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仓央嘉措mp3:从革命到北伐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08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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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接过了政权,中国就陷入十几年的军阀时期。袁世凯在世时,军阀系统定于一尊。他称帝的野心,使得他的部下都众叛亲离,洪宪闹剧,匆匆收场,中国又陷入一片混乱。在北方,有他的直系和从直系中分出来的皖系,不断争夺政权,他们派出来的地方军事首长,各事其主,可是也分合无常。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局促于珠江三角洲一隅之地,必须时时仰桂军、滇军和粤军的鼻息,号令不能出“帅府”之门。
救亡危机下的启蒙时代
四分五裂的中国,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如果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可能就被正式瓜分成一片一片,就如同奥斯曼和莫卧儿两个帝国一样,瓦解为依附于列强的许多地方小国。中国的内河和沿海的港口,进出的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货轮,也有外国的军舰,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领域中航行。外国的洋行和银行,不仅经营进出口的买卖,也开发中国的矿产,经营中国的铁路。外商设立的工厂,在中国土地上,用中国的原料、用华人的劳力,赚取中国市场的利润,运回自己的国家。无论哪一个政府,中央或者地方,都必须仰赖这些外资经济,或者向他们贷款,或者购买他们的军火。中国可以说没有自己的经济。中国的民族企业,还没有发展的机会,中国甚至长期没有全国的统一货币,外币和银元都在市面上流通。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之间,中国是一片混乱,乏善足陈。的确,这时候呈现的危机,是时时可能发生的亡国,“救亡”两个字,成为当时压在全体中国人心头上的压力。尤其日本人,在那段时期,时时刻刻在各地都有挑衅的行为,制造事端,以取得中国的让步。日常生活中,生活在租界,或者在通商口岸,必须面对外人或者外国势力卵翼下的华人,各种各样的歧视和欺负。救亡不仅是个口号,而是天天要面对的事实。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在救亡的危机感下,这一段时期,竟可以说是中国的启蒙时代。许多革命前应该想到的问题,在这一段混乱时期,提上了日程,让大家不断地思考,中国怎么走到这个地步?中国该走到何处去?
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从外国留学回来,更多的是在中国接受了现代教育。从总人数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在人口比例上,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受过中学教育的,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卷入了“启蒙”过程。救亡和启蒙,两个任务必须同时进行,也因此,启蒙的意义受救亡的影响,具有严重的急迫感,不免重视很快的效果,而不太顾虑未来长程的发展。
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几乎都集中在若干大城市,尤其北方的北平和天津,南方的上海和南京。此外,广州和香港距离很近,也是华南的中心,武汉则是华中的中心,这两个副中心,论起发挥的功能,只能说是平、津、宁、沪的外围而已。
中心城市的报章杂志,成为讨论国事的论坛。《东方杂志》、《大公报》等,都刊登不同人物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个人对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想法。几个重要的出版社,例如,商务印书馆和更早期的一些书局,一批批地发行导论性的书籍,介绍各种新知和新的学说。上海也有了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事业,以这一个新的媒体,提出许多大家天天面临的问题,用娱乐的方式,提醒大家注意一些生活上的现象。这些新的文化事业,几乎都在租界之中,即使他们指斥当权者,由于任何中国政权无法进入租界,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治外法权,却使中国人获得了思想上极度的自由。在这自由环境中的文化与学术的讨论,其蓬勃的程度,昙花一现,是在后来中国的各种政权之下,不再出现的。
政治理论多元
先说政治理论方面,各种的主义,都提出来讨论。从“无政府主义”到“国家主义”到“社会主义”,都有人提倡、也都有人信从,孙中山在广州虽然施展不开,却是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思考中国的问题,他一方面从美国的“民治、民有、民享”三个理想,延伸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也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过去,尤其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色,吸收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内。他的五权宪法结构,就是从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鼎立体制,增加了中国传统科举的考试和御史台的监察两项权力。以前说过,孙中山是一个边缘人物,在外国受教育,对中国的文化其实并不熟悉,这一段岁月,可以说是他的补课过程,他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的建国蓝图,也在这个时候,有相当具体的描述,如何改善交通、如何开发物产、如何建设工业等等。假如这一套想法,在革命前他已经提出,我想在辛亥革命时,他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尤其社会精英的支持,不至于沦入四无依傍的窘境。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主义在各处都开始传播。俄国革命成功后,一方面有许多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已经在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社会主义和更具体的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对于孙中山的支持,又使得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制度,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几乎都站在这个立场上,和左派不断地辩论。在两者之间,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团主义、乡村自治主义等等,五花八门,都有人提倡。
二十年代时,有过几场大辩论,一个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辩论；另一个则是科学与玄学的讨论。大辩论当然和新文化运动有相当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从中文的白话化开始的,中间又因为抗议巴黎和会的爱国运动,两者纠缠在一起,好像是一回事,其实是应该分开为两件事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除了白话化以外,又带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观念,强调美国的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以为这两个项目,是一切旧文化病症的良药。
有了这么些课题,又有了新的文化和传播事业,不到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造力,一时百花齐放,呈现十分可观的成就。在学术界,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中学,无论程度参差,现代的教育的确已经深入民间。大学教育都以外国的教学方法和学程,教育以万计的大学生,到北伐以后,这一股力量,更上层楼,将中国的学术完全脱离了传统的人文和经典教育,带进了现代的人文社会和科学的教育。
在这时候,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对传统家庭权威的质疑和妇女的独立自主。在这个时期开始,女性要争取自主权,也要争取工作权。很多受过教育的女性,也有自己的职业,更有大批的女工,进入工厂工作。过去传统社会有奴隶,无论是债务奴隶、或是种族奴隶,甚至于世袭的奴隶,在这个时代都逐渐消失。自此以后,社会上只有主仆之分,不再有主奴的阶级。这一个社会革命,逐渐而默默地进行,在十多年的期间,居然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其影响深远广大,都不是政治革命可以相比拟的。
经济的发展和主权立场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当时成为欧战,中国也选择了参加英美法的一边,对德、俄、奥宣战。中国参加欧洲战场的力量,仅是象征性地派遣华工。开战以后,在华的欧美工商企业,纷纷撤离,出现了一个经济上的空白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乘潮而起。许多华商的小银行,迅速发展,提供华商企业的开拓基金。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海银行、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工商银行等等。另一方面,以无锡纺织和面粉业为例,荣家的企业,就是从地方小工厂,得到华商银行的融资,迅速地由一两家小厂,发展到七八家工厂。无锡的轻工业,至少有六七个集团,荣家只是其一。同样的情形,也在上海、天津出现。现代工业的范围,也跨越面粉、纺织,电灯、家用物品和轮船公司。这些企业,分布在上述若干城市,构成了地区性的中心,尤其上海,俨然是中国制造业最密集的地方。资金和职业集中于这些地点,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的都市,和过去传统行政城市和集散中心的性质完全不同,城乡的距离开始显著,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数十年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远超过农村。因为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结构转变,也是影响极为深远。
当时中国至少有两个“中央”政府,一个是北方的军阀主政,一个是南方的革命政权,但在国际场合,尤其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两个政府的代表合组为一个中国的代表团。这一个现象,至少对外说明,中国的内战并不构成主权的分裂,兄弟阋墙,对外还是一个中国。在巴黎和会中,中国面对国际的欺压,中国留学生发动了在和会中的抗议,延伸到国内,就是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欧战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在提醒大家,中国的主权时时刻刻会被别人抹煞。这是“救亡”的要求,提升到全国性的注意。
这时候,徐树铮提一旅之师,直入外蒙库伦,伸张中华民国的主权,至少短时之内,将俄国势力排出外蒙。这一动作,不仅是伸张主权,也是强调中国是个五族共和的国家,蒙古并不只是满清皇室的私属。先父伯翔公(讳凤藻),当时在海军服务,中华民国的海军是大清海军的残余,船少、力量单薄。他当时担任“楚有舰”的舰长,居然以单舰拦截两艘德国军舰,要求火力和吨位更大的外国兵船,在中国领海内,必须交出武装和船舰。他在另一场合,又以单舰,拦截俄国十余艘的运输船舰,遣送俄国人民前往自己选择的地点,整个船队却必须留在中国。这些行动,都是在民族主义高涨,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信心时,才能做到。
从上述政治理论、社会经济、和主权立场各方面说,中国虽然在分裂之中,而且国力甚弱,经济实力也是刚在起步的阶段,但是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和现代社会,铺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且这些努力,是全民共同构成的,并不是由哪一个政权规划的。这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意义。
□　许倬云口述　陈珮馨　陈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