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花与警犬迅雷影音:崛起期中国：应重视民族集体精神世界成熟问题

                                     崛起期中国：应重视民族集体精神世界成熟问题

                                                    邱震海 2011-04-05 09:36:56

                                                                                  归档在 最新时政评论 | 浏览 518 次 | 评论 9 条

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美国的上演，世界如何看中国、中国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又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这几年随着中国外部崛起进程的展开，“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已经成为一个持续的话题。无论是一般百姓议论的“当世界误读我们时怎么办？”，还是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兴起，抑或是中国一系列大手笔对外公关活动的展开，大致都属于这一范围。

然而，“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充其量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支撑这一技术层面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中国如何看自己？”只有解决了“中国如何看自己”的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的问题；不然，“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就只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其前提是模糊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在具体方式上是飘忽不定、令人莫衷一是的。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中国如何看自己”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简单说来，就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而言，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的子问题：一、如何看中国文化在东西方大变局中的处境和作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和中华文化到底可以为人类的现代化和文明进程作出哪些贡献？二、中国未来（三、五十年后）究竟应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在目前的发展进程中，究竟有哪些元素应得到提炼，使其逐渐成长为确保长治久安的保障性框架？有哪些盲点是从现在起就必须注意甚至警惕的？

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比较抽象和务虚，而第二个则更多涉及国家发展的长远策略，相对比较务实。但即便在第二个方面，也可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在国家发展的具体策略和做法上；二是在心态上，其中包括对外交往的心态上。本文主要涉及的是这方面的内容。

重视国民集体精神世界成熟问题

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冲击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上的，还不如说更多是心理秩序上的。因此，今天中国和西方的所有矛盾和冲突，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的背后，其实涉及到非常深层的心理秩序的调适难题，而心理秩序的调适无疑也将嵌入双方更为深层的思想史的层面。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验证了笔者的另一个观点：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部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还不如说一部思想史；因为有什么样认知水平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外在表现。就“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的命题而言，表面上看是一个行为模式的问题，但其背后却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交往时的中国国民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度问题。

坦率地讲，在这方面，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世界是不甚成熟的。三年前当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风波初起时，笔者曾用“当西方残留的傲慢遭遇东方尚存的悲情”来形容和归纳其背后的错综复杂的种种心态。西方过去数百年现代化历程上，呈现出现代文明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一体两面；但惟其经历了物质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的双重洗礼，近数十年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始退居二位，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开始占据上风。即便如此，当遇到中国这个东方庞然大物的崛起，西方残留的“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会不自觉地从深层浮上表面，令西方世界再次直面其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挑战。西方世界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并完成突破和超越，人们将拭目以待。

但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上，则从来没有经历过精神现代化的过程。相反，中国在过去数百年经历了西方的奴役，在整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积聚了一股悲情。这股悲情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现代化历程上，体现为不同派别和理想的人们的救国救民的努力，而在中国初步崛起的今天，却演绎为一种十分复杂而微妙的情绪。

                    中国国民精神世界的“难以自持”特征

在这股情绪中，一方面有对发达世界及其成就的敬仰乃至迷恋，又有对西方残留傲慢的愤懑；一方面有对自身迅速取得的成就的自豪，另一方面又有自豪之余的膨胀。在这股情绪中，既有对西方傲慢和蛮横的合理斗争，又有一不小心或有意无意地“倒脏水连盆里的小孩一起倒了出去”的失误，以致彻底否定了西方对人类现代化进程和文明宝库所作出的贡献；同样，在面对自身的问题时，既有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的“爱之深，恨之切”，同时又有对外界批评的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反弹。

凡此种种，都很难以用一味正面或负面的眼光来看待，惟其如此也正好折射了中华民族由于缺乏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因而无论是衰败期还是崛起期，其集体心理状态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难以自持”的特征。“难以自持”的背后，实际上是对自身定位的不甚清晰，是对自身和别人的精神状态缺乏深入的透视、分析，也是对各种似是而非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缺乏透彻、平衡、理性、思辨和超然的消化、辨析、加工和扬弃。

        精神洗礼：全民理性思维学习过程

德文中有一个动词“auseinandersetzen”，可以很形象地描绘这一个思辨的过程，那就是把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拿在手上，拆开来予以解析，并从不同角度展开剖析和思辨。经过这一番过程之后，当事物恢复原有状态，表面上看似等同原样，但实际上其内在的所有脉络，人们都已了然于心；以后再有是非产生，人们都不可能再“难以自持”，而会显得坦然、自信和能够把握。从思想史上看，这实际上就是思想启蒙或精神洗礼的过程。

以此眼光来看，所谓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全民参与，全民学习理性思维的过程。它绝非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般的大鸣大放（那只是一种全民的政治狂热），而是诉诸全民的理性思维和梳理。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出现过思想启蒙或精神洗礼的端倪，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只不过这两次进程不但时间过短，而且都被后来的政治浪潮所打断。

时至今日，中国虽然在经济、军事上迅速崛起，外部影响力也迅速上升，但国民的精神世界则依然处于馄饨不清的状态；四十多年前的“文革”背后的全民政治狂热，与今天全民在物欲横流面前的迷失，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一脉相承，即都来自因缺乏理性、平衡思维的“难以自持”。

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国民对军事、战争题材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思想题材的兴趣，这可见之于任何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从国际和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后发国家在崛起期几乎难以避免的现象，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在集体精神深处充满悲情的国家。就连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也以谈论“中国崛起，美国衰败”、“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和“以王道对付霸道”为乐事。原因很简单：对一个依然未能摆脱悲情的后发国家来说，崛起意味着世道更替、梦想成真，而军事和战争题材则正好能极大程度地满足国民的这一心理需求；然而，崛起进程中的某些价值观是否有盲点，就很少有人关心了。

                      “保持距离的审视和批判”

这些盲点的核心，是如何理解爱国主义的问题。对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们来说，爱国都是十分正当、健康的情感，但爱国的内核如果加上了情绪的外包装，情况就会变得复杂了，就会走向狭隘和极端。因此，无论对己还是对人，拥有一种“保持距离的审视和批判”是崛起期中国国民应该学习和掌握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国家在崛起期呈现经济、军事高速发展和国民精神素质低下之间的落差，这些国家在后来大都走了几十年的弯路，其教训值得今天的中国汲取和借鉴。

更何况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外部崛起迅速和内部转型艰难之间的反差。前者成为亢奋点，后者则成为疑难症；每当后者难以突破时，前者往往更成为亢奋情绪的聚集焦点。然而，任何外部可持续的崛起均以内部转型成功为基础和前提，不然则不但外部崛起将成为空中楼阁，而且还将充满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应该少一点张扬，多一点谦卑和敬畏；少一点对军事和战争题材的狂热，多一点对思想的兴趣，或至少两者应有所平衡。

                    基础性工作：知识界应有所作为

有朋友也许会说，西方国家号称自由、民主，但对华依然充满傲慢和偏见；既然这样，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国保持理性？这一观点显然似是而非。如上所述，西方在过去数百年经历了自由民主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一体两面，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则基本上已占上风。遇到中国这个东方庞然大物的崛起，西方的人性弱点浮上表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崛起的中国和已经崛起的西方正面临“共同成长的烦恼”，双方需要的是站在共同屋顶上的对话和梳理。这实际上-如前所述-是西方在思想史上遇到的一个新挑战。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可以在思想史的努力上有所松懈。不然中国就永远只是在步西方的后尘，中华民族就永远不可能对人类有真正长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