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总线分为哪三种:中华帝国史１

前言

      历史意识决定着民族精神，对当今中国而言，要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从国家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学科已经丧失了其最基本的功能——振奋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韩国以其悲惨的古代和近代史，居然铸就出了高昂亢奋的民族精神和极度的民族自豪感，可看了今天中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使人非常压抑。中国人精神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衰落、自卑和涣散，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奇迹般的变成了不堪回首的自虐和耻辱，中国历史学科不但没有为国家发展提供应有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反倒成了巨大的精神包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除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外，还包括历史意识、民族凝聚力。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民族精神，而中国今天则不具备。古代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强大国度，许多外国学者在谈到古代欧亚大陆时，都对中华帝国充满无限的敬意。没有一个伊朗人不知道波斯帝国的辉煌，也没有一个意大利人会不知道罗马帝国的荣耀。可奇怪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不理解古代中国的强盛，甚至不知道中华帝国这个概念，外国人仰慕、尊敬的古代中国，而我们自己却近乎鄙夷，这简直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史学界的耻辱。要灭其国，先去其史，尤其是能激发他们自豪感的辉煌的战史，今天到底谁要灭我华夏？

　　历史是民族精神的纽带，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借鉴经验，从我们祖先生生不息的几千年中，找到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源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可中国的历史被什么东西掩盖着，尽管实际上中国很伟大，可我们接触到的中国历史却没有给人多少自豪的感觉。看了中国人写的历史，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倍受蹂躏的国度。这样几千年“耻辱的历史”已经彻底奴役了中国人，“中国历史”不但没有起到凝聚民气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巨大心理障碍，所谓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们目前引以为荣的东西，如四大发明等，并不能产生实质的自豪感，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盲目到连什么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也不知到了，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去伤害中华民族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民族感情！当今中国式学界“可为痛哭流涕者莫过于此”！

　　从宋朝开始，中国文化转向阴柔、保守而丧失了开拓精神，遗祸深远。尽管从宋朝开始，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锐气，但毕竟大体还能团结在一起，还有共同的精神依托。可自五四运动以后，反传统之风愈演愈烈，延续至今。根本就没有完全适合中国的纯粹西方思想，在五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的精神首次失去了方向。近代学者张君励认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恢复自信，而恢复自信首先必须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他对当时全盘否定历史的状况给予了严厉批评，“每天骂祖宗，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当时一位叫“子固”的学者也一再强调，“民族的自信力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来，我们必须用我们过去的文化伟绩、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来领导我们奋斗！不要夸张的夸大狂，但是我们不能缺少自尊。”“我们也应该纪念我们祖先五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屡次奋斗的艰难，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祖先创造文化的美点，从这种心理当中我们才能得到民族的自信心，得到勇气来破除目前的困难。”对于这种理性的认识，许多当时激进得知识分子坚决反对，狂热战胜了理性，中华民族走了八十多年的弯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面对我们历代伟大的祖先，我们应该产生发自内心的虔诚和尊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戒除浮躁而沉勇坚毅，我们的灵魂才能回归，我们才会有百倍的信心而从容地面对一切。笔者认为，回归历史、对中国历史强烈的认同感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第一，凝聚民气。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全国上下只是皇帝新装式的掩盖着，这不符合一个最古老国度的尊严和胸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但距离强国还有至少五十年的时间，而能否实现，不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需要强大的国民精神支持，需要世界一流的国民素质，只有一流的民族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而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

　　我们认同什么？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可我们的传统又是什么？有什么传统可以使所有的中国人凝聚起来，令我们振奋不已？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答案。笔者认为，中国的传统就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历代伟大祖先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征战世界的光辉伟业。这是古老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真正精华所在，也是能持久激励今天中国人最终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源泉。

    第二，增强国人的国防意识，以强者的心态从容地捍卫主权。精神长城比物质长城更为重要，可我们今天的精神长城一片瓦砾。周远清、季羡林等老先生说，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民族自信心衰落和民族意识日益淡泊，甚至走向价值标准的西化，如留学，出国多而归国少，中国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孙失去了吸引力？中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失去了信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老先生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我们的教育一再强调，近代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可我们的英雄绝大部分在打内战，这种内战中的英雄无法使一个民族产生自豪感。我们也强调古代的英雄，如文天祥、岳武穆等，他们确实很伟大，可他们都是悲剧式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一而再、再而三的勾起民族痛苦的记忆，尽管这样一时可能想奋起勃发，可最终却无法激发民族自豪感，无法超越自卑。由于对历史的轻浮，我们想当然的解读历史，“全盘否定”导致绵亘了五千年的煌煌国脉被无知的斩断，剩下的只有无穷的叹息。尽管中国现在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精神的贫乏，中国人总有受害者的弱国意识，没有大国应有的气度。

　　今天中国很不安全，最大威胁莫过于日本右翼势力。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我们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就是铸起强大的民族精神，不要等到遭受侵略的时候才想到她，虽然最终也能取得胜利，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屈辱。与狼共舞，要想生存，就要比狼更加强悍。我们不要害怕日本右翼，但要警惕，三千年来中华帝国的荣誉伴随着我们，赐予我们无敌天下的力量。日本右翼今天之所以嚣张，只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崛起非常恐惧，他们害怕中国报复，在他们古老的印象中，中国有着三千年的帝国资源，中国自古就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日本右翼的险恶用心就是，在中国这头雄师没有醒悟之前，乘近代侵华战争余威，吓阻中国，使中国人继续陷入近代的自卑、屈辱而不能自拔，遏制中国的发展，动摇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最终使中国分裂。面对日本右翼，我们不但不自卑，反而要铸就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精神，让日本右翼在帝国精神的复兴中继续颤抖吧，右翼的伎俩不会得逞，反而会促进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另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感谢日本右翼。近代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空前屈辱的代价，却依然执迷不悟，近代一百多年的国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答曰：落后就要挨打。面对我们祖先忍受的巨大痛苦，这六个字也太轻率了，落后的对立面是先进，难道我们科技先进就一定能强大吗？北宋的科技领先世界，可依然承受着无尽的妥协和屈辱。二战前法国的经济落后吗？法国的综合国力弱吗？再先进的武器，如果让懦夫去使用，依然会打败仗，战争*的是人，是不怕死的人。在今天，没有强大民族精神支持的国家，其科技也根本不可能再领先世界。我们总以自己善良的愿望看待一切，不肯承认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遇见凶恶的敌人，只有无奈和耻辱。直到今天，持续了一千多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依然没有改观，遭受侵略的阴影依然没有消失，我们今天的经济成果很可能都为别人做嫁衣，经济不能决定一切。日本右翼持续的挑衅最终会使中国人明白：不仅落后会挨打，懦弱更会挨打。中国人会抛弃导致他们屡遭侵略的奴隶信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别人蓄谋以久而侵略中国时，我们有多少沦陷区要惨遭蹂躏？就算最终能将敌人赶出，我们能够迅速反攻敌人本土吗？如果不能反攻敌人本土而狠狠的报复，这样的胜利本身就是惨胜，有许多苦果是难以咽下的。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最终会彻底醒悟：“我能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人最终会恢复他们祖先强悍的本性，构建起强大的民族精神，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使命。和平的日本将会融入亚洲，东北亚一体化会最终实现。

　　第三，助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如果说他们害怕大一统而阻碍百家争鸣，倒还差强人意。可他们为什么却直接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高呼不做丑陋的中国人？为什么台湾去中国化愈演愈烈？汉*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孕育了汉*，他们是主动沦落的，外国人、外国文化没有强迫他们，怪只能怪中华文化。儿子大逆不道，老子就一点责任也没有？汉*意识就是那些不肖子孙对中华民族自卑感达到极点的表现。李登辉等尽管没有日本血统，只是由于曾经被日本蹂躏过，便曾坦言自己年轻时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民族对某些中国人的吸引力比中国自己还要大？很简单，做一个日本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全世界人民尊敬日本人，只是由于近代日本疯狂的扩张，人们除了对侵略者憎恨之外，很可能会产生“景仰之情”。而近代中国比较逊色，对于中国近代的表现，世界人民是同情和尊敬兼有的。对于古代中国，他们是极端尊敬的。可悲的是，中国人由于错误的认识，不但对近代没有一点自豪感，由于被征服成了奴隶，骨子里暗暗地形成了一套奴才哲学，而自己全然不知。由此出发，令世人尊敬的古代中国在他们看来也是自卑的，极度的自卑只能导致背叛。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能够把自己的辉煌淡化到极点，几近于“耻辱”。而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征服的时候才会出现，征服者千方百计地泯灭被征服者的历史意识，尤其是能激发自豪感的辉煌的历史。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祖先开疆拓土、扬威世界的豪气，他们不再有强者虎视世界的雄心，使他们立足世界的他们英勇祖先的壮举，却被认为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们无法洞悉世界强者的心理，他们也无法理解曾经四处征战的他们英勇的祖先，他们对强者心态窥测的结果却可悲地一再证明自己懦弱的合理，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动物之群。

　　只有当中国人彻底走出奴隶阴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理解自己祖先的伟大，他们才配称真正的中国人，当他们真正走出奴隶阴影束缚的时候，他们会像自己的祖先一样，再一次震撼世界。

    第四、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夯实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国有56个族群，是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一个核心，就是汉族群。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强大的核心。如古代蒙古族，蒙古起初很小，统一了大漠南北后，其他非蒙古的部族仰慕蒙古而加入蒙古，可见今天的蒙古与成吉思汗时的蒙古是有差别的。可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群已经衰落了，汉族群的核心部分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腐化变质。从北宋开始，汉族群在促进中华民族整合方面的作用大为下降，我们总觉得元朝和清朝时进入中原的北方族群都已融合，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蒙古族群和满洲族群没有被同化，统治者也千方百计地限制与汉族群通婚，反倒是许多汉族群被满族群同化，在清朝入旗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只有强大的族群才会成为融合的中心。为什么以前的匈奴、鲜卑、突厥能与汉族群融合呢？北宋以前的汉族群是强大的，而后来退化了，人们愿意亲近强大的族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与强大的族群融合会变得更强大，与怯弱的族群融合只会变得弱小，这是生物性的本能。今天的汉族群在民族性上与一千年前相比，有着极大的差别。他们大部分早已经失却了汉唐人的开拓、尚武精神，变的怯懦、柔弱、保守、圆滑，生机微弱的汉族群的病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全中国的战败，汉族群及其病态文弱的文化应该负主要责任。今天汉族群一盘散沙、圆滑世故、虚伪怯懦的状态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

　　匈奴、突厥作为我国古代北方的强大政权，对开发草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骁勇善战的尚武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激励着中华历代的豪杰勇士。但作为中央政权的汉唐，明明打败了割据的匈奴和突厥，一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可在有些患有严重奴隶思想的人看来，匈奴和突厥的武力比汉唐还强大。由于他们的误导，致使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匈奴、突厥这些中古的名称时，还有些许后怕，产生了深深的隔膜，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内部感情，削弱了中华民族的认同。

　　我们以为，弱化汉族群的族群意识就能维持各族群间的友好相处，恰恰相反，这是在弱化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一个没有灵魂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挤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持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我们只看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腾飞，却没有看到真正激发这种腾飞的决非仅仅是经济体制和市场手段，大韩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倔强性格和集体奋发的精神状态，在经济腾飞中起到最深远的作用，这正是1840年以来，中国国运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我们却熟视无睹。

　　我们不能再回避古代的战争，尤其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整合的战争，战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巨大的作用，可能有些战争当时伤害了相互感情，可如果如果能从相互磨合中找到平衡，就会大大增强相互认同而紧密团结，古代战争是血缘混合的一个重要途径。欧美、日本观察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军事活动，而我们自己常常逃避，原因何在？欧美、日本是发达国家，是强者，他们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军事，支撑强大的主要在于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强势思维习惯，他们观察中国就像观察他们自己一样，主要从政治层面看军事实力是否强大，是否拓展疆域，而我们只会逃避。

　　中华民族的各族群对祖国的开发均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汉族群、蒙古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维吾尔等等。但贡献最大的是汉族群，肯定汉族群的贡献不但不削弱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会增强中华意识，因为汉族群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族群，就连汉族群的血统也是各族群混合而成，其他各族群也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华民族形成最深厚的血缘、文化基础。

　　为了重振国威、民族复兴，本文想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探讨强大民族精神的构建问题，希望广大关心民族前途的前辈和同人多加指正，共图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第一章  肇基中夏中国今天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其最初的凝聚核心是轩辕黄帝与炎帝的联合，黄帝为主导，所以我们今天自称炎黄子孙。从轩辕黄帝定居中土到汉武帝大统一，在这三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以神勇无畏的精神开疆拓土，牧马强邻，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伟力源泉。

一 、   皇祖轩辕
黄帝族最先居住在今西北地区，后来进入中原。在黄帝进入中原前，江淮流域蛮族的一支九黎族率先进入黄河流域，与稍后进入该地区的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族被打败，可以想见九黎族非常强大。炎帝族向黄帝族求救，黄帝族进入黄河流域与炎帝族联合，展开了与九黎族长期的战争。传说中的就黎族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战的部落，其首领为蚩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属制作武器的人，英勇善战，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奉为战神。最后黄帝族与九黎族在琢鹿大战，九黎族战败，蚩尤被杀，可以想见黄帝比蚩尤更为强悍，否则是不会取胜的，这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异常善战，我们的先祖是以赳赳武夫的姿态崛起中土，正是这股精神使得我们的民族不断向四方拓展。
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战败，部落大部分被黄帝兼并，组成炎黄集团。炎帝则逃亡南方，成为南方许多民族族群的祖先，而已经存在的族群则和炎帝集团互相渗透，这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部落间第一次大规模的交融。黄帝接着又用兵四方，史载黄帝征战的足迹北达河套，南抵江淮，西至崆峒，东接莱夷。虽然黄帝的军事扩张很远，由于当时的黄帝族几乎是游牧民族，或者是介于游牧与农耕之间，因此不能表明当时的统治范围就那么大。但黄帝的武功在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开创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空间，为子孙万世留下了无上的荣耀而激励他们前仆后继，血荐轩辕。
黄帝族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是因为他的武力，所有原初居民均崇尚武力，轩辕黄帝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教化民众、协调内部，《史记》载黄帝在位时期所做的两件大事就是“修德振兵”。如果一个部族不能很好地协调内部，就很容易发生内讧，这个部族就不能保持稳定而内耗，丧失了抵御外患的能力。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强大的国族其内部的和谐均达到了最优化，这也是他们能够强盛的重要原因，而善于内斗的国族主要发生在弱国。当时黄帝修德的内容有“五德”之说，强调长幼有序，这样黄帝族开化较早，人民有了共同的精神理念而紧密的团结在黄帝周围。其他部族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共同的精神纽带，最终为华夏族兼并，到了春秋末期，这一过程基本结束。如东周初年王室衰微，周天子丧失了盟主的作用，而齐桓公起来称霸，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出兵山戎保存了燕国，讨伐“狄人”又重建了卫国。尽管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犬牙交错，但由于华夏族有共同的精神之柱，都承认自己是黄帝、尧、舜、禹之后，互相救助，加上武力强大，最终走向强盛。
由于战事的频繁，在我国广大地区留下了黄帝的足迹，也由于当时处于游牧时代，皇帝的子孙，或在中夏，或在夷狄，黄帝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古代学者认为，匈奴，至少部分匈奴也是黄帝的子孙。《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十六国时期的匈奴王赫连勃勃曾强调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子孙。《晋书》认为，慕容鲜卑“其现有熊氏之苗裔也。”《魏书》称建立北魏政权得拓拔鲜卑人，以皇帝之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为拓，谓后为拔，自称为拓拔鲜卑人。控制西魏政权的鲜卑人宇文泰则称其先祖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少典。满洲贵族一再宣扬自己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
近来每年清明节，在陕西省皇帝陵前都会有大量海内外华人亲自祭拜，显示出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拳拳之心，不过其规模和影响还需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我们灵魂中永不动摇的烙印。连古人都承认黄帝是众多族群的共同祖先，可现在却有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他们千方百计要从族源上割裂中华民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也决不仅仅是汉族群的祖先。黄帝源出西北羌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的祖先与黄帝时代的其他族群的祖先有更多的一致性，我们不能随便斩断中华民族几百万年以来的血肉关系。由于中华民族诞生于本土，因此中华民族所有族群存在共同祖先的可能性极大，虽然各族群有一定差别，但这极有可能是源于共同祖先的不同部落迁徙到不同地域适应当地环境的结果。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族群问题上犯糊涂，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戎所言，族群问题应该文化化而不能政治化，居民身份证上就不应该有族群标记，像美国一样，这样大家更多的会意识到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美国仅二百多年的历史，却能把历史上没有任何血缘的种群融在一起，其大力推行主体文化——英语、和基督教的做法实在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们的做法却很少显示出政治意味。建国前国民政府扩大、强化汉族群的认同范围，很成功，符合历史趋势，对于那些历史上和汉族群有着密切血缘关系模糊族群，他们基本上也认同汉族群，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之路，建国后却人为的割裂了，仿苏联理论，硬是要进行民族识别，把一些应属于汉族群的划在外面，我们还以为尊重、爱护他们，其实严重的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就像一个小家庭，不要哪个字女了，孩子会高兴吗？近来全国进行DNA检测，证明汉族群不同地区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汉族群与其他一些族群的差异。这足以证明，汉族群没有标准的血统，它是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全部或部分融合而成，他与今天中国各个族群都有亲缘关系，他只是一个文化现象。
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居心叵测，千方百计的要分裂中华民族，他们的做法非常高明，不管填任何性质的登记报表，都要有民族一栏，就连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也莫能例外。就像马教授所说，这实际上是不停地在向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提醒：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他们要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差异，而且要将这种差别意识生活化、常态化，牢固的保存下去。这种手法实在高明，他们已经成功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每天都在愚蠢地复制着，而且习以为常，可叹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竟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肢解，分裂中国的祸根被深深的掩盖着，而且日益滋长。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如马教授指出的那样，国内对于汉、回、蒙、藏等族群，不要称为汉民族、蒙古民族或汉人、蒙古人等，因为这种称呼是对中华民族的挑衅，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权威，并且这种称呼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这种称呼进入大中视野只有五六十年的光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提法。汉、回、蒙、藏等应该比中华民族要低一个级别。最好称汉民、藏民、回民、蒙民等，迫不得已只能称汉族、蒙古族、回族等，这种称呼最好不要用。术语应该称族群，如汉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等，国家应该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贯彻下去，先从党政文件、教科书开始，推及各领域，这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成为一个实体的关键，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本文采用马教授族群说。
中华民族的先民诞生于本土，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实体，除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外，还需要战争来促进，中华民族不会自发形成的，我更多讲的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战争，而且也是饱含感情的，希望大家谅解。任何部落、族群、民族的形成过程均伴随着战争，战争也是交融的一种，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大前提。当然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痛，但这种痛却是族群、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就像婴孩出生母亲所受的痛一样。秦灭六国、百越、西南夷有痛，但不这样汉族群就无法形成；蒙古部灭塔塔尔、蔑尔乞、克烈、乃蛮、汪古（内蒙古）、斡亦剌（新疆北部、西伯利亚）等部有痛，但不这样蒙古族群就无法形成；吐蕃可灭羊同（藏北）、吐谷浑（青海）、党项、白兰羌（川西甘南）等部有痛，可不这样藏族群就无法形成。秦汉对匈奴、西域的战争有痛，隋唐对突厥、西域、契丹的战争有痛，蒙古对西夏、金、西辽、大理、南宋的战争有痛，清朝入关、西征的战争有痛，可不这样，中华民族就不会形成。这些痛在当时是存在的，伴随战争过后的融合，这种痛大都消失了，如果今天还有些须残留，也终归是要消失的。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当时人们的感受，分出是非曲直，胜要有胜利者的风度，败要有失败者的气节，中华民族不是乌合之众，中国是勇士天堂，不仅由于我们的血缘，更是由于我们对强大、勇敢、正直、诚实、仁爱的追求而凝结在一起。本书中既有对统一者勇略的赞赏，也有对抵抗者坚贞气节的钦佩，而所有这一切，则是对各族群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忠孝仁勇、诚信奉公的集团灵魂的由衷仰慕！
巩固国基
尧舜在位时，继续在华夏族内部推行德治，以德怀远，但有些部落非但不理反而攻扰，所以尧舜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主要对三苗作战。打败了三苗，将一部分迁移，对一部分进行教化，但三苗主力尚存。到大禹的时候，对“三苗”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华夏族势力推进到江淮流域。大禹的这次军事行动影响很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西周初年，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伙同商朝的后裔武庚及东夷部落叛乱时，周公在东征的誓词中说：“拿起你们的武器，踏着大禹的足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非同族群居住地），没有人不降服。”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居长江流域后依然很强大，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湖与北方炎黄族对抗。大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炎黄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愈益巩固。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大禹时才完成了这个任务。禹伐三苗这次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北方、东夷的一些部落摄于大禹的威力纷纷归附，大禹的权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由于攻黎攻苗斗争的胜利，俘虏逐渐被用到生产部门，或沦为奴隶。部落酋长拥有大量的畜群和奴隶，自然要实行传子制度。作为奴隶制的夏王朝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夏王朝的实际创立者大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黄帝、尧、舜并称，成为华夏的先祖。从远古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夷、三苗、九黎和炎黄都是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祖的基本成分和的相当一部分，由于三苗、九黎是中原土著，即使被炎黄集团打败，除了俘虏，剩下的部落也不可能全部迁往南方。因此，远古时华夏在萌芽期就融入了当时强悍的南方族群三苗、九黎的血液而发展壮大。
启即位后，开始了传子制度，但却受到传统势力的挑战。按照惯例，应该传位于伯益，他具备传统的威望。启发兵攻伐，杀掉益，王位暂时巩固。以后，有户氏不服，启与之大战于甘，败之。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便与诸夷展开了长期的冲突。古书对夏与诸夷的关系记载很多，表明对诸夷的统治是夏朝的大事。夏朝初年几次对诸夷用兵是在相在位时，对淮夷、凤夷的征伐。相七年，“于夷来宾”，这是文献记载的夏朝最早一次接纳诸夷归顺的事实。东夷也非常骠悍，他们善射，古代关于羿射九日的的后羿就是东夷人。太康时，夏朝遭受东夷沉重打击，王室的地盘被夺取。在少康时终于复辟成功，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与诸夷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史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芬（少康孙）时，“九夷来御”。泄（芬孙）时，“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发（桀父时），“诸夷宾于门，诸夷入舞”。这一切均说明夏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已经巩固下来。     
成汤鸣镝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商是生活在夏东边的一个民族。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其先祖相土雄才大略，以相（安阳西五十里）为都，在位时曾大辟疆域。他的功业只剩下后裔的两句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这里的海外，张荫麟先生推测为辽东或朝鲜。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弟弟箕子逃入朝鲜而君临其地，享国八百余年，直到战国末年为燕人所灭卫满所灭。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商人在那里有根据地。
商朝统治范围较之夏朝有所扩展，但商朝周围依然有许多敌对势力，始终与商朝处于战争状态。商朝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商朝武丁统治五十年，商达到全盛，对四方战争取得巨大胜利。首先讨伐对商朝威胁最大的鬼方（根据地在陕西和山西北部），史书记载，武丁对鬼方用兵达三年之久，最终胜利。其时武丁又打败了土方、羌方、夷方，在这些战争中，武丁除了亲征，有时也命令方国进攻四夷。纵观武丁之世，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达渭汭，与周族接壤，武功赫赫，前无古人。当时征战的场景时人记为“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武丁则发出了“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雄心壮志。商朝中后期，确定了南进政策，对东夷的打击贯穿于帝乙、帝辛时代，东夷最终被征服，但商也因此而国力大损，分散了帝辛（纣）对周人的防范，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即所谓“纣克东夷而自陨其身”。
灭商的周人是活动于渭水流域的一个族群。周人处于戎狄之间，前期迁徙不定。到古公亶父时，率众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发奋图强，几十年间成为一个强国。王季时，周人的势力已非常强大，他们四处出击，与当时的戎狄作战。王季征伐过的戎狄部落和戎狄小国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土之戎等。其中一次俘获鬼方的酋长达二十人。古公亶父就开始有灭商的意图，随着周的强大，商周关系紧张，但周始终为商的一个诸侯国。王季担任商的牧师，季历及昌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王季被商王文丁突然杀死，文王即位后，确定了灭商的战略。为了扫清后方，首先征服了西北的密须和犬戎，然后东向征战，商的许多诸侯归附。文王死后，武王完成了灭商的任务。
武王死后，商朝后裔联合东夷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周康王时，平定了东夷叛乱，只有淮水流域的夷族势力比较强大。康王又命盂两征鬼方，大有斩获，凯旋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仅第一次征伐就获得首领三人，割耳四千八百多个，俘获一千三百多人，俘车三十多辆，俘牛三百多头。昭王南征荆楚，全军覆没。穆王时国势又振，发扬越至九江，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鹿，四白狼，迁戎于太原（宁夏固原）。夷王时，戎狄不恭，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周厉王荒淫，夷狄交侵。宣王时国势又振，大败鬼方，史称“宣王中兴”。幽王时，镐京被犬戎攻破。平王东迁后，周朝势力日衰。如果看到这些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周朝和商朝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强盛时四处征战，但最终都衰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
周朝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展的第一个高潮。周朝的伟大功绩不在于王室势力的盛衰，而在于它实行了分封制。周朝分封的实质就是武装殖民的事业，扩张周朝的实力，占领重要的农业区。所有周朝新建的国家，大都是以少数外来贵族站在多数土著被征服者之上。周的分封，分为东、南、北三个方向。东线沿黄河两岸向东延伸，重要的封国有魏、卫、齐、鲁等十余国。北线沿汾河两岸向北延伸，重要的封国有耿、霍、邢、晋、燕等十余国，燕深入东北最远。黄河以南有蔡、随、蒋、宜（江苏北部）等，及汉水流域诸国。西周三百余年与戎狄的征战，卵翼了众多的封国。当周王室衰落之后，封国中雄健者脱颖而出，足以独当一面、雄霸一方。一个周朝衰落了，但却又有好多比周朝更强大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大大的扩充了华夏族群的地理空间。
夏、商、西周三朝的更替，代表三个部族的迁徙和发展，他们相互交错，相互同化，同时把势力所及的土族同化。在两千多年年的时间里，他们错综复杂的团结为一个大的民族。对于他族，他们自觉为一个整体，自称“诸夏”，有时被称并自称为“华”。北狄集团和西戎集团与华夏进行了长期的冲突，结果在周朝前期，华北的北狄集团基本被兼并，其余逃往内蒙古一带。而西戎集团没有多大改变，与诸夏冲突互有得失，直到秦崛起后，西戎集团才逐步被兼并。
武士蹈厉
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支撑华夏族群发展的就是远古粗犷尚武的社会风尚。上古时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因此，从夏代开始，就出现了以培养武士为主的学校。夏代的武士学校叫“序”，“序”就是习射之地。夏代统治者为战争准备，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武士。不惟夏代，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均是如此。
夏代的贵族非常注意武器的改进。相传在与东夷的战争中，少康之子杼发明了甲，甲的发明为战胜善战的东夷族，起了重大作用。我国有弈射九日的故事，弈就是东夷族的一支，异常善射，他们在太康时代差点灭亡了夏朝。商周作战主要是车战，上方战车排成横队，互相接近，首先用弓箭对射，接着是互相逼近格斗。当时射手非常重要，这是阻击敌人迫近和给敌人造成伤亡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必须培养精良的射手。射术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训练项目。商代的军队主要由贵族组成，“射”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有专门的武将指导，武官的称呼由“射、尹、师”等。只有经过训练成为熟练的射手才能作为战时弓箭手。西周时除了序外，庠、校、学也是习射校射的地方。
商代吸收了原始田猎的经验，利用田猎的工具和方法进行斗争，开始了军事与田猎的结合。商代尤其是后期，军事和田猎已经密不可分了。田猎就是征伐，征伐就是田猎。田猎的主要手段有：追逐、射戈击、设陷、围捕以及空手博兽等。田猎的卜词中不仅有大量获兽的记载，同时还有进攻敌人，俘获车马、拘捕俘虏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用杀伤野兽作为进攻假象的敌人，或直接进行征伐。田猎按进行时间来划分，到西周固定为为：春搜、夏苗、秋禰、冬狩，尽量在农闲举行。
商周仍保持原始博兽的遗风。《史记》中记载，“夏桀殷纣，手博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业。帝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种博兽逐渐成为服务于贵族田猎活动的搏斗机能。国王如此崇尚勇力，平民就可想而知了。商周存在用于操练的武舞。周武王作象舞，就是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把战斗时的动作化为舞蹈的动作，这种舞也就是军事体操，发扬蹈历以示勇武的意思。
西周的学校教育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术”为基本的内容。西周贵族提倡尚武精神，他们希望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无敌的勇士。西周打仗以车战为主，所以射、御就成了学校的主课。贵族子弟从十五岁就要学习射、御的技能。驾车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它要求与这熟悉马性，掌握御法。又要求御者有胆识，更具不同的情况交换驾驭方式，对人的胆略、体力、智能都是很好的锻炼。六艺中的“礼”也有“大射”、“乡射”的内容。“乐”中的《驺虞》等内容都与射箭有关。春秋及其以前的教育以尚武为主，这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时代风貌。
春秋战国时，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尚武思潮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尚武、重义、轻死之风盛行。各国统治者皆尚武之君，齐有桓公，管仲，管仲主张“武勇者长”，将尚武精神作为国策。齐庄公更是“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晏子春秋》更有所谓“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晋国的文公、景公、历公、悼公都是骁勇的明君，先后在春秋争霸中纵横驰骋。楚国君主以尚武为荣，若无战功，就愧对先君和国人。楚文王和楚武王一生征战，最后均死于征途中。楚共王鄢陵之战失败，临时要求大臣给自己起恶谥，以雪国家蒙受的耻辱。秦穆公霸西戎，其后康工、历公等屡建战功。秦武王崇武尚勇，他与人比赛举铜鼎，结果受伤致死。吴越之君更是好勇，由于他们战功卓著，才使吴越北上称霸中原。
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粗野的武夫，他们都形成了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伟大人格。“士可杀不可辱”是当时人们信奉的戒条，原繁受到郑厉公责备，立即自杀。晋慧公责里克，里克也自杀。如果士自认为有罪，也会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他于是实行兵谏，楚王害怕依了他，事情办成之后，鬻拳认为自己虽然是为楚王效力，但威胁楚王是不对的，随即砍下了自己的一只脚。士在接受了某项任务后，不管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让勇士鉏麂去刺杀赵盾，鉏麂到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及国家利益就要违背君命；服从君命就会危害国家，这位勇士在赵府门前撞大槐树而死。以上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般表现，这种事例非常多。那些伟大的勇士不仅孔武刚强，他们都能赋诗，明礼仪，善辞令，与后来的酸儒式的士大夫不可同日而语。
雷海宗先生在《中国的兵》一书中指出：“春秋时代以前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除少数文人，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所谓上等社会就是指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兵，对于平民来说，当兵是求之不得的权利，这是中华武德高涨的时代，也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只有统治阶层崇尚武德，国家才能持续发展，欧洲、日本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其统治阶层没有丢掉尚武的传统。日本形成了武士道精神，而西欧形成了“骑士道”精神。无论是骑士道还是武士道，其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尚武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且带有强烈的贵族性，成为本民族文化不可获却的部分。能够成为武士或是骑士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只有贵族或是富有的人才有这种资格，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入军队中的。这样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才能保持下来，不至于受到腐朽因素的影响而最终走向衰落。今天，中国魂——武术，只是保留在穷乡僻壤，尚武精神保留在下层人民的身上，精英阶层已经习惯于玩弄权术，蔑视武德。
雷宗海先生说，从汉代开始，上层的尚武精神逐渐衰落，专门从事文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缺乏武德训练，纯文之士既无自卫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士大夫逐渐变得虚伪而阴险。身体与人格虽然不是一件事，但物质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雷先生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两千年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就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兵，中国才能自主自立。

文化早慧
    奋发图强，以武力称雄，许多族群都可以做到，但大多昙花一现，怎样才能使霸业长久不衰？则需要强大的文明支撑。决定早期中原文明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居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在河流两岸肥沃的地方，一部分人较早学会了农业，当时农业的回报率最高，财富积累最快，手工业也随之发展，修建了城池，有了城池，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增强了打败外部势力的力量，牢牢地控制已有的势力范围。第二，青铜兵器的发明。在商朝的范围内，许多地方的手工业均可制造青铜器，青铜冶炼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商朝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礼器，以青铜武装的军队，其战斗力远胜于木石兵器，这样中华民族远祖中的一支由于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而与其他部分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差异，成为汉族群的先声。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和亚洲的内陆边疆》中说道：“真正的草原社会和历史比较中国的社会历史，其起源和进化都要迟缓。他们事实上是中国历史的副产品。并不是所有的草原游牧民族都邻近中国，但汉族所面对的第一个真正的游牧民族——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却是汉族的发展而被迫自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贫瘠地区，退到草原上去的少数民族的后裔。因此，汉族后来面对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古代起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中国黄河流域附近一个环境中的变化，这是一个有限却还满意的环境。在那里，一些进步的新石器居民学会了制作青铜器，并利用它征伐落后的新石器居民，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便开启了一个宽广的历史范畴：创造了‘汉族’，也创造了‘蛮夷’。”可见，汉族群和其他族群是同源的。
第三，祭祀和文字。任何政权都要一定的思想加以维持，古今中外莫能例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人将祭祀和军事征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商人认为“上帝”是自然界的主宰，它能管天地自然，也能左右人间的生活，这与世界许多宗教相同。而中国古人的独特指出在于，将祖宗崇拜上升到和宗教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合而为一，这种神圣化的人伦美德也是古代中国发展源泉之一。商人认为，去世的先公先王就在上帝左右，获得了和上帝相仿的权力，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商王的祭祀主要是祭祀他们的祖先。商朝发明了甲骨文，这能使人们的传统观念牢固的代代相承，在祭祀过程中，文字的抽象特征，更增加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无限敬畏，由此在部族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没有文字的部族，根基浅薄，一旦战争失利，其固有的信仰容易被冲淡，缺乏促使其东山再起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很容易被吞并。
周人继承了商的宗教思想，但把“天”和祖宗分开，从商的灭亡中，周人明白，如果失政，祖宗也无法保护政权永续，天由此成了至高无上的神。怎样才能不冒犯天？周人提出以“孝”、“德”配天。孝就是对死去的祖先要深切怀念，这样能为族类祈福，而且要对活者的父母、祖父母，宗室、宗庙、朋友、亲戚都要善待。“德”指施政要明察和宽厚。为了使孝德观念全面推行，周公制作了《周礼》。这样，在那个武风飞扬的年代，周人以孝德伦理而使内部和谐，尽量减少内耗，为全力对外开拓蓄积了能量。
第四，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出现。从西周开始，周人就行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即周天子代表天神统治天下，天子是全世界最高的统治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服从天子。为此周人创立了一套理论，即五服制，允许边疆民族进行有限度的自治，亦即羁糜政策。《国语·周语》在叙述周朝实行甸、侯、滨、要、荒五服制之后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亨，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亨，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只要蛮夷戎狄承认周天子的最高宗主权，按规定的时间纳贡和朝见天子，其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一切均可照旧，其酋长也拥有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不按时朝贡，则要受到惩罚甚至讨伐。这种思想经过儒家的阐发，经过汉、隋、唐等朝的实践，至明清时发展到顶峰，清朝皇帝曾经和来华的传教士争论，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谁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