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病理学杂志: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

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中扣除物质因素和人口增长以后的“余差”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舒尔茨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主要是人力资源中除了基本的数量特征之外的“技术、知识以及影响人的生产能力的属性之类的质量成分”。[②]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劳动的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要素的同质性假说，将新古典分析方法扩展到教育与家庭等非市场领域。综合来看，人力资本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从个人和社会的最优选择行为出发，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模型的基础上，衡量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规模。该理论主张通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配合政府的适当干预，扩大以国民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和合理化。[③]　　

但人力资本理论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教育的功能、收入分配等核心命题也招致主流学者的诸多批评。例如，谢弗尔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无法明确地区分消费与投资，也无法确定增加的收入中哪些是由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因此无法由人力资本理论直接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④]斯彭斯指出，虽然更高的收入与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正相关，但是它可能并不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而只是由个人能力的实际差异引起的。[⑤]其他的批评还涉及如何衡量非工资收益和能力的差异等方面问题。[⑥]　　

上述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何计算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方面，而未触及其核心问题，即劳动力的形成问题。人力资本理论从劳动力形成与资本形成在形式和技术上的相似性出发，把劳动力纳入了资本。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就“不是由两个对抗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组成，而是由两个彼此没有什么区别的资本家集团所组成的”。[⑦]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人力资本理论只是简单地把劳动力当作获取收入的手段，因而它只是一个非常片面的生产理论，它没有考虑社会再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过程。[⑧]　　

近年来，人力资本理论在国内经济学界颇受欢迎。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在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和培训都可以被理解为劳动者的投资行为，因而劳动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这些学者尝试用人力资本理论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问题在于：第一，这种梳理并不契合马克思的本意，引入人力资本理论将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内在矛盾；第二，人力资本理论确实抓住了劳动力的质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片面的生产要素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并不能准确地把握劳动力的质的作用的本质和特征，那么就需要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以解释这种现实；第三，人力资本理论提倡扩大国民教育，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的劳动力再生产功能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主义国民教育的发展并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上的平等化。　　

一、人力资本理论不能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　　

1、马克思对人力资本思想的批判　　

在马克思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即已提出过将劳动力视为资本的思想。例如，斯密认为人的才能是固定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这种才能必须通过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方可获得，而教育所花费的成本累积起来可以算作一种投资。人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才能就转化为了一项资本，劳动者的收入就可以被理解为投资的利润。[⑨]萨伊认为从事所有职业的人们，都必须接受教育以积累自己的才能，从而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就成为了全社会的普遍行为，人们的劳动收入可分为“劳动的一般报酬”和与该报酬无关的利息收入两个部分。[⑩]

针对把劳动力看作资本，把劳动者的收入看作投资的利润或资本的利息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50镑，利息率等于5％，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1 000镑的资本。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不幸有两件事情不愉快地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其实，他的劳动力的年价值只等于他的年平均工资，而他必须通过劳动补偿给劳动力的买者的，却是这个价值本身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这个价值的增殖额 ”。[11]

为了揭示所考察对象的特点，对比分析是一种合理的分析手段。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直接生产过程来看，人的能力的发展“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12]但对比两个事物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马克思对古典人力资本思想的批评表明，古典学者将相似因素绝对化而忽视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差异：

第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力的所有权不可以转让，唯一可以转让的是劳动力在一定期间的使用权，但转让使用权时所获得的是劳动者应得的工资。这种不可转移的特性，使得劳动者不能像转让物质资本一样取得相当于资本价值的货币额。

第二，混淆了剥削的对象和手段。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创造比再生产他的劳动力所需要的更多的价值，雇佣工人以工资形态获得的收入源泉只有在雇佣工人自己的劳动中才能实现，而资本以利润形态获得的收入源泉是别人的无偿劳动，不需要其所有者消耗任何劳动。劳动与资本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经济范畴。“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或者说才存在于资本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13]。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雇佣劳动只有与资本发生关系才能成为现实的劳动力，才能成为价值增殖的手段。

第三，混淆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由于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商品并获得了对劳动力的支配权，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完全归于资本家所有和支配，雇佣工人得到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即工资。古典学者把资本的增殖扩大到劳动者身上，认为劳动力本身也是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劳动者也能在全部剩余价值中分得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了。这样，劳动者与资本家成为了共同享有剩余价值的合作者，劳动者的被剥削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被掩盖了。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已经归于资本家，他无法支配自身的劳动，因而不可能获得自己劳动的增殖额。

2、人力资本理论中的资本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资本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包含着两个不同方面：对于未来收入的所有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从萨伊开始的资本理论，完全抛弃了对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把生产理解为“资本”和“劳动”要素相结合的物质关系。费雪进一步将任何时候存在的财富存量都定义为资本，并区分了资本的两种属性；一是资本沉没投资的成本属性，另一个是资本提供服务流的贴现值。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切能够带来收入的要素都可以被定义为资本。由于人力的确可以为劳动者带来更高的未来收入，舒尔茨便顺理成章地把人力视为了资本[14]。但人力资本理论仅着眼于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获得，而不考虑这种收入是剥削所得，还是被剥削所得。它将资本当作静止的生产要素，着眼于寻找均衡状态的分析，仅仅描述了投资能够提供收益这个表面现象。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则从价值增殖、资本的运动和生产关系三个角度阐述了资本的特征、揭示了资本的本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本质是不断地榨取剩余价值，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性。

第二，运动是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必须在生产过程之前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不断的循环与周转中不断扩大资本积累的规模，实现价值增殖。

第三，资本是用来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手段。资本在表面上“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15]但资本的增殖不是来源于资本家自身的劳动，而是来源于它的对立面即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所以资本是被物质外壳掩盖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6]

尽管劳动力形成与资本形成“都要求牺牲目前的消费，吸收相当多的资金。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依存于这二者。两种投资按其性质来说，都提供长期生产的效力，”[17]但二者的相似性仅限于这些表面现象。如果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写劳动力价值理论，那么将会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产生矛盾：“纵观‘人力资本’理论的资本概念，不难发现它同庸俗资本观的共同弊端和要害。这就是，把资本仅仅当成能够被利用来进行生产并在未来得到更大价值的物，回避资本是对劳动者无酬劳动的剥削关系，回避资本增殖的根源，掩盖剩余价值创造过程的真实关系，并进而把占有无酬劳动的功能荒谬地赋予提供无酬劳动和被剥削的对象身上”。[18]

3、人力资本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是经济理论反复论证的一个主题。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李嘉图之后，经济理论“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19]“在清除阶级作为经济学中心概念的各种努力中，人力资本理论是最新的、或许也是最后的一个步骤”。[20]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来看，“人们已经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大量的知识和多种技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变成了资本家”。[21]即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由两个对抗性的阶级所组成，而是由许多彼此没有什么区别的两个资本家集团所组成，这些资本家可以互相进行竞争，目的都是实现收入最大化。这样，人力资本理论就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混为一谈，把劳资关系以及劳资对抗驱逐出对劳动力价值决定的解释之外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在运动中追求增殖的价值；资本积累的连续性依赖于商品生产中价值的连续扩大。价值增殖是通过生产中对活劳动的控制来实现的，剩余价值来源于生产中对活劳动的剥削。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上是动态的。“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22]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扩大再生产伴随着并依赖于劳资双方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正常运转是其内在结构性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核心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因此，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会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资本概念相矛盾，而且必然会消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社会对抗性的动态分析，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核心，最终会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的生命力。

二、劳动的质与劳动力价值[23]　　

人力资本理论的确认识到了劳动的质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它将劳动者积累知识和技能的过程看成是个人为获得较高收益进行选择的结果，而非一个社会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积累过程规定了劳动力价值变动的弹性范围：最低能“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4]，最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25]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力价值被当作是给定的。这样的假设在一定的抽象层面上有助于集中分析资本家是如何榨取剩余价值的，但诸如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中所需要的技术和劳动技能、雇佣工人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分化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机制等问题就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过程的分析表明，雇佣劳动的技能高低与资本效益的高低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者的技能必须适应资本主义各个部门具体劳动过程的主观或客观要求。在劳动技能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取得效益高低的关键在于对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控制，而这种控制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因此，劳动力的质和劳动力的价值，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这就需要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来分析劳动者技能与劳动力价值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1、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劳动者技能下降与劳动力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产生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阶段。手工工场的技术基础仍然是手工劳动，劳动者的技能在生产过程中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内部分工的发展使得劳动者的劳动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和级别，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从事复杂的手工劳动的劳动者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区分，形成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这就造成了不同劳动者的工资差别，形成了等级制的工资制度。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其分化反映了劳动力价值的层级分化。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占压倒优势，非熟练工人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分工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还竭力要把它保留下来”。例如，七年的学徒法在工场手工业末期还完全有效。“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26]以至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工资不能下降到对于资本来说合意的程度，工人通过对资本的反抗可以获得接近于劳动力价值数额的工资。

在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27]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转化为实际的隶属关系。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要求劳动者能够完成由机器统筹的各项任务，服务于以机器体系为技术基础的分工与协作体系。“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28][29]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受到了机器的限定和替代，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要求趋于下降。这样培养一名劳动者变得相对容易了。与劳动者的普遍“去技能化”同时，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较完备的工作阶梯。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劳动力价值相对于剩余价值的下降，带来了更为丰厚的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则相对地下降了。[30]此外，与工作阶梯相配合的工资等级制度，形成了具有不同劳动力价值的工人的分化和竞争，更有利于资本的控制和劳动力成本的下降。

但是正如后来的企业史学者所发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高估了机器对雇佣劳动的影响，在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到车间中权力关系的作用，这并不符合英国历史的实际状况。尽管劳动力技能确实下降了，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减少，但熟练工人控制着车间的生产决策，发展并通过手工业行会与资本家进行抗争。工人利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争取合理工资并减少劳动时间。他们一方面以下包制为基础按产品件数领取酬劳，另一方面以小时工资支付自己的团队助手，成为“工人贵族”。[31]

2、福特制大规模生产阶段：劳动者去技能化与劳动力价值的决定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发展到福特制大规模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标志是泰勒制科学管理和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泰勒制的核心在于造成劳动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科学管理将关于组织劳动的信息控制在管理者手中，劳动者则完全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完全成为来自上层的命令（概念）的执行者。福特制大规模生产采用的流水线技术配合了概念与执行相分离的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的流水线使得劳动者就像机器上的零件一样，成为一种可以互换的部件来使用的劳动，雇佣劳动“去技能化”为近乎同质的机械手臂[32]，使其最终成为劳动过程的无生命的客观因素之一。与此同时，科学管理所实行的劳动概念与劳动执行的分离造成了一个凌驾于劳动过程之上的经理阶层，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管理部门急剧膨胀，降低管理成本促使了管理活动的再分工，出现了以办公室工作为基础的纵向科层分工体系。这种去技能化的趋势与人力资本理论倡导的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的观点正好相反，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并不能为现实的劳动者带来技能的提高和收入的提高。

但同时，大规模生产导致的资本集中把相对同质的雇佣劳动力大军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利于建立工会和举行罢工。固定资本增长要求生产过程必须保持连续性，“生产过程的任何中断所起的作用都直接使资本本身减少，使资本的预先存在的价值减少”。[33]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使资本更易受到工人罢工的威胁，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34]这意味着大规模生产不能完全阻止雇佣工人在生产中坚持自己的意志。劳资双方冲突的核心就表现为保障就业权和提高实际工资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工会势力的急剧扩大[35]和国家为了社会稳定进行的干预，汽车工会与三大公司最终签订的协议使工会获得了在年资保护、工资标准和工资级差三个方面对资方决定和职务结构讨价还价的权利：资方必须和工会一起共同决定工资结构；资历成为决定工人去留的主要依据。1948年，美国汽车工会和通用汽车公司签订了《工资制定方案》（The Wage-Setting Formula）。WSF成为全社会在长期中制定工资标准的依据。该方案规定工资每年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成长和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而增加。而经过价格调整的劳动生产率是整个生产能力的衡量指标。WSF被许多工会化和非工会化工业部门接受和仿效。这样，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工资的制度就被基本确立下来。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劳资双方的收益都得到了改进。所以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和实现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工人获得的工资额最终要考虑直接生产过程和全社会的劳动对抗程度和力量对比。　　

3、后福特主义阶段：劳动技能的结构化与劳动力价值的分化

福特制使得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成为了可能，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时期，但是其内在缺陷[36]却迫使资本主义企业不得不探索更为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外部的市场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同质”化状态并趋于多样化。这就要求生产过程必须针对市场需求做出相应的快速调整。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为了减少生产过程的刚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开支，提高生产效率和对市场供求的反应速度，对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纵向的科层制进行了改造，调整了劳动概念与劳动执行分离的旧有模式，逐渐形成以精益生产为代表的后福特主义企业组织。部分核心劳动者“去技能化”的趋势发生了反转。

后福特制企业采取弹性的工作和雇佣方式来实现生产的弹性：雇佣劳动者被分为能获得更多薪资、技能水平更高和职位稳定的核心工人，和获得更低的薪资、技能水平较低、不需要培训、职位不稳定的边缘工人两部分。[37]核心工人必须具备多种专业技能，并能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的自主控制，以适应对生产过程进行快速调整的需要[38]。由于核心工人可以进行创造性劳动并直接从事企业经营的关键性活动，因此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而且不容易被取代。企业必须采取全职性的、安全性强的、高工资的长期雇佣策略以避免核心员工的流失。但必须指出的是，核心工人并没有工作标准制定上的参与权与收益分配上的决策权[39]。边缘工人则通过劳动力规模的调整来向企业提供弹性，以应对变化的和不确定的产品市场需求。企业既可以通过短期合同、中介以及外购自我雇佣的方式来雇佣边缘工人，也可以通过下包以及分包的方式来利用小企业内部的雇佣工人来实现弹性。这种雇佣方式既可以满足工作时间和职务要求的变动，又可以对无法预测的市场变化做出迅速反应，还更能有效地降低单位劳动成本。

劳动力技能的结构化和劳动者进一步划分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这两个事实与劳动过程历史演变趋势相符合，即劳动力价值的相对下降和劳动者的收入分化。这显然符合资本积累所要求的劳动力价值相对下降，并且劳动者进一步分化以保证劳动者不能组织起来反抗工资的下降。事实证明，弹性工作制与美英等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结合，破坏了工人自主的集体社会力量。后福特主义弹性化的雇佣方式造成了工人的分割，对工人集体形成一个统一战略起阻碍作用。单个工人不得不适应这种转变以求生存。然而从整体角度看，发达国家劳动在国民经济份额中的比重是下降的。[40]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力的质适应资本积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且劳动力的质与劳动力价值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劳动者的团结与分化是影响劳动力价值的重要因素。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实现等基本现象，只有结合劳资双方特定时期的权力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的分析。

三、资本主义国民教育与劳动力再生产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直接取决于其技能发展水平，而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技能的主要手段。因此，随着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更多和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全社会的生产潜力会得到提高；进一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更加平等地分配受教育机会可以带来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平等化的市场化教育改革，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同时缓解不同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41]该理论显然忽视了不同社会群体在种族、性别、年龄、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对经济生活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观是脱离了社会生产关系的纯技术性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教育不是远离社会经济关系的“孤岛”，而是与社会经济关系联系紧密的“半岛”。应该从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两个角度综合地考察教育；教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产物，并且服务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将两种教育观同一化，会将教育在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功能简单化为一种生产要素再生产理论，将教育仅仅是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没有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的“黑箱”，从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经济观点。　　

1、资本主义国民教育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任何社会进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对于任何社会，教育在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符合特定社会劳动过程的主观或客观要求才能促进现实的生产力发展。在给定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条件下，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代表了在劳动过程中他完成必要劳动并提供剩余劳动的能力。教育的劳动力再生产功能直接服务于特定社会劳动过程的要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再生产本质上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物质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引导的过程，而生产结构演化是由那些支配主导经济部门、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力量所决定的。“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42]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确立，教育部门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组织起来，以生产为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雇佣劳动的质，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将资本主义物质再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的中介作用。但是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下，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每一次提高都使得购买并使用劳动力的资本受益，从教育带来的高水平劳动生产率中受益的不是劳动者而是其所受雇于的资本。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工业劳动和办公室劳动的不断变化的条件，需要一支日益‘受过良好训练’、‘受到良好教育’因而是日益‘升级’的劳动人口，这一想法在日常谈话和学术性讨论中，几乎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43]。但是，教育的职能并不在于发展个人的能力，而是使个人的能力在教育过程中“平均化”、“退化”。“在城市环境中需要有阅读写作和简单演算的能力，这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而且也是为了消费，为了遵守社会法则和服从法律”。[44]因此，国民教育的普及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似乎也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3%，6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6%。但是，50年代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7%，6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并未超过这一水平，70 年代的年均增长率降到1%左右。[45]

2、资本主义国民教育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任何社会体制“得以长期顺利地运转，都需要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这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合理的”。[46] 因此，教育的经济功能必须再生产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传播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通过提供一个表面上是公正、合理、平等的和选优任能的机制，将个人分配到不同等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去，使得生产关系合法化。　　

资本主义国民教育通过其内在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在结构上的对应性，实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第一，教育传授有利于维系和扩展现有社会经济关系的价值取向。这些“合法化”的价值取向，使劳动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未来在雇佣劳动体制下需要的意识、工作状态和行为模式；第二，教育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控制体制存在对应性，这样使得劳动者在学校中适应了纵向的命令——服从体制和横向的竞争——合作体制。此外对教学计划、内容、管理缺乏控制权力，追求与成绩无关的外在奖励分别体现了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异化和工作激励机制；第三，不同等级的受教育水平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层次性也存在对应性，教育实际上发挥了将不同水平的劳动者统合到相应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功能；第四，诸如种族、性别、年龄、民族、宗教、家庭背景等被认为与经济成就无关的意识形态也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强化。　　

资本主义国民教育的“合法化”功能“在个人中培养一种普遍性的意识，这种意识将防止可能导致改变现存社会条件的社会结合力和批判意识的形成”。[47]所有受教育者最终要到劳动力市场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这样，雇佣关系通过劳动力市场——在金字塔式的结构中雇主盘踞顶端，使得劳动力的层级架构得到维系。受教育的个人也就在统合的过程中完成了收入分配的过程，不平等没有消失而是进一步合理化了——因为这被认为是基于受教育者的个人能力、学习成就的收入分配方式。

3、资本主义国民教育与收入分配平等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相统一的社会机构，接受国民教育是劳动者被雇佣的先决条件。尽管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平等化教育改革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但是“现实生活证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教育制度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固有的矛盾”。[48]“美国教育的历史并没有证实以下观点：学校已经成为经济地位或机会平等化的工具”。[49]通过教育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赖于教育所建立在之上的社会基本层面的改革。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对现存的不平等经济体系进行改革，试图用教育来改良不平等的扩大化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第一，尽管教育可以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但是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资本的所有者，它不可能使劳动者致富，而只能使资本所有者更富。“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价值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它们的工资下降了”。[50]第二，教育给予个人发展的空间与他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很大关系，社会经济背景至少应该考虑家庭收入、父母财富、父母在劳动关系层级结构中的位置。父母的社会经济背景将通过教育“遗传”下一代，从而造成不平等的“辈辈相传”。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鲍尔斯在引入社会经济背景这个变量后发现，计量模型中教育时长对个人收入的决定作用远非人愿。第三，劳动力技能的差距与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存在对应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在平等化教育改革进行地最普遍的美国，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并没有带来同步的收入分配平等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同时以企业高级经理为主的处于工资分配顶层的人其工资却迅速增加，远远高于所有其他的人。原因在于，“不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快还是慢、使用高科技还是低科技、经营的好还是不好，其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直接下属们的工资都是照样增长”。[51]

四、结论　　

人力资本理论把所有能够带来更高的未来收益的生产性因素都归为资本，亦即把劳动力当作一项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资本在本质上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因此，用人力资本概念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和劳动力价值理论将使得科学的资本理论和劳动力价值理论庸俗化。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劳动力技能与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与关系，表明劳动技能的发展可以直接归因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者的要求。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更加清晰明了。劳动者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谋生；而他的劳动力必须符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要求。劳动者积累的所谓“人力资本”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价值增殖”。相反，他只是积累了更高水平的可供剥削的劳动条件。

资本主义国民教育的功能在于将劳动者统合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中。教育通过再生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应性完成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教育只是把不平等合法化，而并不能促进平等。要使教育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必须改革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所以，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相悖，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应用人力资本理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不能将二者完全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