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清 上海交通大学:军长忆08年汶川救灾：138名群众按手印为战士请功2

毫不夸张地说，牛玉新、严情勇等只是我们集团军部队官兵的一个缩影。江油市大康镇旧县村党支部书记陈海兵给胡主席的信中写道：“感谢胡主席给我们派来救命的解放军！”甚至，安县黄土镇钟福村二组3个不识字的村民，还艰难地在一个作业本上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我代表人民感谢解放军！”我觉得，这句朴素的话语，浓缩了灾区人民对我们部队至高无上的褒奖。

决战唐家山

排除堰塞湖造成的次生灾害，是这次部队抗震救灾的另一场战役，而且危险性、艰巨性比在废墟下救人还要大。

我们部队在北川救灾，和老百姓接触较多，很早就有群众向我们反映上游一带出现了管涌，并且北川上游的漩坪和禹里都被淹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上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迅速把这一情况向军区联合指挥部做了反映。全国水利专家来勘测和“会诊”，逐渐意识到唐家山堰塞湖的巨大危险。这个堰塞坝的正面宽700多米，积水面积是3350平方公里，是这次地震生成的30多个堰塞湖中危险性最大的一个，甚至引起了国外的高度关注。怎么处理唐家山堰塞湖，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大坝这么大，这么宽，不会瞬间溃堤，水满自溢，不会造成太大的洪灾。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为堰塞坝是山体滑坡堆积而成的坝，不采取措施随时会溃坝。北川离大坝只有3.5公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羌族人说，赶紧把这盆水卸下来吧，要不然我们的家园全毁了。

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最终决定用机械在大坝上挖一个15至30米的导流槽。坝的极限高度是740米，在达到这个高水位之前，要让水先泄下来。那几天，大型机械都运到了擂鼓镇，可是没有路，上不了唐家山。后来我们租用俄罗斯大型直升机“米-26”，把大型机械从空中吊运过去。可那几天天气不好，整整一个星期，几乎天天下雨，80多台大型机械摆在擂鼓镇毫无办法。而坝上的情况又越来越危急，上游降雨1毫米，水库增长的速度是1.9米，增长得非常快，形势很危急。

当时，我们的士兵一直守在堤坝上。我们建了20个观察哨，像以前的烽火台一样，密切关注堰塞湖的水位变化。5月16日那天，当地老百姓不知从哪儿听说大坝要溃，弄得人心惶惶，大家都往城外跑。那一天，正好是胡主席来灾区视察，要在成都召开军以上干部会，我在去成都的路上听到了这个消息。我问在大坝上的部队指挥员堤坝溃了没有，回答说没有。我要求他们继续坚守，随时报告情况。当时在北川城里有很多救援队伍正在组织施救，稳定局面是头等大事，我要求我们的部队守在那里。他们不仅坚守在那里，还在当天救出了十几个人，最晚的一个幸存者是21点50分救出来的。在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压力下，部队还能做到这样，多不容易！

5月20日，我们动用了近4000人的部队，在地方的统一组织下，开始劝说老百姓离开家园，并拉起了警戒线，启动了疏散方案。这个工作非常难做，20多天，老百姓吃住在山上，情绪非常急躁，甚至难以控制。战士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其实自己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那段时间，郭副主席经常打电话询问大坝的情况。他很明确地告诉我：地震已经死了这么多人，绝不能再死人了！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救灾，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救灾官兵的安全。那时我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有近2万部队在泄洪区救援，如果溃坝，几秒钟洪水就会淹过来。水库的具体情况不了解，部队的行动又事关重大，这个时候做出任何决策，都真是困难啊！

温总理对唐家山堰塞湖高度重视。为此，他两次来灾区视察。5月22日到堤坝上视察时，他把唐家山堰塞湖比喻成悬在下游群众头上的“一盆水”。我理解，总理说的不仅是悬在群众头上的“一盆水”，更是悬在党、国家和军队头上的“一盆水”。我在第四责任区担任副指挥长，责任区有海军、空军、武警和二炮等部队，我们要协调组织救援，这也是对一个军事将领综合能力的考验。

5月24日晚，指挥部决定不再等待，主动采取措施炸坝。要炸坝，但没有炸药，联合指挥部李司令员、张政委告诉我：这个任务至关重要，一定要把炸药安全运上去。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高炮旅。因为大部分部队已经分散到乡村救灾，他们离任务点最近。我命令他们就近集中部队。一个半小时之内，人员集中到了任家坪。当时是5月25日15点30分，我印象非常深，因为这1000人受领任务时，正好赶上“5·12”之后最大的一次高达6.4级的余震。这更加让我担心：上山原本没有路，而且泥石流不断，人员还背着雷管炸药夜间行走，堪称生死攸关。

当我到达任家坪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记者，包括CNN、路透社以及香港地区的许多媒体，这说明境内外媒体都非常关注唐家山堰塞湖。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敏感，当时我还没有讲要爆破炸坝，但很多记者都非常清楚我们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