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用粉碎机:狄伦如何改变了摇滚？ / 張鐵志

当摇滚乐在五零年代诞生以来，她只是汽车、女孩和青少年的不安躁动。直到六零年代，他才经歷了成年人的剧烈洗礼。

在与民谣相遇后，摇滚乐开始有思想，开始注入关怀与参与现实社会的理想主义基因。

然后当垮掉的一代的诗歌进入摇滚后，不论是透过「地下天鹅绒」的Lou　Reed或者The Doors的Jim Morrison，摇滚乐开始变得更为世故、黑 暗、颓废。

而没有人比巴布狄伦更成功地把这些元素熔於一炉，並从此改变了摇滚乐。

1.

狄伦的少年时期正是摇滚乐的诞生之时。

但他说：「摇滚乐对我来说是不够的。他们朗朗上口、有强烈的节奏，並且让你很high，但是不够严肃，不能现实地反映生活。当我接触到民谣时，这是更为严肃的音乐。那些歌曲有更多沮丧、更多哀伤、更多对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层的感受……生活太复杂了，以致摇滚乐不能反映出来」

於是他开始进入古老民谣的世界。

彼时狄伦所认识的民谣世界，尤其是三零年代开始的民谣復兴运动，是有著强烈的左翼人民主义（populist）倾向，甚至是当时美国共產主义运动「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一环。正如美国民谣先驱伍 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所说：民歌是关於「我们辛苦的旅程、不 好 的运气、和沈重的生活」，是劳动者生活的哀楚、悲伤与欢乐。

伍迪格斯里的自传深深打动了少年狄伦，成为狄伦的精神偶像。当狄伦在1962年到纽约后，立即去寻找格斯里的踪影，但格斯里已经病重住院，狄伦只能去探视他，唱歌给他听，並在第一张专辑写下「给伍迪的歌」。

和格斯里合作的另一位民谣先驱彼得西格，在四零年代也主要为工人而唱，並且在后来与其他左倾的民歌手和关注民谣的知识份子组成「人民之歌」团体，甚至举办刊物，討论音乐与社会运动。他更从五零年代开始深深影响了新一波的民谣復兴运动。

除了「唱人民的歌、为人民而唱」的特质，当时的民谣也被视为具有有一种「真诚性」(authencity)。

民谣復兴运动是一种对於古老而失落已久的真诚美国的寻找。歌手们具有一种使命感，要反对五零年代兴起的大消费主义文化、反对商业主义的肤浅与流行，他们试图对抗现代社会的疏离、重新创造人们的团结，包括消解演出者和聆听者之间的距离。民谣的真诚性体现在歌词意识、演出风格、艺术目的，甚至素朴的服装。他们的歌词內容不是青少年的苍白与綺梦，而是生命的困顿与无奈，是生活的真实体验。 这是少年狄伦所认识的民谣特质，尤其是他到了作为民谣基地的纽约格威治村所接触到的民谣圈，因此，作为一个民谣歌手的他，也同时是一名「抗议歌手」。

2.

在来到纽约之前，还在明尼苏达的少年狄伦除了听摇滚与民谣，也接触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是战后美国文化上的叛逆者，並且是此后一切另类文化的精神源头；他们也是文学上的不法之徒：不论在主题、写作风格，乃至个人生活上，都在挑战主流价值的沉闷与腐臭，而追求自由、即兴、诚实和解放。例如主题上，不论是艾伦金斯堡的「嚎叫」、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或是威廉布洛斯的「裸体午餐」，都涉及药物、性、和各种边缘生活方式。但他们並不只是要描述败德的肉身经验。一如「嚎叫」因为过於猥褻而被法院禁止出版，但那是因为金斯堡试图召唤出美国文明的潜意识，是要「拯救和治疗美国精神」。同样，「在路上」看似是描述一种隨性墮落的生活，但凯鲁亚克是要追问自由的真义，不论是心灵还是肉体的。

垮掉的一代和摇滚乐都是五零年代成为反叛之声：垮掉的一代是把黑人文化和爵士乐加入他们的诗歌与小说，而形成对主流白人社会的挑战；猫王和其他人也把黑人的蓝调、R&B改造成摇滚乐，掀起回声更巨大的青年文化。但后者更多是商业性的娱乐，而不是严肃的艺术。

狄伦在1959年读到凯鲁亚克，也读到从巴黎空运来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著作「裸体午餐」（美国禁止发行）。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迷亚、咆哮那群人，这全都是联繫在一起的。」「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Corso）、费林格提（Ferlinghetti），他们是如此神奇……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

3.

1962年二月，十九岁的狄伦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而这里，左翼民谣和反叛的垮掉的一代诗歌正在翩然共舞，维持既激盪又矛盾的关係。

从二十世纪初，在格林威治村就存在著两种反叛：个人的与社会的、美学的与政治的、对清教主义的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属於个人创造力和集体的政治行动。前者是波希迷亚的先锋艺术家，后者是左翼的行动主义者。

到了五零年代，垮掉的一代在这里的咖啡馆饮酒吟诗、聆听爵士乐，而人民主义的左翼民谣也在同样的咖啡馆或者周日的华盛顿广场热情歌唱、思索世界的问题。

狄伦自己说：「民谣场景和爵士场景是非常紧密的。诗人读诗时，我会在底下聆听。我的歌曲与其说是受到书本上的诗影响，不如说更是受到诗人在现场搭配爵士乐的朗读。」

格林威治村確实是孕育狄伦的最佳摇篮：他在来纽约之前就拥抱民谣，迷恋垮掉的一代诗歌，而这里正好是两者的原乡。

狄伦一开始是作为承接左翼民谣传统的伟大接班人，他写下一首又一首纪录现实的歌曲，成为那个燃烧的时代的青年之声。他说，父母们，政客们，不要在抵抗新的力量出现，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即使是他的民谣时期，他也激进地改变了民谣的语言与想像，在「暴雨將至」（A Hard Rain is Gonna Fall）等歌曲中，已经堆叠起一句　又一句超现实的意象。而他沧桑而不时扭曲的歌唱方式，更是与传统民谣大异其趣。

就在狄伦被视为是青年反文化的代言人时，他开始急速地想要告別民谣，告別抗议。因为他並不是一个如前辈彼得西格、或同辈琼拜雅(Joan Baez)般具有强烈行动信念的抗议歌手。

在1964年，他接受访问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內在出发写歌。…..炸弹已经渐渐变的无聊，因为真正的问题比炸弹更深层…..我不属於运动的一部份。」

或许是巧合，正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在1963年底认识了金斯堡两人自此交往甚密，深深影响彼此。

狄伦的作品开始更接近於垮掉的一代：在「Chimes of Freedom」　、　「Desolation Row」都可以看到金斯堡和凯鲁亚克的鬼影。

除了语言与美学外，狄伦在垮掉的一代身上还看到他们不直接涉入政治但同样反叛的姿態。原本垮掉的一代和狄伦承传的左翼民谣传统就存在著矛盾：前者更多是美学的前卫革命，是颂扬慾望、药物和边缘人物，而这是被传统左翼份子所拒斥的。所以，当狄伦开始如同垮掉的一代感到左翼运动的压迫，而想要转向更个人的体验时，垮掉的一代当然是最好的出路。

於是，在六零年代中期，狄伦把民谣插上电，並用垮掉的诗歌让摇滚开始具有深邃和魔幻的血液。他成为摇滚最伟大的炼金师。

从1965年初到1966年夏天，狄伦发行了三张摇滚专辑──那是人们从未听过的声音，並进行了一连串巡演。这些专辑和演唱会不只让人们看到他们不了解的狄伦，狄伦也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在神秘中充满爆发力的魅影之原。狄伦果然是一个幽灵，从音乐的古老世界，倏地穿梭到未来，没有人可以跟上他的脚步。

而摇滚乐的方向也从此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