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梅酱的用途:苏联因素与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苏联因素与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摘要：苏联因素是国民党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其传播途径一是通过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党员对国民党政治体制的构建与改造，二是蒋氏父子等国民党政要在苏联考察、学习后认同和模仿苏联体制。国民党政治体制中的苏联因素，主要就是所谓的“党治国家”或以党代政。这比较集中地体现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政治体制没有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军队党代表制和政工制等机构或制度上。

　　关键词：国民党政治体制；苏联政体模式；党治国家

　　国民党政治体制的源流是多方面的，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继承，也有西方民主政体形式的某些模仿，亦有苏联布尔什维主义党政合一经验的吸取。这些因素以哪方面因素为主导？笔者认为，苏联因素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但这不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不想也没有必要在此详加讨论。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官方及学术界，都很少提及或认真研究苏联政体模式与国民党政治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关系。这似乎是海峡两岸或国共两党都忌讳的话题。个中原因，也许既有某种“面子”上的关系（似乎二者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尴尬），也有资料限制上的因素。到现今，历史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早已不复存在；在大陆，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也正在扬弃之中。应该是学术界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本文试图对此作初步探讨，谬误之处，请有关专家予以指正。

　　一 苏联因素影响国民党政治体制的途径

　　苏联政体某些因素能移植国民党政权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指导思想与决策。而移植的途径，概括起来无外乎是两条，即“请进来”教和“走出去”学。

　　1、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党员对国民党政治体制的构建与改造

　　苏联和共产国际促成了国共合作，不但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和成分；而且从苏联请来了大批优秀政治家和军人，在国民党及南方国民政府和军队中充当顾问或“国际代表”[1]——就是他们，以苏联模式为蓝本，改造和重新构建了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其中最活跃、权力最大、这方面贡献也最大的，就是大革命时期苏联派驻孙中山南方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他到广东后不久就有人称：“苏联的影响已经悄悄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甚至政治军事机器中最小的齿轮”。[2]

　　鲍罗廷最初是被孙中山委以“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而出现在广州的，以后又被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等高层机构的顾问或总顾问。并且有职有权，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如孙中山北上时曾指示蒋介石等人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3](p76)后来蒋介石也曾公开表示：“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3](p250)在革命委员会，若会长孙中山缺席，则规定顾问鲍罗廷有表决权。[3]（p297)鲍罗廷是国民党改组的主要策划者和指导者之一，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和国民党“一大”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改组的纲领草案由鲍罗廷亲自起草，然后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经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讨论后，再译成俄文交鲍罗廷研究。[3]（p295)鲍罗廷还具体规划大会的组织工作，参与并监督会员的选定等，最后终于排除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破坏和干扰，较好地改组了国民党；并为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党治国家”或党政不分的政体形式奠定了基础。

　　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的指导和帮助下，按苏联红军的模式，加强了国民政府军队的政治教育和革命化建设。许多苏联军事顾问积极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建校工作，尽力向军校的教官和学员传授自己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积累的政治工作经验；1925年底中共党员还特别尖锐地提出了黄埔军校开设政治课的问题，中共委托军校的政治干部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制定出政治课的教学大纲及原则，积极参加这个教学大纲和原则制定的有周恩来和拉兹冈、切列潘诺夫等苏联顾问，并得到国民党左派将领邓演达将军的有力支持。[4] 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首先在黄埔军校建立了党代表制。这样，“黄埔军”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党军”，就成为当时广州政府唯一可靠的军事支柱。以后，随着形势的成熟和发展，改组那些名义上集合在国民政府旗帜下，但各行其事的广东境内各派大小军阀的部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整个南方国民政府军队的改组,是在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倡议组成了军事委员会。1925年6月25日至7月5日，军委会召开了七次会议讨论有关军队改组问题。加伦在这些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军队改编方案，供大家讨论并获得了通过。[5](p35)接着，加伦又与那些视军队如命根，借军队以营私的军队首领们就编制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5](p205-211)最后终于排除了各种障碍和阻挠，将以前互不统辖的各路军队，改编为一支统一的革命正规化部队——国民革命军。与此同时，隶属于加伦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又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党代表制推行到全军，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建设。

　　2、蒋氏父子等国民党政要在苏联考察、学习后认同和模仿苏联体制

　　俄国十月革命不仅极大影响了许多后来成为中共早期党员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军人和政客的思想和观念，从而产生强烈向苏联学习的愿望。当然，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孙中山；只是孙中山主要是通过上面那种途径接受苏联影响的。

　　1919年4月，北京《晨报》连载介绍苏俄的文章，在谈到苏俄的行政体系时就表示很感兴趣，认为它“很近我们的理想”，应“细细加以考究”。[6]1923年9月2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历时3个月的访问，主要是考察苏联党务和军事，并请求共同商讨中国作战方案及请求苏方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等。关于这次考察经历，蒋介石回国后曾写过一份“报告书”，并向孙中山面陈过国共合作的意见。但是不仅这份“报告书”从此无人知晓；[7](p72)而且在蒋介石后来诸如《苏俄在中国》等个人著述或回忆中，似乎此次苏联之行给他留下的尽是对苏联的疑虑、不满和失望。[8]实际上这与他同期大量的亲苏言行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如朱亮基1927年2月编辑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原汁原味”的蒋介石早期文集之一,其中就记录了不少这方面的言论。[9]正是蒋氏当时“与时俱进”，有了苏联之行的政治资本，从而能平步青云，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的地位日高，权力益大。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像蒋介石这样的大批国民党政要思想观念上的默认，苏联党治国家那套政治体系是很难在中国生根的。正如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肯定的:“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可见1926年3月7日第5期《政治周报》)。

　　大革命后，国民党宣传机构虽然口口声声、不厌其烦地声称什么“俄国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蒋介石甚至发表长篇大论，从所谓革命的动机、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方法等多方面论证“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10]但对被有的学者称为“歪曲性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而形成的国民党政治结构，却不仅不肯放弃，而且不断加强稳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的形式成了蒋介石在中国强化其统治的工具”。[11]

　　另外，我们还不能忽视以蒋经国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利用苏式经验对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建树和“发扬光大”。据统计，大革命时期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实际录取的中国留学生约为340名，其中有30名是鲍罗廷推荐的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国民党要员的子弟。[12]（p34)由于特殊的因素，蒋经国在苏联呆的时间比其一般同学要长，到1937年3月启程回国为止近12年之久。他在苏联做过工，种过田，当过基层干部，经历曲折。从他自己当时写的日记及江南等人写的有关传记来看，其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蒋经国将在苏联获得的经验首先运用到国内是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江西。在这里他虽然只担任了封疆大臣熊式辉麾下一名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离任江西时也只升了一个“省府委员”。但因地位特殊，他自己也雄心勃勃，辟出赣南11县作实验专区，大力推行在苏联学得的那套体系和工作作风与方法。如密切联系群众、大搞宣传运动、开办干部训练，在经济上甚至还仿照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建立了合作社和“交易公店”，统制油、盐、米定量出售，仿照苏联五年计划而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等等，从而舆论大哗、否誉不断：在赣南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或被视为“蒋青天”、“活神仙”；而在国民党内部，则被指责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甚至说他是“道地的共产党,赣南快被赤化了”。[12]（p91-101)此后，蒋经国又将自己的赣南经验，运用到在重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1944年开始）任上和尊父命到上海当经济督导员“打老虎”，整肃奸商、赃官，平衡法币的工作中（1948年）。只不过干训尚且得心应手，但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去对付支持国民党政府台柱的江浙财团，“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最后以失败告终。[12]（p171）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将苏联经验用于国内的情况还可举出不少，如与蒋经国同期赴苏的邓文仪，在苏联主要研究“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格伯乌”（苏联政治保卫局），回国后追随蒋介石，不仅以在苏联学得的方法帮助蒋在黄埔军校清党，而且不断创办报刊和苏式宣传机构——中华复兴社，进行反共宣传和大肆为蒋介石树碑立传；1931年又网络留苏学生中的中共叛徒，在南昌行营建立类似“契卡”和“格伯乌” 的名曰“调查科”或“第三课”的特务机构，这是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第一个特务系统，也是军统的最早家底之一；亦因有留苏的经历和本钱，邓又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早牵线人以及尚未成功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奔走者，并是“台湾国民党人中唯一与我党一、二、三代领导核心有过接触的人。”[13]

　　国民党政治体制相似于苏联体制的因素，其来源除以上两种外来影响或传播之外，还有本源于中国自身的的历史渊源。如相似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民党政治体系中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文化专制等，就基本上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种历史的相似性，主要是因两国文化上的亲和力所致。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门论述，[14]这里就予以简略了。

　　二 国民党政治体制所含若干苏联因素或成分

　　国民党政治体制中的苏联因素，概括地说，就是所谓的“党治国家”或以党代政。并且它已经不是一种单一的因素，而是逐渐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不能割裂的体系。但为便于分析起见，在此只能将国民党政治体制中所含若干苏联因素或与苏联相似的成分一一加以说明。

　　1、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俄共（布）政治局的翻版

　　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政权的执行或决策机构是中央委员会（1917年中央委员只有24人，包括候补委员3人），但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全体委员参加的“中央全会与其说是决策中心，不如说是泛泛的政治讨论会”。[15]因此从1919年俄共（布）八大开始正式建立政治局，使决策权转移到人数较少的政治局(列宁参加的最后一届，即第十一届代表大会，政治局委员为8人）。最初它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共产国际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真理报》主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等。此后不仅国家机关的重大问题要请示政治局，而且“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了”,[16]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政府权力机构，也是列宁所说的“寡头政治”。[17]有意思的是，当时就仅只有书记处书记斯大林没有党外职务，而其党内职务却最多，身兼当时中央委员会三大机构，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局主席三职。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其职能与俄共（布）政治局基本相似。中政会形式上是由孙中山倡议并于1924年7月组织起来的（实际上很难说不是鲍罗廷出的主意）。当时主席是孙中山，鲍罗廷任高等顾问，委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戴季陶等8人，后又增加谭延闿、许崇智、孙科、蒋介石等4人。中政会开始是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一个特殊机关设立的。在此之前国民党内已有一个权力、地位和人数相仿的机构，即中执委常务委员会（9—15人），按理没必要再建立“中政会”。但实际上二者的职能差异很大：以前的中常委只处理党务；而中政会既管党务又管政务。中政会第一次会议就决定组成军事委员会，这说明从一开始它就拥有决定重大行政及其人事问题的权力，基本定下了党政不分、以党治国的方针和基调。也就是国民党自己所称的：中政会“为党政间之联系机关，以及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沟通之枢纽，本党一切政策胥有赖于中央政治会议之设计、决定、审核与传递。故其作用实为党治下全国政治之发动机……”。[18]以后中政会的组织和职权有所变更，但以上方针和基调却从无改变。导致国民政府虽为法律上的国家最高机关，但实际却隶属于中政会并对中政会负责。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的职责，1939年1月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性质与中政会相似，它的常务委员会相当于“战时内阁”，党政军三方面都受其指挥，不受法律约束。[19]

　　2、与苏联一样，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内部没有权力制衡，权力监督亦形同虚设

　　因为国民党政治体制实行的是党治国家，国民政府的根本法及方针政策由国民党制定，国民政府的主要官员包括主席、副主席等由党产生并对党负责，而国民党内实行的又是中央集权和领袖独裁。所以国民党政权内部与苏联一样，一切统一于党，统一于中央，统一于领袖，没有也不需要权力制衡。它不像西方现代宪政体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而是合三权为一体。这也是孙中山“五权宪法”之精神。他认为国民政府乃实行治权的机关，其治权有五：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相应设立五院，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而国民政府主席则对党负责。这个思想既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渊源，也有苏维埃政权议行合一制度的影响。

　　特别是，国民党政权与苏联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因人设责，并容易集权于领袖。如以孙中山逝世后所设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为例，国民政府按苏联政治体制实行委员制，主席一职开始基本上是虚设，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一切政务由委员处理。所以像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让谭延闿任主席时，既无军权且行政权也非常有限，但1928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担任这一职务时又同时兼海陆空军总司令，并在1930年再兼行政院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当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权力又转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手。这与苏联列宁时期权力中心偏重于政府（人民委员会），而斯大林时期权力中心却在党内并造成其个人独裁的情况是一样的,权力设置容易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党治国，列宁的表述是：苏维埃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的专政”；斯大林的理解和实践就是“总书记的个人独裁和专政”。[20]而蒋介石、国民党干脆就将此引申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集权统治。1960年蒋介石在台湾的第2届“总统”任职期满，按国民党“宪法”第47条规定，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为了既不违宪又要使蒋连任“总统”，国民党使出的高招就是修改《临时条款》，即在其中加上一条：“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为蒋介石做终身“总统”提供了法律依据，并连任五届“总统”，直至1975年病逝，再由蒋经国子袭父位，党治国家蜕变为封建帝制政权。

　　3、军队党代表制和政工制——货真价实的苏联模式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的努力下，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形成苏式政工体制。实际上这也是蒋介石于1924年5月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逐步实现的，从此，“军校办校的形式、制度、人事组织等，都是苏联式的”；并且，他十分重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他甚至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21]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蒋介石对他在苏联所见所闻的一切不可能完全没有感觉或兴趣。对此，某些西方学者也承认，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红军的政委制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7]（p72）“党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确起到整合文武关系的作用，这正是北洋体系十分需要而又未能产生的”；所以在当时，像胡适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曾极力推崇鲍罗廷给中国人带来的苏俄政党那种善于组织的功夫,高度赞扬国民党的军党一体化制度。[22]可见，这是当时的一种趋势。以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军”；只是这个“党军”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却基本上控制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的独裁实际上也是党军领袖独裁。这是蒋介石歪曲性接受苏联一党制经验的结果之一，[11]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关于党与军队关系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容许枪指挥党。1928年后，虽废党代表制，苏式政工体制有所弱化，但并未完全消失，师以上特别党部仍予以保留，且如前所述蒋经国在江西对此还有新的建树。国民党逃亡台湾后，作为国民党在军队中“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又恢复了军队中的党部作为领导核心。并且，蒋介石还让儿子接手“国军政工局长”，并将其改名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企图让他从二十二年前的旧笔记里，找到重整国军和巩固台湾基地的答案。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的方法雷同”,也就是都延袭了苏联红军的政委制。[12]（p54)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的眼光转向俄国，“以俄为师”或“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大势和主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曾身不由己地融入这个大潮之中。但比起共产党人来说，国民党随波逐流、投机取巧，实用主义甚至歪曲性地利用苏俄经验，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旁门对正统”。虽然因军事上的优势曾暂时主导中国，但其结果是被淘汰出局，让历史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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