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tfboys:田纪云谈改革：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农村改革打头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中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万里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这些文件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各地看到承包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有人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受到小平同志赞扬。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老。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尝试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在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放权、让利。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

　　我当时作为四川省财政局长、党组书记，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省委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或者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红薯、甘蔗等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交用于以电养电等。同时还对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了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勇敢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激励企业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家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