干；及为隋公，以圆通及陈茂为参佐，由是信任之。梁国之废也，上以梁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庄有识度，博学，善辞令，明习典故，雅达政事，上及高颎、苏威皆重之。与陈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谮之于上，上稍疏之，出为饶州刺史（《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四月）。

农业部管军令储备的局长李圆通，他本来是隋文帝没有当皇帝前的家奴，可是这个奴才很有气度和才干；等到隋文帝承袭父亲杨忠的“隋公”爵位后，他提拔李圆通和陈茂当了助手，还特别信任他们。

也就是说，杨坚对李德林的形象改变，是多方面的，我为李德林叹惜。

再说后梁国废除之后，文帝任命原来后梁国皇帝府库库长（太府卿）柳庄为侍奉的礼仪与传诏官（给事黄门侍郎）。柳庄是很有识见和风度的人，他曾劝萧琮在杨坚起兵夺取北周政权时保持中立，又博学多才，善于辞令，通晓历史典故，明达朝廷政务，隋文帝和高颎、苏威这些人都很器重他。柳庄和陈茂虽然是同僚，但他不能曲意奉承陈茂，因此陈茂向文帝诬陷中伤他，这样隋文帝就逐渐疏远了柳庄，贬柳庄当了饶州（治江西省鄱阳县）刺史。

在《柳庄传》里，有一段历史是这样说的：开皇十一年(591年)，江南发生反叛，隋文帝命柳庄以方面军参谋长（行军总管长史）的身份随军讨伐叛乱。等叛乱平定之后，柳庄迁授饶州刺史，任内颇有政绩，几年后他死于任上，终年62岁。

上面《柳庄传》与《资治通鉴》的记载面目全非，我们能相信谁？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说明隋文帝逐渐昏庸起来。这时他只认亲近的臣子，有失帝王的胸怀，不管是李德林还是柳庄，他们有些冤枉。这位不好学、又开始猜忌功臣的皇帝，逐渐地走向了悲剧人生的歧途。

八

开皇十年（590）四月，长安到处欣欣向荣，这种太平繁荣的景象，与隋文帝的性格演变似乎格格不入：

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四月）。

隋文帝的性格到了晚年变得猜忌多疑，加上他不爱看书学习，既然凭借他的智谋获取了皇位，因此以懂得法律自我夸耀。如此一来，他用法律的眼镜观察天下，这样就会长期命令左右随从像特务一样监视朝廷内外，如果发现某人犯有过失就治以重罪。

他又担心一些部长和刺史贪污腐败，私下派人拿着钱财送上门去试探，如果有人收受就立即处斩。在这种变异的心态下，他还常常在宫殿庭院里用刑杖打人，一天之中多达三四人；在用刑时，他常恼怒负责审讯执杖的人手下留情（原文“挥楚”，胡三省注：“楚、荆也，以之棰人”），当即下令将执杖者斩首。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尚书左仆射）高颎、起草法律文件的官员（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劝阻，他们的大意是说“朝堂并非是杀人的场所，宫廷也不是处决惩罚罪人的地方。”隋文帝不接受这种说法。在被逼无奈之下，高颎等人都来到朝堂请罪，隋文帝迷惑起来，他回头问领左右都督（管京城南、北两个将军府的总督）田元说：“我的杖刑重吗？”田元凭着良心说：“重。”

隋文帝又问其情状，田元举起手来做样子说：“陛下的杖就像我的拳头一样粗，捶打三十杖的人，就等于是普通杖打几百次，所以受刑的人多数被打死。”

田元的比划和解说，让隋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下令撤掉了杖具，以后要想处罚某人，详细说明各自的理由。后来楚州（治江苏省淮安市）的军事参谋（行参军）李君才见隋文帝取消了宫殿木杖，大着胆子上书说：“皇上宠高颎过分。”

李君才说这句话，让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隋文帝大怒，他命人再次执行杖刑，而宫殿里已经撤除了杖具，情急之下只好用马鞭把李君才捶死。从此宫殿内又放置了木杖。不久，不知是谁引起了隋文帝的恼怒，又在宫殿内用杖打死；当时国防部部长助理（兵部侍郎）冯基据理力争，隋文帝不听。事后隋文帝寻思而后悔，为了减轻负罪感，他表扬了冯基，而责怪群臣没有劝阻。

也就是说，隋文帝因猜忌而书写人生的荒唐。同年的五月至十一月，历史留下了这样的踪迹：

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五月）。”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秋，七月，癸卯，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

江表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懀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凌、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诏以杨素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590年五月初九，隋文帝下诏说：“自从北魏末年大乱，军队暂时设置坊府（军工厂），可是在南征北战中，这些人失去了居住的定所，老家没有完整的墙壁，桑田里罕见繁茂的桑树（原文“包桑”：意思是丛生的桑树根），朕对此非常痛心。从今以后，凡是军工，在行政方面都隶属各州县管理，户籍及赋税与普通百姓相同。在组织方面仍然由军府统领，原来编制依旧（意思是让这些军工有生活保障机制）。同时废除崤山以东、黄河以南地区和北方边疆地区新成立的军区。”

六月初五，隋帝国规定百姓年满五十岁免除徭役只收庸（意思是对五十岁的人用“庸”来代替劳役。“庸”指手工业品。诸如丝绸之类产品）。

七月十八日，隋文帝以国会会长杨素为内务部部长，取代了李德林。

到了十一月，史料说江南建康自从东晋以来，由于刑法宽松，豪门世族凌驾于寒门之上。平定陈国以后，地方官员完全改变了这一现状。第二副总理（尚书右仆射）苏威又撰写了《五教》（类似于当代的“五讲四美”之类的教材），令江南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学习，这样导致市民像学毛泽东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一样，耽误时间引起抱怨。加上江南民间又传说隋朝当局将要把江南百姓迁徙到关内（西京长安附近），引起了江南人民的惊恐。婺州人（浙江省金华）汪文进、越州人（浙江省绍兴）高智慧、苏州人（江苏省苏州）沈玄懀（wèi ）都起兵造反，他们各自都称自己是天子，设置百官。又有乐安人（江西省抚州）蔡道人、蒋山人（江苏南京）李凌、饶州人（江西鄱阳县）吴世华、温州人（浙江温州）沈孝彻、泉州人（隋灭陈改闽州为泉州。治福建省福州市）王国庆、杭州人（浙江省杭州市）杨宝英、交州人（越南太平省。地域包括今天越南北、中部，和中国广西的一部分）李春等人都自称大都督，起兵攻陷各个州县。在陈国原来境内大致上都发生了叛乱，大的叛乱势力有几万人，小的势力也有几千人。他们互相声援，抓捕县令，或抽出肠子，或切割肌肉像涮羊肉片一样的吃掉，并且说：“看你还要不要我们诵读《五教》！”

面对江南人的造反，隋文帝下诏任命杨素为方面军总司令（行军总管），率部前去征讨。

也就是说，苏威的《五教》不得人心，江南人民把它当成了造反的把柄。杨素这个大奸臣这时还很有本领，江南的叛乱很快就被他平定：

素将济江，使始兴麦铁杖戴束稾，夜，浮渡江觇贼，还而复往，为贼所擒，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铁杖取贼刀，乱斩防者，杀之皆尽，割其鼻，怀之以归。素大奇之，奏授仪同三司。

素帅舟师自杨子津入，击贼帅硃莫问于京口，破之。进击晋陵贼帅顾世兴、无锡贼帅叶略，皆平之。沈玄懀败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据浙江东岸为营，周亘百余里，船舰被江；素击之。子总管南阳来护儿言于素曰：“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宜严陈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从之。护儿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张天。贼顾火而惧，素因纵兵奋击，大破之，贼遂溃。智慧逃入海，素蹑之至海曲，召行军记室封德彝计事，德彝坠水，人救，获免，易衣见素，竟不自言。素后知之，问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异之。德彝名伦，以字行，隆之之孙也。汪文进以蔡道人为司空，守乐安，素进讨，悉平之（《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杨素将要航渡长江，为了窥视敌情，他派始兴人“麦铁杖”头顶上缠着蒿草，伪装成江中漂浮物夜里横渡长江。麦铁杖把情报送回又去，结果被叛军抓获，并派三十名士兵看守。麦铁杖伺机夺取了看守者的刀，乱刀飞舞把看守的兵士全部杀了，然后割下三十个鼻子渡江返回。杨素非常惊奇，上书奏请朝廷授予麦铁杖仪同三司。

接着杨素率领水军从杨子津（即扬子渡口。位于江苏扬州南）进入江南，在京口（江苏镇江）打败了叛军首领朱莫问。随后又攻打晋陵（江苏常州）的叛军首领顾世兴、无锡的叶略，这二地都被平定。

再说苏州方面的叛军首领沈玄懀兵败逃走，被杨素率部追上抓获。越州首领高智慧占据浙江东岸扎营，连绵长达一百多里，战船布满江面；杨素进军攻打。副军长来护儿献计说：“吴地人悍勇敏捷，善于使用战船，而且都怀着必死的决心，因此难以与其争锋。主帅应该率军严阵以待，请给我几千人作为奇兵暗中渡过浙江，然后突袭敌军的后方，使他们退没有后路，进不能再战，这就是汉将韩信破赵军所采取的战术。”杨素听从了他的计谋。

来护儿指挥轻型快舟几百艘，直接奔袭浙江东岸，偷袭了叛军的军营纵火，顿时烟火升天。叛军见到大火而恐惧，杨素率部又从正面奋勇杀出，叛军大败溃逃。

首领高智慧逃入海中，杨素率部尾随追击到海边，召见方面军司令部里的参谋室主任（记室参军）封德彝（渤海郡人。最初在隋朝任内史舍人，为杨素所器重。一天，杨素摸着自己的副总理坐椅说：“封郎终居此坐。”便把侄女嫁给了他。唐太宗在位时，正如杨素所言当了副总理）讨论这件事。正好封德彝这时失足落水被人救起，当封德彝换好衣服来见杨素时，没有提落水的事。杨素后来知道问他为什么不说，封德彝显得无所谓地说：“这是私事，所以没有说明。”封德彝的这一行为让杨素感叹。

封德彝名叫封伦，人们一般都称他的字，他是北魏名臣封隆之（485一545）的孙子。婺州（浙江省金华）叛军首领汪文进任命乐安人（江西省抚州）蔡道人为司空，守卫乐安，杨素又率部进讨，结果全都被平定。

也就是说，杨素不仅会打仗，而且还会识人录用好的一面。590年十一月的一缕夕阳，照耀了杨素愉悦的心房。

九

开皇十年（590）十一月，江南的天空好像要下雪，在浙江东海的水域里，飘浮着几个竹筒，原来竹筒下面的故事让人感动：

素遣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馀战，转斗千馀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素。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

素又破沈孝彻于温州，步道向天台，指临海，逐捕遗逸，前后百馀战，高智慧走保闽、越。上以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素以馀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王国庆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素泛海奄至，国庆遑遽弃州走。馀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密令人说国庆，使斩送智慧以自赎；国庆乃执送智慧，斩于泉州，馀党悉降。江南大定。

素班师，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比到京师，问者日至。拜素子玄奖为仪同三司，赏赐甚厚。陀，信之子也（《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杨素派遣方面军司令史万岁，让他率领两千人从婺州小道翻山越岭渡海，结果打败了溪洞（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之敌，叛军死者无法统计。史万岁先后经历了七百多次大小战斗，转战了一千多里，一百天与总部失去了联系，从首都长安到江南前线，人们都认为史万岁已全军覆灭。就在这时，史万岁把书信封进竹筒放在水中，被取水的人获得告诉了杨素。杨素向朝廷写了史万岁的事迹报告，隋文帝看了感叹不已，赏赐这位勇将十万钱。

也就是说，杨素在江南平叛的功勋，也有史万岁的一份，还有更多小人物的故事，历史记载没有一一说明。

杨素又率部在温州打败了叛军首领沈孝彻，随后由陆路向天台山（位于浙江东南、临东海），直指临海县（浙江省临海县），一路上追捕溃逃的叛军，前后战斗一百多次。越州的叛乱首领高智慧退保闽（福建）、越（浙江）地带。隋文帝因杨素长期在前线辛劳，派人驾驭驿站快车请他回朝。杨素以叛军的残余势力还没有消灭、恐怕留下后患为由，请求继续留下；趁机乘上驿车来到了会稽。叛乱分子王国庆自以为海路阻隔了官军，江南并不是北方军队所能习惯的战场，就没有设防；可是杨素渡海突然降临，王国庆惊慌失措地放弃东扬州逃走，他的余党四散逃入海岛；有的则据守溪洞。杨素分别派出各个部将分水陆两路追捕。同时秘密派人劝说王国庆，让他除掉首领高智慧赎罪。在失败与求生面前，王国庆抓捕了高智慧送给官军，杨素在泉州将高智慧斩首。如此一来，其余的乱党也全部投降。

杨素班师回朝，隋文帝派左领军将军独孤陀（独孤信的儿子。杨坚的内弟）到浚仪（河南开封）迎接慰劳。杨素回到长安后，杨坚每天都要派人到他府上问候，同时拜杨素的儿子杨玄奖为中央委员（仪同三司），并且赏赐了丰厚的财物。

也就是说，杨素成为了杨坚的最大功臣，我们从隋文帝的恭敬举动就能看出他对杨素过宠，竟然到了言无不从：

杨素用兵多权略，驭众严整，每将临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馀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陈，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陈则已，如不能陷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行者，微功必录，至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残忍，士亦以此愿从焉（《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杨素用兵多用权力与谋略。比方说，他治军严整，每当打仗之前，他就寻找一些有过失的士兵处斩，多的时候高达一百多人，少的时候也不少于十人，直到这些士兵的鲜血流到他跟前，而他不以战士的鲜血为悲，反而谈笑自若；这是他用权的地方。等到敌我双方摆开阵势后，杨素先派一二百人前去冲锋陷阵，能够攻破敌阵则罢，如失败而退回，不论有多少人全部处斩。然后又派二三百人再次冲锋，办法一如从前。因此，将士莫不胆战心惊，都怀有必死之心，这样杨素的军队就战无不胜，从而被称为名将。

杨素这时贵为名臣，隋文帝对他言听计从，只要是跟随杨素征战的将士，如果有一点功劳就会奖赏，至于其他的将领虽然有大功，却多数受到朝中文职官员诋毁，所以杨素虽然残忍，将士也愿意跟随他建功立业。

我不知道是不是杨素过宠的原因，隋文帝又作了如下重要的调整：

以并州总管晋王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复以秦王俊为并州总管（《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隋文帝任命并州（山西太原市）军区司令杨广为扬州军区司令，镇守江都（江苏省扬州市）。为此，我们不妨谈一谈江都，因为杨广称帝到死与江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江都曾先后属吴、越两国管辖。西汉初年，这里属于广陵郡（治江苏省扬州市）。汉高祖刘邦封侄儿刘濞为吴王时，曾建都于此。后来又更名为“江都国”。公元前153年（汉景帝前元四年），江都始建县，隶属于江都国。“江都”之名开始出现在史料中。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元封五年），江都和广陵两县各自划分一部分土地合并为舆县。公元502年（梁武帝天监元年）以后，江都县经历了北齐、陈、北周，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时废除有时设置。北齐、北周时重复设立江都县，均隶属江都郡（江苏省扬州市）管。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后，江都县属吴州管辖；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直属扬州；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隶属江都郡。

现在是590年十一月，隋文帝把第二个儿子杨广安排到江都这个人间天堂之地后，又把第三个儿子杨俊安排到并州当了司令。

尽管隋文帝镇压了江南东吴一带的叛乱，接着广州府城番禺夷族人王宣仲又反：

番禺夷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多，引兵围广州。韦洸中流矢卒，诏以其副慕容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又诏给事郎裴矩巡抚岭南，矩至南康，得兵数千人。仲宣遣别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击斩之，进至南海（《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王仲宣起兵造反，岭南各族首领大多数人起兵响应，王仲宣率部包围了广州府城番禺。广州军区司令韦洸中流矢而死，隋文帝下诏以其副司令慕容三藏接任。同时诏令侍从官（给事郎。隋文帝于586年置，在朝议、通议、朝请、朝散、给事、承奉、儒林、文林八郎官中排列第五，位居六品）裴矩当钦差大臣前去巡视岭南，裴矩到南康（江西省赣州市）时，拥有几千兵马。王仲宣派部将周师举率部围攻了东衡州（治广东省韶关市），裴矩和大将军鹿愿率部进攻杀了周师举，接着他来到了南海郡（治广东省广州市）。与此同时，有一位响当当的帼国英雄也派人援救广州：

高凉洗夫人遣其孙冯暄将兵救广州，暄与贼将陈佛智素善，逗留不进；夫人知之，大怒，遣使执暄，系州狱，更遣孙盎出讨佛智，斩之。进会鹿愿于南海，与慕容三藏合击仲宣，仲宣众溃，广州获全。洗氏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引彀骑卫，从裴矩巡抚二十馀州。苍梧首领陈坦等皆来谒见，矩承制署为刺史、县令，使还统其部落，岭表遂定（《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高凉州（治广东省恩平市北）洗夫人派她的孙子冯暄率部救援广州，冯暄一直与叛军将领陈佛智关系不错，因此他故意逗留不去进攻。洗夫人知道这一内幕后，十分愤怒地派人去逮捕了冯暄，送进了州府的监狱；重新派另外一个孙子冯盎率部讨伐，结果将陈佛智斩首。冯盎率部来到广州南海郡府，与大将军鹿愿的部队会合，然后与广州守将慕容三藏合兵攻打王仲宣，王仲宣的部队见官军云集而溃败，这样广州府城番禺没有经受战争的损坏。

面对胜利，洗夫人亲自披甲乘坐介马（披甲的战马），撑开只有刺史有资格用的锦伞，张满弓弩陪同裴矩骑马巡抚岭南二十多个州。苍梧郡（治广西苍梧县）首领陈坦等人都来拜见。裴矩根据朝廷的旨意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让这些人回去统率各自的部落，这样岭南地区才平定。

也就是说，岭南没有派杨素出兵，裴矩与洗夫人搞定。他们多是采取安抚，因此隋文帝为裴矩发表了一通议论：

矩复命，上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径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矩为民部侍郎。拜冯盎高州刺史，追赠冯宝广州总管、谯国公。册洗氏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官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诚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罗州刺史。皇后赐夫人首饰及宴服一袭，夫人并盛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一库，每岁时大会，陈之于庭，以示子孙，曰：“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忠顺之心。今赐物具存，此其报也。汝曹皆念之，尽赤心于天子（《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裴矩回朝复命，隋文帝对尚书左仆射高颎、内史令杨素说：“韦洸率领两万人马不能尽早越过岭南，我总是担心他的兵少。而裴矩只以三千弱兵就到达了南海郡，有了像他这样的臣子，朕还有什么忧虑！”

隋文帝说完，升任裴矩为民政部部长的助理（民部侍郎）。拜冯盎为高州刺史，追赠洗夫人的丈夫冯宝为广州军区司令、谯国公。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设立谯国夫人幕府，配备参谋长以下的官员，朝廷授给洗夫人印章，允许她调动本部落所属六州的兵马；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相机行事。文帝还下手令以洗夫人忠于朝廷的原故，特赦她的孙子冯暄逗留不进之罪，任命他为罗州（治广东省化州）刺史。独孤皇后也赏给洗夫人金银首饰以及宴会礼服一袭。洗夫人把象征荣耀的首饰收藏在金箧里。然后将梁国、陈国赏赐的物品，分开各藏一库，每年举行年会时，她都会拿出来陈列在大厅，让子孙观看，并当讲解员似的说：“我历事梁、陈、隋三代君主，用的只是一颗忠诚的心，现在各朝赏赐的物品都在这里，这就是忠诚的回报，你们应该牢记：尽忠天子才是当臣子的赤胆忠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洗夫人，一位有胆识的女中豪杰！

十

590年年底，对洗夫人来说是大吉大利，史料又为她记上了这样一笔：

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馀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上嘉之，赐夫人临振县为汤沐邑，赠冯仆崖州总管、平原公（《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番州（今天广州市，原属“南海”郡治，因隋文帝撤郡为州而得名。洗夫人这时管六州，番州就是其中之一）军区司令员赵讷既贪又虐，他管辖的各俚族、獠族人多数人逃亡反叛。洗夫人派她的作战参谋长（幕府长史）张融到长安向隋文帝递上密封的奏折，论述安抚之事；并揭发了赵讷的罪行，认为赵讷这样的贪官不能招抚边远地区。隋文帝派使者调查，得到赵讷贪赃受贿的证据，并绳之以法。然后委托洗夫人招抚慰问逃亡反叛的民众，她带着诏书，自称钦差大臣，走访了十多个州。

一路上，洗夫人宣传皇上的旨意，动员各部俚、獠人归顺，所到之处那此反叛者都纷纷投降，因此，隋文帝下令嘉奖了她，并赏临振县（位于海南三亚。据统计有1500户）作为她的汤沐邑（这种封邑始于西周，指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诸侯国都城郊区之地作为其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后指国君给皇后、公主赐封，让受封者收取赋税不向国库提成的私邑），又追赠她的丈夫冯仆为崖州（海南省三亚市）军区司令兼平原公。

这就是开皇十年（590）岁末的记忆，把一个洗夫人的文化宣染得无以复加。我们从隋文帝封给她的汤沐邑来看，洗夫人一生闪耀出了前所未有的光环！

随着开皇十一年（591）春天的到来，史料主要记载了这样二件事：

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

二月，戊午，吐谷浑遣使入贡。吐谷浑可汗夸吕闻陈亡，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夸吕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籓，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上谓无素曰：“若依来请，它国闻之，必当相效，何以拒之！朕情存安养，各令遂性，岂可聚敛子女以实后宫乎！”竟不许（《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二月）。

其一、正月，皇太子杨勇的妃子元氏去世。

其二、二月初六，吐谷浑派使者到长安进献贡品。其原因是：吐谷浑可汗夸吕听说陈国被隋国灭亡非常恐惧，于是逃往险要地带自保，不敢再来掠夺隋国边境。夸吕去世后，他的儿子世伏继位，派他哥哥的儿子无素向隋文帝送表称臣，献上很多地方特产，并请求将女儿送进长安后宫。隋文帝听说吐谷浑可汗要送美女，想到他与独孤皇后新婚发誓“不准与其她女人生子”的誓言，只好冠冕堂皇地对无素谢绝说：“如果依从了你前来的请求，那末其它的国家听了就会竞相仿效，到时候我怎么能拒绝？我存心安身养性，各自应该顺应本性（意思是吐谷浑的公主年轻，他无力受用），怎么可以聚集天下美女以充实后宫呢？”

隋文帝不算好色的皇帝，这是有史可考的事实，独孤后是一只猛老虎，也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

独孤后性妨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没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馀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高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还宫。后俟上于阁内，及至，后流涕拜谢，颎、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极欢。先是后以高颎父之家客，甚见亲礼，至是，闻颎谓己为一妇人，遂衔之（《资治通鉴》开皇十九年六月）。

这一史料是开皇十九年（599）六月的记载，笔者有意把它提前搬了出来，是想让读者对隋文帝的后宫生活有一个直接的了解。

独孤皇后性格上好嫉妒，后宫的妃嫔都不敢和隋文帝靠近。比方说，原北周尉迟迥的孙女秀色迷人，尉迟迥580年八月兵败，他的孙女作为女奴缉捕入宫。如今十九年过去，这位幼女长成了亮丽的美女，五十八岁的隋文帝在仁寿宫（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奸臣杨素在开皇十三年为隋文帝修建）见到她后非常喜欢，因此得以同房。独孤后见丈夫老牛吃嫩草，妒火在心中燃烧，她趁文帝上朝，暗中派人把尉迟氏杀了。

这件事引起了隋文帝的大怒，他单骑从宫苑出走，也不走现成的山路，而是漫游似的进入山谷中二十多里。高颎、杨素等人骑马追上，拉住对方的马苦苦劝阻。隋文帝才叹息说：“我贵为天子，竟然如此得不到自由！”

我们从杨坚的这句话中，感觉到了他对独孤皇后的无奈，高颎也感觉到了，他调解说：“陛下岂能与一妇人怄气出走，而不管国家？”

高颎的这句话让隋文帝从情感中走向理智，多年的成就，让他更爱自己的江山，如此一想，让他的气有所缓解，只是勒马停留了很久，一直到半夜才回宫。

独孤皇后也一直坐在寝宫等候，文帝回来，她哭泣跪拜，高颎、杨素等人从中带和，最后设宴喝酒极其欢乐。

也就是说，隋文帝尽管失去了一个妙龄美女，而独孤后可能有了让步，这样才让隋文帝破涕为笑。

隋文帝得到了独孤后的让步，而苦了高颎。以前，高颎的父亲由于是独孤皇后家里的常客，对高颎相见时总以亲人之礼迎接，现在她听高颎称自己是“妇人”，内心产生了愤恨。至于这一愤恨的结果，我们还是留在后面去评说。现在是开皇十一年（591）二月，还有故事在发生：

平乡令刘旷有异政，以义理晓谕，讼者皆引咎而去，狱中草满，庭可张罗；迁临颍令。高颎荐旷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上召见，劳勉之，顾谓侍臣曰：“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丙子，优诏擢为莒州刺史（《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二月）。

平乡县（河北平乡县）县令刘旷有突出的政绩，他对前来告状的人晓之以理，使他们都认为自己有错回去了，以致于监狱中因没有犯人而长满了野草，判案庭院也因为没有人前来上告可以张网捕鸟。刘旷后来调到临颍县（河南省临颍县）当了县令。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尚书左仆射）高颍推荐刘旷升官，说他清廉善于理政，是天下第一县令，隋文帝听了介绍召见他，通过会谈，加以慰劳勉励，并环顾身边的侍臣说：“如果不破格嘉奖刘旷，怎么能激励天下官吏？”

也就是说，隋文帝也被刘旷的故事所感动。二月二十四日，他下诏升任刘旷为莒州（山东省莒县）刺史。至于刘旷后来怎样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开皇十一年隋国没有发生复杂的大事，到了八月，就把一年的事记载完毕：

初，帝微时，与滕穆王瓚不协。帝为周相，以瓚为大宗伯，瓚恐为家祸，阴欲图帝，帝隐之。瓚妃，周高祖妹顺阳公主也，与独孤后素不平，阴为咒诅；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壬申，瓚从帝幸栗园，暴薨，时人疑其遇鸩。乙亥，帝至自栗园（《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八月）。

当初，隋文帝地位低微时，和滕穆王杨瓒（杨坚是亲兄弟）不和。后来隋文帝担任北周丞相时，任命杨瓒当了宗教协会的主席（大宗伯），杨瓒生怕招致毁家之灾，想暗中除掉隋文帝，隋文帝知道但隐瞒了。杨瓒的妃子是北周高祖宇文邕的妹妹（顺阳公主），她与独孤皇后一向不和，于是就暗中诅咒独孤皇后；隋文帝命令杨瓒休掉顺阳公主，杨瓒没有同意。

591年农历八月，杨瓒跟随文帝前往长安城南栗园突然死亡，当时人怀疑是被隋文帝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隋文帝从栗园回宫。与此同时，劝杨坚从宇文赟手里夺权篡位的沛达公郑译也在这个月去世。

这就是开皇十一年的故事，把隋文帝的性格暴露无遗。

附件：隋文帝后宫成员：

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祎翟、称中宫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无定数。高祖思革前弊，大矫其违，唯皇后正位，傍无私宠，妇官称号，未详备焉。开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礼》，省灭其数。嫔三员，掌教四德，视正三品。世妇九员，掌宾客祭祀，视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员，掌女工丝枲，视正七品。又采汉、晋旧仪，置六尚、六司、六典，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一曰尚宫，掌导引皇后及闺閤廪赐。管司令三人，掌图籍法式，纠察宣奏；典综三人，掌综玺器玩。二曰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赞三人，掌导引内外命妇朝见。三曰尚服，掌服章宝藏。管司饰三人，掌簪珥花严；典栉三人，掌巾栉膏沐。四曰尚食，掌进膳先尝。管司医三人，掌方药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寝，掌帏帐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铺设洒扫；典执三人，掌扇伞灯烛。六曰尚工，掌营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缝；典会三人，掌财帛出入。六尚各三员，视从九品，六司视勋品，六典视流外二品。初，文献皇后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自嫔以下，置六十员。加又抑损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献崩后，始置贵人三员，增嫔至九员，世妇二十七员，御女八十一员。贵人等关掌宫闱之务，六尚已下，皆分隶焉。

——《隋书·列传第一》唐朝魏征等著。

十一

开皇十二年（592）春天，像一位害羞的少女姗姗来迟。二月初六（原文“己巳”疑误），隋文帝任命蜀王杨秀（杨坚与独孤皇后生有五个儿子，即：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为内务部部长兼右领军大将军（上将）。史料记载这一笔之后，跳到了六到七月：

国子博士何妥与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争议事，积不相能。威子夔为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辩，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议乐，夔与妥各有所持；诏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馀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邪！”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省中呼弘为世子，同和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罔冒为官等数事。上命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案之，事颇有状。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开府仪同三司就第；卢恺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馀人（《资治通鉴》开皇十二年六到七月）。

国家高等学院教授（国子博士）何妥与国务院第二副总理（尚书右仆射）苏威争论国事，他们的观点历来各不相让。苏威的儿子苏夔担任太子杨勇的联络官（通事舍人），此人少年时就机智善辩，享有神童的盛名。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攀附这位权臣的公子。等到后来苏夔与郑译修订音乐时，同何妥各执己见；隋文帝下诏让百官谈出自己的观点，大家由于苏威是权臣的缘故，赞同苏夔的人有十分之八九。何妥的虚荣心非常强，他认为自己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竟然输给了后生，因此愤怒地说：“我讲学四十多年（原文“函丈”。意思是讲学者与听讲者坐席之间相距一丈），反而被乳臭未干的小儿所羞辱吗！”

何妥生气，是气权力还是气世风？在他看来，自己永远掌握着真理。于是，他向文帝上书说：“苏威和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朗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组织部主管考试的部长助理（吏部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党营私，其证据是：在苏威所在的国务院中，大家称王弘为世子（意思是王弘与苏威走得很近，居然以好朋友下的后代对父亲的好友苏威以“世子”相称），李同和是世叔，说他们两人就如同是苏威的儿子和兄弟。”

何妥列举了苏威等人在结党称呼上的事实后，又告发苏威以不正当手段为堂弟苏彻、苏肃谋求官职等几件事作为罪证。隋文帝命令四子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负责调查此事，结果基本属实。隋文帝听了这一汇报非常愤怒。

七月初一，苏威因此被免除官职和爵位，只保留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称号回家；卢恺被免官，并在官籍花名册上除名；受牵连的知名人士多达一百多人。

这一事件说明了隋朝官吏在明争暗斗，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在后头：

初，周室以来，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等甄别士流，故涉朋党之谤，以至得罪。未几，上曰：“苏威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命之通籍。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之家。”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馀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民部侍郎郎茂以为烦迂不急，皆奏罢之。茂，基之子也，尝为卫国令。有民张元预兄弟不睦，丞、尉请加严刑，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仇，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谕之以义。元预等各感悔，顿首请罪，遂相亲睦，称为友悌（《资治通鉴》开皇十二年七月）。

隋国建国之初，远到北周以来，选拔官吏不管品德好坏；等到卢恺管理中央组织部，他与薛道衡等人一起对官员的好坏加以分类，所以涉及到朋党的诽谤，以至于获罪。不久，隋文帝可能是觉得离不开苏威这位刀笔手，自圆其说地说：“苏威是个有德行的人，只是被他人所误。”

隋文帝说完，下令苏威可以官复原职（原文“通籍”。意思是用二尺长的竹片上写姓名、年龄、身份等，挂在宫门外以备出入时查对。因此后来便称做官为“通籍”）。苏威特别好订立各种规章制度，每年都责备各地不重视推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五常（战国时期由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到了西汉，由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为五常）的教化，有的地方官员不懂苏威所说的五品，竟然对答说：“在我所管辖的地区内，没有一家是五品的官员。”这种回答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这样一类不懂“五品”就是“五常”的人还有很多。

苏威又编制出余粮帐簿，想让民间粮食品种在“有无”之间互相调节，民政部副部长（民部侍郎）郎茂，他认为这种办法既烦琐又迂腐，上奏请求全面停止。

也就是说，苏威没有吸取教训，想当初他撰写的《五教》引起陈国遗民的造反，现在又出笼“五常”和“余粮帐本”，反映出隋文帝跟他一样迂腐。

郎茂曾经担任过卫国县（山东省莘县）的县令，遇到过一位叫张元预的平民，他们兄弟之间不和睦，县委秘书（县丞）和县法院院长（县尉）请求对张元预兄弟加以施刑，郎茂反对说：“张元预兄弟本来就有矛盾，如果因此将他们治罪，他们之间就会结仇更深，这并非是教化民众的原则。”

郎茂说完，用大义慢慢地开导这对兄弟。张元预兄弟都深受感动而后悔，并向这位县长大人叩头请罪，结果和好如初。后来乡亲们都称赞他们是友爱孝悌的榜样。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新义公韩擒虎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到了十二月，杨素与高颎共同执政：

十二月，乙酉，以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颎专掌朝政。素性疏辩，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颇推高颎，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视苏威蔑如也，自馀朝贵，多被陵轹。其才艺风调优于颎；至于推诚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识度，不如颎远矣。

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狱，谓之曰：“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灵，将八千兵渡江，擒陈叔宝，窃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赏，何用追论！”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者数日，惜其功，特令除名。岁余，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然每宴赐，遇之甚厚（《资治通鉴》开皇十二年十二月）。

十二月二十四日，隋文帝任命内务部部长（内史令）杨素为国务院第二副总理（尚书右仆射），与第一副总理（尚书左仆射）高颎共同管理朝政。

杨素性格粗疏而有辩才，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朝中的大臣见杨素难以相处、都心向高颎，敬重博学多才的牛弘，厚待有学识的薛道衡，瞧不起迂腐的苏威，其余的权贵多数人被群臣冷落在一边。在以上的权臣中，杨素的才艺风度优于高颎，至于以诚侍人、体谅国家、处事公平，具备宰相的见识和器度等等，杨素又远不如高颎。

右领军大将军（上将）贺若弼自认为他的功勋和名望在其他的群臣之上，因此经常以宰相自居。接着杨素被任命为执行总理（仆射），贺若弼还是将军，他为这件事心中非常不平，并且在言行中表现出来，由此被罢免官职，这样让贺若弼更加怀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隋文帝下令将贺若弼逮捕入狱说：“我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而你经常扬言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贺若弼狡辩说：“高颎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知道他俩的为人，所以敢说这样的话。”

贺若弼一直是想出名的人，加上他居功自傲，得罪了朝中的公卿大臣，因此这些人此时落井下石上奏说：贺若弼怀有怨恨，罪当处死。隋文帝本来就厌恶贺若弼太张扬，这时他也不念贺若弼在三年前与自己同坐龙椅的感激之情了，而是恼怒说：“作为臣子，就应该坚守法律，现在你引起了公愤，我可以让你自己寻找一条能保住性命的理由。”

隋文帝发怒之后，胡子翘了起来，贺若弼一时找不出理由，只好再次搬出自己的功劳说：“我仰仗着陛下的威灵，率领八千士兵渡过长江俘获了陈叔宝，自认为以此还可以得到活命。”

贺若弼无奈地说完，让隋文帝更是厌烦，他冰冷地丢出一句说：“朝廷对此已经格外重赏，现在怎么还能再提此事？”

贺若弼见隋文帝要遗弃自己，在求生的欲望中几乎是绝望地说：“我是承蒙得到过陛下的格外重赏，今天还想以此求得保全性命。”

隋文帝这时像厌恶李德林一样厌恶贺若弼，贺若弼所亮出的功劳已经过期，自从这次谈话几天之后，隋文帝才稍微回心转意，特令免除贺若弼的一切官爵，在官籍的花名册上除名。一年以后，隋文帝虽然又恢复了贺若弼的“宋国公”爵位，但是对他仍然猜忌，不再任命他担任具体职务，然而每次宴请，礼遇仍然很优厚。

也就是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贺若弼的人生再也创造不出辉煌！

十二

开皇十二年（592）十二月，长安到处是飞雪，苍茫的大地上冻死的贫民随处可见，而皇宫府库里的布帛多得无法堆放：

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省。”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诏曰：“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资治通鉴》开皇十二年十二月）。

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宫府库里的布帛全部堆满，以至于没有地方存放，只好堆积在库外厢房里。”

面对国库的丰盈，隋文帝感到意外地说：“朕既然规定对民众征收轻薄的赋税，又曾经大量地赏赐过征讨陈国有功的将士，库存量为什么还会这样？”

隋文帝的话，流露出了不敢相信的意思，上奏的人连忙解释说：“由于每年收入经常多于支出，通过我们简略的统计，每年所赐用的布帛最多也不过几百万段，这样只能是有增无减。”

隋文帝见此，下令另外开辟左藏院用以存放。并且下诏说：“布帛宁可积蓄在民众家中，也不要储藏在国家的府库。今年河北、河东地区的田租可减征三分之一的布帛，军工户减一半，税调全免。”

隋文帝的这道诏书一下，马上派人执行。当时全国的户口每年都在增加，京畿地区和河北、河南、河东三河地区地少人多，许多平民衣食不足，隋文帝向全国各地派出使者，重新调整分配田地，地少人多的地方，每个成年人只能分到二十亩（按照北魏和北齐时期每人八十到六十亩来看，二十亩的确是在成倍减少），老人和小孩分的土地就更少。

也就是说，隋帝国的人口在膨胀，尽管府库布帛库存量大，但民众贫困的人还是居多。联想到当今有的地方人均不到半亩田，让我们对人口膨胀、耕地面积的减少，应该引起惊醒！

然而，那时以人口的增长为国家富强的标志，所以隋文帝接着祭祀感生帝（帝王在天上的父亲）：

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

壬戌，行幸岐州。二月，丙午，诏营仁寿宫于岐州之北，使杨素监之。素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屯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资治通鉴》开皇十三年二月）。

开皇十三年（593）正月十一日，隋文帝见国库丰盈、国家安定，祭祀感生帝。正月二十一日，他巡视了岐州（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

巡视岐州回来，已经是二月十四日（原文“壬戌”疑误）。他此次到岐州的目的是考察修建仁寿宫的地址，因此下诏在岐州以北修建仁寿宫（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派杨素作为总指挥。杨素上奏请求派前任莱州（山东省莱州市）刺史宇文恺作为工程设计的总工程师（检校将作大匠），他的作战参谋室主任（记室参军）封德彝为土木工程的总监（土木监）。有了这一建设班子之后，他们平山、填谷开始动工。宫殿有亭台水榭、斗拱飞檐、既宏伟壮观；又曲径通幽、宛转相连、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仁寿宫要求修建得如此华丽，监督官吏对工程的监督管理更加严厉而紧急，让服役工人死亡众多，很多人因疲备过度而扑倒在地，不管是死亡还是休克，都被推填坑中覆盖成平地。这样死的人就有上万。

尽管隋文帝大修仁寿宫，也牺牲了很多无辜的生命，但他没不顾天下人的死活，接着又要修建人民大会堂：

是岁，上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明堂制度。宇文恺献明堂木样，上命有司规度安业里地，将立之；而诸儒异议，久之不决，乃罢之（《资治通鉴》开皇十三年七月）。

这一年，隋文帝让礼教部部长（礼部尚书）牛弘等人讨论人民大会堂（明堂）的建筑结构。宇文恺献上木制的模型，隋文帝下令有关部门在长安安业里规划地皮准备修建；可是各位儒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形成久拖不决的局面，最后只好停止。

隋文帝停止了明堂的修建，处理了有关突厥千金公主宇文芳的事：

上之灭陈也，以陈叔宝屏风赐突厥大义公主。公主以其宗国之覆，心常不平，书屏风，为诗叙陈亡以自寄。上闻而恶之，礼赐渐薄。彭公刘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昶欲与其妻作乱攻隋，遣钦来密告大义公主，发兵扰边。都蓝可汗信之，乃不修职贡，颇为边患。上遣车骑将军长孙晟使于突厥，微观察之。公主见晟，言辞不逊，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与杨钦计议，扇惑都蓝。晟至京师，具以状闻。上遣晟往索钦；都蓝不与，曰：“检校客内无此色人。”晟乃赂其达官，知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都蓝，因发公主私事，国人大以为耻。都蓝执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废公主。内史侍郎裴矩请说都蓝使杀公主。时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谓之曰：“当杀大义公主，乃许婚。”突利复谮之于都蓝，都蓝因发怒，杀公主，更表请婚，朝议将许之。长孙晟曰：“臣观雍虞闾反覆无信，直以与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国家，虽与为婚，终当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代，前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虞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复遣晟慰谕染干，许尚公主（《资治通鉴》开皇十三年七月）。

隋文帝灭掉陈国之后，把陈叔宝的屏风赏给他的义女大义公主（隋灭北周，北周宇文招的女儿千金公主嫁给突厥沙钵略可汗，拜杨坚为义父，杨坚改封其为大义公主）。大义公主因自己的宇文氏宗族之国灭亡，心里一直愤愤不平。于是，她在屏风上题诗，记述陈国灭亡的过程借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哀思。隋文帝听说后感到厌恶，对千金公主的赏赐和礼遇也逐渐淡薄。

正当隋文帝疏远千金公主时，接着的故事又把千金公主推上了断头台。事情起因是刘昶在北周时娶了宇文氏公主，一个名叫杨钦的流浪难民逃入突厥，谎称刘昶想和妻子攻打隋国，派他来密告大义公主，让她调动突厥的兵入侵隋国。突厥都蓝可汗（沙钵略可汗的儿子雍虞闾。公元587年，沙钵略死。沙钵略嫌自己的儿子雍虞闾懦弱，不能对抗西突厥，遗命立自己的弟弟处罗侯为可汗。处罗侯立，称为“莫何可汗”。隋文帝派长孙晟赐莫何可汗旗鼓。莫何可汗得到隋国的旗鼓后，向西攻击阿波可汗。阿波的兵马以为是隋国出兵帮助莫何，多数人不战而降，莫何可汗得以生擒阿波。公元588年，莫何死，雍虞闾即位，称为“都蓝可汗”）相信了，马上不再向隋国进贡，成为了隋国的边境之患。

面对这一变化，隋文帝派车骑将军长孙晟这出使突厥，并暗中观察了解情况。大义公主见到长孙晟后，出言不恭，又派她的情夫安遂迦与杨钦密谋，煽动鼓惑都蓝可汗。

长孙晟回到长安，将所见所闻向隋文帝作了全面的汇报。隋文帝听完汇报再次派长孙晟到突厥索要杨钦，都蓝可汗不但不给，反而蒙混过关说：“检查过我们的宾客没有你说的这个人。”

都蓝可汗说完，表现得很轻松的样子，让长孙晟看出了他的虚伪。在无奈之下，长孙晟贿赂其高官，才知道了杨钦的藏身之处。他利用夜色突然上门抓捕了杨钦，然后给都蓝可汗看，因此揭发了大义公主和安遂迦私通的奸情，让突厥人认为是极大的耻辱。

在耻辱面前，都蓝可汗抓捕了安遂迦等人，一并交给长孙晟带回。隋文帝十分高兴，加授长孙晟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称号，并派他出使突厥劝说废除大义公主。与此同时，内务部部长助理（内史侍郎）斐矩请求出使突厥，劝说都蓝可汗杀掉大义公主。

再说都蓝可汗的堂弟（莫何可汗处罗侯的儿子染干）是突厥北部的突利可汗，他想得到隋国的支持派使者到长安求婚，隋文帝见机会难得，派裴矩对染干的使者提出要求说：“都蓝可汗的母亲已经是我国陛下的义女，你们只有杀掉大义公主，我们才能答应这门婚事。”

也就是说，隋文帝利用矛盾，让突厥人窝里斗。突利可汗听到这一信息也向都蓝可汗诋毁大义公主，无非是说：“你有这样与胡人通奸的母亲，怎能立国？”之类的话，让都蓝可汗盛怒之下杀了大义公主。

都蓝可汗盛怒之下杀了母亲，随即向隋文帝上表求婚，朝会上大臣议论之后准备答应，长孙晟却反对说：“我看都蓝反复无常，不讲信用，只因他和西部的达头可汗玷厥有嫌隙，所以才想依靠我朝。虽然我方同意了这桩婚姻，最终他还是会背叛。当前如果让都蓝娶了公主，那么他就可以凭借是大隋女婿的威风，向玷厥、染干出兵。等他强大之后，就会再次反叛，到那时恐怕就很难控制了。况且染干是前任可汗处罗侯的儿子，历来对我国也有诚意，加上他求婚在前，我看不如答应染干，召他率部向南迁移。再说染干的兵力薄弱容易驯服，我们可以利用他抵御都蓝可汗以保卫边疆。”文帝听了称赞说：“好！”

随着隋文帝的称赞，他再次派长孙晟前去慰劳通知染干，同意他娶公主。

也就是说，公主也有难嫁的时候。尽管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已经只知道了593年七月的阳光，它照耀了染干的心房。

十三

开皇十四年（594）三月，隋国的雅乐修订完成（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七月让牛弘负责与祖孝孙等人修订）。在悠扬的古乐声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春，三月，乐成。夏，四月，乙丑，诏行新乐，且曰：“民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宜加禁约，务存其本。”万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海全盛，闻者皆谓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宝常贫而无子，久之，竟饿死。且死，悉取其书烧之，曰：“用此何为（《资治通鉴》开皇十四年三到四月）！”

594年三月，大隋帝国新修订的雅乐完成。四月初一，隋文帝下诏推行新乐时说：“民间音乐流露邪僻之音很久，这样的音乐抛弃了古代的音乐体系，竞相仿造繁杂的声律，应该加以禁止，务必保存原有的本色。”

尽管隋文帝对新乐吹嘘了一通，然而，当时音乐权威万宝常在宗庙礼仪部（太常寺）听了乐师所演奏的新乐，潸然泪下说：“这样的雅乐淫厉而又哀惋，天下不久将会灭亡！”

我不知道万宝常怎么会有这样灵敏而超前的预感，后来的历史果然被他言中。可是当时隋朝正处在全盛时期，听他说这样话的人都认为这一预言不会兑现；到了唐朝李渊的武德元年（618）三月，万宝常的预言终于得到验证。万宝常贫困没有儿子，在长久的贫困中因饥饿而死。临死前，他取出所有的乐书全部烧掉，并且悲愤地说：“这些乐章能起什么作用？”

这也是历史，一位最低贱凄凉音乐家的预言史。如果今天有谁是万宝常，一定会红得闪闪发光！

我们的文化是多元化的，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比方说，我国现代的金融业在很早就出现：

先是，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司出举兴生，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请皆禁止，给地以营农。”上从之。六月，丁卯，始诏“公卿以下皆给职田，毋得治生，与民争利（《资治通鉴》开皇十四年五到六月）。”

以前，隋朝中央各部委（台）、各直属机构（省）、各王府、各二级单位（寺）以及各州都设立了放贷钱庄（公廨钱。公廨钱由国家财政供官府开支及其官吏工资钱，然后由官府放贷生利。这些利息再次按比例分配给官员），这些钱庄通过放贷收取利息。工商部部长（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各级官府出钱放贷盈利，烦扰百姓（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放贷收不回，受贷人就会被抓进监狱，引起一系列的凄惨民事纠纷），导致败坏官府与群众的关系，请求陛下明令禁止。然后由国家拨给官员土地，用以经营农桑。”隋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六月初四，文帝下诏说：“公卿大臣以下、各级官吏都按照职务级别分田，不得用公廨钱放贷收民众的利息。”

尽管我不知道当时的金融体系还存在哪些问题，但我知道这一体系无疑是先进的；只是当时没有操纵好而已。到了同年七月初三，隋文帝任命苏威（封邳公）为国会会长。这位国会会长上任后，陕西关中出现了大旱：

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资治通鉴》开皇十四年七到八月）。

594年七月底，陕西地区大旱。百姓饥饿，隋文帝派左右侍臣视察老百姓的粮食，视察结果带回了：老百姓竟然吃的是豆屑杂糠。文帝看了流着眼泪给大臣展示，并引咎自责。为此，他有一段时间没有饮酒吃肉。

八月初九，隋文帝率领关中百姓前往东京洛阳避饥，并下令组织迁移的工作人员不得驱赶相逼。男男女女参杂在仪仗队中，隋文帝遇到扶老携幼的总是牵马让路，慰劳勉励而去；遇到危险难行的地方，看到挑担负重的人，他就命令随从上前搀扶。

也就是说，隋文帝是一位体察民情的皇帝，为了节约开支，他还撤除了对齐、梁、陈三国祖宗陵墓的看墓人：

冬，闰十月，甲寅，诏以齐、梁、陈宗祀废绝，命高仁英、萧琮、陈叔宝以时修祭，所须器物，有司给之。陈叔宝从帝登邙山，侍饮，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表请封禅。帝优诏答之。它日，复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酒！以作诗之功，何如思安时事！当贺若弼渡京口，彼人密启告急，叔宝饮酒，遂不之省。高颎至日，犹见启在床下，未开封。此诚可笑，盖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国，皆荣贵其主，苟欲求名，不知违天命；与之官，乃违天也（《资治通鉴》开皇十四年闰十月）。”

闰十月二十三日，隋文帝下诏废除齐、梁、陈三国宗庙的看护祭祀户，命令原齐国的高平王高仁英、后梁国国君萧琮、陈国皇帝陈叔宝三人分别按时负责祭祀，祭祀时所需要的器物，都由有关部门提供。

接着史料介绍说，陈叔宝跟随杨坚登上洛阳城北邙山，陪同文帝饮酒赋了这样一首诗：

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

陈叔宝咏完，并上表请求文帝到泰山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祀地），文帝用客气的诏书回答了他。

另外有一天，陈叔宝又在文帝举办的宴会上作陪，大概是喝酒过量，等这位亡国之君离开时，文帝目送他说：“他的失败不正是酒吗？与其在饮酒作诗上下功夫，还不如当初用心事安定时局！当年贺若弼率部渡过长江占领京口（江苏镇压江）时，陈国人就秘密地向他告急，可是他正在饮酒，拖延没有审阅密信。直至高颎到达建康的那天，还看到了那封没有开封的信扔在椅子下面。这件事真是可笑，只怕是天要灭陈。以往苻坚（338一385）征讨所得到的国家，他都让那些亡国之君封爵荣贵，只是想博取宽宏仁爱的美名，他不知道这样是违背天命；我要是给陈叔宝封官，也是违天命。”

这就是隋文帝，他似乎懂得了做君主的书。下面他与太子杨勇的对话，成为了他当皇帝的理论体系：

齐州刺史卢贲坐民饥闭民粜，除名。帝后复欲授以一州，贲对诏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为言：“此辈并有佐命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赵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政，又欲乱之，故昉谋大逆，译为巫蛊。如贲之例，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置之则怨望，自为难信，非我弃之。众人见此，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贲遂废，卒于家（《资治通鉴》开皇十四年十月）。

齐州（治山东省济南市）刺史卢贲（隋文帝向宇文阐夺权时，是卢贲为他当护卫的第一人），因饥荒关闭粮仓不卖粮食给群众被免官除名。隋文帝后来看在他的功劳上，想再授给他一州当刺史，而卢贲在回信时不合隋文帝的心意，再加上又有怨言，让隋文帝十分恼怒，就再也没有录用这位功臣。皇太子杨勇针对这件事说：“卢贲有佐命功劳，他虽然性格上轻薄，行为阴险，但也不能抛弃。”

杨勇说完，向父皇投去一种期待的目光。隋文帝见儿子政治经验不足，指导性地洗脑说：“我压制委屈他，是为了保全他的性命。我低微时，如果没有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人拥护，也不会成为大隋天子。但他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在周宣帝（宇文赟）时，他们都是些无赖小人而得到了这位昏君的宠幸。等到昏君病重，正直的颜之仪等人请求让赵王宇文招辅政，而刘昉、郑译之流公然假传圣旨，让我辅政。等到我刚刚执政，他们又想作乱，所以刘昉谋反，郑译用巫术诅咒我。诸如卢贲之类的人，永远不会有满足欲望的时候，任用则骄横不逊，弃置则心怀怨恨，这要怪他们自己不能取信于人，并不是我要抛弃。众人见我这样对侍他们，都认为我对待功臣太刻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隋文帝的用人之道，回想起来很有道理。后来卢贲因被废黜，郁闷死在家中。

在开皇十四年的岁末，随文帝好大喜功的次子杨广，再次提出泰山封禅：

晋王广帅百官抗表，固请封禅。帝令牛弘等创定仪注，既成，帝视之，曰：“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车驾东巡（《资治通鉴》开皇十四年十二月）。

晋王杨广率领百官抗拒隋文帝不想封泰山的命令，极力坚持让父皇到泰山上封禅。隋文帝见爱子如此请命，命令牛弘制定封禅礼节仪式，牛弘制定的礼仪完成，文帝看了那些礼仪之后，觉得有些过誉似的说：“这件事事关重大，朕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呢？我当到东方巡视，顺便祭祀一下泰山就行了。”

也就是说，隋文帝骨子里的荣誉感被激发出来了，只是委婉地表达而已。十二月初五，这位皇帝终于东巡，至于这次东巡的结果，泰山顶上的迎客松作了见证。

十四

开皇十四年（594）十二月初五，随文帝带着封禅的队伍从长安出发，上了去东岳泰山的路。在这大臣、亲王、皇后、王妃及其贵族夫人的浩大队列中，进入五十四岁的杨坚戴着通天冠坐在高大的法驾上，那卧龙似的眉毛舒展开了，显得心宽从容。一阵阵鼓角声划破了冬日里长空，伴着乐车上的石磬、编钟、号角的合鸣，一路上喧泄着富贵与奢华。为了对这位皇帝的宗教信仰有所了解，史料插述了这样一段逸事：

上好禨祥小数，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兹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上大悦，赐物五百段。吉，懿之孙也。员外散骑侍郎王劭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悦，拜著作郎。劭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众，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捃摭佛经，回易文字，曲加诬饰，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前后赏赐优洽（《资治通鉴》开皇十四年十二月）。

隋文帝有时喜欢向鬼神求福（原文“禨【音：jī】”有如下意思：一、迷信鬼神。二、向鬼神求福。三、列子云“荆人鬼、越人禨”），中央常委（上仪同三司）萧吉（梁武帝长兄萧懿的孙子）抓住了杨坚的这一心理，上书说：“甲寅、乙卯之年，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互交合的时候。今年是甲寅（594）年，以十一月十六日为冬至节，明年乙卯年（595），以五月二十日为夏至节。冬至过后阳气就会上升，是祭天的日子，那天正好是陛下本命年的生日；夏至过后阴气开始上升，是祭地的时刻，那天正是独孤皇后本命年的出生日。陛下的恩德如同苍天一样哺育众生，皇后的仁爱如同大地一样滋养万物，所以天地两仪的元气一起聚合在陛下和皇后的生辰上。”隋文帝听萧吉的奉承后大喜，于是赏赐萧吉布帛五百匹。

萧吉的奉承话得了赏赐，有一个人比他更加了不起，他就是新增的随从顾问（员外散骑常侍）王劭。王劭奉承说隋文帝的额头上有两个像干戈突起的肌肉（原文“戴干”，意思是：指头部肌肉突起如干戈对立。王劭说这话的意思是奉承杨坚是驾驭千军万马的统帅），并将突起的戈形指给百官看。隋文帝听了非常高兴，马上任命王劭为著作郎。王劭先后多次上书，陈述文帝受命即位所出现的种种吉祥征兆，又收集民间歌谣、对照术士图谶，摘录佛经中的警句，采取歪曲附会的手法，撰出《皇隋灵感志》三十卷上奏，文帝下令将此书宣示天下。让王劭召集各州派到首都汇报工作、参加贺岁的特使（朝集使），吩咐他们洗手焚香诵读此书；并且故意读得抑扬顿挫，好像吟咏诗歌一般。这一读书盛况持续了十多天，直到把全书读完。隋文帝更加高兴，先后对王劭进行了优厚的奖赏。

史料插述了以上的逸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开皇十五年（595）正月隋文帝封禅泰山作铺垫：

春，正月，壬戌，车驾顿齐州。庚午，为坛于泰山，柴燎祀天，以岁旱谢愆咎，礼如南郊；又亲祀青帝坛。赦天下（《资治通鉴》开皇十五年正月）。

595年正月初三，隋文帝的车驾停留在齐州（山东济南）。正月十一日，在泰山上修筑祭坛，焚烧木柴祭祀上天，祭祀仪式和南郊祭天相同。由于去年出现了旱情，文帝引咎自责，随后文帝又亲自登坛祭祀青帝（青帝有五说，第一个说法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是位于东方的司春之神，又称苍帝、木帝。第二个说法是道教以为木星中有九青帝 ，并受事于中央青皇。第三说是太昊伏羲……）。又下令大赦天下。

也就是说，到了晚年的杨坚也想垂名青史，搞起了个人崇拜。我们从萧吉的“生辰说”到王劭的“附会说”，就能感受到隋文帝的这种心理。

二月二十七日，隋国各地收缴民间兵器，有谁胆敢私自制造就会坐牢；关中和边疆地区可以例外。

三月初一，隋文帝东巡泰山回到长安。他回到长安时，新修的仁寿宫竣工：

仁寿宫成。丁亥，上幸仁寿宫。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上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惶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上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素负贵恃才，多所凌侮；唯赏重德彝，每引之与论宰相职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当据吾此座。”屡荐于帝，帝擢为内史舍人（《资治通鉴》开皇十五年三月）。

仁寿宫修建完工。三月二十九日，隋文帝视察仁寿宫。这时已经进入初夏暑期，建筑民工死者一路上到处可见，负责仁寿宫修建的总指挥杨素，他见隋文帝要来，连忙把道路上的尸体全部焚毁，隋文帝听说此事很不高兴。等到隋文帝来到仁寿宫，见宫殿规划、建筑得雄伟壮丽，一时愤怒地说：“杨素殚竭民力修建这座离宫，是为我结怨于天下百姓！”

隋文帝说这话时，额头上的两个干戈肌肉触动得像关公战颜良，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杨素听说后，也惶恐不安，预感到将会受到谴责，就将这一情形告诉了土木工程总监封德彝。封德彝知道隋文帝怕老婆，从容地说：“杨公呀，您不必惊恐，等皇后来了必定会有赐恩的诏书。”

第二天，隋文帝果然召见杨素入宫对话，独孤皇后笑容可掬地慰劳杨素说：“你知道我们夫妇已老，没有娱乐的地方，所以特别将这座宫殿装修得如此华丽，这岂不正是你对陛下忠孝的最好表现吗！”

独孤皇后的口头表扬，胜过暑天吹来的清凉山风，更重要的事是：她还奖赏了杨素一百万铜钱，三千匹锦绢。杨素见自己得到了如此的重赏，他没有忘记让他安心的封德彝。

杨素历来是一个自负、地位高贵而又恃才的人，他所凌辱的人很多，唯独赏识、器重封德彝。其表现形式是：经常邀请封德彝讨论宰相职务分内的事，量化到往往畅谈终日不知疲倦。在这种情形下，他抚着自己的宰相坐椅赞叹地说：“封郎有一天一定能坐上这个座位。”

也就是说，杨素对封德彝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他多次在隋文帝面前推荐封德彝为自己这个内务部部长的联络官（内史舍人）。

转眼到了秋天，苏威又有故事发生：

秋，七月，纳言苏威坐从祠太山不敬，免，俄而复位。上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资治通鉴》开皇十五年七月）。”

595年七月，国会会长苏威，由于随从杨坚到泰山封禅时犯了“不敬之罪”被免官，但很快就又恢复了职务。文帝对群臣说：“世人都说苏威假装清廉，实际上他家中堆满了金玉珍宝，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是，苏威个性残暴，为人处事不合时宜，求名的欲望太强，别人顺从他则欢喜，不顺从的必然大怒，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也就是说，隋文帝对苏威也有自己的认识标准，可想而知，其中不会很客观。九月二十二日，隋文帝独自到仁寿宫（原文“上至自仁寿宫”。说明没有带百官）。他到仁寿宫处理了这样一件大事：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世康，洸之弟也，和静谦恕，在吏部十馀年，时称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谓子弟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因恳乞骸骨。帝不许，使镇荆州。时天下惟有四总管，并、扬、益、荆，以晋、秦、蜀三王及世康为之，当世以为荣（《资治通鉴》开皇十五年十月）。

十月初三，隋文帝任命中央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韦世康（韦洸的弟弟。此人没有官瘾）为隋国四大军区之一的荆州军区司令员。韦世康能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是因为他温和谦虚，前后主管过组织部十多年，当时人都称赞他清廉公正。他还常有“知足常乐”的豁达态度，并告诫子弟说：“薪水（俸禄）不必要太多，为了防止多而减退；不要等到老了有病才辞职。”

韦世康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他觉得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上表恳求提前退休。隋文帝不仅不答应，还派他出镇荆州（湖北江陵）这样显赫的军区司令。当时全国只有四大军区，设在并（山西太原）、扬（江苏扬州）、益（四川成都）、荆四州，分别由晋王扬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和韦世康担任，当时的官员以能出任四大军区司令为荣耀。

也就是说，隋文帝重用韦世康，是因为此人没有官瘾，这样他才能放心。韦世康也因此没有被历史遗忘。

十五

开皇十五年（595）即将结束。在这冬天的寒阳中，隋文帝于十一月初七到骊山温泉洗澡去了。洗完澡之后，他利用岁末短暂的光阴处理了如下的三件事：

十二月，戊子，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仍籍没其家。”

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汴州刺史令狐熙来朝，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熙，整之子也（《资治通鉴》开皇十五年十二月）。

595年十二月初四，隋文帝宣布命令说：“凡是盗取边疆军粮一升以上的人斩首，并且没收其全部家产。”

第二天，他下诏文武官员，决定职务升降要连考四年。

这一诏书下达后，汴州（治河南省开封市）刺史令孤熙（北周名将令孤整的儿子）入朝考试，由于令孤熙的考试成绩是全国第一，所以赐绢帛三百匹，并且将他的事迹公布于天下。

这就是595年隋国所有的记忆，随着开皇十六年（596）的到来，历史书写了这样一笔：

春，正月，丁亥，以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嶷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煚为颍川王，皆勇之子也（《资治通鉴》开皇十六年正月）。

正月初六，隋文帝册封太子杨勇的儿子杨裕为平原王，杨筠为安城王，杨嶷为安平王，杨恪为襄城王，杨该为高阳王，杨韶为建安王，杨煚（jiǒng）为颍川王。

开皇十六年的时光匆匆，六到十月的日子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其一、六月十三日，隋国规定工商业者不得做官。

其二、八月初六，隋文帝下诏说：“判决死刑的案卷必须上报三次，经审核批准后才能行刑。”

其三、十月初十，隋文帝去了老家同州（陕西大荔）长春宫；十一月初三，才回长安。

其四、党项羌族部落（地域在四川西北至青海河曲一带山谷间）入侵会州（治甘肃省会宁县），文帝下诏命令调发陇西（甘肃省陇西县）的军队讨伐并收降了入侵者。

其五、隋文帝把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世伏可汗，世伏上表请求称呼公主为天后，隋文帝没有同意。

在以上纷乱的史料里，我们窥视出斑斓的历史痕迹。光化公主虽然有“爱情”，我看她是身不由己。尽管她流着伤心的泪花，历史的脚步仍然没有停下：

 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南宁羌，平之。初，梁睿之克王谦也，西南夷、獠莫不归附，唯南宁州酋帅爨震恃远不服。睿上疏，以为：“南宁州，汉世牂柯之地，户口殷众，金宝富饶。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为湘东王征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爨瓚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乞因平蜀之众，略定南宁。”其后南宁夷爨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乃以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帅众击之，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夷人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过诸葛亮纪功碑，渡西洱河，入渠滥川，行千馀里，破其三十馀部，虏获男女二万馀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请将爨玩入朝，诏许之。爨玩阴有二心，不欲诣阙，赂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玩而还（《资治通鉴》开皇十七年二月）。

开皇十七年（597）二月初六，隋国四十六岁的勇将史万岁（549—600）率部平定了南宁州（治云南省曲靖市）羌人。

当初，北周集团军司令梁睿（531—595），他在平定北周末期跟随尉迟迥的王谦时，西南夷族（分布在今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南部一带）、獠族（分布在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也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都归顺了朝廷，唯独南宁州的首领爨（cuàn）震自恃朝廷离他路途遥远，不肯臣服。梁睿上书说：“南宁州本是汉代牂柯国，这里人口众多，宝藏丰富。在侯景作乱时，梁国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王萧绎召赴荆州（湖北江陵），由于当时华夏战乱，无暇顾及经略这块边远地区，当地土著人爨瓒得以窃据此地，国家因路途遥远只好授他当了刺史；后来由他的儿子爨震继任至今。而爨震没有尽到做臣子的礼节，又不向朝廷缴纳税收，所以我请求率部平定蜀地（四川），直到南宁去经营。”南宁首领爨玩见此，主动归降，被任命为昆州（治云南省会昆明）刺史。可是，爨玩不久反叛，隋文帝只好任命左领军将军（上将）史万岁为方面军司令，率部攻打爨玩。他们从蜻蛉川（云南大姚）进入，到达云南中部地区。夷族人先后占领了战略要地，据险固守，结果还是全部被史万岁攻破。史万岁乘胜越过诸葛亮的纪功碑（位于云南曲靖），渡过西洱河（贯穿云南省大理），进入渠滥川（云南昆阳县东南五里处），转战千余里，攻破夷族三十多个部落，俘获男女两万多人。因此，夷族人因害怕纷纷派使者向史万岁请求投降，献出直径约一寸的大明珠，同时刻碑颂扬朝廷的功德。史万岁又向朝廷上书请求送爨玩入朝，文帝下诏同意了。可是爨玩因有再次谋反之心不想入朝，用金银珠宝贿赂史万岁，史万岁放了爨玩而班师还朝。

也就是说，史万岁在北周时曾经犯罪，现在又受贿，这为他日后被隋文帝在宫殿杖打而死埋下了伏笔。

二月十三日，隋文帝借春暧花开去了仁寿宫。正好桂州（治广西桂林）俚族首领李光仕又在南方造反：

桂州俚帅李光仕作乱，帝遣上柱国王世积与前桂州总管周法尚讨之，法尚发岭南兵，世积发岭北兵，俱会尹州。世积所部遇瘴，不能进，顿于衡州，法尚独讨之。光仕战败，帅劲兵走保白石洞。法尚大获家口，其党有来降者，辄以妻子还之。居旬日，降者数千人。光仕众溃而走，追斩之。

帝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讨光仕，稠谕降其党莫崇等，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稠，妥之兄子也。
　　上以岭南夷、越数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帅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化焉。俚帅宁猛力，在陈世已据南海，隋因而抚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险骄倨，未尝参谒。熙谕以恩信，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熙奏改安州为钦州（《资治通鉴》开皇十七年二月）。

李光仕作乱，隋文帝派上将（上柱国）王世积和前任桂州军区司令周法尚率部前去征讨。周法尚调动驻扎在岭南的军队，王世积调动驻扎在岭北的军队，都在伊州（唐朝和唐朝以前的伊州是新疆哈密地区，这与岭南相距很远。这时的“伊州”在何处？有一说是“杨楼冶墙一带”。那么“杨楼冶墙”又在何处？如果按照在梁县的说法是“河南临汝县”，而这一地区根本没有“杨楼冶墙”。根据史料下面内容，笔者认为“伊州”应该是在广西或者是广东一带）会师。王世积率领的军队因为遇到瘴疫无法前进，只得停留在衡州（广东省英德市西北浛洸镇），这样唯独周法尚率部去攻打李光仕。

李光仕战败，率领精锐部队退保白石洞（广西桂平白石山），周法尚见李光仕退保白石洞，就大量俘获了叛乱分子的家属，这样乱党中只要有人前来投降，官军就会把其家属归还。如此持续了十多天，投降的俚人有几千。结果李光仕因部众溃散而逃走，官军进行了追杀。在李光仕没有全军覆灭的情况下，隋文帝又派员外散骑侍郎何稠（隋国著名学者何妥哥哥的儿子）召募军队去讨伐，何稠劝降了李光仕的党羽莫崇等人，让莫崇等人承袭俚族习俗制度担任州、县的官员。

尽管何稠的平叛战争取得了胜利，但隋文帝认为岭南夷族、越族人反复叛乱，决定派全国考试第一的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军区司令，负责十七个州的各项军事。并允许他相机行事，只是刺史以下的官员都得按照朝廷的制度增补。令狐熙上任后，大力弘扬恩德信义，感动得岭南溪洞主帅一次次地说：“以前的司令都是以武力相威胁，今天的令狐司令却是亲自出面教育我们，我们怎么可能违抗呢？”这位部落主帅自己感动后，同时动员了其它部落，一些部落首领相继归附。

再说以前州县违抗命令，参谋长（长吏。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长吏肩负行政职权）无法称职，只好把权力推卸到司令部。现在令狐熙把十七州的长吏全部派下去，让他们率领将士为各地修建城邑、开设学校。因此，汉、夷各族人民都感动。比方说，俚族首领宁猛力，在陈朝统治时期已据有南海郡（治广东省广州市），隋朝因此对他采取安抚政策，任命他为安州（治广西钦州）刺史。宁猛力依仗险要地形，桀骜不驯，从来不曾参拜过军区司令。令狐熙对他施以恩德信义，宁猛力深受感动，来到司令部参拜令狐熙，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令狐熙见此，奏报朝廷把安州改为钦州。

也就是说，隋国南方安定下来，这一切是令狐熙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