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平水钓二目图解: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跟上社会日益开放的步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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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跟上社会日益开放的步伐

——凯迪夜话第六十二期

本期夜话嘉宾:南云楼 

夜话主持人:亦忱

著名网络作家、时政评论家、凯迪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南云楼先生,以对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研究而蜚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前不久,他曾以《正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题,而如此这般激情洋溢地写道:

█互联网构筑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却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它既是现实世界的映射,又是现实世界的扩充。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发端于美国的互联网,不仅直接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还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新技术的应用,正处在蓬勃发展初期,未来(前景)无可限量。互联网正在有力地推动着全球经济增长。

█从专制走向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一般选择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信息技术成为关键因素。群体的庞大与地域的辽阔,往往阻碍着社会成员的信息获取与诉求表达,也为非正当暴力控制与信息欺骗提供了空间。

█民主、自由是人的天性诉求,任何宗教文化或传统文化都难以与之抗衡,互联网为社会成员克服恐惧提供了心理基础,为突破不实信息忽悠提供了物质条件。

█中国从沉闷的两千年多年历史延续中终于走进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打破了“亚里士多德魔咒”,让一个地域辽阔、数目庞大的群体通过信息技术的改变回到了古希腊的雅典市民广场。除非有人能不顾经济的全面倒退彻底封杀互联网,否则,社会成员之间更密切的沟通、信息的更充分流通不可避免。这对于中国的传统政治运作方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既保持经济增长又不至社会解体。

█一个由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没有人可以逆转的新时代,任何人都只能适应它,而不是扭转它、压制它。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五亿,手机互联用户超过三亿,这些主要的社会成员在互联网时代所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方向,他们在互联网环境中表达诉求的方式和未来行动选择而被执政者重视。互联网已经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建构新的政治生态,所有的观察与预判都应在互联网时代做出合适的调整。

以上,文抄公抄写南云楼先生的大作暂告一段落。下面,作为夜话落入俗套的循例抛砖引玉,主持人率先向本期夜话嘉宾南云楼先生提出几个问题请求作答:

问:请问南云楼先生,由互联网架构的虚拟开放社会,它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你能给大家做些带有扫盲性质的讲解吗?你觉得中国的网络开放环境与现实社会的开放速度是否匹配?

    答:亦忱先生好!首先感谢你和凯迪网络给我这个表达观点的机会。完全不敢说“扫盲”,亦忱先生本是网络知名人士,经验比我丰富,我只能就个人粗浅的理解来说说自己的看法,与大家交流。

    我一直相信,互联网世界就是真实世界。因为,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人们感知外部世界的经验材料。《黑客帝国》通过电影艺术表述过这一哲理:我们并不能确定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是否也仅仅是一种复杂的程序结果。所以,互联网世界既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又是现实世界的扩充——互联网世界同样是我们能够感知的经验材料,她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延伸工具。

    在开放社会中,由于表达渠道畅通,互联网构建的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吻合度较高;而在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自由表达平台,导致现实表达与互联网表达反差极大。这一现象,导致以封闭社会为主导的中文互联网中BBS、博客等信息交流与表达平台的异常繁荣。

    互联网的及时性、便捷性增大了信息控制的难度,而信息的多样性与自由表达是客观真实的基础。因此,在封闭社会中,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社会的客观真实性总体上必然强于现实社会。

    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且进一步与全球经济的交流成为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增长动力。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政治、文化等众多价值领域的交流。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的封闭社会中,因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带来的价值变化已经深刻影响了社会各阶层,但上层建筑依然停留在强力控制社会的状态,并将这种思维反映在互联网管理上。这种强力管制思维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开放格局极不协调。

问:你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国民,该如何应对网络所架构的这个硕大无边的虚拟世界?我们在虚拟世界的海量信息中,该如何剔除掉那些垃圾信息,而最有效率地获取自己最需要的那部分信息?

    答:我一直认为互联网是上帝带给中国人的最好的礼物,我们有幸生活在遇到她的时代。除了经济活动功能以外,互联网还是个更广范围的自由表达、自由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她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自由意志彻底释放的世界,让我们领略了哲人们描绘的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

    但自由意味着责任。我们都在封闭社会中呆久了,贸冒然获得自由,可能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症,比如肆意侵犯他人权利、信息欺诈等行为。但我相信,文明总是从观念的碰撞中而来的。一些混乱或许是我们追求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大多数人勇于表达,只要信息充分,文明价值观和理性行为总会胜出。所以,总体上我认为,既然我们遇到了互联网时代,那就尽情在里面畅游吧。

    互联网的开放特征,必然有其负面性所在。垃圾信息的存在难以避免。但事实上,要判定一个信息为垃圾信息,是十分困难的,多数时候,它只作为我们佐证一个真实信息的参考而存在。就我个人来说,我宁愿看到包括垃圾信息在内的完整信息,再依据自己的经验和理性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相信当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公意”结论相对来说总是比较靠谱,出错的机会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少。

    而有效地获取所需的那部分信息(真实信息),我想这与平时自己相信哪个信息平台有关。在学术上,我们更愿意听取知识共同体内权威的意见,在新闻信息上,我们更愿意浏览有公信力的媒体的报道。

    在当前,我的习惯是,了解国内外时政新闻信息,除了看一些大型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以外,更多的是从凯迪猫眼中了解相关信息再加以佐证。

问:有不少人一直有一种这样的认识:当代中国人只利用短短的三十余年,而且特别是利用这短短的10余年互联网时代的对外开放,从而,一举就跨越了3000年的封闭社会藩篱,整个国家和民族,就真正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和民族,至少在获取最新信息的层面上而言,确实是处于同一个行进的方阵之中了。你认为未来中国社会的结构,适应这个史无前例的开放时代,大概会经历那些阶段和要跨越那些门槛?我希望你能够在语境的天花板之下给予简略地回答这个问题。

    答: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在获取信息层面与先进国家一致,但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的确又让中国人在这方面与先进国家更为接近。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的确让我们走进了这一人类史上伟大的信息时代。

    我粗略学习过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史,有个自己的结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总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当然还有其他众多因素,但我总感觉到信息技术进步的因素尤其突出。亚里士多德曾断言民主社会(城邦国家)的总人口最好在20万左右,超过这一数量就可能带来民主的溃败及独裁的产生。古罗马从共和体制走向元首独裁制,正因为帝国的扩张带来了巨大的信息传递障碍,平民难以有效联合,权力被分散弱化,共和体制下的贵族与平民的权力均衡被打破,平民难以承受众多贵族的压榨,宁可选择一位独裁者决定自己的命运,以扭转社会总福利持续下降的趋势。中国的辛亥革命未能实现共和,情形和古罗马十分相似,无论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在那样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一个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民意总趋于选择独裁者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今天我们所批的一种“国民性”的原因所在。

    但互联网却打破了这个“亚里士多德魔咒”,她让人类重归雅典市民广场,民主实践不再受阻于地域与人口限制;并且,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民主的诉求没有人可以再阻挡,因为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民主是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唯一手段。

    封闭社会必然面临信息时代所带来的猛烈冲击,这种冲击甚至同样针对着当代西方的民主政体。因为互联网信息提供的是强烈的直接民主倾向,这必然给西方社会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构成严重挑战。

    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遇到互联网信息时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在我看来,至少会出现这三个突出的阶段:

    1、公众通过互联网信息交流历练理性能力。人们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自由世界里,既体验着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也经验着“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最初的混乱是难以避免的,这是获取文明的代价。文明总是在对抗中产生,而在互联网中的“虚拟”对抗,却毫无疑义地最大限度节约了我们的学习成本,让我们以最低成本学习了如何理性认知世界,如何尊重他人,如何坚持自己的权利,如何与人妥协……

    2、精英传统被打破。无论是古希腊雅典时代还是古罗马共和时代,精英的日子并不很好过。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整天带着一帮小青年无休止地羞辱着各类社会精英(他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被判极刑),而共和时代的精英贵族们拿保民官和公民大会毫无办法(再高贵勇猛的英雄都得接受这帮“懒惰的流氓”的审判)。这需要中国的精英分子做好心理准备。

    3、高压管制难以为继。因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原本分散个体的“联合”,将造成群体心理的急剧变化,公众对公平正义渴求的愿望和勇气前所未有地提高,这必将造成高压管制的成本快速上升,而为了提供资源保障的征税政策,又将导致更大范围的不满情绪,由此将产生“自激”式恶性循环。

   不好意思,为回答这个问题做了太多的铺垫。

问:不必过谦。你的精彩回答给了我超出期待的种豆得瓜感觉。接着上面这个问题,我还想继续下面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华文明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了数千年之后,被突然置于一个完全开放的互联网时代,其逐渐适应这一开放时代的历程,会给我们的国民性带来什么脱胎换骨的改造吗?

    答:会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是形成“国民性”的原因》,强调一种“国民性”的形成与制度相关。我相信人性大体是一致的,可以说都是“理性经济人”,不存在种族差异。这也是当代各类社会科学知识大厦得以牢固建立的原因。

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当然会塑造出一种与制度相关的“国民性”,但这句话立刻可以反推出:当制度发生变化时,“国民性”也将很快消失。在互联网时代来临的今天,我对此很有信心。

问:最后再问一个问题,你对自己的后代从呀呀学语一开始启蒙,就处于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时代,有何寄语与忠告?

答:我从不刻意过问我的孩子在怎样使用互联网,我相信她们这一代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有足够的智慧应对互联网信息爆炸为标志的全球一体化时代,这原本就是她们将要面对的生活。

我惟希望她不仅能熟练应用互联网技术,还要能掌握其他的语言工具。因为目前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中文世界的知识,毕竟在整个人类知识中所占的份额还太少了,与中华民族在全球人类中所应占的比例,似乎也不太相称。

非常谢谢亦忱先生的精彩提问,让我借此很好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

以上,就是主持人与本期夜话嘉宾南云楼先生就明晚要展开讨论的话题,所作的初步答问对话。如果国内外的凯迪网友,届时还有什么问题想与南师云楼先生交流,请在明晚与南先生一道莅临我们的凯迪《夜话》栏目。明晚20:30至22:30,我们相约在凯迪《夜话》,不见不散。

(201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