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手游杀人获得称号:寻找礼乐之邦失落之因好社会，设计不出来

在大部分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当中，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里，中国长期面临着“亡国灭种”的艰局，“救亡图存”也成为了判断中国近代史所有问题的评价标准。而为这一切做合理性注脚的，正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那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行为在60年前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在30年前，又有一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会议召开：人们在回顾了前三十年的历史后，决定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奉为圭臬。这种变化，无疑是一种进步。【参与评论】

为革命而革命：渴望“彻底解决”问题的群体躁动弥漫近代中国
晚清以来，中国一再被西方列强击败，“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救亡情绪日趋极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而“革命”的目标也不断推进，最初只是政治革命，随后向社会革命推进，最终文化也要革命。本来革命只是手段，其后革命演化为目标（为革命而革命）。革命日趋崇高，成为一种神圣的符码。而这种以极端为“美”的思潮也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详细】


晚清改革是近代革命导火索

辛亥革命浮于表面

中共建国完成彻底社会改造
晚清宪改失败：精英认为体制内改革见效太慢
晚清，统治者针对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提出推行改革，循序渐进是当时对改革的一致认识。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社会思潮逐渐由渐进向激进的转变，急功近利成了主流，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要求分权，宪政改革被作为一种政治改革方案提出，然而由于民主政治的建立前提是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当时中国缺乏建立宪政的基础。晚清宪政改革不可避免要遭到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详细】
辛亥革命：精英不满改良进而变更国体以图强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头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这场以推翻清政府建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为目的之革命风暴。虽掀翻满清帝国的统治，建立民国政府，但究其本质来说，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般光鲜亮丽，尤其是受制于时人的苟安心理，令这场革命最终浮于表面，完全看不到为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所应进行的社会变革和改造，对这个国家来说，不过是换个政府进行统治罢了。【详细】
“五四”运动：从变革国体到改造国民性
可以看出一条反思的基本线索，从军事回应的失误，到政治制度，到社会组织，尔后走到“五四”，要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这是最后一道防线，把中国最好的精神资源都看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应付现代化大潮流的制度资源。中国的本土资源被“五四”的部分精英们认为只能“丢到茅坑”里，从思想价值到文化品格、从社会管理到制度建设都是只会妨碍现代化的垃圾。【详细】
中共建国：改造社会与改造国民性双管齐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府，不仅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件事，更标志着以这个政党领导的一场席卷全中国的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下面，将从军事斗争转为第二阶段：全面的社会改造。在这方面，中共交出了一份令人赞叹的成绩单，它以其严密的政党组织，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完成了对中国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彻底的改造，完全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详细】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线：改造社会 改造人 改造灵魂与头脑
反传统的根本任务就是改造人，从粱启超的“新民”、谭嗣同的“新人”，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1949以后的“斗私批修”、“破四旧”（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迷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提倡所谓“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一条最主要的思想线索，它明白地宣示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只有通过改造人，才能改造社会；只有改造人的灵魂头脑，才能真正的改造人。【详细】

传统革命史观看改良与革命

革命不如改良？

关于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这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它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讲也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近代百年中国人民该不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都错了。如果真的是革命革错了，革命只是破坏，革命不如改良，革命是个贬义词，这也就等于否定了近代百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也就将需要重写了！【详细】
调查
1.你是否有时存在用理性完全规范社会的冲动？
有，社会有很多令人不满意之处，有时很想完全用理性对其进行彻底的规范
没有，对现在社会比较满意，相反用理性规范的社会太虚无缥缈，不值得去推动
没有，新建社会未必就比现在社会更好，何必制造动乱
说不清楚
2.你如何看历史上那些试图构建新社会的人？
伟人，虽然他们一一归于失败，但他们毕竟为社会的发展前进做出努力
思想家，只擅长理论而缺乏实际经验的空想者，他们的思想伟大，但不一定能解决社会问题
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但忽视了社会现状，失败是必然
看不透
3.你认为，完美社会能够通过设计而构建出来么？
可能，只要人人遵循社会规则，保持理性，就一定能在伟人的领导下创造完美社会
不可能，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在理性的同时还有感性，失去了感性的人和社会不是人类社会
不可能，就算是伟人也有冲动和感性的一面，怎么可能真的领导社会一丝不苟的运转
分析不清



近代中国变革与启蒙的根本目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亡
如果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脉络中了解中国的启蒙，可以得到很不相同的观点。回到你刚才讲的那个过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恰恰是“救亡图存”的压力最终引导了启蒙的出现，救亡从启蒙一开始就是它的绝对主题，中国近现代的全部考虑就是改变积弱、寻求富强，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还是五四运动，从来就没有偏离过救亡的主题。在中国的启蒙中，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始终是不变的高昂基调。【详细】


晚清宪政改革目的也是为强国

辛亥元勋孙中山

近代中国革命推动政制变革
清末改革：政府为“救亡”所做的努力不能抹杀
统治集团外部立宪派另一立宪动机就是富国强兵，抵挡外侮。《西方杂志》曾载文剖析道：“故吾国立宪之主因，发作于外界者为日俄和平”。正是以日俄和平为契机，他们开端以立宪奏闻朝廷。统治集团外部立宪派具有富国强兵、抵挡外侮的立宪动机是毫无疑义的。当然，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关系的亲疏不同，关于抵挡外侮也有强弱之别，端方、载泽等人较为激烈，而袁世凯要微弱一些。【详细】
辛亥革命目的：帝制已不能担当“救亡”重任
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无疑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又一基本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他的阐述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但它仍然是民族主义的主旨。孙中山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踏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全部活动始终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详细】
“五四”运动后救国救亡上升到社会要求第一位
解放意识、平民主义倾向、追先意识、唯科学主义倾向四者相结合也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比如启蒙问题，单纯的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目标，“救国新民”（陈独秀语）在五四运动的发起者看来，救亡本来就是第一位的，“新民”从属于救亡，民族的解放和民众的解放被优先考虑。【详细】
中共1949年欲实现近代中国终极目标：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由此，中国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为目的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是使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详细】
孙中山和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之比较

孙中山和严复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车轮突然加速了步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均加速向多元方向发展。思想领域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其主线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孙中山和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都是爱国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其思想主线相一致。【详细】
两者思想相同之处
都以进化、人道作为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论基础；都把现代化和均平作为理想社会的主要目标，首先。要实现新的现代化，其次，要实现新的均平目标，再次，要达到新的生活水平；都是中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详细】
两者思想相异之处
孙中山和严复在实现民主主义的途径上有行革命共和与君主立宪之分。在实现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上也有主张经济改革和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之别。但是异中有同，在主张通过和平道路实现未来理想社会上却是一致的，因而两人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具有改良的性质。【详细】
两者思想的启示
孙中山和严复的这种建立在先进社会生产力即现代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也和单纯在所有制和分配领域打主意的古代乌托邦和近代某些空想社会主义有所不同。【详细】

19世纪欧洲经验表明列强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 清朝因小政府体系而灭亡
儒家政治学里面有些原则按照西方政治学来看是极右派的，理论上的、只存在于书本的极右观点，比如政府不干预经济生活，现实中的欧美国家从来不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的有效治理是靠法儒结合的，如果法家的思想去掉了，主要只靠儒家的话，那就必然是一个缺少行为能力的政府。现代性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不然政府能力衰弱，国家四分五裂，处处受制于人。在欧洲，君权与梵蒂冈教廷的关系也特别复杂。【详细】


晚清悲剧：小政府要做大政府的事

发动“运动”靠政府控制力
梁启超是第一个公开宣称支持开明专制的近代中国精英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使得他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他得出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详细】
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 政令可直接传达给每位国民
孙中山主张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使政治结构分化。这里所说“中央集权”是指政府的政令能直接达于每个国民，人民与政府之间能直接建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政治结构的分化”则是指把各种政治事务详细分工，分别设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来管理。这也是近世各国在政治近代化中的重要的举措。【详细】
国民党何以失败：动员能力与思维无法建“大政府”
然而，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动员模式在辛亥革命之中实际上已经定型化，“老革命”适应不了“新革命”，向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区区成就，满足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这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被历史淘汰的一个基本原因。国民政府也只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过渡性政权。【详细】
中共组织形式具备“大政府”的一切要素：一元化领导 权力集中 动员力强
一元化的领导体制确立了党对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突出了党的政治核心地位，实现了党对社会资源统一调配。组织的严密性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接触基层的党员干部，他们的素质和表现直接影响群众对党的感情，一支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动员。1953年，毛泽东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使党委包揽了一切大权。这一体制的特点就是权力横向集中于党委，纵向集中于中央，这有利于精英人物对于大规模的危机事件的快速决策。政治动员主体明确，责任明晰，力量集中，使全国各级政权联动起来，发挥最大的政治动员效力。【详细】

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

回首近代中国的历史，伴随着强国梦的展开，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致力于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晚清是一个国家主义狂飙的年代，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导引之下，中国人相信优胜劣汰，相信强权就是公理，相信国家实力就是一切，致力于模仿19世纪西方文明中的国家主义与物质主义。日益弥漫的物质实利主义摧毁了中国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与精神危机。【详细】
文明与国家主义
晚清的强国梦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晚清思想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列强竞争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西方文明征服了东方的现实。他们在追求国家富强的时候，又将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详细】
国本与国性问题
共和有共和的原理，其乃共和立国之本，但中国的共和革命以国家的富强为目的，国人多以利害衡量共和的利弊，一旦共和发生危机，觉得威权政体更适合维持国家利益，便会转而拥护开明专制。民国后来的历史果然证实了杜亚泉的担忧。民国之后，国民得到了共和，却失去了“国是”。【详细】
五四的文明自觉
在1915—1919年间的五四时代初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无论是晚清最后一代维新士大夫，还是民国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都发生了一场思想巨变，亦可称之为强国梦的转变：从国家富强转向了文明的自觉。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在欧洲爆发的世界大战（当年称为“欧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契机。【详细】

“大政府”的目的：为富国强兵 人民先让渡民权给国家
实现普世性的人类尊严和人类自我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明之理，但东亚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中还需要先成为国际平等的一员。人民忍痛暂时将民权让渡和匍匐于国权之下，为的是民权在未来正当的国权获得之后得到伸张，实现国权仅仅是民权实现的手段和保障而已。但过分的国权扩张必将损害民权的最终实现，东亚威权政体多把人民只当做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手段，人民只具有充当劳动工具和战争炮灰的价值。【详细】


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

歼20试飞成功 圆中国百年强国梦
2010年第4季度 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
日本今天（2011年2月14日）公布了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日媒报道说，尽管美元贬值有利于日本GDP换算美元时数值提高，但抵不过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2010年日本GDP低于中国1月公布的58786亿美元，日本已经正式交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详细】
2010年歼20试飞成功 初圆国人百年强国梦
歼-20的研发和装备关乎的不仅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弱，更是关涉中国经济体系的活力、科技的进步和国际关系的塑造和战略意图的贯彻，对未来中国走向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况且，歼-20还会使中国军事力量、经济科技等实现跨越式发展，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提升中国国际实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详细】
改革开放30年成功源自政府职能转变 社会的开放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社会也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开始由普遍贫困走向逐步分化，很多人获得了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而致富的机会。在这一进程中，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层。与过去的社会分层往往与政治权力分层相关相比，这一新的分层，往往越来越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有关，而逐步与与政治权力分层和政策控制脱离关系，越来越体现开放社会的分层特征。【详细】
“大政府”正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 现代国家普遍提倡“小政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亚资本主义各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的最新发展已使威权政权存在的国内平台消失。经过一二百年的流血争斗，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东亚国家基本上取得了独立的生存权，并已经获得了正常国家的身份。在这一比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扩大政治参与度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详细】

1949年后的中国

“文革”前，由于中国一度面临就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城市面临着难以安置就业的困境。为避免城市出现失业现象，国家采取了将城市青年向农村迁移的政策，作为解决城市显性失业的一种方式。【详细】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体制病”的总爆发
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而这种压力的与日俱增，除了人口膨胀这一众所周知的因素外，主要是与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紧紧纠结在一起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病’的产物。【详细】
文革积累大量社会矛盾 “继续革命”惨遭现实否决
以“继续革命”为依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少部分掌握社会发展话语权的“革命知识分子”通过“无情打击”使广大知识精英边缘化；对城乡二元分离的强制性剥夺体制将农民变成了不能享受基本国民待遇的“现代农奴”；绝对“平均主义”使意识形态化了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并没有真正改善。“继续革命”的正当性最终由农民因饥饿而向人民公社体制发起进攻惨遭否决。【详细】
“黑猫白猫论”背后真理：回归务实 发展是硬道理
“猫论”改变了过去凡事都要先以意识形态考量、凡事都要先从政治着眼、凡事都要先问问教条的思维习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详细】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是“经济全能政府”的自我救赎
30年前的中国，经济高度计划，政府是“经济全能政府”，人们的一切物质文化需求都由政府计划供给。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物质极度匮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党和政府，在困境中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开始了经济改革——“经济全能政府”的自我救赎。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在“经济全能政府”的计划经济体制外，准许非公经济存在。【详细】

学者：欧美经验证明 切断传统不可能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社会
本土化的问题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如果完全没有本土资源，要发展具有某个文明传统特色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西欧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现代化对传统资源有压力，地方传统资源多半起不了作用，它对传统很多既有的结构有颠覆破坏的作用，即使如此，是缓慢的磨合，还是象决堤一样席卷而去，这之间确有很大不同。【详细】

惟愿革命从推翻“小政府”起 至回归“小政府”而终结
社会三大部门的运作机制包括以下特点：作为社会实体性的组织构成，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也不能相互代替，其比例也要合适。经验证明，“大政府，小社会”是运作和管理成本很高的模式，而“小政府，大社会”则是比例比较合适的模式，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三者的互动机制要良性，要相互促进，在动态的相互交往中真正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详细】

不断革命造就“杯具”

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是一群非常浪漫而豪迈的革命者。他们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任务：同旧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崭新的民族。在他们看来，这种决裂不仅是彻底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一切属于传统的旧事物，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统统都有应该受到无情的批判和否定。最终，随着这场革命逐渐深入，一波波的革命者也倒在了同样的革命者的刀下……【详细】
法国大革命滑向极权与恐怖
他们感到处处危机四伏，正是这样一种异常的如临深渊的政治危机意识，使法国革命人士调动起了千千万万的劳动大众采取了包括断头台等为标志的极端手段，将革命激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详细】
苏联革命造就意识形态垄断
苏联对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代的驱赶，三十年代的镇压，五十年代的改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收买和钳制，已经把所谓的知识界训练得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详细】

告别革命后中国人如何生活？面朝常识 春暖花开
在人类的公共生活里，最为珍贵的不是大师们浩如烟海的著作，不是领袖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普通人的常识。常识，在人类所有的识见中最为珍贵。改革开放的起步，得益于常识的回归；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一步步找回常识的历程。“中国奇迹”正是常识的胜利，但改革未有尽期，我们仍需重新回归常识，重新从常识出发。【详细】


钱穆《国史大纲》

启蒙不是反传统

法国如何告别革命
勿以为我们已站在历史顶点 将自身罪恶诿于古人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道：“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对待社会也应秉持此种态度。【详细】
启蒙不是反传统：单一摧毁传统并不能重建新世界
启蒙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摧毁传统，在新文化、新道德、新人性的基础上重组一个新世界，结果却适得其反。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虚无主义，加上政治生态的恶化，社会已经处在道德崩溃的边缘。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再度借助西方思想资源批判传统，这把人从政治迷信中解放出来了，但也使人不再受任何道德与文化约束，从而使此后的商业化过程急剧地非理性化。【详细】
法国历史镜鉴：用自治的市民社会让革命驶入港湾
呼唤革命和告别革命是近代法国经久不衰的交响曲。在1791年宪法制定后，巴纳夫立即宣称“大革命结束了”，到“1890年时刻”，法国终于告别革命，关键因素是这个时期，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民社会的自治力得到增强，法国终于建立起避免革命病毒侵袭的最好屏障。【详细】
美好社会从何处开始？种好自己的菜园子最要紧
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托的，最好的社会也不是靠设计能得来的。拯救天下的最佳方式，就是每个人自己救自己，通过救自己来救天下。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救了自己，天下也就等于被拯救了。所以说，能够拯救自己的人，才能够托付天下。这正是伏尔泰的提示：“种自己的菜园子要紧”。【详细】
告别革命论

李泽厚先生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对这个革命的思想分析仍然不够，特别是对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估计不足。【详细】
二十世纪变局：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受或认同面临的“变局”。
革命与告别革命：革命与现代化在革命和告别革命后都未得到仔细清理分疏。
哲学或儒学：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等形而上学来开创万世太平。

目前已有的发达国家展现出的现代性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完全割裂自身的本土资源，仅仅依靠外来的因素，形成它的现代性。它可以接受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价值，但这些原则都经过本土经验的考验。但是，中国的本土资源被“五四”的部分精英们认为只能“丢到茅坑”里，从思想价值到文化品格、从社会管理到制度建设都是只会妨碍现代化的垃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资源、政治管理的资源、传统教育的资源都是需要遗忘的负面因素，被彻底地排拒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之外。而这些方面恰恰是社会构成最基本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