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3 电影国语版:1961年彭德怀“戴罪”返乡：批华国锋接待花架子

本文摘自《今古传奇·纪实版》2008年第1期，作者：滕叙兖，原题：《“戴罪”返乡 秘密“反党”之谜》

1961年，彭德怀回家乡湘潭调研。事后，中央专案组多次专程前往调查，诬称彭德怀“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戴罪”在身的彭德怀，在返乡之时，到底做了些什么事，说了些什么话？

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到哪里都行。地委书记华国锋设宴欢迎，却遭到彭德怀的批评：形式主义、花架子，会劳民伤财的

1961年11月1日早8时，北京到长沙的直达快车准点进站，彭德怀走下站台，跟在他身后的是警卫参谋景希珍、临时秘书金石、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在湖南省委和公安厅几个接站干部的陪同下，他缓步走向出站口。

彭德怀告诉大家，这次能来湖南搞调查，是因为他在9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里要求到农村作调查研究，他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一带。

“10月5号，杨尚昆主任给我来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正说着，省委的同志进来告诉彭德怀，谢觉哉也住在这里，他听说彭总来了，要来看看。

彭德怀立刻站起来，大声说：“谢老在这里？我要去看他！不能让他来！”他显得很兴奋，在屋里转了两圈，突然他又踌躇起来，跟工作人员要来谢觉哉住处的电话号码，他拿起话筒说：“谢老啊，你不要来看我彭德怀，我有传染病噢！”

电话那头，谢觉哉乐呵呵地说：“我不怕，传染不了我！我一会儿就到！”

彭德怀和老战友谢觉哉在长沙不期而遇，故人相见，不免感叹世事难料，沧桑几度。彭德怀感谢谢老来看他，他满腹悲凉地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

谢觉哉走后，彭德怀怅然若失，一个人在屋子里枯坐了很久。

下午，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来见彭德怀，很有分寸地介绍了全省农村的情况。

晚上，家人彭起超和陈明玉又过来陪伯伯，他们随着人流进了小礼堂。电影开始前，彭起超对伯伯小声说：“我看见陈伯达了，他坐在右边。”

彭德怀哼了一声：“别理他，这个文痞！”

“他为什么也来到长沙？”彭起超的眼睛不时瞅瞅陈伯达的光脑袋。

“听说他比我早一天到。”彭德怀目不斜视，面带冷笑，“大概是来监视我的吧！”

翌日上午，彭德怀一行人驱车到湘潭地委。

当日中午，地委书记华国锋率地委主要领导同志设宴欢迎彭德怀，在饭桌的中心处，摆了一个大冷盘，厨师用不同颜色的咸鸭蛋蛋黄组成了一个“太极图”，十分好看。没有料到彭德怀不欣赏，他用筷子把“太极图”搅乱，对主人们说：“不要搞这个，只要看各位选哪个蛋好吃，随心所欲嘛。形式主义、花架子，会劳民伤财的。”

华国锋愣怔片刻，忙说：“对，对。”随后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尽管主人们笑得很勉强。

吃饭前后，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一些湘潭地区的概况，不算正式汇报。下午，地委找来湘潭县委和石潭区委的领导，向彭德怀汇报了半个多小时。晚上，地委招待彭德怀一行人看戏，出于礼貌，彭德怀去了剧院，可他心里想的是明天回家乡的事，只在剧场坐了一小会儿就悄然离开了。

回到招待所，他问陈明玉：“你了解华国锋吗？”陈明玉说不了解。彭德怀说：“中午他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从这几年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吭气。如果他是真心话，说明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实很严重。”

故乡人民依然把彭德怀视为革命元勋、人民功臣。彭德怀了解到真情后，痛苦地说：国家解放这么久了，人民还在饿肚子，我彭德怀有罪呀

11月3日，重返故乡的彭德怀出现在乌石峰下，萧瑟的秋风吹拂着他的丝丝银发和打着补丁的黑布衣服。距离上次回来，整整过了三个年头，如果说那次是荣归故里，那么这一次恰恰乾坤倒转，是“戴罪返乡”了。

故乡的人民齐集于彭家围子，迎接他们心中永远不变的英雄。他们仍然把彭德怀视为革命元勋，人民功臣，是故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当彭德怀默默无语地走向老宅时，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一齐拥上来，转眼间，堂屋里，地坪上都站满了人，把老宅围得水泄不通。彭德怀向乡亲们连连拱手，激动地说：“不要喊我老总了，也不是部长了，我过去是打柴棍子，如今还是个普通老百姓，回来当社员的。乡亲们都好吧？”

这一天从中午到傍晚，光是本生产队和大队的社员就来了一百多人，在困难中过苦日子的乡亲们，都想向彭德怀吐露心声。

第二天，晨曦初现，就有人等在彭家围子的坪场，想见彭德怀。此后，来见彭德怀的人络绎不绝，由近至远，方圆百里内的湘潭县各个公社，最远到长沙、株洲、湘乡、宁乡、湘阴、衡山，都有人闻讯赶来，离彭家围子二十多里路的石潭镇上住满了专程来拜访、慰问彭德怀的人。许多人长途跋涉，忍饥挨饿，步履蹒跚；有的人顶风冒雨，满脚泥泞，浑身湿透；有的人久坐交谈，推心置腹，不愿离去。人民群众深深为彭德怀的伟大人格力量所折服和倾倒，自发求见他的人不绝于道，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有几个呢？

省公安厅专门派来负责彭德怀安全并附带监视任务的干部大为惊讶，这罢了官的彭德怀影响可太大了。他们请示上级后，省里要求当地政府派人上路，四出劝阻到彭家围子的干部和群众，不少人在途中被挡了回去。

11月15日以前，彭德怀主要是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干部、群众，其间只在乌石大队开调查会，或早晚走门串户，看望邻里亲朋。之后到三个区、七个公社、十多个大队调查研究，继续接待来访群众。在返乡的五十余天中，他共接待两千多人次。

来访者中，除了亲朋故旧、四周邻里、本地社员、基层干部，还有县区的干部、工人、学生、中小学教师。他们见面后大多要问的话是：“您老人家平反了吗？”“您回来要住好久啊？”“您还走不走呀？”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彭德怀是为了老百姓说话才“犯了错误”，对他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感谢和同情。

彭德怀安慰他们说：“你们讲真话没有错，只要群众生活好，我犯错误不要紧。”

彭家围子堂屋里天天都坐满了人，彭德怀一开口说话，人们就静下来，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彭德怀打趣说：“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们不怕我放毒吗？”大家报以信任的笑声。人们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的不幸：有的干部因为顶“五风”挨了批斗、当了“右倾分子”；有的社员在刮“五风”时被拆了房子，砸了锅，至今无处安身；有的全家挨饿，得了浮肿病……彭德怀认真听，认真记，和大家倾心交谈，累得他嘴唇干裂，声音嘶哑。他最关心的是人民的温饱问题，他时常对来访的群众说：“国家解放这么久了，人民还在饿肚子，我彭德怀有罪呀。”说罢，他痛苦地抿紧嘴唇，沉默不语。有时遇到特别困难的群众，彭德怀忍不住还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10元、20元的，悄悄塞到对方的手里。

有一天，碧泉公社四个妇女风风火火地来找彭德怀，反映生产队扣发口粮的问题，面带菜色的妇女带着哭声说：“彭元帅，你看看嘛，这样会饿死人的！”

彭德怀马上让秘书金石跟着她们去查访，证明那个生产队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人家断炊了。听完金石的汇报，已经快到半夜了，来人散尽，屋子里只剩下几个随行人员。彭德怀坐立不安，几天来，他一直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现在终于忍耐不住了，他浓眉竖起，咆哮起来：“北京净听这样好，那样好，有人就是当官做老爷，不下来听听！”他在屋里快速踱了几步，挥挥手说：“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起群众吗？有人还是报喜不报忧，我回去，要报告中央，我不怕！”

彭德怀的怒气直冲屋宇，吓得大家屏住呼吸，不敢插言，还是龙国英妯娌俩过来小声劝说，才使彭德怀平静下来。这是彭德怀回乡调查中唯一一次发的大脾气。

面对敏感的政治和政策问题，彭德怀以他的“戴罪”之身，难以公开支持农民的强烈要求。但是，他对当时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化发展到党内扩大化的趋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对彭德怀无话不谈的年长社员们大多要提出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彭老总啊，眼下正是困难时期，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呢？”

“先试着搞几年，等日子好过了再合拢起来也行嘛。”

彭德怀耐心听大家把话说完，绝不去批评他们。但是，彭德怀知道，农民单干是毛泽东最为痛恨的、被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即使和农民的心贴得很近、对农村的考察十分深入的彭德怀，也不敢在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问题上越雷池一步。

彭德怀再三向干部和社员解释：“分田要不得”，“单干坚决不能搞。”在乌石的一次大队干部会议上，他甚至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表态了。”

历史已经昭示，当年，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对农村的破坏，在广大农民心中萌生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合理要求，在17年以后的1978年才得以实现，从而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后人很难揣测彭德怀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因为以他的“戴罪”之身，他不可能公开支持农民这个强烈的要求。

另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是：谁要为大跃进的灾难负责？

有一天，一位小学校长带了十多个教师和学生来访问彭德怀：“彭元帅，我们有个问题想请示您。”

“有什么就提出来共同商量吧！”

“‘五风’是怎样造成的？上面有什么责任？过去搞一个运动，中央总有为首的，比如1927年反陈独秀；1935年反博古；这次反‘五风’，是不是也有个代表人物呢？”

彭德怀思忖一阵，缓缓说道：“‘五风’是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这是层层有责任的，至于谁个来负责任，那个就不好说了。”

“这几年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是不是完全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呢？”

对教师们锋芒毕露的质疑，彭德怀语焉不详：“不仅仅是自然灾害的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我说了，由于上面有官僚主义，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战线拉得很长，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

有一次，方上桥小学全体老师来看彭德怀，说起“大跃进”，他说：“比如一条巷子只有三四尺宽，我们要跳过去，那不成问题，如果有七八尺宽，你想要跳过去，那就是不可能的。假如你硬要冒险，那就非掉下去不可。毛主席是伟大的，他的意图是好的，想把二十年的事情，只用两三年就做好。”

但是，彭德怀对当时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化发展到党内扩大化的趋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当时的一股思潮，就是对1958年犯了“五风”错误的干部，采取重打击、乱上纲的“左”的政策。彭德怀听到湘潭县要把不少可以挽救的“五风”干部定性为敌我矛盾后，他向当地领导呼吁道：“解放十多年了，经过土改、镇反、民主改革，怎么现在还提什么地、富、反、坏、右联合专政？这是脱离实际的嘛，我们知道，南方的土改还在北方之后，搞得更有经验、更扎实，湘潭地方不应当又来一次重划阶级。”他指出，犯“五风”错误，中央、省、地各级领导都要担担子，主要是引导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好好工作。

乌石大队有一个干部，1958年弄虚作假，打骂群众，强迫命令，彭德怀回乡时批评过他。1959年反右倾，他上窜下跳，成为批判彭德怀的急先锋，没有想到风向突变，“反五风”运动把他逮住，受了处分，灰溜溜地调走了。有人把此人的劣迹告诉彭德怀，彭德怀宽容地笑笑：“那没关系，我有缺点，还能不叫人说？”后来，彭德怀在调查某公社的途中，特地去看了看那个落魄的干部，勉励他放下包袱，好好工作，感动得他涕泪俱下。一个犯了“五风”错误的大队书记在县里参加“特训班”，急火攻心，变得疯疯癫癫。彭德怀知道后，登门看望他，亲自做思想工作。

通过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彭德怀对若干农村重要经济政策形成不少精辟的见解，其中包括最让他忧心忡忡的粮食征购政策。

彭德怀建议，在黄泥大坪开田，实行谁开谁种，谁种谁收的政策，先分户开，再由生产队统一丈量和平衡。他提出了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说这就是分田到户

一天晚上，彭德怀坐在煤油灯前，埋头撰写调查材料，他写道：“同一时期，‘五风’严重，群众生活发生很大困难，乌石大队的浮肿病人一度增至63人……”他放下笔，点燃一支烟抽了两口，为了弄清患浮肿病的确切人数，他让龙国英到公社卫生院借来给病人发黄豆的登记册，一个一个地查。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不就是饿的吗？没有粮食啊。

1957年，侄子彭鹏担任乌石乡党委书记的时候，彭德怀曾写信建议在乌石峰下的楠木冲建一个水库。现在，水库已经建起三年了，为什么不把水库下面的黄泥大坪开出田来，却长年撂荒，放猪放羊呢？他看了看身后的景希珍，说：“明天我们去看看楠木冲水库吧。”

翌日清早，彭德怀就去看水库，一些闻讯赶来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也跟随着他。彭德怀边走边说：“我们这里过去是干鱼脑壳，现在有了水库，开出黄泥大坪就有水灌溉了，我们要抓紧干。”

到了水库，他在大坝上看了一阵，建议大队组织劳力把大坝加高加宽，再在水库里养上鱼，他后来拿出300元给大队买鱼苗。

从楠木冲回来，彭德怀就去找生产队长商量开田的事，队长说自己不会讲话，请他在社员大会上动员一下，彭德怀欣然同意。当天晚上，社员们听说彭老总要参加社员大会，都早早来会场等着。

面对众乡亲，彭德怀像当年对战士作战前动员一样，情绪饱满，声音洪亮：“这几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一个人一天连一斤粮食都没有，这怎么能吃饱？怎么能不得水肿病？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过去饿怕了。现在，我们大家得想出办法啊！我们上面有水库，下面有黄泥大坪，大家一起努力，向黄泥大坪要粮食！抗日战争的时候，军民的生活都很困难，毛主席号召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部队在南泥湾开荒，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今天，我们更要发扬南泥湾精神。我建议，在黄泥大坪开田，实行谁开谁种，谁种谁收的政策，先分户开，再由生产队统一丈量和平衡。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社员们没有不同意的，彭元帅前些天还告诫大家千万不能分田单干呢，现在他提出了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说这就是分田到户。

东方露出一线曙光的时候，彭德怀就带着侄子彭康志和随行的工作人员来到黄泥大坪，他卷起裤脚，捋起袖子，挥舞起三四斤重的开荒锄头，带头刨向沉睡的土地。他的背微微有点驼，黝黑的脸满是皱纹，俨然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社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都先围到彭德怀的身边，想和他说几句话。彭德怀说：“解放后，我提出不当国防部长，想当农业部长，毛主席不肯。现在我解甲归田，想在队里落个户头，你们同意吗？”

“欢迎！欢迎！”黄泥大坪上一片喊声和掌声。

一位参加开田大战的乌石小学教师望着彭德怀一马当先，抡锄开田的生动身影，忽然想起一首歌颂朱德的诗里有两句：“时人不识将军面，朴实无华田舍翁。”啊，我们的布衣元帅不正是这样一位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田舍翁吗？

六十多亩的黄泥大坪当年就种上了庄稼，彭德怀在自己开出的那片地中点上了小麦。后来，黄泥大坪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靠着彭德怀的特殊政策，乌石寨的老百姓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面对乡亲父老，彭德怀吐露心声：有人说我“里通外国”，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日久见人心，真金不怕火炼。我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和主席谈谈，消除一些误会

彭德怀在家乡的五十余天，是他晚年悲剧人生中度过的一段短暂的、较为平和舒缓的日子。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彭德怀到乌石学校找周校长，看见教师陈升早正在为学校编织遮挡风雨的茅串，就坐下来和陈老师聊了几句。陈升早向彭德怀诉苦：“彭老总啊，我是被划了右派的，实在想不通。我是贫农出身，又无政治问题，工作也没有过失。”

“那你一定有别的问题吧？”

“我就是向原来的校长提过几次意见，可能我这个人太直了，好蠢啊！”

这话可能触动了彭德怀，他挺直腰杆，认真地说：“人生在世，就要公平正直。你是老师，读过许多书的，韩愈的《论佛骨表》，这就是直；文天祥的《正气歌》，你总背得吧？这一个‘右’字啊，你不要急，总有一天，会搞清白的！”

彭德怀最后的那句话语气很重，震撼着陈升早脆弱的神经。

乌石学校的周校长多次带老师们去见彭德怀，所以，陈升早也跟彭总熟悉了。有一天黄昏时分，陈升早又在学校门口碰见了彭德怀，并肩走着的还有金石、景希珍，他们刚从外面访问回来。陈老师迎上去打招呼，彭德怀面色严肃，点点头后，又继续和金、景二人边走边说：“……有人说我里通外国，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日久见人心，真金不怕火炼。我三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

陈升早不由自主地跟在彭德怀的身后，他想听听彭总还说些什么。

“我写了信，他没有一字回，我想上门，就是不见。”彭德怀没有在意身后还有耳朵，他只管说下去，“我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和主席谈谈，消除一些误会。唉，反正事不由己，听它去！”

彭德怀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有人说我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会等到如今？早在长征的路上，张国焘就向我行贿，那不就可以做到吗？”

这大概是彭德怀回乡期间涉及庐山会议所吐露的心声。

彭德怀的出访大多是步行，他走遍了湘潭的山山水水。遇到问题比较大的干部，他的批评也是不客气的，这正是他表达自己的人生理念，直抒建国安民方略的时候，他和干部的对话，常常蕴含着许多精湛尖锐的真知灼见。

陈述棠是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当年是黄克诚的部下，所以他特别敬重彭德怀，深切同情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彭德怀住在锰矿招待所的那些日子，陈述棠尽量在生活上给他些照顾。彭德怀过意不去，对陈述棠说：“老陈，谢谢你的关心，现在人民还在过苦日子，我也不能特殊。我从小讨过米，知道饿肚子的滋味。群众吃么子，我也吃么子。不然，就会变成官老爷。”

两人说起现在干部的作风问题，彭德怀叹道：“现在干部有个怕右不怕‘左’的毛病，爱说假话，爱浮夸。我这个人偏爱说真话，说实话。我有什么意见愿意向毛主席谈。我们党历来提倡实事求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我在党的会议上光明正大地提意见，是党规党法允许的嘛！”

“可是庐山……唉！”

“讲真话、实话，不犯法，不犯法的！”彭德怀又点燃一支香烟，望着缕缕上升的青烟，他沉思了一阵，又说出让陈述棠终生难忘的话：“千古胜负在于理呀！”

这大概又是彭德怀回乡期间对庐山会议所坦露的心曲，但这次他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去丈量短暂的人生，似乎有了一种超凡脱俗、气定神闲的大彻大悟。

12月26日，彭德怀赶回北京。

彭梅魁问：“您说怪哪个？”她早就不避讳和伯伯讨论国家大事了。

“只怪我们没有经验，心急了些。我也有一份责任呀，刚提出大跃进的时候，我也举过手嘛。当然，毛主席要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过去很少在晚辈面前议论毛泽东，今天说到这个话题了，他索性把话讲下去：“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熟悉、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于，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局面怨不得哪一个，是历史形成的。”他喝了一口浓茶，沉思片刻，微微笑道：“我等着有一天，他找上门来，进门就喊：‘老彭呀，我想通了，接受你的意见！’过去，我们常常争论，几天不说话也有过，还是他找上门的时候多……”

彭梅魁听得津津有味，她追问伯伯：“要是这回毛主席找上门，你对他说什么？”

彭德怀想了想说：“我可不会对他客气，要给他提一通意见，还要说，‘你呀，过去也吓过我几大跳，这回啊，你可是伤了我的心！”

中央专案组两下湘潭，企图收集彭德怀“利用时机，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的罪行。抛出的政治帽子固然吓人，事实上却给彭德怀树立了高大的正面形象

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专案委员会就紧锣密鼓开始办案，列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提纲。彭德怀名下的五个问题是：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

史料记载了彭德怀专案组第一次会议上的主要精神：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庐山会议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这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彭德怀旧账升级，又添新账。专案组以无限的人力、财力为后盾，向全国撒下漫天大网。首先进入其视野的就是彭德怀的家乡，抓彭的现实问题就要从那个山沟沟里开刀。

1963年和1964年，中央专案组先后两次派人到湘潭，详细调查彭德怀1961年冬天回乡的表现。

早在1962年初，湖南省委曾派人下来搞过调查，可群众都说彭德怀的好话，调查报告成了给彭德怀的表扬材料。连湘潭县公安局的汇报材料也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对他抱同情的态度，对他的处境非常关注。他了解农民的苦，大家都感激他为农民办了好事。”

中央专案组大员下来以后，对过去这些调查和汇报材料很是恼火。他们说，地方的干部水平就是差，现在要看我们的了。专案组大员不辞辛劳，凡是到彭家围子访谈过彭德怀的人都要过筛子，挑选重点对象，然后一一查问，对其中66名重中之重者笔录取证，令他们签字按手印。集两年起早贪黑的心血，专案组大员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写出《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向中央交差。在这份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中，彭德怀与家乡群众的谈话被上纲成“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说什么“彭德怀回乡是别有用心的，是利用时机，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

中央专案组抛出的政治帽子固然吓人，可事实呢？他们拿不出一件来。相反，在例举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彭德怀的反应时弄巧成拙，反倒给彭德怀树立了高大的正面形象。不妨看看调查报告中的这几段话：

“有一些群众把党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归功于彭德怀，他们认为彭犯错误，是由于他1958年回家，看到农民生活苦，向中央反映了实际情况，认为制止‘五风’，不准拆房子，可以不办公共食堂，可以种自留地，等等，都是‘彭总反映才搞出来的’；说‘中央那么多领导，只有彭德怀是个清白人’。有的甚至称彭是‘大恩人’，说‘两年前他救了我们，现在又来看我们了’”。

“右派分子把彭德怀看作他们的领袖。一个右派分子在群众中说：‘我不是右派，我是彭德怀派。’另一个右派分子说：‘你们不要喊我右派，我的错误同彭德怀一样的。’”

报告的最后，中央专案组无可奈何地承认：“彭德怀在湖南，特别是在湘潭地区，还是有其一定的影响。”于是，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指示湖南省委大力开展肃清彭德怀在湖南的“流毒”工作。

家乡人民知道彭德怀为他们讲了真话，他们也要为彭德怀讲出真话，这是乌石峰下老百姓的为人品德。他们为历史留下一段正气之歌。

（摘编自《风雨彭门》，滕叙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