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诡术妖姬若凌直播: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宋、明朝的灭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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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的政治制度与前代之变化
1、宋代的三个变化
现在我们回到宋朝，宋代同唐代相比，政治结构又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是什么呢？
第一、科举制度地位的提高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录取人数有了巨大提高，第二是被科举录取者的地位前途也远好于以前
“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复古。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以外，明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在宋太祖开国时，进士登科寥寥，岁无十数。其时进士甲科亦不过授司寇，或幕职官。至太宗时，亲御便殿临试贡士，博于采拔，待以不次。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褐。或授京朝官，……。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或遂为例。”
“应进士试者，太平兴国八年多至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进士应试已遍及全国，遂定三年一试之制。”
所以在宋代，科举对于国家的文化政治来说已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科举的重视程度，科举成功以后获得的荣耀也是前所未有的！
“唐虽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然其时贵族门第势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长官得自辟署，仕进路广，不专科第。……宋则贵族门第已灭，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权集于中央。社会文教之风更普遍。”
“状元及第更为士人无上光荣”[228]p541
科举制度地位的提升对国家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论述！
第二、中央集权的加强
许多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力都被收归中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财政，军事，和人事管理。
“吏治、兵权、财赋三项，脱离了地方军权之分割，而统一到中央来，中国始渐渐有了一个象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府”
从财政来说各州“置转运使，处理各地方财政，除诸州度支经费外，悉输京，毋占留。从此地方财富亦归中央”。[228]p527
兵权方面，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各地军阀将领的权力，众所周知。同时由中央政府派遣文臣出守地方，“号知州军事，而地方长官遂得重用文臣”。“又命诸州县各选所部兵士，才力武艺殊绝者送都下，补禁旅之缺，其老弱者始留州。从此地方兵力亦移归于中央”[228]p527
吏治方面 “凡地方军民政务，均需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县令亦分由朝官兼摄，称为知县”
“知州、知县，论名义皆属临时差遣，非本职。故宋代州县守令，皆带朝中职事官衔，从此地方官吏，又均得中央任命”[228]p526
第三、相权的进一步分割，对宰相舆论监督的加强
按照钱穆的说法，宋代宰相的权力比起唐朝来是大大降低了，许多原本属于宰相职权范围内的事务都被分割到其他部门去。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而宰相遂不预闻兵事，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
……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228]p555
此外对宰相的监督也大大加强。甚至原本用来针对皇帝的舆论监督的职位现在也全部用来针对宰相。这点也是钱穆大为诟病的地方“宋代这方面，又远不如唐代。那时规定台官谏官均不得由宰相推荐，于是谏官也不属于宰相，他们的职分，变成不是与皇帝为难，而转移锋芒来和宰相为难了。于是宰相无法纠绳皇帝，除非是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身旁，却多了一个掣肘的机关。因御史只限于弹劾违法和不尽职，而谏官则职在评论是非，两职显有分别。在唐代是谏官帮助宰相，在皇帝前面评论皇帝之是非。在宋代是谏官在宰相旁边，来评论宰相的是非了。照理，政府各部分职务上的是非得失，各部分负责人都有发言权，谏官则专用来对皇帝谏诤的，那是宰相的一分职。本来用意，该是用相权来限制君权的，而现在则转成君权用来限制相权了。这一制度之转变，显见是出于皇帝之私心。而且谏官职分本来在评论是非，评论错了也不算违职，也不算犯法，如是则政府中横生了一部分一专持异见不负实责的分子，形成了谏官与政府之对立，即谏官与宰相之对立。”
2、这三个变化的原因与后果
以上是对宋朝在政治方面三个最显著的变化，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方面的引用陈述。我们对这些变化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到本质，看看这些变化的前因后果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这些变化得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们本身造成的后果影响又是什么？
⑴、科举制作用上升的原因与后果
首先我们来看宋朝科举制度规模扩大，影响上升，地位提高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制度本身的继承和积累，宋代的科举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隋唐制度上的开创，以及长期实践积累下的制度上的经验教训，也就不会有宋代把科举制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第二个是技术进步上提供的可能性，最关键的就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导致文化在全社会的推广有了可能，这为科举制在规模扩大，影响力增强上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
宋代科举制规模扩大，影响上升造成的后果是，使得政府真正意义上向全社会开放，一切对政治活动有兴趣有抱负，并且有足够的毅力和才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并且掌握相当的政治权力，一切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言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加入到政府中来，为捍卫自己阶层的利益而活动。科举制度的普及本质上是政治民主化的标志。从实际来说，科举是比现代西方选举制度更纯粹更公平更开放的民主政治的表现。
同时科举制度的广泛实施也使得较高文化素质成为政府官员必须的条件，这也大大提高政治活动的效率，同时也使得文官集团的势力在中国破天荒的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垄断地位，势力空前庞大。这一点对历史的发展是有关键性作用。
⑵、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的原因与结果。
原因同样是两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唐朝中晚期以及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混战，整个社会动荡混乱两百多年的惨痛教训，无论是下层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以及上层统治者，都普遍感到有加强中央政权，防止地方割据局面不断重演的必要性，甚至这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共同呼声。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加强中央政权的迫切性必要性意识基础上，宋朝政府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的种种举措才得以实施。第二个方面，科举制度规模的扩大，文化的普及，具有向心意识的文官阶层群体人数的增多，也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提供了技术上可能性。
中央集权加强的后果是，一方面使得中国政治制度进一步向现代化的国家制度靠拢，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更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央管理负担的加重，导致皇室政治权力的进一步萎缩，为文官集团权力的空前膨胀提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把原先地方分散的矛盾集中浓缩到了中央，产生了新的问题。
⑶、相权分割以及对宰相约束监督机制加强的条件与后果
事实上，和钱穆的非议批评相反，宋代相权的进一步分割，并不是什么唐朝制度的倒退，恰恰相反是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趋势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央集权的加强，导致中央需要处理的事务远远多于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既要避免宰相一人负担过重，又要避免出现宰相个人独裁的局面，最合理的办法当然就是在中央层面实行权力的分散化，本质上这是把过去分散在各个地方的权力，现在都集中到中央，然后在中央再进行分散。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导致的结果，而并非什么人主观意志主导的结果，更不是什么宋朝皇帝对宰相的猜忌心理就比过去的皇帝更重。
对宰相约束监督机制的加强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制衡约束关系，而在宋朝，地方已经完全从属于中央，即便宰相的一部分权力已经被分割出去，但宰相决策的责任和造成的影响依然比过去要大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宰相约束监督机制的加强也就成为必然。而事实上，由于宰相是皇帝任命的，本身就可以看成是皇帝在政府内的代理人，如果宰相令皇帝不满意，皇帝就更换宰相，如果宰相令皇帝满意，皇帝就继续任用这个宰相，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政治的角度上，说对宰相的舆论监督本质上就是对皇帝的监督。
钱穆自己说的一句话也能证明这点
“相权究竟即是君权之化身，后来宋神宗信用了宰相王安石，竭力想推行新法，而一辈谏官，横起反对，连神宗也无奈之何。这是皇帝自食其果了”[229]p90
之所以没有专门设立对皇帝的舆论监督，是因为这个时候王室对国家的政治干预能力已经被降低到最小限度，整个国家真正走上由国家政府来进行管理的正轨。即便是皇帝本人，他的任何政治举措都必须通过政府来进行，他无法绕开政府，另起炉灶，通过自己另外一套班子去实现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干预。这个时候中国社会也完成了从战国时期，国为家的扩大，官员大臣就是王室的家务官到王室与政府分离并立对峙，再到政府真正全面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控制权的过程！
这也导致皇权的削弱，或者说导致政府内难以形成一个独裁专制的力量，甚至是宰相和皇帝的联盟都难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意义上说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本质上不过是把原先在地方上的分散现在摆到中央的层面上进行分散。
以上所说的变化造成的结果中，文官势力的空前庞大以及皇权的削弱应该说是格外重要的两点，而且这两点和许多人一般的对中国古代的观念想当然的看法也不符合，所以应该更详细的用事实证明一下.
2、宋代对文官的优待
⑴、三个方面的优待
宋代对文官士大夫之优待乃是彰明昭著的事实,钱穆列举了三个方面。
第一，官俸高，以宰相枢密使为例“有正俸；有禄栗，有职钱，有从人衣梁，又有冬春服，冬陵二十匹、绢三十匹，冬棉一百斤。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米麦羊口各项，至外官有公用钱，有职田，有茶汤钱，又有添给。”[228]p543-p544
此外官吏退休之后，“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
“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取财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代优待官吏的情态”
第二、“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王安石乃以祠禄处异己，著令宫观无限员数，又听从便居住。要之为吃闲俸而已”
[228]p544
第三、泛滥的恩荫制度。所谓恩荫就是一人当了官，其亲属朋友便也可以当官。“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姓亲，乃至门客。总之是朝廷恩意，没有子孙近亲，便只有一鬻卖朝恩，把异姓及门客来充数。甚至甫莅位即得荫。甫荫即给俸，甫荫即服章。甚至未应娶妻，已得任子”
“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后，即须万二千员”“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
[228]p545
对于宋朝这种格外优待文官的现象，许多人发表过意见，大部分是从宋代皇帝之主观意愿来分析，这当然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失之肤浅了。在这种表面现象背后更本质的原因是皇权的衰落，以至于皇帝不能不依靠讨好笼络文官，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权威
⑵、对宋代不杀士大夫现象的分析
李峰通过论述北宋不杀士大夫的现象对皇权和文官势力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230]，观点还是切中肯綮的。许多人都注意到宋朝不轻易杀戮士大夫的现象，前面引用的钱穆的话也说“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一种解释是宋太祖在太庙里立有誓碑，其中一条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种解释也并非凭空捏造，向壁虚构，在许多史料上都记载着类似的说法，如《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避暑漫抄》，甚至作为正史的《宋史.曹勋传》中都有记载。
但是民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却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通过对誓碑、誓约的考辨,指出所谓的‘太祖誓碑’等‘本俱伪造’”[231]。
上世纪八十年代，“杜文玉再次撰文列举大量证据力辩誓约之伪,断言‘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232] 。杜文的论述严谨翔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经该文的考辨,誓约之伪已昭然若揭。”
既然“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而宋朝不轻杀文臣士大夫的事实又是大家所公认的，李峰也说“有一个事实却无法回避,那就是进入中期后即真、仁、英、神、哲、徽诸朝,若非犯了谋反之类的重罪,诛杀士大夫的事情确实并不多见”[230]（事实上也并没有谋反的士大夫），也就是许多文官犯了当杀之罪如贪污如渎职，最后也都轻判放过了事，那么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奥妙究竟何在呢？
李峰对此的分析颇为精要，宋代大力推行科举考试的结果是国家大权被文人士大夫阶层操纵。
“从太平兴国二年( 977) 至淳化三年(992) 的16 年间,8 开科场,取进士诸科6000 多人。……太宗末年,柳开说当时的政局是:‘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簿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上所取贡举人也。’ 此亦标志着宋代以科举取士为核心而构成
的文官集团———士大夫集团的基本形成。到仁宗时,士大夫阶层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如仁宗时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与士大夫一枝独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前代相当活跃的武官、宗室、外戚、宦官等政治势力,在北宋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大多只能充当配角
”[230]
文官阶层政治力量的空前膨胀，皇权的衰弱，导致皇帝不得不依靠拉拢文官才能确保自己的权威，行使自己的意志，他们不轻杀有罪文官，很多时候并非不愿意杀，而是不能够杀！
李峰引用苗书梅的话说:“宋代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政治力量空前强大,他们对防止皇亲国戚与宦官专权起了重要作用,在最高统治者意志动摇,准备或已经重用宗室、外戚、宦官时,士大夫往往能坚决地进行反对,并多数取得了胜利”[233]。而“ 宗室、外戚、宦官等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乃皇权之延伸,但由于他们在宋代萎靡不振,遂造成皇帝独自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相对垒的尴尬局面”[230]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也就只能采取拉拢讨好文官阶层的政策，惟恐一不小心得罪势力庞大的文官士大夫群体。
“神宗曾感叹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听了当场指斥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马上神情‘耸然’,连声说‘朕不敢! 朕不敢!’[234 ]p318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皇帝没有其他“能与士大夫集团相抗衡的势力”，在“在面临重大政治斗争时往往得不到强有力的援助,因而在士大夫集团的强大攻势下,往往以妥协而告终”[230]。就算他想杀有罪大臣，也无法如愿。
李峰举了很多例子
“如庆历三年,高邮知军晁仲约身为朝廷命官,却去犒劳一支路过其境的起义军,仁宗知道后非常愤怒,要求朝臣议论当处晁仲约以何法,显然是已动了杀机。……参知政事范仲淹却把责任推到了国家的头上,所谓‘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竭力为晁仲约开脱,力劝仁宗免除晁仲约的死罪。”[230]
事后范仲淹对富弼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235]p1336
再如“ 神宗时因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而宰相蔡确拒不执行,并以整个官僚阶层的代表的名义向神宗施压,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久之’,估计斗争不过蔡确等人,才勉强答应改为‘刺面配远恶处’。但即便如此,也遭到反对,门下侍郎章即抗声说:‘如此即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听了非常气愤,声色俱厉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章的回答竟然是:‘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236]p690-p691 于此可见文臣之跋扈与皇权之软弱。”[230]
又如“神宗时知州张仲宣因为收受贿赂,‘坐枉法赃论当死’。此前一名叫李希辅的官员因收受贿赂当判以死刑,因法官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而代之以杖刑和黥配海岛之刑。此时在处置张仲宣案时,法官就以李希辅案为参照,免除张仲宣死罪,而代之以杖脊、黥配海岛。这在当时已是法外施恩了,可其时任职审刑院的苏颂仍觉过重,遂在神宗面前力辩张仲宣罪行较李希辅为轻,并且向神宗请求道:‘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得无重污多士乎。’于是神宗‘乃诏免杖、黥,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236]p586。‘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237]p10868”[230]
“最初执政大臣为犯罪者开脱时,往往还要找一些理由,并且还不敢说有所谓的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如范仲淹在为晁仲约开脱时,即对富弼说什么‘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而到了神宗时,由于朝廷长期不能对大臣用刑,遂使蔡确在为漕臣开脱时,便去掉了’轻”字,而径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并且也不再煞费苦心地去为犯人寻找借口了,径以此来迫使神宗就范,说什么‘臣等不欲自陛下始’。”[230]
到这里，我们大体应该明白，文官势力的膨胀，皇权的萎缩才是宋朝不轻杀士大夫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也就难怪李峰最后得出结论
“真宗以后,士大夫阶层随着自身势力的膨胀,其行为也渐趋嚣张起来,为了满足自己阶层的利益,不断地与皇权进行斗争,通过频繁地敲打皇权,为自身谋得了一项项的优厚待遇,而免死权的获得即是其中的一项。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仁宗、神宗并非不想诛杀士大夫,只是由于受到了大臣们的强烈抵制,方才没能如愿。因此,设若宋代皇帝地下有灵,得知学者们数百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他们有所谓‘不杀士大夫’之家法,恐怕只能摇头苦笑了。”[230]
当然，话还要说回来，宋朝皇权虽然萎缩，但皇帝还毕竟可以通过给予士大夫的种种优待来换取文官阶层一定限度内的支持合作，形成某种默契，并且通过任命自己所信赖的宰相来实现对整个文官阶层的驾驭，因此说宋朝是“皇帝独自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相对垒的尴尬局面”，未免还是言过其实了。而到了明朝，随着宰相这个职位的废除，皇权进一步萎缩，甚至连通过优待士大夫来换取一部分文官的支持，这点都已经无法实现。这个时候才真正出现了“皇帝独自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相对垒的尴尬局面”，皇帝一个人要面对官僚阶层群狼般的围攻，简直如狂涛怒浪中的一叶孤舟。这时的情形比起宋朝来又是另一番景象。关于明朝时期的状况，我们在下面专门进行详细的分析，
3、从宋代的几次改革成败看宋代对文官优待笼络政策的后果
宋代对文官的这种优待笼络政策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从理论说，由于宋代给予文官集团的这种优厚待遇，文官集团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特权阶级。一旦平民知识分子当官以后，他完全可能因为当官特有的优厚待遇，当官特有的经济利益，而脱离其原有的阶级，脱离其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比如工商业集团），而成为为政府为皇帝效力的这个特权官僚阶级中的一员。
但实际上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阶层向来就有所谓君子小人之分，国学大师钱穆也曾经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成真士和假士。君子与小人也好，真士和假士也好，这些区分并非仅仅只有字面上的意义，实际在政治上，这种区别也有重大影响和作用。
所谓君子，首要一个条件就是不自私，除了能想到自己的利益，还能想到自己从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的的利益；其次一点是君子是不能够用金钱权势地位优厚的待遇这些东西来收买的，也是不能够用严刑惩罚剥夺生命这些来威胁的，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就是说这个了。
这两点，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君子即便当了官，即便享受到了当官的优厚待遇，他也并不会因此蜕变成为这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仍旧和原先所属的那个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直接充当原先所属阶层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在君子看来，这是自己不忘本的表现，是自己当了官也不忘民间疾苦的表现，是自己能够为民代言的高尚品德之反映（当然这里的“民”自然是这个君子“从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
不要小看这些君子的力量，君子们往往能够赢得舆论支持，他们本身也确实多为人正派，刚正廉洁，更容易赢得同情。而一旦他们赢得舆论的支持，一些中间派，摇摆不定的人都能被他们裹胁着一起走，这样形成的势力就更加巨大。所以君子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因为由于这些人的重大作用，所以并非宋代实行了对文官笼络优待的政策，文官们就自动全体成为和皇帝合作默契的一个特权官僚阶级了，远非如此。这中间还是要有很大曲折的。
现在再来说小人，小人首先自然是自私自利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亲戚朋友都可以出卖，那么当然不会去顾虑自己原先所属的阶层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只要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就足够了。所以小人是可以用金钱权势来收买，也可以被威胁的。所以小人当了官之后，享受到了当官的优厚待遇，确实可以蜕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完全以自身利害关系为转移，而和自己原先所属的阶层之间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推行一个政策，对他本人有利，那么即便这个政策损害了原先他所属阶层的利益，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同样不要小看小人的力量，小人善于见风使舵，善于察言观色，同时也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是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优势。更重要一点是他们在人数上可能更为众多，毕竟大部分人都有自己人性上的弱点，那些真能做到置笼络优待于不顾，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毕竟还是少数。
在宋代，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官集团已经控制政权，皇权已经极度衰弱，这点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是，文官集团内本身就有分化，如果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君子和小人两股力量之间的抗衡。我们可以说这两股力量本身大致上势均力敌，而这个时候，皇帝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天平上砝码的作用，这个砝码本身分量虽轻，但是无论放在哪一边，力量平衡都会被打破，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宋代几次改革失败与成功，也就能理解其背后实质性的原因。
北宋前期，皇帝倡导下进行的两次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这失败的原因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说什么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或者什么积重难返回再或者是改革者个人能力不够以及皇帝支持不够坚决之类滥调，关键的问题正在于文官力量过于强大，早就压过皇权，而皇帝又过于重用君子。
为了说明问题，先拿西汉时期的情形做一个对比，西汉开国是在公元前206年，以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任命桑弘羊担任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工作，推行均输平准政策（此前不久已经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和算缗告缗政策）算起，此时距离开国已经96年。
也就是西汉时期，即便在开国96年以后，只要皇帝愿意，依然可以通过推行削弱剥夺商人豪强经济利益的政策来增强国家实力，把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国力，并达成打击外来野蛮民族侵略的目的。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这个时候，皇权的力量还相当强大，政治还并不那么民主，皇帝还可以依靠外戚亲信贵族的力量以及私人化的军事武装（即只从属皇帝或皇帝亲信的军队）和民间的既得利益阶层、民间的经济力量相对抗，强硬推行财产转移分配的政策，来加强国家的实力。
那么宋朝的情形又如何呢？宋朝前期有两次类似目的的改革，一次是庆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两次改革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庆历新政是“庆历三年（1043 ）九月，宋仁宗批准范仲淹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的改革方案，庆历新政由此展开”[228]。这年距离宋代开国是83年，比西汉时期桑弘羊的改革还早13年，从朝代周期发展的规律上来说还占据优势，但是结果如何，仅仅到了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等新政领袖就被罢免。过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又有王安石变法，结果同样是以失败告终！
是皇帝不支持新政么？错！事实恰恰相反，新政从一开始就是皇帝大力主张和推动下，才得以开展的，范仲淹等人反而倒是显得被动消极！
我们来看看钱穆的记载“仁宗正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治的意见。”[228]也就是皇帝有很迫切的通过改革来增强国力，为抵抗外侵提供财政支持的愿望，所以才任命范仲淹等人。然而范仲淹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这态度就很暧昧了，至少是慢悠悠，心里一点不着急的样子。钱穆评论说“是韩、范等虽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审慎回翔，未敢轻举”。宋仁宗看见自己如果再不催促他们，范仲淹等人恐怕就这么不紧不慢的一直拖延下去，于是也就不再和他们含糊了。“一日特开天章阁，诏对赐坐，给笔札，使当面疏奏”。范仲淹等人看见皇帝已经把面子拉下来，催促到这个地步，于是“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正因为如此，钱穆评论说“可见宋朝变法，亦由皇室主动，不仅神宗于王安石如此，即仁宗与范仲淹亦然”[228]
范仲淹的新政虽然也试图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还是小心翼翼,惟恐越雷池半步。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政见，钱穆将其分成三类“前五项是澄清吏治，后三事属于富强，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澄清吏治不必多说，这应该是属于在原有范围内，通过澄清吏治来最大限度的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所谓富强的三项是什么呢？“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这三项可以说毫无新意，甚至给人的感觉是讲了等于没有讲，有点用陈套来敷衍的感觉。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极尽敷衍谨慎之能事的改革方案，也在一片反对的声音与浪潮中，迅速失败倒台。
说实话，对于我们的论证来说，范仲淹的新政并不典型，但也正因为它并不典型，所以虽然失败了，范仲淹受到的攻击毁谤也还少，范仲淹本人的品格道德在当时也还是受到推许的。相形之下，王安石的变法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了！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这一段话，或许有启发性
王安石说“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阡陌闾巷毫无身份地位的平民百姓，都能够把获取和付出的权利收归私有，都能擅自获得各种物品流通贸易的利润，来和皇帝争夺百姓，放纵他们无穷的欲望，而不必显贵强悍之后才能做到这些。这样的话，身为天子而不失去百姓的支持，也不过只剩下一个名号而已。就算吃蔬菜穿破烂的衣服，成天憔悴忧愁，为国事操劳，以使天下人人能吃饱饭，使国家安宁，政治平稳，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必须选择官吏，控制管理天下的财务，即便是尧、舜也不能不把这作为要紧的事情来办，更何况后代呢？
王安石的这段话可谓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甚至可以说是指出了后来明朝灭亡最关键最根本的地方。尤其把这段话崇祯皇帝的遭遇做对照，不能不说王安石是个天才的预言家。
应该说王安石的想法是很正确的，而他的变法措施也正是力图贯彻他的想法，通过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干预管理，来增加财政收入，为政府行使国家职能如抵御外敌侵略，救济灾民，文化教育提供充沛的财政支持。当年汉武帝正是通过任命桑弘羊，实行类似的政策，才得以完成对匈奴严厉打击的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宋代初期的时候，在政府内部主要是真士也就是君子控制政权的时候（王安石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真士”，也是一个“君子”，只不过他是“真士”中的“真士”，不仅超脱于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且也超过于一般的阶级和小集团利益之上，而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实行这种性质的改革，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注定要失败！无论领导者的才能多么卓越、品德多么高尚（王安石的才能不能说不卓越，品德不能说不高尚），皇帝支持的决心多么坚定（宋神宗支持改革的决心不能说不坚决），都无法改变结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出在到宋朝的时候，中国政治制度的进化已经过于超前，已经先进的有些过头了！皇权过度削弱，政府过度开放，政治过度民主，平民力量过度上升，等级制度过度破坏，舆论力量过度强大，（再加上一点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但思想意识却根本没有成熟，象一个被惯坏了孩子一样）所有这些都导致以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控制为目标的改革在大批自认为民请命，以平民以及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自居，以君子自居，置个人得失于不顾的文官集体反对之下是不可能成功。
政府过分开放，再加之文官中那些自认为是“为民请命”的君子占据要位，控制舆论，结果就是政府内从上到下充斥的文官多是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尤其是商人市民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从自己所代表的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对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这一点是深恶痛绝，竭力反对的。皇权过度削弱的结果是，皇帝除了依靠政府的文官系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离开了文官系统的支持，皇帝在政治上在国家大事上要想有所作为就几乎寸步难行，甚至即便是皇帝和宰相结成联盟也都是如此，你上面尽管竭力推行吧，下面基层的文官系统照样对你阳奉阴违，你有什么办法？更何况上层的文官照样和你捣乱，让你焦头烂额，应付不暇，你就算是有三头六臂，想要成功，那也是做梦！再有一个舆论监督力量过于强大，你的政策尚未推行，就已经被骂的狗血喷头，批的一文不值，试问你还怎么推行你的政策。就算推行了下去，稍微有点差池，稍微有点纰漏，就被人抓住把柄，拿来大做文章，被攻击的体无完肤，试问你的政策还怎么坚持下去？偏偏皇帝还无法操纵控制舆论，皇帝和宰相的联盟都无法操纵控制舆论，这就叫一个死活都没有办法！
这时候支持王安石改革的都是所谓小人，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都是所谓君子，为什么呢？理由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君子都是不自私，除了想到自己的利益，还能想到自己从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的的利益”。而一般工商业阶层、市民阶层、资产阶级阶层通过科举而进仕途的概率更大，机会更多（因为一方面有经济上支持专心读书的可能，另一方面有通过读书来改变无权无势的决心和毅力，尽管在事实上宋朝是不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具体落实过程中，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执行是很成问题）。所以这些君子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自然竭力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加强控制管理的举措。再加上既然是君子，自然不畏强权，反对皇帝反对宰相这两点就足够让他们热血沸腾，正义感十足。而小人呢，是自私自利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亲戚朋友都可以出卖，那么当然不会去顾虑自己阶层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只要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就足够了”，既然迎合皇帝与宰相能够得到重用，那就当然去迎合了！这也是为什么支持神宗和王安石的小人居多。
从皇帝本人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希望改革，当然是希望国家通过加强对私人经济控制来增加财政收入，来使自己这个皇帝当得更威风，更体面。这是皇帝本人所处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神宗以后的皇帝不考虑太后因素，多喜欢任用新党，至于这个新党是不是小人，那就顾不上了，这其中也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
宋神宗还是放不开，他任用的王安石本身还是一个君子（尽管这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君子），个人品德操守以及才华文章都是一流的。所以在打击那些反对改革的文官，打击政敌的时候，有些手脚还是放不开，有些文章还是做不到家，改革的领袖是君子，下面的喽罗是小人，最终把君子的劣势和小人的劣势都合并在一起，根本无力和文官中的君子阵营相抗衡，这样的改革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
而到后来的宋徽宗，手脚就放开了，既然任用君子无法推行改革，就只能彻底使用小人来推行了。并非是皇帝不知道君子品德高尚，君子的个人操守令人感动，并非是皇帝不喜欢君子，但实在靠君子，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啊。于是干脆直接任用蔡京等人，在宋崇宁四年（1105年），把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309人列为元祐奸党，并且下令在全国刻碑立石，“以示后世”。通过这种方式，将文官集团中那些所谓的君子，那些置优待笼络于不顾，置个人得失于不顾，而一心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的官员全面的打压下去。重新把文官集团整合成以小人为核心骨干，能脱离开原先所属阶层利益关系的一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完成了王安石想完成但没有能够完成的财政改革，才使得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上升了一个台阶，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困难。
历来一般对蔡京的评价，只说他是个奸臣小人，空挂着一个新党招牌而已。但实际上，说蔡京是小人可能不错，但若说他空挂着新党招牌，则不对。实际上蔡京此人是有真才干，在宋代的财政改革上是有真作为的。关于这一点，仅仅从蔡京实行的茶法改革上就可见一斑，具体可见黄纯艳所著的《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一文。这里不妨引用其中的几句话来说明问题“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注：《水心集》卷4《财总论二》。）其中茶利就是重要部分。王应麟也说：‘崇宁以后（茶利）岁入至二百万缗，视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并习引法，置都茶场，岁收四百余万缗”“蔡京茶法自身所经历的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过程代表了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在南宋都采纳了蔡京政和合同场法以引榷茶的基本模式，使宋代茶法最终全面走上了以引榷茶的轨道。”“蔡京改法以后，实行以引榷茶，由太府寺和京师都茶务垄断茶引印卖。榷茶的主要收入即卖引钱完全归于中央。卖引钱以外的茶租和茶税也归于中央。所以王应麟称蔡京茶法是‘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矣。’南宋的以引榷茶制虽允许地方卖引，但朝廷给降地方的茶引都‘登载文历，出入明白，为辖官者不过谨出纳之司而已。流通则桩管月廪，阙乏则告急于朝，（地方官）虽有他巧无所施之。’（注：《宋会要》职宫41之68。）卖引钱及引钱外的其它茶利仍统归中央。李纲评论蔡京的茶盐法改革时说：‘崇观以来茶盐之利在朝廷，则朝廷富实’，‘比年走商贾，实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盐之利在朝廷也。’”[239]
但皇帝的砝码偏向小人，固然是能把财政改革推行下去，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但也却因此带来了另一个相当严重的大问题。那就是以小人为骨干的文官集团，虽然在与皇帝达成合作的默契更容易，但这个文官集团本身却也因此变得更加的涣散腐败，本来已经是打不能打，杀不能杀，贪污了不能严厉惩罚，渎职了不能严厉惩罚，现在再加上小人本身就是自私自利，缺乏自我约束，缺乏道德约束，那这样一个文官集团控制下的政府，纵然没有财政危机，那也只能是一个相当软弱无能散漫的政府，根本无力把巨大的财政收入转换成强大的国力，于是蔡京当政，固然使宋朝政府在财政收入上获得更大的成功，但随之而来的是北宋的灭亡，好在还有南宋接续。但南宋本质上又是北宋末期情况的继续延续。于是就这样一直拖到了蒙古入侵，宋朝彻底灭亡。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即便在宋代，在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的情况下，让文官集团站在皇帝的立场，站在国家的立场，通过加强对私人工商业控制的改革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开始宋朝的皇帝主要依赖文官中的那些君子，范仲淹是君子，甚至王安石也是君子，结果是行不通，在文官集团的强大力量面前，这些改革只能以碰壁失败而告终，然后皇帝干脆依赖蔡京等文官中的小人集团，这才取得了成效。但这个成效本身又是以相当大的牺牲和代价来换取的。
现在的人只要一听见新政，一听见变法，一听见改革就忙不迭的叫好，既然是新政，是改革变法，那当然就是站在历史进步的一面，是动摇封建秩序，是使社会向跟接近于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应该热烈赞扬歌颂！而反对新政，反对改革变法的当然都是落后腐朽保守，应该猛烈批判。他们全然不动脑筋，不顾改革的实际内容究竟是什么，反对新政变法改革者的理由又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管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是否前后矛盾！！以这样一种想当然的态度去评价历史，那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始终不得要领的。
进步先进，反动落后这些名词，在他们的嘴巴里完全失去了本身意义，成为他们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乱贴标签，乱扣帽子的法宝！
当不涉及所谓改革（尤其是失败的改革）的时候，这些人所理解的进步与反动，开放与保守究竟是什么含义？他们无一例外的是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干预，对私人商业的管制和征税作为反动保守落后的表现，而把国家放弃和削减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管制，采取放任无为的政策作为先进开放的表现。
然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失败的改革的评价，他们的判断却与他们一贯持有的逻辑开始截然相反了，在他们那里，一切对中国历史的评判都仅仅从属于丑化中国历史，矮化中国历史的目的。既然赞成改革的力量失败了，反对改革的力量成功了，那么成功的力量当然就一定是落后保守反动的力量，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挨打，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他们根本不去考察历史事件的具体内容，就抡起批判的大棒，对某一方的历史人物拼命抨击敲打，最后演出的不过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的滑稽剧
正因为如此,一些人不问实际，不顾真实，把王安石改革说成是革新进步，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概打成反动落后守旧。这是相当可笑的。实际上，如果按照他们一贯的逻辑，王安石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也就是国家的立场上，通过增加对商人市民的控制盘剥让国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取利益，来增强国力，王安石才是反动落后保守，才是维护君主专制，用国家干预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分子，而司马光等人却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站在商人市民资产阶级私有者的立场上，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加强控制管理，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人为干预，主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市场自由主义，他们才是站在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政治障碍，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国家侵犯私有财产的先进立场上。
而现在的某些论者却自相矛盾的完全颠倒了评价了，把王安石主张的国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干预，说成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似乎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干预，商品经济反而倒不发展了一样，把司马光等人一概打成了保守派落后派，封建地主制的维护者，封建专制的维护者，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自然经济的顽固派，把王安石改革失败说成是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封建专制力量过去强大的结果，真不知道是从何说起!还以此说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落后性，停滞性，保守性。看来在僵化的思想，陈腐的概念束缚之下，一些人头脑的混乱，真是可以达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自相矛盾的本领可以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也确实不得不令人佩服。
其实我们看看历史当事人的对话，也就可以明白真实的情形究竟如何？“《宋史.司马光传》记载神宗时
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转引自[240]p191）
这段话里，国家财政困难，于是神宗召集大臣讨论，司马光的意思是救灾需要节约开销用度，应该从权贵和皇帝左右亲近开始，而王安石的意见是，国用不足不是真的由于国家经济不发展，依靠节约皇帝或贵人的生活开支，用节省下来的那点可怜的费用来勉强支撑，根本不是长久之计，最根本的是没有得到善于管理国家财政的人。然后两人展开争论。
两人最关键的是两句对话
“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赋的本质是农业税收，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足”，显然是说通过农业税收以外的收入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显然就是通过对私人商业活动控制和管理来增加收入。而司马光的回答也是一针见血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确实在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收入多了，相应的民间私人工商业者利润就少了，这是必然的。即便在现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偷税漏税的行为!司马光看来，通过增加农业税以外的手段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危害比直接增加农业税还要大！
很清楚从两人立场看，司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业者的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王安石则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站在皇帝的立场上。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应付财政困难，应对自然灾害的办法就是“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而王安石的办法就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管理，所谓“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某些人为了强奸历史方便起见，可以任意歪曲历史人物言论的真实含义，司马光言论“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 被硬说成这是否定商品交换.
司马光主张商业自由发展，反对国家对私人商业的干预，到了这些人的嘴巴里又变味了
司马光说“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被说成是“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谷霁光）
最荒谬的是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很显然，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会明白司马光这里所说的民就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百姓平民，然而在某些人那里，却又无耻对“民”做了满足他们心理需要的解释，
谷霁光说“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241]
于是司马光所谓的“民”就被这么轻飘飘一句“实即豪强”算是做了了结，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司马光打成一个下贱的毫无廉耻的权贵豪强走狗，但这样许其说是研究历史，不如说是强奸历史更为妥当一些。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篇网文中的说法
“司马光的幌子是“官不与民争利”，实质上这个官是指朝廷，民是指权贵，意思是朝廷不要和权贵争利。”[242]
其实这种逻辑我们并不陌生，看过一些文革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书籍，里面提到孔子所谓的君子和小人，是怎么解释的，这些书告诉我们“君子”就是奴隶主，所谓“小人”就是奴隶，于是一切对君子的歌颂赞美自然成了对奴隶主的歌颂赞美了，对小人的抨击就是辱骂仇恨奴隶被压迫者的铁证，用这种手段来批判古人真是无往而不胜，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高明出几分，任何古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轻松而省力的被鞭尸，不过喜欢采用这种手法来解释历史，来批判历史人物的人，在畅快的同时也证明着自己的缺德而已
这种情况不是能力问题，思想水平问题，而是史德有问题，古人纵然已经安眠于坟墓中，不能为自己说话，但这样扭曲作者原意，硬把作者没有的观点强加到他自己头上，若不是昧了良心，也是做不出来的。
其实司马光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法，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为权贵效劳鼓吹？看看当时一般群众对他的反应就可以明了，在《宋史.司马光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 “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
以上记载或许有溢美之辞，但恐怕也并非凭空虚构
莫非在某些人看来，这里“民遮道聚观”，“天下之民”，“京师人罢市往吊”，“岭南封州父老”，“长安石工安民”都是所谓的权贵，或者都是权贵走狗不成，难道蔡京等人反倒是打击权贵豪强的英雄豪杰不成？真当别人都是傻瓜了！难道他们真以为自己的对历史的肆意歪曲，任意篡改古人原意来迎合他们自己僵化猥劣的思想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事实只能和他们的歪曲篡改相反，正因为司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业者立场，站在市民的立场，站在中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说法，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才得到这些人的爱戴拥护，所谓“京师人罢市往吊”，从罢市二字可看出，这些京师人就是在城市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市民，而“长安石工安民”显然也是一个平民手工业者。
我这里不是要为司马光平反，更不是要为司马光张目来贬低王安石（事实上就我本人而言，更倾向于王安石，更赞同王安石的做法），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如果要保持某些人的逻辑一致性起见，司马光等人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的代表，开放的代表，是代表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是反对皇权专制的积极实践者。而王安石则是完全站在皇帝的立场，国家的立场上，是站在阻碍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的立场上。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首先无论贬低王安石还是贬低司马光都是错误的，他们都是中国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杰出分子，都是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就具体当时情况而言，王安石的立场更有益。这并非是王安石代表进步，恰恰相反中国当时不是不够进步，而是进步的过头了，王安石变法就是把中国往回拉一点，倒退一点。而司马光等人不是落后保守的代表，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就是进步的体现，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进步已经是过于超前了，有害而无益！打个比方，就如一个人在前进的路上，这时候大地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无法绕行，这道裂缝阔两三米左右，如果就直接站在那里，立定跳远肯定跳不过去，要摔进裂缝，但如果倒推个五十米，然后来个助跑冲刺，就可以跳过去，王安石的变法实质上就是要社会先倒退这五十米，然后通过助跑冲刺跳过这个裂缝。而司马光等人就是不愿意放弃已经获得的进步，不愿意倒退这五十米，就这么直接往前走去。
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已经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不歪曲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才能有一个公道，才是对古人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对历史人物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有些人已经习惯于用二元对立论来看待评价历史人物，在一个历史活动的对立的两面中，必然有一方是进步的革命的，另一方则是落后的反动的，却不知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去评价历史，往往错误的离谱。事实上对立的两面正是一个事物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产物，削除掉对立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说明这个事物的发展程度，对立的两面本身就是进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硬性把一方打成落后保守，另一方面戴上进步的高帽，本身就是极端愚蠢的思维方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