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の完全着衣:“红军旅”：那个时代不需要的革命——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到《舍我其谁》

“红军旅”：那个时代不需要的革命                                                   ——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到《舍我其谁》
        到目前为止，德国以“红军旅”为题已经拍了6部电影，与此相关的畅销书、非虚构作品、舞台剧、画作、装置艺术，甚至歌剧，更是不计其数。
        大树的枝桠上有一个鸟巢，一只尾巴粗硕的猫爬上树干，咬伤幼鸟。幼鸟掉到草地上，来不及挣扎，就被猫一口吞掉，不剩一根羽毛。
        那是1949年5月的一天，午餐时间到了。不苟言笑的母亲坐在餐桌边，摇铃示意女仆上餐，进餐的时候，分坐餐桌两侧的母子一言不发。父亲突然破门而入，没头没脑地说：“我受够了。”
        父亲回家，儿子迅速转移了他偷偷养的猫，把它放进杂物间的铁笼子，用很多稻草掩盖。可这一切还是被窗后的父亲看得一清二楚。薄暮时分，他提着一只单筒猎枪下楼。坐在房间地板上的儿子透过窗户看到了父亲的动作，并且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砰”的一声枪响，他微微缩颈皱眉，并不意外。
        晚上，父亲给儿子读书：夜莺是上帝的使者，所以它们的歌声才会那么甜美，而猫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属于东方，它们是动物界的犹太佬……        电影《舍我其谁》中的恩斯林和维斯帕（右），因为投身“革命”，两人矛盾越来越大，最后恩斯林放弃了家庭，参加了“红军旅”。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德国电影《舍我其谁》就这样开场了。这部电影以德国学者格尔德·柯能著作《维斯帕、恩斯林、巴德尔：德国恐怖主义的原始情景》为蓝本。维斯帕就是出现在片头的小男孩。他的父亲是一位纳粹诗人。而恩斯林和巴德尔则是恐怖组织“红军旅”的创始人。
        《舍我其谁》2011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阿尔弗雷德·鲍尔奖，同样以“红军旅”为题材，《舍我其谁》与2008年冲击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不同。“巴”的前半段更像一部传奇黑帮片：飙车、乔装、超短裙、政治诡辩，影片当年在罗马国际电影节放映时，一千余名大学生在首映的红地毯两边示威，反对“巴”涉嫌美化“红军旅”；而“舍”节奏舒缓、沉闷，调子悲伤，影片更多地讲述了“红军旅”的前史，到目前为止，包括路透社、法新社在内的国际媒体对“舍”的评价都相当正面，路透社认为“舍”对“德国历史有全新阐释”。
        2011年3月，格尔德·柯能受歌德学院邀请，参加完“天线·歌德版：1967－1977德国红色十年活动”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有人一提起‘红军旅’就说这些人是彻底的疯子。我属于另外一拨人，我们尝试着对这些人做出解读：这些人怎么跟周围的世界全部脱节，烧毁自己跟世界所有的桥梁，一步步成为一个极端的恐怖主义分子。”
        今年6月，安德雷斯·维里尔（Andres Veiel）也将携《舍我其谁》参加上海电影节。
                                                 “德国人民的老朋友”
        导演维里尔是纪录片出身，纪录片的素材和印记在他的第一部故事片《舍我其谁》中随处可见：
        旷野中的原子弹实验场。随着美国发令官一声令下，德国大兵们退到土壕中，充满兴奋地看巨大的蘑菇云升空，大地如山洪暴发一般腾起一波波狼烟。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新式武器的强大辐射力，以为它只不过是威力特别巨大的炸弹。他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了原子弹实验的小白鼠。
        电视直播画面。前纳粹政客接受公审。他在镜头前挤眉弄眼，搔首弄姿，当被问到是否知罪的时候，他镇定地回答：系职责所在……可普通德国青年去国外旅游，当被知道是德国人的时候，会立刻被咖啡馆老板驱逐。
        这就是1960年代的西德。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美国人支持的西德政府中仍有许  多纳粹分子身居要职；美国把原子弹实验完全转移到德国，德国人从不知情到极度恐慌；僵化的两性关系、代际关系、雇佣关系，让私人空间像公共空间一样令人窒息。不安和不满在整个社会发酵，冲在最前面的是年轻人。
        他们以列宁、毛泽东、切·格瓦拉为师；以反越战的美国大学生为师，直接把美国大学生“你杀死了多少人”的口号拷贝到柏林的街头；套上黑毛衣，涂上白色唇膏，以优雅而颓然的姿势在指间夹起香烟，以存在主义为师；读《资本论》、《愤怒的葡萄》；组成各种名目的共产主义小组；把自己的裸照刊登到杂志的封面上；在社区组织性解放运动……
        1967年6月2日，一个不起眼的外交事件——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成为德国各地无伤大雅的学生运动向暴力行动转化的导火索。
        巴列维王朝是“德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了平衡苏联和英国对伊朗的影响，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初就采取了亲德政策，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上台之后，又采取亲美政策。
        敏感的西德青年把伊朗当作德国的一面镜子：两个国家都在美国的庇护之下，经济高速发展和政治腐败并存。伊朗王室成员和当权者利用特权经营各种企业，大发横财，在跟外国签订合同时，充当中间人，收取巨额佣金；王族成员63人，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在德国，利用纳粹发迹的政客仍然占据政经要害部门。
        用黄金建造厕所，用钻石镶嵌马车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携夫人从豪华轿车现身，款款走上西柏林街头，迎接他们的却不仅仅是挥舞的小旗，也有戴着尖顶纸帽的抗议者。
        警察用木棒驱逐抗议者，冲突中，抗议学生班诺欧·诺所格被警察击中头部身亡。
        有人认为，班诺欧·诺所格是“求死以制造事端”。但前几年解密的档案显示，枪杀班诺欧·诺所格的西德警察卡尔·海因茨·库拉斯其实是东德卧底。虽然库拉斯本人不承认受东德指使，但枪击事件后，东德秘密警察机构便切断了和他的一切联系。三年后，曾宣誓愿意把一切献给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库拉斯成为人们经常可以在公园里撞见的醉汉，身上除了一把刀和一个装枪的箱子别无他物。三十年之后，他是一位常常倚靠在房间的铁门上，边听收音机，边喝酒的耄耋老人，偶尔烂醉如泥。不高兴时，会大声骂人。
        不管班诺欧·诺所格之死是历史的必然或偶然，都成为西德学生运动向极端行为转化的导火索。        恩斯林后来和巴德尔（左）成了情侣，他们筹建了“红军旅”。当时的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就像在报道影星。 （格尔德·柯能/供图）
                                              炸汽车·做鬼脸
        目睹诺所格倒下的年轻女子古德伦·恩斯林歇斯底里地喊出：“法西斯国家就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以暴制暴才是惟一出路！”随后，她抛弃了和前任男友伯恩瓦特·维斯帕（Bernward Vesper）所生的儿子，和新男友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在法兰克福的百货公司策划了两起纵火案，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消费暴力，并让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
        1968年4月2日，恩斯林和巴德尔被判刑3年，关在重刑犯监狱。跟两位纵火犯素不相识的左派记者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为他们奔走呼号，并于1970年将两人营救出狱。在逃亡的路上，以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的名字命名的恐怖组织“红军旅”宣告成立，其标志是一把手绘机关枪上叠印“红军旅”的首字母缩写RAF。
        美帝国主义、纳粹政客、资本主义是“红军旅”拟定的敌人，他们要把“绝大多数”从敌人压迫中救出来，采取的手段却是纵火、爆炸、绑架、暗杀。1977年9月5日，西德电视台播报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新闻：“这条公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两辆奔驰被枪打成了筛子。车旁边停放了四具尸体。尸体被布遮盖着，看不见死者的面部。”四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是前纳粹政客、西德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的保镖。而施莱尔本人则被“红军旅”绑架，成为他们要求释放本组织被捕成员的筹码。
        从1967年到1993年，红军旅制造三十余起命案，而他们活动最为密集的1977年被命名为“德国之秋”。
       “红军旅”对同时代人的冲击五味杂陈。当权者当然人人自危，一时间政经大佬的身边簇拥起更多的保镖，每天变换行车路线。然而媒体、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在对暴力震惊之外，对施暴者却有小小的激赏。1968年4月，媒体报道法兰克福百货公司纵火案时，简直把外形俊朗的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恩斯林当作明星：粗体标题，大幅肖像。
        作为恩斯林和巴德尔的同龄人，柯能也参加了大量左派集会，为了更好地“和工农兵相结合”，他甚至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博士学位，进印刷厂当了一名工人。在恩斯林和巴德尔以杀人放火的方式表达愤怒的时候，柯能采取的态度是“做鬼脸”和“吐舌头”。
        因为厌恶当局对整个社会的军事化管理，柯能特意在服兵役期间拍了一张照片，穿着窝窝囊囊的军服，腆肉胸叠肚地站在一排装甲车前，行可笑的军礼，以嘲笑兵役制度。
        1976年到1981年，柯能在《共产主义人民日报》供职，同时他又是“共产主义德国大学生联合会”的一员。“德国之秋”的血腥，让信奉“新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和其他若干拥护毛主义的共产主义小组爆发激烈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值此非常时期，政府很有可能效仿伊朗出台特别法，把全国的左派组织统统禁掉。
        “我甚至为此跑到奥地利去了，就是为了能够使我们的‘中央机构’在奥地利继续出版文章。”柯能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幸好当时政府比较理智，并没有把我们禁掉，反而让我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危急状况有了更多反思。”
        对“红军旅”的恐怖行动，柯能所在的《共产主义人民日报》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这张报纸的评论版甚至经常开恐怖分子的玩笑：你们这样算怎么一回事？……你们不过是利用政界对你们的过激反应，把自己塑造成英雄，自以为很革命……
                                                  舍我其谁，时不我待
        2003年，柯能重返校园，在图宾根大学攻读东欧历史的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是报刊的兼职时事评论员，同时他也撰写一系列历史专著，出版了包括《红色十年：我们的小的德国文化大革命1967—1977》、《维斯帕、恩斯林、巴德尔：德国恐怖主义的原始情景》等书。
        2009年，德国纪录片导演安德雷斯·维里尔找到柯能，提出把“德国恐怖主义的原始情景”拍成故事片。在此之前的2001年，维里尔已经拍摄过以红军旅为题材的纪录片《德国黑盒子》，并获得2002年德国电影最佳纪录片奖。
        《德国黑盒子》以“红军旅”第二代核心成员伍尔夫·格拉姆斯（Wolfgang Grams）和被“红军旅”谋杀的德意志银行主席阿尔弗莱德·霍尔森（Alfred Herrhausen）为主角。电影海报上，霍尔森的左脸和格拉姆斯的右脸拼接在一起，霍尔森的脸是蓝色的，格拉姆斯的脸是红色，两个处于政治谱系两极的男人，他们的命运却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手握重权却在权力中死去；一个具有极强的道德诉求，却沦为灭绝人性的恐怖分子。
        对于“红军旅”，“40后”的柯能和“50后”的维里尔有一个共同的态度：他们的动作被人津津乐道了太久，但他们的心理对所有人来说却依然是一个谜。
与大多数关于“红军旅”的专著、畅销书不同，“德国恐怖主义的原始情景”讲述的时间锁定在 1968年——恐怖行动尚未出现前，从社会背景、家庭影响等角度描摹1968一代的心理曲线；而维里尔在把书拍成电影的时候，又格外强调维斯帕、恩斯林和巴德尔之间的爱情悲剧，并且认为爱情的波澜往往是为政治行动提供动力的核裂变。
        电影《舍我其谁》的片名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柯能和维里尔的企图。“舍我其谁”原典出处是“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这句话曾是1960年代的时代语录，发明者是美国政治家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而罗姆尼的灵感则来自基督教领袖罗比·希勒尔（Rabbi Hilel）。只是，此处“舍我其谁”所展示的不是“天将降大任”的历史正义，而是另一番悲凉：“这些人希望名留青史，却参与了那个时代不需要的革命。虽然他们依旧留名，却是在错误的地方，以及错误的时代。”维里尔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