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郎射是什么官:][特权阶层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功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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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裤衩
--  发布时间：2007-2-23 2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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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层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功与罪
特权阶层在苏联的兴起及所受的反制
苏共之所以在急剧变革中失去了活力，苏共领袖之所以逐渐失去改革家如日中天的威望，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在党务改革中，苏共没有处理好反腐败、反特权这一至关重要的大事，使因特权腐败引发的党和民众的疏远得不到战略性的弥补，使党失去了民意拥戴。
由于苏联政治实行高度集权和全能控制，官员的权力过重且不受监督，苏联的腐败现象特别严重，人民政权丧失了人民性。
苏联的政权“变质”，归根结底，反映出经典作家们在关于未来社会政治蓝图设计中存在着某些重大缺失。当初经典作家在将乌托邦由理想转变为现实时，为了具备可操作性，他们引入了专政概念，却忽视了对权力本性的研究。他们在继承西欧各国的思想资源时，未能认识到英国人民制衡王权的数百年历史实践所包含的深刻价值。顺着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进行逻辑推演，也可以发现重大漏洞：他们在强调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之时，看到了经济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却未看到政治权力作为一种物质运动自身所具备的独立性。从权力这一物质运动自身的走势来看，权力天然存在着滥用的倾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只能用物质力量才能制衡物质力量，只能用现实的权力才能制衡现实的权力。
在为“革命的领导者”寻找理论依据时，经典作家借用了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概念，当无产阶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时，尚处在“自在阶级”阶段；当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使命并组织起来为之奋斗后，便上升为“自为阶级”。不可能整个阶级所有成员都是“自为”的，“自为”工作主要由阶级先锋队——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各国信奉最先进理论的工人党派——来承担。先锋队代表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领导革命和实验。
上述“自为”论、代表论——乃是经典作家理解政治权力和民众关系（新的“官”与“民”关系）的主要思路。这一思路的理论基础来自于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概念，而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概念实质上继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后来又延入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中）的“目的因”。“自为”论、代表论建立在“目的因”的哲学基础上，同“权力制衡论”所昭示的“结构因”相比，用传统语言来说，前者有极大的唯心主义嫌疑，后者才是符合唯物主义实质精神的。
对于苏共七十年的实践中出现的“人民政权蜕化变质”现象，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部分学者明确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和国家的民主没有真正实现，党和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及上层任务脱离群众，社会主义的人民性被领袖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被权威和独裁所取代。人民的权力变成了为人民的权力。[10]
由此上溯到七十年前，追踪革命的实践者在具体环境下的思虑及其变迁，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关于这一问题的核心的理论逻辑。
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三番五次解释说，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旧的官僚机关而建立自己的机关，由工人和雇员组建它；并且将用一切手段，防止它转变为官僚机关。列宁说，马克克思和恩格斯曾详细分析过的办法：不但要实行选举，而且可以随时撤换；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三、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11]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也曾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参加管理国家”的完备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但是，在具体而复杂的实践中，列宁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直接民主”思路有些“理想”化了，无法现实操作，考虑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因此，在为新的政治制度定型时， “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行政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经典作家对“直接民主”的空想设计，在活生生的实践中抗不过“目的论下的暂时集权（专政本身即有暂时独裁之义）——代表人民——‘权力高度集中于代表身上’成为定型的制度”这一自然走势。
在现实生活中，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政权，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政权。为人民的政权，不是“是人民的政权”。是政权自我认定“代表”人民，不是“人民自己选代表”。人民不仅没有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压根儿没有对政治权力的主权。当“为人民的政权”不为人民、甚至压制人民之时（象斯大林对苏联农民所做的那样），人民拿“为人民的政权”没有办法，既不能批评它，也不能撤换它。人民即便不想让“为人民的政权”代表他们，可“为人民的政权”偏要代表他们，人民并无表达拒绝意见的自由。
经典作家抛弃了英国的权力制衡论指导下的间接民主理论，在吸取了巴黎公社经验后，初步设计了上述那个“直接民主”蓝图。但是，在实践中，那个“直接民主” 蓝图显得过于空想而不可操作，革命领袖选择了“红色的间接道路”——建立为人民的政权——实质上是非民主的高度集权全面控制的体制，作为定型的新政治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表层理论建构（“直接民主”蓝图），最终被其内部的深层理论走向（目的因下的自为论、代表论等“红色的间接道路”）所压倒。最终，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与经典作家的理论设计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一致。
实践者列宁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美好的社会大善的设计，与在物质实力较量的游戏规则决定下、在胜利法则决定下的行为选择，总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列宁当初发誓要建立彻底消除了官僚主义的新政治制度，结果新政治制度在斯大林时代定型下来时，变成了高度官僚主义的，而且是对党和人民实施大规模肉体灭绝的制度；列宁曾设想废除常备军，革命后曾将500万红军大幅裁减，然而几十年后，苏联军队在拥有能够毁灭人类数十次的核武器之后，仍保持640万的兵员，位列世界第一；列宁曾痛骂沙皇俄国是警察国家，要建立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家，事实上，到了制度定型的时代，秘密警察掌握的权力仅次于最高权力拥有者斯大林，其肆意作为严重影响了苏联人民的安全；列宁曾指责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然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更适合于戴这顶帽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原因十分复杂。仅仅从理论活动本身来看，实践反证出当初的理论设计中的一些基本缺失：
理论依据的缺失——新制度设计未将“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这一规律，推广到政治权力领域，让有着“唯心主义”嫌疑的“目的因”侵入了。
理论意向的缺失——二十世纪波澜壮阔而且惨痛的实践，使人们对红色社会工程实验的蓝图设计意向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人类有权利通过强制的方式去推行“社会性的大善”吗？人类有权利通过社会工程肆意改造人性、强行改变众多人类的自然命运么？在国家和社会的对立中，国家（政治权力）自古以来就作为社会的侵害者而存在，通过加强国家权力、建立“超级国家”的方式，去增进“社会”的权力、福利和自由，通过“国有制”的方式去实现“社会所有制”的目标，是否属于“南辕北辙”？在这些质问的光芒之下，红色实验蓝图设计意向的缺失难以掩饰。
理论资源的缺失——新制度设计深受德国普鲁士精神影响，而未能深入体察英国经验的价值：物质性的权力制衡（远比“目的因”下的“代表论”更能实现人民主权和人民对政治权力的反制权），物质性的自由市场竞争（商品的社会功能总是通过成功的“利他”来实现生产者的“利己”，这使得众多的“社会性大善”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独立法治（与“临时专政”尤其是“长期专政”的精神相对立，事实证明，它更能保护人民群众和革命者的生命与自由）。
……
在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改革中，苏联学者们流行用“异化”概念来解释权力腐败的原因：权力本来是为了公众服务的，公众是目的，权力只是手段，但手段扭曲了，自为目的，反而压倒了目的，牺牲公众利益。
这一解释同“代表论”一样，仍是“目的因”下的思维逻辑，未能反映权力运行的物质本性，按传统语言，有着极大的唯心主义嫌疑。
苏联定型的政治制度之核心缺陷在于：民主，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这些至上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口词性的、宣传性的东西，并非真实的、到手的、制度化的存在。是指向彼岸世界的精神意念，而非此岸世界的物质现实。这种政治制度，没有建立起物质性的、程序性的、制衡的、法治的民主路径。
这一核心缺陷的存在，导致了权力高度集中和全面控制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导致权力自然地趋于向一人集中，导致斯大林掌握了绝对权力，有了对党的干部和人民大众实施肉体灭绝的机会。
斯大林是腐败的。权力被滥用于消灭对手和政敌、践踏生命和法治，这是头号的、最大的腐败。
斯大林去世了，非斯大林运动进行了，然而，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依然没有改变，依然惯性地运行着，人民依然没有主权和对政治权力的反制权，依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权者有了较大的改良，不再对人民实施肉体灭绝，但是，他们依然在政治上滥用权力，在一般看不见的地方，权力继续被用来弹压那些主张用民主和法治来弥补制度的根本缺失的先行者。肉体灭绝消失了，但监禁、流放和驱逐仍在继续。
但是人民看不到，人民主要看到的是当权者的经济腐败。当权者依然在滥用权力，更多地、大面积地用于谋取私利，用政治权力换取经济果实。这第二号腐败——经济腐败，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腐败的含义。人民的良知是天然的，人民的良知在另一条边界上跳动。
在现实中，苏联的生产资料名义上实行全民所有制，但人民群众事实上对公有财产无任何控制权。一些批评家将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为实质上的“官员所有制”，或者 “官员私有制”。这种说法是缺乏充足依据的。的确，公有财产实际上在由官员代管，但这种代管毕竟不同于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而且代管者基本上是一个群体，一种自然的牵制关系使得官员们不可能任意支配公有财产，收益更是不属于私有（即便有私分，也不可能占到收益的主要份额）。所以，在没有市场因素的计划经济时代里，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是官员代管下的“国家所有制”或者“无主所有制”（只要没有市场竞争，或者无人直接监管，国有制便经常地表现为无主所有制）——这种说法要更为恰当些。
表面上看，苏联官员既拥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又拥有代管国有资产的权力，那么，他们便拥有很多贪污腐化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官员对国有资产的代管是以群体方式参与的，在公有制秩序下，存在着诸多牵制因素，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的经济腐败，并不比欠缺法治的其他社会要更为严重。
经济腐败至少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违法的贪污受贿、侵占公产，第二种是合法的特权。斯大林统治时期，第一种腐败从大局上受到了遏制，斯大林的铁腕让人恐惧，秘密警察的严密监督也相当有力。但第二种腐败，渐渐地开始发育起来。这是与斯大林的思路相吻合的。作为强权人物，斯大林对官员们是又“打”又“拉”，他“打”的一手是很残酷的，但“拉”的一手也是很有魄力的。一边是高度强制，一边是利益驱动，这是斯大林的基本治国策略之一。因为斯大林需要效率，需要推动苏联经济高速增长，迅速实现工业化。对于普通劳动者，斯大林广泛使用物质刺激，1930年代经济飞速增长期间，苏联工人的工资提高很快。对于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待遇也是相当优厚的，且与普通民众有相当的差距。对于官员，斯大林允许他们根据级别而享有不同比例的特权，除了干部按劳动性质（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应享受的高待遇，还有超额的物质享乐，用以刺激他们“干活”的积极性。
据学者雅科夫引征的史料称：
“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修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除此之外，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被称作‘斯大林钱袋 ’的附加工资制度。一般装在信封中，秘密地给予各级官员，每月金额一般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1960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卢布，与新卢布比价为 10：1）。领取‘信封’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是要遭到严厉处罚的。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 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考虑到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戈尔巴乔夫时代为 6800美元，斯大林的干部们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收入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对比。 ”[12]
这种红包超越正常收入（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之大的确是惊人的。“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指‘红包 ’）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平等的理念和财产公有的理念还是具有相当的牵制作用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第一种违法腐败的泛滥。但是，公有制的无主性或者官员代管，却为第二种腐败 ——合法特权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在其他制度中，需要财政上“平帐”，在这里不需要，直接地取用便可。民众永无机会了解上面的帐目。所以，“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这第二种腐败主要不是个人直接掠夺性的，官员们因为可以合法享受特权，也就不必去冒违法掠夺以满足其物质欲望的巨大风险。因为合法，所以他们便自以为理所当然。
按官员等级分配特权，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等级差别，特权就变成了滥施恩惠，失去了促进效率、培养服从和依赖的直接价值。斯大林的政治取向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单靠镇压和恐怖无法建立高效的行政体系，需要按等级分配的特权作为润滑剂和补偿。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特权阶层，是苏联国内外的批评者对享受特权的官员的称呼。在斯大林的物质刺激制度安排下，的确诞生了特权阶层，将经济腐败——特权和政治的等级结合在一起。人民和官员产生了等级差别。但是，由于信息高度封锁，斯大林的特权制度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上层腐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仅仅限于传说。总体而言，斯大林时期，最严重的是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受到了一定限制。特权从经济上来源于对公有财产的非法取用，但是，与违法贪占受贿相比，它所非法取用的经济总量要小些，也不会象贪污受贿那样容易失控。由于按等级分配，下层官员的合法享受特权的份额较少，不那么碍眼，人民尽管无奈，却未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但是，等级特权在斯大林手下成了合法制度，潜藏着蔓延的危险。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发起了非斯大林运动，并向特权制度发起了据称是“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那些秘密“红包”、***别墅、专用汽车等特权被取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反腐措施还是对政治腐败的打击，其中尤以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度为最。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是治标不治本，但的确开辟了新气象，使政治上滥用职权的现象有所缓解。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领导了一次政治复辟，非斯大林运动被停止了。在气质上，勃列日涅夫的确与斯大林有相似之处，而与赫鲁晓夫有较大的差距。在对外军国扩张上，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都取务实的进取态势，赫鲁晓夫更多地带有浪漫冒险色彩。在内政上，赫鲁晓夫的思路偏向于平民主义和理想主义，而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都崇尚秩序和等级。
勃列日涅夫能够拉起一支队伍，靠“群哄”将赫鲁晓夫赶下台，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实施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度改革，直接威胁了上层官员们的切身利益，从而得罪了他们。上台后，勃列日涅夫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作为实施“公正”的具体措施，他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规定给废除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 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费因沙拉：《苏联怎样进行统治》）。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职务达15—20年之久。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 20多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这种为了集团私利而撤销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度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老人政治。权力被一批人长期把持着，便产生了封建性的“权力圈地运动”，走向亲属化、帮派化、圈子化政治。出现苏联人所称的“官僚氏族集团”或变相的世袭制。戈尔巴乔夫曾这样描述那个时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象‘封疆大吏’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在政治上权力被滥用的同时，便是经济上腐败蔓延。为了“捍卫干部的权利”，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废除掉的一些干部特权给予恢复，官僚们又“发明”出许多新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的“干部名册”又日益变厚，使官僚特权走向规模化、系统化、半公开化。
据统计，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13]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特权制度，已被广泛滥用，失去了对行政效率的刺激功能。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对民众推广初步的福利体制，但物质刺激逐渐减少，工程师和普通工人的工资日益接近，导致平均主义泛滥。在斯大林手中，腐败和物质刺激都成了促进行政效率的润滑剂，而在勃列日涅夫这里，是上层特权膨胀，而下层实行平均主义。斯大林在人事组织方面建立了流动的可以不断升迁的等级秩序，但勃列日涅夫治下的等级秩序流行性极小，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逐渐成为一潭死水。1971年6月以后，开展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并在实际生活中不再使用“改革”一词，而强调所谓“不断完善”。这个“特权阶层”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本能地发动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重大变革，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而宁愿耽误国家大计。事实上，国家被严重耽误了。
当权力走向封建性的帮派政治后，那种犯罪性的经济腐败大规模出现了。那些对一个单位、一个地方长期拥有一手遮天的权力的官员，放肆地直接用权力攫取社会财富。那位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便领导着一批贪官，将本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攫为私有，案值高达80多亿美元。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经岳父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疏通，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数年内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折合美元105万。内务部长谢洛科夫侵占国家财产的规模就更为空前了。
在苏联体制内尚存一定的反腐力量，但受到勃列日涅夫以“稳定”和“保护干部”为名施加的阻挠。拉希多夫之所以将乌孜别克党组织发展成“家天下”，与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大力信任直接有关，苏共中央收到了乌孜别克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的举报信，这些举报信却都被送还给拉希多夫，勃列日涅夫还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达12 枚的勋章。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第一书记麦都诺夫涉嫌经济犯罪，当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建议将麦都诺夫交由司法处置时，勃列日涅夫却横加阻止。1980 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从勃烈日涅夫女儿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一时间，莫斯科政治空气高度紧张。一贯以“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苏共二号人物苏斯洛夫不顾重病在身，挺身而出帮勃烈日涅夫家族掩盖丑闻。苏斯洛夫将茨维贡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不许他逮捕布里亚季亚。正直的茨维贡将军内心从此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次年1月，他开枪自杀求得了解脱。[14]这些官官相护的做法，使得现行政治体系内的反腐力量受到压制。公有制下的一些牵制因素也在膨胀的权力面前渐渐失效。腐化犯罪因无阻碍而更加猖獗。
在这些“权力圈地运动”、特权享乐和犯罪性腐败的背后，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波及相当范围内尤其是核心机关的党政官员的特权阶层膨胀起来，撑破过去的隐蔽性外衣，耀眼地裸露在苏联民众面前。与斯大林时代相比，腐败的规模上升了好几个数量级；在性质上，在合法性特权大肆增加的同时，开始出现直接的掠夺性的侵占和犯罪。由于腐败队伍超越了党政等级，扩张到党政官员的亲朋好友圈子，社会竞相参与到关系网的编织中，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被严重带坏了。
前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明确地指出：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腐败和特权的泛滥，使民众对特权阶层产生了疏远和憎恨之情。已不仅仅是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了。而是社会再次分裂为“我们”（指群众）和“他们”（指当权者）两大阶级。阶级对立出现了。
对于民众来说，特权阶层似曾相识：特权分配的等级性，亲贵政治的封建性，贪污腐化的掠夺性，都与意识形态宣传的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习性类似。这对于一个以平等为主要理念的国度来说，尤其不能容忍。
经典作家在《***宣言》中曾这样写道：“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在特权阶层泛滥成灾后的苏联，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冷漠，暗藏着极大的离心倾向。一旦形势有变，那些从内心里已将官员视为异己（“他们”）的人民，随时都有作出“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选择的可能。
这种鄙视和抛弃心态，是人们良知的正常反应。在和平岁月里，这种阶级对立和道德排斥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使可能出现局部地区由于强横官僚的强横作派激化矛盾从而引发阶级冲突，但一般不会导向主动的阶级斗争。
一些俄罗斯学者按传统的阶级分析法，粗略估计当时苏联的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种统计法及其背后的敌对思维，是与现代法治精神严重违背的。因为，1，官员家属即使分享了特权，也不是主动作为者。2，合法享受特权乃是当时的制度惯性，与违法犯罪性质的腐败有着质的区别。3，即使在合法享受特权的官员中，也有轻重之分，主动与被动之分。4，官员中存在着大量的正直人士，一些人与腐败进行抗争，一些人以沉默和不配合保守良知，一些人虽被迫顺应，却只是轻微参与分享特权。5，采取人口划定、不分青红皂白的方式，将上述整个官员集团及其家属，冠之以负面性很强的“特权阶层”，将人口精确地分为两类，带有过去的阶级歧视的痕迹。
现代法治要求使用精确而充足的证据，才能确定社会的“敌人”（罪犯）。在社会没有出现大规模动乱和对抗的时代，在基本上安居乐业的社会里，用阶级歧视和阶级斗争思路，去解说苏联的特权阶层，去非法律性地确立“泛敌人”嫌疑，其后遗症不可低估（但是如果有镇压、对抗或内战，情况就复杂了——对抗自有对抗的逻辑，不管这一逻辑在非对抗环境下多么荒谬，但如果身在局中，又不想做历史的失败者，那就不能不至少部分遵从自古以来长存的对抗的逻辑）。当我们严肃地研究过去的苏联历史时，必须将概念与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特权阶层”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概念，是一种具有逻辑模糊学性质的概念，必须根据其每一细节进行具体分析。
特权阶层的出现，对于苏联社会最大的影响，是造成了阶级疏远和阶级对立，破坏了社会和谐。在和平年代里，由于公有制的无主性质，即使出现了巨大的掠夺，也无法引起民众直接的巨大的仇恨和敌对情绪。所以，在一般情形下，不可能产生失控的全体性的阶级冲突，主动的阶级斗争也难以召唤人们纷纷响应。
阶级疏远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后果十分严峻的，它给苏共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民众的鄙视和抛弃，不认你了，“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在权力垄断时代，还只是潜藏着的社会情绪。但一旦迈入选举时代，发作起来，对苏共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民众将由“不认你了”，走向“不选你了”。
这种危险并非无法挽救的。必须认识到的是，在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内部，至少存在两条路径：一条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极权主义的等级秩序路径，另一条是列宁、赫鲁晓夫的平等的理想主义路径。平等革命历来不乏平等主义激情，它可以产生对等级秩序的否定和批判性力量。此外，即使在斯大林式极权政治内部，也存在着反制过分的犯罪性的贪污腐化的机制。如监察部，克格勃，这些机构与其他机构的独立设置，自发地带来一些牵制和反制作用。在苏联制度下，这二者的结合，往往可以对制度的弊端产生自我调整能力。这种调整不能根治特权腐败，但可以相当程度地缓解险情。而险情的缓解对于苏共迈入选举时代极为重要。
4，缺少平民主义一翼引发政治失衡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腐败泛滥成灾之时，另一条道路出现了。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即力倡反腐，但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遏制。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上台，首先便通过严厉的警察手段治理腐败。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亚可夫因严重腐败而被判处死刑。受贿654200卢布的勃列日涅夫女婿丘尔巴诺夫被判刑十年。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势力受到严厉打击，“150名州委书记中，有47名被撤职，几占三分之一。在勃列日涅夫出生地乌克兰，25名党委第一书记中，就有9名被撤职。在一度是勃列日涅夫领地的哈萨克，20名党政要员中有7人被整肃。”
雄心勃勃的安德罗波夫尚未来得及将反腐运动推向整个官僚系统，就因病去世了。新上任的契尔年科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反腐运动因而不了了之。
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路是陈旧的。他在秘密警察领域干了15年，正如俄罗斯政论家所说，安德罗波夫“使用警察式的做法是因为他不懂其它的手段”。他使用克格勃等警察力量，拧紧螺丝，既严厉打击了特权腐败，也伤害了正在萌芽的自由市场因素。安德罗波夫同中国毛泽东一样，在打击官僚特权时，都构筑了一个超级权力与平民主义的社会联盟。在文革中，毛泽东除了使用本人的绝对权力，还借助民众造反的“大民主”，打压整肃一个泛化了的官僚特权阶层，同时还包括了一个假想的资产阶级。这种反腐手法十分粗暴，常常超越法律底线，但也的确缓解了干群对立。而安德罗波夫在苏联主要使用秘密警察和司法机关的强制力，没有对法制造成直接的破坏。他的反腐事业虽然短暂，但震撼性颇大，在那些“专门关押‘人民敌人’的政治监狱，第一次塞满了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勃列日涅夫的重臣和走卒”。从他的行动中，正直的党员和普通人民看到了希望。
契尔年科接任后数月又因病去世，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由于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的好友，是安德罗波夫的政治派系与改革精神的当然继承人，他在党内一开始便获得了相当拥戴。
戈尔巴乔夫继续对高级干部队伍实行大规模撤换。老人政治逐渐退出苏联政治舞台，亲贵政治受到了有力打击。另一方面，视野更为广阔的戈尔巴乔夫还接续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运动，大规模地平凡冤假错案，许多潜伏已久的对立情绪得以消融。戈尔巴乔夫威望直线上升，掌握了初期改革的主导权。
戈尔巴乔夫对老人政治、亲贵政治、滥施镇压和贪污腐化的反对是十分坚决的，但是，他对合法性特权的负面效应重视远远不够。特权的合法外衣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戈尔巴乔夫长期沉浮于官场，深受这种合法特权制度的熏陶，在生活上也是其心安理得的享受者。他的夫人赖莎享受成性，颇受物议。据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回忆，在美国，赖莎当着里根夫人的面，打着响指，对身边人颐指使气，表现得一点也不象现代平等社会的人。在政治上，戈尔巴乔夫靠担任拥有避暑胜地的边疆区领导人而得以升迁，帮助上司（包括勃列日涅夫）享受特权，是其工作和交际的一部分。种种牵牵挂挂使他乐在其中，对特权腐败的负面效应缺乏战略性的警觉。本来反腐运动的声势已从安德罗波夫身上传递过来，戈尔巴乔夫却并未加以继承，也未将这场运动从惩处贪污受贿，推向取消合法特权，并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新生。他未能洞察民众与官僚的阶级对立蕴藏的巨大危险。
公开性改革使更多的特权和腐败事实被揭露出来。“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人民不仅有了说话权，而且又将拥有投票权。如果不采取战略性的行动，彻底根除特权，促进党在道德上获得新生，挽回人民的离心倾向，那么在接下来的民主选举中，苏共将被广大选民所抛弃。改革家也将失去辛苦建立起来的威信，失去对改革的主导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然而，戈尔巴乔夫缺乏这样的战略性的警觉和敏锐性。
有一位政治家，政治敏锐性极强，善于把握通过反特权而赢得民意拥戴的契机。他就是叶利钦。
叶利钦是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反对老人政治的受惠者。1985年3月，刚刚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前往乌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若夫斯克州视察工作，对陪同的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当年53岁）的能干产生了深刻印象，一个月后，便将叶利钦调入莫斯科任苏联建设部长。五个月后，叶利钦又被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战略部署，叶利钦在莫斯科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路线，数月内，莫斯科市的33个区委书记中，就被他撤换了23个。
叶利钦在莫斯科实施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反对特权。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叶利钦的工作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15]为了体察民情，他经常微报私访，“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查看城市食品供应情况和医院服务情况，“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针对当时日用消费品紧缺的状况，叶利钦筹建起一批食品、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并公开向民众许诺，将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诸如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等老大难问题。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使叶利钦对民众反感特权腐败的心态十分了解，他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他的妻子同普通市民一样上街排队购物。正在开放的舆论工具被叶利钦经常借用来向特权腐败发起攻击，他所提出的“批评无禁区，公开无界线”的口号，对公开性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叶利钦的改革受到了政治局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的阻挠。利加乔夫思想僵化，手也似乎伸得太长了。叶利钦大受影响，1987年9月初，他向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指责利加乔夫领导的书记处作风保守，未抓住重心，声称自己不愿留在政治局。与此同时，叶利钦还打破惯例，把党内的矛盾毫无顾忌地向国内甚至国外公开。
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了叶利钦。叶利钦代表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翼：反特权的平民主义一翼。如果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那么，他应该安排叶利钦掌管反腐领域，将反特权运动推向整个苏联社会。叶利钦的贡献都将会被民众看作是戈尔巴乔夫的安排（事实上在莫斯科改革中民意便是这样理解的）。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动作，且迟迟不与近在咫尺的叶利钦会面。
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稿，为了帮助戈尔巴乔夫打开局面并战胜僵化的利加乔夫派，叶利钦再次打破高层政治生活惯例，向利加乔夫发起直接攻击。为了展示自己的直言作风，叶利钦先将业已内部通过的戈尔巴乔夫讲话稿挑了一通毛病，提出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其强调要警惕那种正在兴起的对总书记的吹捧，防止坏风气的蔓延。然后，叶利钦的锋芒指向了利加乔夫，他批评书记处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有时甚至起绊脚石的作用，使他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他要求辞职。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几乎有点气急败坏。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批评。中央委员们对这位破坏“一言堂规矩”的莽撞家伙群情激愤，争先恐后地发言攻击叶利钦。抨击最严厉的是两位最有名的改革家：雅科夫列夫（他说，“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议当场决定解除叶利钦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十几天后，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在办公室内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建委副主席，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
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形下，因为一段直言，戈尔巴乔夫便将自己一手提拔的改革干将叶利钦当场予以撤职（如果戈出一言阻止，中央全会便不可能作出将叶撤职决议），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同叶利钦打破规矩的攻击一样十分轻率，简直就象儿戏。在苏共上层政治中，普遍存在着性格粗暴、随意挥斥的现象，但作出组织决定却需要慎重。
打击叶利钦的第一个恶果是封住了众人的口。高层政治家们亲眼看到戈尔巴乔夫度量太小，他口口声声要建立“民主”，但当“民主”在身边发生时，他却有接受不了，事后也不尝试着勉强容忍。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这证明戈尔巴乔夫无法从他所极为厌恶的勃列日涅夫式的平庸中摆脱出来。他没有能力在政治局内建立起高效的政治生活。高层刚刚泛起几许活力，又沉入老套虚浮的状态中。
在大局上，戈尔巴乔夫严重破坏了政治平衡。政治需要保持左右平衡或者**平衡。一旦失去平衡，极易发生左右摇摆。叶利钦代表着党内雷厉风行的实干改革派，是右翼的象征。虽然当时官位不高，但实为戈尔巴乔夫的一条膀臂。叶利钦的改革意念是真诚的，对于提携他的戈尔巴乔夫心怀感激。戈尔巴乔夫为一时自尊受挫而激愤，自断膀臂，显示他心胸过于狭隘，无法驾驭一个基本的个人实力圈。在失去了叶利钦后，他又不去寻找类似的角色补位，结果在自己的实力圈内失去了激进改革的一翼。他在启动政治改革后，时而紧紧追踪着叶利钦的激进民主纲领，时而又按照强硬派的设计去处理危机，他的左右摇摆，与他在个人实力圈内缺乏强有力的右翼有直接关系。
更为深刻的，是戈尔巴乔夫随意便将叶利钦整肃掉所反映出的对反腐运动之轻视，以及相应的政治迟钝。戈尔巴乔夫不能从叶利钦的“平民党”做法所获得的大众热烈欢迎中洞察苏联社会的深层流向。他看不到叶利钦所代表的“反特权的平民主义”一翼，乃是苏共获得新生的出路，是未来政治选举中苏共赢得选票、建立起多元政治中的竞争力的发动机。整肃掉叶利钦的客观意义，是向大城市民众甚至整个苏联民众宣告，他戈尔巴乔夫无意去大张旗鼓地反腐，无意去解决民众最憎恨的事情。
在苏共内部，一些反对大张旗鼓反腐的人士认为，如果党的总书记这样做，将暴露出许多党内高层腐败黑幕，给政治对手以攻击的口实。这种观点，与民间流传的那种“反腐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嘲讽话，有着相同的夸诞性。腐败的揭露是打不倒苏共的，连骇人听闻的斯大林肃反罪行的揭露，都没有将苏共在1950年代打倒，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种揭露和平反冤假错案，还能极大地增强戈尔巴乔夫的威信。中国的毛泽东和苏联的安德罗波夫的反腐经验证明，铁腕反腐的确有助于增强党和领导人的威信，使民众与官员的对立有所缓解，对党的地位是相当有利的。那些不利因素是可以克服的，毕竟主动权掌握在执政者手中。叶利钦近在眼前的先例便证明了，民众是通情达理的，谁反腐败，民众就拥护谁。如果真诚的反腐一直持续下去，就会为通过法治和民主使特权阶层冰消雪融提供动力，党的领袖的威望将空前高涨，党也将逐渐获得新生，再辅之以实干，一个新生的完全遵从法治的现代选举型政党将在新的多元政治格局中建立起强大的竞争力。
由于党的领袖自身就属于官僚集团的一分子，与特权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他会受到种种牵制。但这些牵制是可以摆脱、随后予以分类处理的。戈尔巴乔夫虽然对特权生活乐在其中，但个人私德不错，他在国外的巨额版税在台上台下几乎都捐出了。他的私德具备领导反腐倡廉的示范性。而且，他行事也不欠缺魄力，那么多高官都被撤掉了，那么大的让权都作出了，连苏共6条都废除了，连中央对加盟共和国行政首脑的任命权都放弃了。他的魄力不可谓不足，只是政治嗅觉迟钝。在他所开创的民主时代滚滚而来之际，他仍未能从习惯坐在机关里下命令的老派政治家状态中摆脱出来。他不懂平民心理，不知道信息时代反腐的关键价值，不愿正视腐败对苏共的致命杀伤力。他热衷于建立民主政治，却对反腐——民意——选票这三者之间耀眼的直接联系视而不见。
反腐的耽误，是苏共在开放和选举中失去民心、失去选票、失去多元政治中的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之所以犯下这一巨大的战略性失误，主要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认识不足。正因为认识不足，他才看不到叶利钦身上除了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之外作为“平民党”的道德价值。如果认识到了这一切，他不会轻易抛弃叶利钦；即便由于性格和其他因素使他无法笼络住叶利钦，他也可以亲自去做“平民党”，虽然“平民党”的做法由叶利钦首先发明，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跟进，效果也会更好，因为大权握在戈尔巴乔夫手中。
整肃和抛弃叶利钦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将反腐大旗拱手让出。叶利钦虽然下台了，但反腐大旗继续扛着，并且在民间舆论中，由受戈尔巴乔夫指挥下的反腐先锋，上升为独立的反腐主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放弃，叶利钦将反腐大旗带走了，先从台上带到台下，后来从党内带到党外。民意也渐渐被他带走了。
叶利钦因为直言而被撤职的消息传出后，莫斯科市民乃至整个苏联人民都同情他。叶利钦无形中戴上了殉难者的光环。戈尔巴乔夫不久后推行的政治改革，给了叶利钦东山再起的机会。自由知识分子开始与他建立政治联盟，他被推为改革家和反特权的平民主义运动领袖。在苏联议会里，以他为首建立了跨地区议员集团，在党内他公开领导着一个“激进民主派”。
叶利钦也着力将自己塑造为主体民族之平民代言人。为了迎接政治选举，他写了一本书：《我的自述》。书中揭露了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腐败现象。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以亲身经历作见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 接着他讲述了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顺便”介绍自己搬进去的豪华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
叶利钦站在民间立场上对党政系统的腐败特权、僵化务虚进行了大力抨击，得到了社会各界、从大城市到煤矿工人的支持。从***年开始，他领导下的激进民主派不断推动煤矿工人罢工，或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组织数十万人游行示威，向戈尔巴乔夫施压。叶利钦的反特权的平民主义，由个人抗争，发展到政治运动，思想取向，转变为民主选举时代的政治动员。初步的组织化完成了。叶利钦崛起为一个有民意基础、有政治组织、推行激进改革纲领的实力派政治家。依据民意和实力，1990年5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这时的叶利钦还未断绝对“社会主义”和政治局的眷念，但戈尔巴乔夫迟迟不对他招安，为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他分配重要席位。叶利钦在失望中退出了苏共。苏共也失去了党内高层组织中建立强有力的右翼的最后机会。
再过一年，1991年6月，在俄罗斯联邦首次大选中，叶利钦以57%的选票，击败刚刚卸任的前总理雷日科夫（得票率为16%）和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候选人巴卡京（得票率仅有3%），成功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在两个月后发生的“8•19”政变中，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号召莫斯科起来反对旧势力复辟，民众纷纷站出来保卫“白宫”，军队也倒戈投向叶利钦。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叶利钦平息了叛乱，救出了被囚禁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与叶利钦获得民众巨大的支持相反的，是苏共失去了民心。学者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说：
“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还有一个数字可以作对比：“十月革命前夕，***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
是民众拥护将***推上了领导席位，又是民众的弃绝和疏远使苏共最终在1991年丢失了政权，这背后苏共蜕变的径迹值得深思。
戈尔巴乔夫面对一个与民众疏远的党，面对党内包藏着的与民众已形成对立的特权阶层，不去以反腐运动为核心，为苏共建立起“争取民心工程”——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党建工作中的最大失误。因为这一失误，苏共失去了在多元政治中的竞争力，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他赖以维系国家统治和巩固个人地位的实力基础。而这两者，本有扳回的极大可能。
失去民心的最后结果是，苏共消失，苏联解体。在这一过程中，掌握了民意的叶利钦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起了不良的推动作用。当1990年刚刚建立起激进民主派的政治实力时，为了与苏共内部的僵化派对抗，叶利钦与波罗的海三国主张民族分离的政权联手，协调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联盟中央，这一联合被戈尔巴乔夫称为 “平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盟”。继而，他又接过民族主义的旗帜，宣布俄罗斯联邦“主权”独立。他的行动给了各个加盟共和国以极大的暗示，表明联盟中央是可以对抗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无意去镇压这种对抗，于是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主权”独立，事态遂不可收拾。在平息“8•19”政变之后，叶利钦又擅自下令 “停止俄共的活动”，将苏共和俄共的财产收归俄罗斯联邦所有，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数月后，叶利钦又和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秘密协议，将统一的苏联解散，代之以“独立国家联合体”。叶利钦这一行为使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建立一个介于联邦和邦联之间的政体的机会，也使俄罗斯民族丧失了未来复归联邦的机会，无异于自毁长城。
对于特权阶层与民众的阶级对立导致社会失去和谐、对苏共丧失政权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这一现象，学界有着一些不同的解释。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苏共垮台过程中，苏联特权阶层出于私利、主动抛弃苏共，投向“资本主义”怀抱，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一观点以美国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为代表。书中断言：“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本书作者注：这是特权阶层的另一种和缓说法），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而支持了叶利钦，……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对于那些拥护资本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那些人——即党—国精英——是能够给他们以打击的。不过他们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来自上层的革命》前文已给了答案：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恰恰是理解苏联体制终结的关键所在。”[16]书中潜藏的含义是：如果这些党—国精英抛弃“私利”考量，下决心采取行动给自由知识分子以“打击”，苏联的崩溃是可以阻止的。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观点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和发挥。他们认为，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除了在国家上上下下的意识形态中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外，原苏联官僚阶层中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力量，则是推动与加快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的关健性因素。因为特权阶层笃信：党可以亡，国可以亡，权贵们的地位、权贵们的利益、权贵们的特权并不因为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消亡的，因此，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引用了学者黄苇町所写的《谁是苏共掘墓人》一文中的一组数据，证明有大批前***人，在今天的俄罗斯或担任政府高官，或崛起为大富翁。
在这一观点中，蕴涵着这样的猜测性前提：权贵们对***反腐力量的恐惧，要远大于对自由民主社会的恐惧。而且他们事先便预计到解体后的俄罗斯法治不彰，因而可以帮助成功地将赃款“洗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与此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这些看法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出于私利追求，抛弃***，主动选择了推行资本主义的叶利钦，从而导致了苏联崩溃；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的换船行为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其中的道理，就是从内部瓦解了苏共，这种思路十分类似于斯大林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论断；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准确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是恶劣的或者是没有法治的，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类观点，可以被通称为——“特权阶层使坏论”——不管是有意地、还是本能地使坏——导致苏共内部瓦解以至于崩溃。它的逻辑实质，就是将特权阶层视为特别的恶，而且是深沉的、有远见的恶，这种恶甚至们有能力主导历史的进程。
这类观点的实质，不过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变种。过去的万恶之原是资本家，现在成了特权阶层。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可能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深怀保守社会主义和红色价值的良好愿望，高扬着平等主义的旗帜。但是，他们的观点同过去的阶级斗争理论一样，棒打一切，似是而非，臆想远大于实证，省力且万能，但什么也不能解释清楚。
这种“特权阶层使坏论”经不起以下事实和分析的挑战：
1，在1985年至1991年，叶利钦是反特权的平民主义政治家，还是与特权阶层勾结的政治家？
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进行阻挠的“僵化派”，是否是既得利益者集团，或者叫做更接近于特权阶层的政治集团？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铤而走险发动 “8•19”政变的“僵化派”，是否属于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这些“僵化派”在1985年至1991年，是否代表着党—国精英或特权阶层的情绪？
阶级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分析是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的。但是必须进行现代学术改造。即使对上述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从而否定了叶利钦与特权阶层勾结，也不能将部分特权阶层人士的做法，看作是整个特权阶层的行为。也不能将他们的阻挠说成特别严重的恶意，更不能将整个特权阶层绑在一起，说存在着阶级“阴谋”——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将某个阶级整个地妖魔化，假想出对立的双方相互之间极大的敌意，一个阶级善良得很，一个阶级邪恶到了极点——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在无法治时代，不受限制的权力或影响力总是趋向于作恶，这是人类的本能，即使被压迫者上台后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或影响力也会同样如此，这种解释，比阶级天然存在恶意和阴谋的解释，要合理得多）。
2，在解说苏联的变革时，应不应尊重民意？应不应尊重俄罗斯民众的选择？应不应问“姓社姓资”？
大卫•科兹认为：“正是由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质，（叶利钦领导的）这个亲资本主义联盟才得以羽翼丰满”。事实正与此相反——正是叶利钦利用戈尔巴乔夫开创的改革形势，向“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质”发起有力挑战，才赢得了俄罗斯大多数民众的拥戴，才以民众拥戴为基础而建立起一个被称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激进改革派。他在被打下台后重获行政权力，是通过民主选举而不是“非民主性质”的手法。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俄罗斯总统选举和平息“8•19”政变过程中，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民众，都站在叶利钦的一边。尽管叶利钦采取了幼稚的激进改革方略，愚蠢地与民族分离势力联手反制联盟中央，但这并不能改变叶利钦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以及民意在苏联历史变革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大卫•科兹的整本书处处都在问“姓社姓资”。这种教条主义思维急于用自己心中的倾向去阉割俄罗斯的现实。它一点都不尊重俄罗斯民众的选择——在经历了七十年的辉煌和惨痛之后，俄罗斯走上改革之路，走上认同公正、平等、法治、市场、自由、民主、人道、人权等全球普适价值之路，是有着深刻原因的，这条路是符合俄罗斯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俄罗斯民众通过选票一直捍卫着的。
3，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出面反对“亲资本主义”改革，能否改变苏联演变的大局？
似乎改变不了。整个官僚阶层集体采取某种行动不可能的。行动历来都是通过权力系统来进行的。改革是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于改革是真诚的，有他在位挡着，不可能“采取行动给自由知识分子以‘打击’”。如果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要有所作为，便需要解决掉戈尔巴乔夫。这不就是 “8•19”模式么？即使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成功地解决掉了戈尔巴乔夫，民众也不会接受，下一步便是内战，或者突发性灾难。权力运作的合法程序、民意和力量对比，都不利于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
大卫•科兹的“抛弃党乃是出于私利”说（“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暗含着肯定固守“党”去反对叶利钦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便是“公义”的内涵。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高度集权社会中的俄罗斯人来说，这一思维实在可笑。如果能够成立，那些“既得利益”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定义都要彻底改写了。
4，官僚阶层“换船”现象，究竟是官僚们理性和文明的表现，还是官僚们在“使坏”？
叶利钦通过民选掌握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这一法权联盟中央已告放弃，那么，下面的官员就必须服从。俄罗斯官僚阶层的“换船”，实为合法的权力运作程序发生改变后，官员们对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服从。服从这一秩序，是一种权力惯性。
官员们对民主政治的承认和顺应，是理性和文明的表现，有利于演变的缓和。难道官员们联合起来，强烈反对民选的合法权力，便成了好事？“8•19”中，军队效忠于合法权力，拒绝接受非法权力的指挥，难道也是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为了牟取更多的私利而“使坏”么？
1990年7月，32位次地方党委书记曾集体晋见戈尔巴乔夫，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细节，说明党务系统里有责任心的人士，对新的俄罗斯合法领导人充满忧虑，对泛滥的“主权独立”运动充满忧虑，他们显然希望有所行动，但是，请注意——他们是在党务框架内，寻求合法权力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放弃了领导。可以假想，在俄罗斯联邦的地方行政首脑中，肯定有类似的富有责任心的人士，想有所作为，但是，他们不能逾越合法程序，即使他们感到无奈和忧虑。
这些可能是无奈的、也可能是机械顺应的、也可能是主动服从的地方官员，绝大多数是在安德罗波夫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换上来的新人，而且还在***— 1991年经过了民主选举的考验，有什么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内心里充满了使个人“变得更加富有”的想法？请拿出证据来！在尊重法治的时代，如此行文和推论，是不可思议的。
5，能否用俄罗斯私有化时代（1992——1999）法治的欠缺等产生掠夺财富的机会，或者产生了赃款洗白的机会，来反推当年的党—国精英正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变得更加富有”，而有意地投向主张“资本主义”的叶利钦？
这些恐怕是永远无法验证的猜想，在学术上毫无价值。但请注意核心事实：一是1991年俄罗斯联邦的主要上层领袖，并没有在后来的私有化时代大批崛起为巨富；二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主要领袖、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的主持人们，虽然信奉了极右教条主义，通过幼稚和莽撞行动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盖达尔、亚夫林斯基）都是思想严肃且品德高尚的人士，后来加入腐败和掠夺行列的是丘拜斯，而丘拜斯的思路几乎与此同时转为国家主义者。
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以及其后的系列改革的确为掠夺性的寡头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内中情况十分复杂，请见第6章的内容。转型中“仅有民主而法治不彰”是致命的缺失，但这并不等于肯定1990-1991年就预谋日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施掠夺的结果。
令人痛心的是，叶利钦也在私有化运动中从廉洁走向了腐败。他的那位与丘拜斯集团十分熟络的女儿据说已有了价值2亿美金的股票。但叶利钦走向腐败是从 1996年开始的，在背负了解散苏联（1991年）、炮轰议会（1993年）的罪责后，叶利钦非常害怕在1996年大选中失败而遭受俄罗斯***的报复。为此，他投向寡头主义怀抱，借助寡头主义的财力赢得了大选，也没有阻拦他的女儿加入寡头主义的掠夺阵营。但是，在1995年以前，叶利钦的操守是没有遭受到俄罗斯社会的非议的。
我使用上述大篇幅，来反驳“特权阶层使坏论”，是别有深意的。当我们在新时代重新拾起“特权阶层”这一概念和“阶级分析”这一技术，用以解剖苏联社会时，需要十分审慎。阶级和阶层应在轻度意义上使用，应用充足的事实精确地见证阶级和阶层可能产生的作用，不能肆意滥用。如果不通过反驳“特权阶层使坏论”而厘清这一理论逻辑，那么，这两节对苏联社会的阶级分析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
认为“特权阶层要为苏联崩溃负责（为了谋取私利，而抛弃苏共、投向资本主义）”，或者认为“特权阶层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而导致苏联政治改革严重被耽误”，这两种判断，都是欠缺事实依据的（关于后一点，可能反对意见比较多，但我认为，这正是我的观点超出一般意见的深刻所在）。在和平年底，当最高领导人决意实行真诚的改革后，“特权阶层”不可能通过集体活动作出这么巨大的恶行。“特权阶层”也没有这么大的恶意。特权阶层天然是分化的。特权阶层中会诞生一些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而进行冒险和强制的僵化派，也会诞生一些信仰民主自由或者投机民主自由的开明派，整个特权阶层是没有集体意志的（过去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它虚构了阶级的集体意志），可以不通过“打倒特权阶层”的形式，而是借助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通过法治反腐，完全铲除特权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 ——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使这一阶层永久退出历史舞台，回落到中性的公务员阶层的合法位置（当然，触犯刑律的除外），让政治家阶层从中堂堂正正地分离出去。
特权阶层只是结果，高度集权和全能控制的政治制度才是原因。需要彻底消除的是高度集权和全能控制的政治制度。
苏共在改革中面临的是，特权阶层与民众产生阶级对立，导致两大阶级疏远，导致党失去民心。苏共领袖没有对此产生战略性的警觉，没有将反腐列为攸关执政权的大事，没有建立重建民心的战略工程，在推进政治改革时，没有重视反腐——民意——选票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使反腐大旗落入反对派之手，使苏共成为社会的尾巴，失去了多元政治中的竞争力。
部分注释（顺序照搬原书的顺序）
[10]《前车之鉴》，李兴耕等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11]《列宁选集》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第237、272页；另参见《被背叛的革命》之“第一章 社会主义与国家”，托洛茨基。
[12]《愿历史不要再简单地重复——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雅科夫，“人民网”强国社区。
[13]《腐败与苏共垮台》，季正矩，“中央编译局”网。
[14]《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邢广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15]《真相与自白》，（俄）戈尔巴乔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7页。
[16]《来自上层的革命》，（美）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第4页、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