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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系的形成与发展

黄挺



一、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宋元时期，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区影响的力度加强。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闽人对本区大量移民，闽地风俗濡染岭东，故南宋的《方舆胜览·潮州》已经有“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的记载。另外，本地土著的少数民族在这时期也加速与移民融合。潮汕民系在这时开始形成。时至今日，历史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影响本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闽人出仕潮州，在本地培壅了邹鲁之风

宋代潮州职官大多是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时期潮州知州籍贯可以考知的共31人，其中闽人17人，占55％；南宋时期潮州知州籍贯可以考知的有90人，其中闽人57人，占63％。州县属官之中，闽人更多。当时闽籍仕潮官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己任。饶宗颐先生有《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一文，介绍详尽，可以参考。

这些闽籍官员，继承韩愈开启的兴学传统，普遍重视教育。保留在《永乐大典》中的宋元方志，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的做法，可以归纳成三个方面。

第一，兴建州县学宫学舍，创办书院。学宫和书院是兴学育人的基本设施，南宋时期兴建、修治过学宫学舍的知州方略、谢明之、游义肃、孙叔谨、章元振、朱江、林（山票）、曾噩、牟溁等，都是闽人。除了官学之外，潮州在宋代兴办了韩山书院和元公书院两座书院。书院的创建者不是闽人，但复兴韩山书院的知州郑良臣，扩建元公书院的知州陈玮，也都是闽人。方志说：“潮二书院，他郡所无。”这里面，有闽籍官员的功劳。第二，教习礼乐。礼乐自古以来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一贯很得到闽籍官员的注重。南宋初，潮州学宫先在黎盛的寇乱中被焚，几年后又遭遇大火灾，乐器不是散失，就是被烧毁。绍兴十二年（1142），莆田人林霆来任潮州州学教官，配齐乐器，按音律考定乐章，并在假日亲自带领学生练习奏乐歌唱。以后，知州长乐曾噩按照朱熹所定的制度配备了祭祀孔子的礼器，兴化陈圭捐资改做礼服。林霆的嫡裔林光世出任知州，又亲自教学生着服行礼，操器奏乐。这几个人，也是闽人。第三，办置、扩充学田，保证了办学经费的来源。北宋潮州州学学生名额120人，南宋增加到180人，每逢举行科举考试那年，又临时增加20个名额。这些学生，由本州岛拨给膳食津贴。津贴经费的来源，就靠学田租税的收入。因此，官员们对增拨学田这件事，都很在意。《三阳图志》记录了南宋时期拨田增加学廪的知州16人，其中曾汪、黄定、黄杞、林（山票）、黄自求、陈憺、孙叔谨、叶观、陈圭、游义肃等10个人，都是闽籍。郑良臣复兴韩山书院亦拨学田，而林寿公、陈圭又再增拨，这3人，也都是闽人。

在这些官员的努力下，本地区民众的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三阳志》记述了南宋后期参加贡举考试人数日益增多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淳熙元年（1174），参加考试的士子只有3000人，到嘉泰四年（1204），有4000多人。以后读书人越来越多，参加考试的人也比前增加。到绍定元年（1228）已增加到6600人，而咸淳三年（1267）竟然超过1万人。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参加贡举考试的人数从3000人增加到1万人以上。这一年（1267）本地区人口数在7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在本地，每70个人就有一个人参加考试!在民众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状况下，出现了一批精英。太平兴国四年（979），海阳人谢言以“草泽应诏”，成为宋代本地第一个及第进士（嘉靖《潮州府志》）。于是，《方舆胜览》说，潮人“联名桂籍，自太平兴国始”。此时，距北宋建国还不到20年。自此后到宋末止，本地区共有139人登进土第。其中正奏进士95人，特奏进士44人。宋代潮州教育状况，与唐代相比，有显着的发展。

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于发达地区，所以《方舆胜览》称誉潮州说，“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同时，“海滨邹鲁”也成为人们对潮州的美称。

显然，闽籍官员的兴学传道，在其间起了很大作用。

二是闽人移居潮州，使本区风俗与闽南趋于一致

晚唐以前，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本区部属于荒僻之区，人口稀少。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门数量发展很快。

我们曾经对《潮州·民族志（稿本）》和《澄海百家姓》两种资料进行统计，宋元两代移居本区的家族共有62个，其中北宋时迁入的有13个，南末时迁入的有28个，宋元间迁入的有13个，元代迁入的有11个。这些迁移入潮的家族大多数来自福建，特别是福建的泉州和兴化军（莆田），只有少数家族来自江西、浙江和江苏等省。

闽人移居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是将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特别是将从事工商业的传统带到本区，促使本区生产力的发展。宋代的福建，地狭人稠的矛盾已经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势下面，从事农业的农民，一定要讲究耕作技术，留心水利建设，而有了技术经验的积累；又有大批人口另求生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福建人的经商，在北宋已很出名。大文学家苏东坡就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东坡集·论高丽进奉状》）欧阳修有更加生动的描写：“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文忠集·在美堂记》）闽人的进入，促使本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发展情况，在上面一节已经述及。潮汕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

其次，移潮闽人之中的仕宦与世家，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兹据饶宗颐先生《潮州志·民族志》稿本和本区其他方志，举例如下：

福建晋江入陈坦，在宋哲宗元符年间任海阳令。因多行惠政，任满后被百姓攀留，落籍海阳秋溪。

福建莆田人郑徽，曾任广东运使。高宗建炎间，携家来潮，卜居潮阳隆井都。子、孙都举进士。另一位莆田人黄詹，高宗建炎时任潮州通判，代理知州事。落籍潮阳，子孙多从仕。

福建莆田人丘君与，为丘氏迁潮始祖。高宗绍兴间任梅州知州，与潮州士绅交往，因携家落籍，子孙多居饶平。

福州人林绍坚，曾任侍御吏银青光禄大夫。高宗绍兴时，移家来潮，居莲塘。林绍坚施舍田产于潮州开元寺，开元寺供奉他的牌位至今。其子孙豪富，亦多施田寺院。

福建建阳李子昌进士，宁宗嘉定年间，偕父同来潮州落籍，子孙世居揭阳梅岗。

福建莆田人魏廷弼，理宗嘉熙间知潮州事。有惠政，甚得人民爱戴。因家潮阳，后迁澄海，子孙世居蓬洲富砂乡。他的弟弟魏廷璧，也随后来迁，子孙世居揭阳渔湖都。

福建兴化进士陈憺，宋光宗绍熙年间任潮州州学教授，宁宗嘉定时，知潮军州事。先后在潮州为官多年，秩满，士人百姓恳留，家潮阳濠浦。他的后裔到明清时，登第出仕的，还有不少人。

福建龙溪人萧询，理宗端平时任潮阳县令，因卜居南桥。为潮阳萧氏始祖。子孙蕃衍，多仕宦。

理宗淳佑间，潮阳令陈汤征徙家潮阳，今柳岗乡陈氏即其后裔。方志说陈汤征是河南固始人，当时河南沦为金国的疆土已久，陈汤征哪还能够出仕于南朝?宋代福建人喜欢认籍河南固始，陈汤征恐怕还是福建人吧。

福建莆田人邱成满，宋度宗咸淳间以翰林承旨谪宣政大夫、潮州安置，因占籍于潮州。

这些望族，很注重自己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

再次，闽人移居潮州，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这一点，与地方文化关系最大，故不避拖沓，多讲几句。

先说方言。上面谈到，自秦汉一直到唐五代，大体上，本区与广府的关系，要远远比它同福建的关系密切。当时本区的语言，与福建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晋唐时，本地的移民与土著关系也相当隔绝，他们使用的语言，恐怕仍旧保留了很多中原音韵。这种推测，有一个例证：韩愈刺潮，能够指挥属吏秦济、史虚己，而他跟赵德、大颠交往，一定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畅谈，完全没有他到阳山时碰到的那种语言障碍。这不正好说明，当时的潮州人还讲中州话?宋代以后，闽人向本地区作板块式的移民，本地早先的移民语言被覆盖了。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韩愈正音”的传说。这个传说载在《永乐大典》第5343卷《潮州府·风俗形胜》，抄录如下：

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谓之“不老”。或曰韩公出刺之时，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复不变。市井间六七十载以前，犹有操是音者，今不闻矣。惟白瓷窑、水南之人相习犹故。吁!文公能一潮阳之人于诗书之习，独不能语音变哉?是未可知者。

这段传说中的“不老”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有人说，“不老”音是少数民族语言，是畲族话。有人说，“不老”音是中州语，是“当时的普通话”。推敲一下，第一种说法是有些漏洞。《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形胜》引用的另外一段记载，谈到嘉定十四年（1221）知州曾噩在潮州移风易俗，可知这段文献资料来源于1221年以后编纂的宋代方志。从这个时间倒推六七十年，在南宋绍兴年间。虽然现在畲族自己的语言已经基本消失，无从知道它的原本面目，但它与汉语差别很大是可以肯定的。无法想象南宋初期潮州城会流行畲族话。后一种说法，比较可取。细读原文，“不老”音与当时潮州通行的语言，应有所不同。说“失真”，说“不变”，都是相对于通行的话语而言。由于两宋闽人，特别是泉州、兴化二地的居民，大量移居潮州，闽南话成为本地区通行的语言，而原来本地人所操的“不老”音，也就逐渐消亡。

次看风俗。宋代福建的地狭人稠，迫使居民转事他业。做工经商之外，业儒和出家在福建亦蔚为风俗。闽人迁潮，把这些风俗也带到潮州。南宋，好读书已成为潮州民风的一大特色。《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风俗形胜》引用《潮阳志》说：

（宋）孝宗尝问（王）大宝：“朝风俗如何?”大宝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然。

很有趣的是，明代弘治的《兴化府志》讲述宋代风俗，也提到“家贫子读书”这句话。出家的风俗，在文献上还找不到直接材料，但是在“地理景观”一节我们已经讲过，宋代本区兴修和新建了不少寺院宫观，这些寺院宫观的修建，一定要以有人出家作为前提。宋代本区信佛风气很浓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到现在还能够看到很多捐金奉佛或者修造祈福的实物资料。现在流行于本区和东南亚的大峰祖师崇拜，也是宋代潮州民间信佛风气的流衍。

再谈民间信仰。宋代福建民间信仰风气特别浓烈，《宋史·地理志》都说“其俗信鬼尚祀”。由于移民大量进入潮州，有不少福建民间信仰传播到了本区。例如妈祖信仰和陈元光信仰都在宋代就已经在本区扎根。

妈祖的原型是五代宋初莆田湄洲岛上的一位巫女，传说她能用法术为渔民解决种种危难，死后受到渔民、船民信奉崇拜，到北宋末年就被神化为能够助顺安澜的海上女神。潮州最早的妈祖庙也出现在宋代，陈天资《东里志。疆域志》“祠庙·天后庙”条记载：“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可见妈祖信仰在宋代已经传入本区。南澳岛的妈祖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番舶》建起的。另外，南宋修成的《临汀志》，记载着一座嘉熙年间（1237—1240）创建的三圣妃宫，说这座祭祀包括妈祖在内三位女神的三圣妃宫，是由往来汀江、韩江上的运盐船工建造的，它在潮州有一座祖庙。这条史料说明，南宋时潮州除南澳有妈祖庙外，至少还有一座妈祖庙。这座庙应该是移民所建，而往来韩江上的船工又把福建传入的妈祖信仰再从潮州传到闽西山区。

陈元光是一位历史人物，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他请建漳州，又首任刺史，很受漳州人民的尊崇，死后被庙祀。到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陈元光被朝廷封为忠应侯，此后屡有加封，地位极为崇高。说明至迟到北宋中叶，陈元光已经从一位历史人物，被改造成为一位民间神明。这种信仰也随着移民的浪潮传播到潮州。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漳州陈元光祖庙获赐“威惠”庙额。只过了几十年，潮州也建了威惠庙。现在，潮州西湖葫芦山，还保留着一面《重修威惠庙题记》摩崖石刻。石刻文说：

威惠庙日就圯坏，邦人无有身其职者。玉牒赵希蓬毕力就事，以嘉定壬申三月朔兴役，逾年春告成。敬书以志岁月，六弟希（禾道）书。

嘉定壬申即公元1212年。石刻说明，在嘉定壬申之前一段时间，潮州就有威惠庙。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宋代闽人移居潮州，促使了闽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向潮州迅速传播。

宋元之交潮州的畲民

在两宋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文献已经极少提到本地蛮僚的情况。大概在闽人移民的大潮中，原来在本地相当活跃的蛮僚，也加速了汉化的进程。但是，他们并没有全部汉化。到南宋后期，这些很久以前就居住在本区的少数民族，又重新出现在文献上。这时候，他们被称做“畲民”。

畲民的称呼，最早可能是出现在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记》中。刘克庄的文章说：

凡溪洞种类不一，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技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岩栖谷汲，……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役，畲田不税（不纳田赋），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

比较上面引用的韩愈《送郑尚书序》和刘克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畲民和唐代本地蛮僚的关系。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畲民用来武装自己的“机毒”，就是韩愈文章里讲到的“机毒矢”。至于畲民的生活方式，从这两段文字里，可以看到不同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刀耕火种”的农居生活，一种是往来海上的航海生活。而后者，或者就是明清文献上的蛋人。下面要讲到的潮州陈懿家族所统领的畲兵，就是这一种。

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记》是为宋理宗景定三、四年（1262、1263）漳州畲民之乱而作，所以他说“在漳者曰畲”。其实畲民生活在汀赣潮梅漳数州之间的大山长谷中，故潮州亦有畲民。文天祥在咸淳四年（1268）所写的《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就讲到：

潮与漳、汀接壤，盐寇畲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畲人在宋代本来已经羁縻，作乱是因为不堪汉族豪强与官吏的侵夺，所以只要稍加安抚，便能和汉人共处。漳州畲民之乱，就是在景定四年以受招安、编入户籍结束的。

宋元之间，畲民在本区的战争中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

畲民是宋末张世杰在漳汀潮泉一带抗元所依凭的主要力量。饶宗颐先生《潮州志·大事志》载，景炎二年（1277）五月，张世杰攻取潮州。七月，张世杰带领陈吊眼及许夫人所统诸峒畲军，自潮州出师，围泉州，攻蒲寿庚，不下。元兵进攻潮州，许夫人战死百丈埔，后人建夫人庙纪念她。宋亡后，陈吊眼（又称陈遂）一直在潮州坚持抗元。和他一起抗元的，还有陈满统领的畲军。至正十一年（1351），陈满被招讨使陈梅镇压，陈吊眼却越战越强。漳州方志说，陈吊眼入粤，归附他的人很多，一共有58寨。现在，潮汕许多地方还有陈吊王寨遗迹。澄海临江寨就是其中一个，寨中有“千人井”，是当年陈吊眼的部属挖掘的，井水可供千人饮用。如果以每寨千人计算，陈吊眼统属的畲军，将近六万人。至正十六年（1356），陈吊眼攻陷揭阳城，自称定王。又占据潮阳县城，一直到明朝洪武初才受安抚。

当时还有一支畲族武装，由潮州地方豪强陈五虎兄弟统帅。《元史》卷132记载，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十月，元兵进攻潮州，“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干降”。陈懿等兄弟五人，统领畲兵，任宋都统，疑是战乱未起时已经受地方政府管束的畲民首领。这一家族又拥有海船多艘。至元十六年（1279），元世祖就因为陈氏兄弟“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封子官爵。陈氏家族所拥有的这支畲族武装，应该就是韩愈所说的那种“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习惯于海上生活的畲人。

尽管陈吊王和陈五虎摩下的畲民，在这一时期对宋、元两朝采取很不同的态度，但是，其发展结果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宋末和元代的动乱中，本地的畲民和汉人加快了融合的进程。到明代以后，本地文献所记录的畲民的活动，比前代要少得多。



二、明清时期的潮汕民系

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民系和潮汕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

明朝建国伊始，便出于巩固政权需要，施行锁海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着明代潮州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

海禁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潮州海商为了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多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份，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正统海禁稍松，潮州海商又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正德年间，明政府鉴于广东地方海上贸易不可禁绝的事实，允许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为贸易”（《明武宗实录）卷113），潮州民间私舶往来交易遂有进一步的发展。明世宗即位之后，朝廷又严海禁之令。这时，潮州的海上私市贸易已经不可抑止，南澳成为南中国海上私市贸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贸易交接于此，而后放发商舶，南下北上。从事这种海上私市贸易活动的团伙，往往以武力对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劫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财富，酿成几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乱。

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福建下三州又有大量移民迁入本区。揭阳县计划生育办公室1985年对全县236个村寨的建村时间和迁入地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榕江流域明代创建的村落有107个，占45．3％，多于宋元以前建村总和91个。这些村落从福建移民迁入本地的占了三分之二（《揭阳县人口志》）。整个韩江三角洲的情况，还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说明，姑且举潮安县浮洋镇为例：浮洋镇位于韩江西溪西岸三角洲中部，全镇共有94个自然村，基本上建村于明代以前，其中明代建村的有61个，比宋元之前所建的村子多三分之一强。在明代所建的61个村子中，万历以后建村的只有8个。在明初至嘉靖间建村的53个村子中，除迁入地未明者11个外，从福建直接迁入的有30个，其余自本县或本州岛各县辗转迁入者，多数仍然是来自福建（《浮洋镇志》）。

福建新移民的迁入，为韩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水利的兴修和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使本地的粮食产量平稳上升。这一时期，潮州仍有余粮可以输出福建。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手工业和商业也重新繁荣起来。由于民间贸易日益活跃，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潮州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有司立社学，但在潮州并未曾表现出施行效果。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才在本州岛设立社学，他自己写的《海阳县学文庙记》，叙述社学办学措施，以及学校对潮州民风所产生的良好影响，说：

韩子远矣，是其横诈雠杀之风，又复如昔。予奉皇帝玺书，令以礼义为教，于是遵立社学十余所，诲民间子弟；置乡校数百余处，设乡正副，萃诸儒士月朔讲论理致，旌淑别慝。横诈者销，慕义者众。

文中的乡校指乡约所，是为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而设置的一种教育机构。潮州举行乡约，就是从王源开始的。到正德嘉靖间，潮州士绅薛侃等拜大儒王阳明为师，又回本地，聚众讲习王阳明的学说，并积极推行乡约。其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在这些官员和士绅们的共同努力下，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普遍为潮汕人接受。

各类公私学校的兴办，使潮州人口教育程度有所提高。这在附方面也表现出来。从正德元年（1506）至嘉靖三十年（1551），一共举行15次会试，潮州中了进士的，一共有45人，占广东进士总数187人的24．1％。其中嘉靖十一年（1532）海阳林大钦高中状元，嘉靖二十三年（1544）广东进士10人潮州占了7人，都是破天荒的。由于文化水平和道德风尚的进步，本地区“海滨邹鲁”的美称又为人所津津乐道。

嘉靖以后朝廷的严海禁之令和因此而加剧的海寇之乱，在两个方面对潮汕民系和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个方面是嘉靖万历间，纵横东南沿海的几个大海寇商人集团，在明政府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请看史书的记载：

吴平初据南澳，为戚继光、俞大猷所败，奔饶平凤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阳江奔安南。

林凤拥众数千，流劫海上，猖獗多年。为官军所逐，因奔外洋，攻吕宋玳瑁港，筑城拒守。

林道干，图据闽粤不遂，又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无隙可乘，复之大年，攻得之。今大年王是其裔云。

吴平后来下落不明。林凤、林道干和他们的部属在菲律宾和暹罗定居下来了。这些海寇商人的滞留海外虽然是被迫的，但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沿海一带大村寨的建立。明末海寇之乱，本地居民多聚族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农村形成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村寨。如和平、鸥汀、庵埠、塘湖、冠陇、南洋、樟林等寨子，聚众都超过万人。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因此而强化。

可以说，到嘉靖后期，潮汕人在心态、观念、行为方式、语言、风俗这些方面，都有了自己的特点，潮汕民系形成并开始向外发展。

从明万历后期开始，本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动乱，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严定台湾，弛东南海禁，潮州社会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人口压力对本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转运稻米进口。从稻米交易开始，潮州商人在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大量潮州商民移居暹罗，形成18世纪七八十年代潮州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更高的劳动价值，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应时而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闻名南北。这又使得更多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儒生的业商。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商，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商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潮人善贾的传统上面，又添加了重商的成分。

清代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的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与中华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愿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