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警用执法记录仪配件:现在开始学古文字学要看那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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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学古文字学要看那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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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答案建议你去卖大学书籍的书店买一本古代汉语，是汉语言专业的专业课，这是学习古文字的基础，还有就是买本古汉语字典，相信对你有帮助 回答者：饼饼3572 - 试用期 一级 4-25 19:53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对最佳答案的评论 还有中国历代作品选 也是大学的教材，《古代汉语》这本书是最重要的，你可以按大学的教材买．其他的书象唐兰的《文字学导论》一书，还可以买本关于文字学发展史的书作为辅助理解，抱歉，关于文字学发展史的书我也没读过，但之前介绍的肯定对你有所帮助 评论者： 饼饼3572 - 试用期 一级 我已经买了古汉语字典，要看哪些书？？？例如。。。 评论者： zhongwanqin - 试用期 一级 其他回答 共 1 条 一. 先秦两汉时期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对汉字的研究大致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萌芽，当时的研究主要在统一规范字形和对汉字起源与单字形音义解释的探讨三个方面。为统一规范字形而产生了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文搜集、汇编的识字课本《史籀篇》；为探索汉字起源而提出了仓颉造字说、文字起于结绳说、文字起于八卦说以及众人造字说等说法；为解释字体结构而进行单字的形音义说解，其成果至今还散见于先秦典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同书文字”的政策，由丞相李斯等人整理文字，改定字体。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三书性质同《史籀篇》，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字体为小篆。
专门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始见于汉代。汉代人们所见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先秦铜器铭文、《史籀篇》抄本和古文经三种，当时能识读的人已很少了，通用的是隶书。在今古文学争论中，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孔安国、张敞、扬雄、许慎等为通读古文经，而激起从事古文字研究的热潮，形成研究古文字的风气。两汉时期研究成果除了规范文字形体编写常用识字课本(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扬雄《训纂篇》、贾鲂《滂喜篇》、李长《元尚篇》)刻《熹平石经》之外，编著解释汉字的专书和汉字理论研究都有重大成果。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研究、解释汉字的专著，其问世宣布了汉语文字学的建立，《说文解字叙》对汉字的起源、发展、六书等汉字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传统文字学的理论基础。刘熙的《释名》从字音角度解释字义，也对后世的汉字研究产生了影响。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在《说文解字》影响下编纂字书的时期，汉字研究主要表现在字书的编纂上。随着汉字形体由楷书取代隶书和篆书，异体俗字盛传于世，汉字的数量急剧增多， 自三国至隋，所著字书将近百部，如按汉字形体编排的晋·吕忱《字林》、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按字音分韵编排的魏·李登《声类》、晋·吕静《韵集》，识字课本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在此时期内有一项重要古文字资料出土，这就是汲冢竹书——晋武帝咸宁五年 (公元279年)汲郡(今河南省汲县)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一批古文竹简，曾整理出《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古籍。
三、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的汉字研究，集中在刊正文字、刊定《说文解字》、编纂学习使用汉字的工具书等方面。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和楷书、草书、行书发展并盛行，汉字的写法日趋混乱，需要统一规范。隋唐时期国家统一，便开始了这一工作。隋·曹宪《文字指归》、唐·颜师古《字样》、《匡谬正俗》、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和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都是刊正文字的著作。对于流传中出现了不少错误的《说文解字》，唐代篆书书法家李阳冰作了整理，依据秦刻石修改了其中一些篆形；五代末期的徐铉、徐锴兄弟二人则对《说文解字》进行深入研究和校订，徐铉整理出后世流传最广的被称为“大徐本”的《说文解字》，徐锴著被称为小徐本的《说文解字系传》，既注释《说文解字》，又纠正许多李阳冰删改失当之处。本时期编有全面解释汉字形音义的大型字书《字海》100卷，这是唐代以武则天名义编的，惜未流传下来；编有解释儒家和佛教经典著作文字音义的工具书，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又称《玄应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 (又称《慧琳音义》)；编有解释通用汉字音义的韵书，如隋·陆法言《切韵》、唐·孙缅《唐韵》，它们实是按字音分韵编排的字书。此外，唐初有一项重要古文字资料出土，即在陕西天兴县(今称凤翔)南二十里发现石鼓十个，为秦刻石，石鼓文为秦大篆。
四、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汉字研究主要在字书和韵书的编纂、古文字研究、六书研究等方面。这一时期编纂的字书和韵书，收字多，注释也详细，编排体例也较科学实用。如宋·司马光《类篇》为仿照《说文解字》按部首编排，详细解释汉字形音义的字书；宋·陈彭年《广韵》为按声调、韵母编排的韵书；辽·行均(和尚) 《龙龛手鉴》为部首、声调相结合编排的字书；金·韩孝彦《四声篇海》为部首、声母、声调相结合编排的字书；宋·郭忠恕《佩觽》为辨别文字形体的字书；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为古文汇释的字书；宋·洪适《隶释》、娄机《汉隶字源》为考释汉隶的字书。由于大批铜器、石刻出土，由于朝廷提倡，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出现—个高潮，开始创立对商周时代铜器铭文和古代石刻文字的收集、著录和研究的金石学。著名的金石文字研究家及著作大批产生。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作出很重要贡献者，主要有北宋杨元明、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和南宋薛尚功等；在石刻文字研究方面，北宋的欧阳修、苏轼和南宋的郑樵、巩丰等也有创获。著录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有吕大 临《考古图》、宋徽宗勅撰的《博古图》、赵九成《续考古图》兼录器形和铭文，有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王厚之《钟鼎款识》单录铭文，其中吕书体例美善，为后人所取法。吕大临《考古图释文》为最早的金文字典，以《广韵》四声编字，虽释字不精，却为后人编撰金文字书奠定了基础。北宋时发现战国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对于秦大篆研究颇有价值。另外钱币、玺印的著录和研究，也在宋发端了。宋代许多人从事六书理论的研究，如郑樵著《象类书》、《六书证篇》、《六书略》，戴侗《六书故》，创造了汉字研究的新形式，使六书成为专门的学问。宋代学者在对形声字的研究中发现许多表音偏旁兼有表义作用、于是创立了“右文说”，其正式创始人为王圣美，王氏有《字解》20卷，专从表音偏旁推寻形声字字义，惜已佚失。
五、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汉字研究的成就不大，值得一提的唯有六书的研究、字书和古印谱的编纂。自宋·郑樵之后，对六书条例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尤以元明两代著述最丰，如元·杨桓《六书统》、周伯琦《六书证讹》、明·赵撝谦《六书本义》、魏校《六书精蕴》、王应电《同文备考》、杨慎《六书索隐》、吴元满《六书正义》和《六书总要》等，旨在匡正前人误失，撇开《说文解字》的系统，完全用六书来研究和归纳汉字。明·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都是值得称述的字书，焦竑《俗书刊误》为学者勘正误字也很有用。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却告衰落，仅有明·顾研山《顾氏集古印谱》、顾从德《顾氏印薮》还算有价值，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古玺著录，内容也比较丰富，是古文字研究的有用资料。
六、清代时期
清代是汉字研究的兴盛时期，随着经学的昌盛，汉字研究形成一个高潮，使以解经为目的的文字学转化成为科学的文字学。这一时期汉字研究主要成就在字书的编纂、《说文解字》研究、古文字研究三个方面。
吴任臣《字汇补》、徐之靖《正字通略记》和胡宗绪《正字通芟误》补正了明人的《字汇》和《正字通》，张玉书等所撰《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余，远超以前历代字书。
继宋代二徐之后，研究《说文解字》者很多，清代研究成绩最佳，主要集中在校勘《说文》、研究《说文》体例、为《说文》作注释、对历代研究《说文》的著作加以补充订正等方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可说是对过去《说文》研究的总结，在文献语言用字和汉字形体结构研究上贡献甚大。
乾嘉时期，由于古铜器大量出土和朝廷提倡，古文字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清代著录青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很多：仿照宋代《考古图》体例，以记录图形为主并附以铭文和考释者，有乾隆皇帝命梁诗正、王杰等以内府所藏古铜器编成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以及以私家藏器编成的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端方《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摹仿宋·薛尚功《法帖》体例，以考释铭文为主，仅录铭文，不绘器形者，有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法帖》、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吴大澄《愙斋集古录》、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和朱善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等。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有乾嘉时期的钱坫、阮元，道咸时期大徐同柏，同光时期原吴大澄、孙诒让，方浚益、刘心源等人，卓有成绩、贡献最大者，当推孙诒让。
在其他古代铭刻，诸如玺印、货币、石刻、陶器文字方面，清代均有专门研究大著作问世，吴大澄《说文古籀补》、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陈介祺《十钟房印举》、桂馥《缪篆分韵》等书反映了些方面所获大成绩。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前1988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王懿荣为认识甲骨文字的第一人。王氏死后所藏甲骨归刘鹗，刘氏选拓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七年出版，这是首部甲骨文著录书。次年孙诒让写成《契文举例》，开研究甲骨文的风气。孙氏研究金文的著作有《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其《名原》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和《说文》中古文、籀文等古文字结合起来互相校勘，这是用甲骨文考订金文的第一部著作。罗振玉为最早打听到甲骨文真实出土地点的学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其所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文的出土地点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为殷都故墟，甲骨文是商王朝占卜的遗物，推进了甲骨文的研究。
七 、二十世纪以来
从清末民初到现在，这是科学汉语文字学的建立时期。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传入，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发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促使汉字研究向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说文解字》问世以来传统的字典式的单字研究发展为科学的汉语文字学研究，研究的内容空前的丰富，成果较多。
几十年中，传统的文字学在《说文》学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许多学者吸收西方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研究汉字，努力建立新型汉字学理论体系，他们在汉字的性质、起源、发展规律、结构类型、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时期全面研究汉字的通论著作，大约有一百多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朱宗莱《文字学形义篇》、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唐兰《中国文字学》、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汉字学》、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要》、杨五铭《文字学》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王凤阳《文字学》、孙钧锡《中国文字学史》等。
《说文解字》研究进入总结阶段，有关专著和论文很多，较有影响的专著有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
自甲骨文发现后，古文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以甲骨文金文为主要材料的古文字研究极为兴盛，逐步发展。一些有影响的古文字通论性著作问世，标志古文字学的建立。唐兰《文字学导论》是开山之作，此后有姜亮夫《古文字学》、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等。高明《古文字学类编》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作为综合对比的资料汇编也相继出版。
甲骨文清末后不断出土，世界上收藏已达15万片，单字近5000，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些周代甲骨文出土。民国前期最有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是罗振玉、王国维。罗振玉收集刊印了大批甲骨文原始资料，并用较科学的方法进行可系统考释，其著录甲骨文的专著有《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等，考释甲骨文的专著有《殷虚书契考释》为甲骨文研究奠下初基。王国维编《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著名论文，把甲骨文的考释和商代历史、地理和礼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历史学等研究作出贡献，在甲骨文考释、断代、断片缀合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此后郭沫若在甲骨文收集、著录、分期断代、文字考释、断片缀合等方面成就突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为其主要著作，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十三册，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董作宾多次参加殷虚甲骨发掘工作，并负责出土甲骨的整理，1931年发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首先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述殷虚甲骨文断代的根据，使甲骨文研究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其著录性著作有《新获卜辞写本》、《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汇编》上中下辑。上述四人之外，唐兰、于省吾、胡厚宣、杨树达、徐中舒、张政烺等学者考释甲骨文屡有创获，唐兰《殷墟文字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可算其代表之作;胡厚宣、陈梦家、日本贝冢茂树、 李学勤 、肖楠等对甲骨文分期断代都有论著发表，补充和修正了董氏的意见；胡光炜、 杨树达、 管燮初、 饶宗颐等在对甲骨卜辞的文例、 语法、 内容的研究中都有成绩；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是两部甲骨学通论性著作，总结了甲骨文发现至1956年的五十多年来科学研究成果，同类的专著陈炜湛《甲骨文简论》，则总结了1980年以前八十年的科学研究成果；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对50年代到80年代的甲骨学成果进行了概述，《西周甲骨探论》综合了现有的周代甲骨研究成果。编纂的甲骨文字汇、 字典日益扩大，日趋完备，先后有王襄《簠室殷契类纂》、 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 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 孙海波《甲骨文编》、 金祥恒《续甲骨文编》、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和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李圃《甲骨文字学》，邹晓丽、 李彤、 冯丽萍《甲骨文字学述要》，是着眼于描写殷商甲骨文字本体系统的断代汉字学通论性专著。
二十世纪以来殷周金文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科学化，金文研究家大部分也是甲骨文研究家，他们把金文和甲骨文、 小篆等古文字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又有重大收获。成绩最显著的学者是罗振玉、王国维、 郭沫若、 唐兰、 杨树达、 容庚等。罗振玉的贡献主要在对金文资料的大力搜集和刊印上，其《三代吉金文存》收录金文拓本4831件，是最重要的金文汇编，为金文研究者所必备。王国维的主要贡献是在对资料的整理、 器物的考证、 铭文的考释等方面，其《宋代金文著录表》 《国朝金文著录表》收录宋清两代所有有铭文的器物，《毛公鼎考释序》是最早较系统的论述考释古文字原则和方法的论文。郭沫若把金文研究和中国古代史、 社会发展史的研究相结合，《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其主要研究著作，其中《两周金文辞大系》对323件铜器铭文进行分王分国研究，建立了金文研究新体系。唐兰著《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证》，杨树达著《积微居金文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 《殷周青铜器通论》（与张维持合著）、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 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可算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金文工具书有容庚《金文编》、《续金文编》、 周法高《金文诂林》、 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 、《青铜器论著索引》和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问世。著录金文书还有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 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目录》、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 徐中舒《商周金文集录》和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等非常有价值。
战国文字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除属于金文研究范围的战国铜器铭文研究外，在简册、 帛书、 石刻、 玺印、 货币、 陶器等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罗福颐《古玺文字编》、《古玺文编》、 顾延龙《古陶文孴录》、 金祥恒《陶文编》、 高明《古陶文汇编》、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 商承祚《先秦货币文编》、 张颔《古币文编》 、《中山王no器文字编》等古文字汇相继出版。李学勤等一大批学者对1951年后在湖南长沙等地出土的战国竹简、 汉代竹简，对1975年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等出土的秦简，对1942年在湖南长沙出土楚帛书，对唐代发现的石鼓文、 宋代发现的《诅楚文》和1965年在山西侯马出土的侯马盟书等石刻文字和河南登封、 阳城等处出土的陶文,进行了深入研究, 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发表。何琳仪写出了通论性著作《战国文字通论》。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50年代以来，人们对现代汉字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1980年周有光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一文，具体提出建立现代汉字学的建议，此后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现代汉字的论文和专著，研究现代汉字的性质 、特点、 范围、 字形、 字音、 字义、 字量、 应用、 信息处理、 教学等问题，使现代汉字学得以建立和发展。周有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张静贤《现代汉字教程》、 高家莺等《现代汉字学》、 孙钧锡《汉字和汉字规范化》、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 尹斌勇和罗圣豪《现代汉字》、 李禄兴《现代汉字学要略》、 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通论》、 冯志伟《现代汉字和计算机》、 张普《汉字编码键盘输入文集》和《汉语信息处理研究》、 陈一凡和胡宣华《汉字编码输入技术与理论基础》等专著,可谓十几年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北京图书馆《汉字属性字典》、刘公宜和刘如水《汉字信息字典》、傅永和《汉字属性字典》则是三部专供信息处理用的现代汉字字典。现代汉字学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学科，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已经奠定好了基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向着成熟的方向发展。
汉语文字学研究的对象，以往只限于汉字的形体。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重视汉字作为一个文化系统与整个汉民族的古今文化模式、习惯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力图建立起汉字学的一个新分支——汉字文化学。何九盈等《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刘志基《汉字文化综论》、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 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 苏新春《汉字文化引论》、 李玲璞等《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贺友龄《汉字与文化》、吴长安《文化的透视——汉字论衡》、 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 李万春《汉字与民俗》、 王宁等《<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 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与《说文解字的文化解说》、 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 王平《<说文>与中国古代科技》、 姚淦铭《汉字与书法文化》等专著，便是他们给汉字文化学奠下的第一批基石。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7-4-26 10:38最佳答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对汉字的研究大致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萌芽，当时的研究主要在统一规范字形和对汉字起源与单字形音义解释的探讨三个方面。为统一规范字形而产生了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文搜集、汇编的识字课本《史籀篇》；为探索汉字起源而提出了仓颉造字说、文字起于结绳说、文字起于八卦说以及众人造字说等说法；为解释字体结构而进行单字的形音义说解，其成果至今还散见于先秦典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同书文字”的政策，由丞相李斯等人整理文字，改定字体。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三书性质同《史籀篇》，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字体为小篆。
专门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始见于汉代。汉代人们所见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先秦铜器铭文、《史籀篇》抄本和古文经三种，当时能识读的人已很少了，通用的是隶书。在今古文学争论中，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孔安国、张敞、扬雄、许慎等为通读古文经，而激起从事古文字研究的热潮，形成研究古文字的风气。两汉时期研究成果除了规范文字形体编写常用识字课本(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扬雄《训纂篇》、贾鲂《滂喜篇》、李长《元尚篇》)刻《熹平石经》之外，编著解释汉字的专书和汉字理论研究都有重大成果。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研究、解释汉字的专著，其问世宣布了汉语文字学的建立，《说文解字叙》对汉字的起源、发展、六书等汉字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传统文字学的理论基础。刘熙的《释名》从字音角度解释字义，也对后世的汉字研究产生了影响。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在《说文解字》影响下编纂字书的时期，汉字研究主要表现在字书的编纂上。随着汉字形体由楷书取代隶书和篆书，异体俗字盛传于世，汉字的数量急剧增多， 自三国至隋，所著字书将近百部，如按汉字形体编排的晋·吕忱《字林》、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按字音分韵编排的魏·李登《声类》、晋·吕静《韵集》，识字课本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在此时期内有一项重要古文字资料出土，这就是汲冢竹书——晋武帝咸宁五年 (公元279年)汲郡(今河南省汲县)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一批古文竹简，曾整理出《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古籍。
三、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的汉字研究，集中在刊正文字、刊定《说文解字》、编纂学习使用汉字的工具书等方面。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和楷书、草书、行书发展并盛行，汉字的写法日趋混乱，需要统一规范。隋唐时期国家统一，便开始了这一工作。隋·曹宪《文字指归》、唐·颜师古《字样》、《匡谬正俗》、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和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都是刊正文字的著作。对于流传中出现了不少错误的《说文解字》，唐代篆书书法家李阳冰作了整理，依据秦刻石修改了其中一些篆形；五代末期的徐铉、徐锴兄弟二人则对《说文解字》进行深入研究和校订，徐铉整理出后世流传最广的被称为“大徐本”的《说文解字》，徐锴著被称为小徐本的《说文解字系传》，既注释《说文解字》，又纠正许多李阳冰删改失当之处。本时期编有全面解释汉字形音义的大型字书《字海》100卷，这是唐代以武则天名义编的，惜未流传下来；编有解释儒家和佛教经典著作文字音义的工具书，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又称《玄应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 (又称《慧琳音义》)；编有解释通用汉字音义的韵书，如隋·陆法言《切韵》、唐·孙缅《唐韵》，它们实是按字音分韵编排的字书。此外，唐初有一项重要古文字资料出土，即在陕西天兴县(今称凤翔)南二十里发现石鼓十个，为秦刻石，石鼓文为秦大篆。
四、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汉字研究主要在字书和韵书的编纂、古文字研究、六书研究等方面。这一时期编纂的字书和韵书，收字多，注释也详细，编排体例也较科学实用。如宋·司马光《类篇》为仿照《说文解字》按部首编排，详细解释汉字形音义的字书；宋·陈彭年《广韵》为按声调、韵母编排的韵书；辽·行均(和尚) 《龙龛手鉴》为部首、声调相结合编排的字书；金·韩孝彦《四声篇海》为部首、声母、声调相结合编排的字书；宋·郭忠恕《佩觽》为辨别文字形体的字书；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为古文汇释的字书；宋·洪适《隶释》、娄机《汉隶字源》为考释汉隶的字书。由于大批铜器、石刻出土，由于朝廷提倡，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出现—个高潮，开始创立对商周时代铜器铭文和古代石刻文字的收集、著录和研究的金石学。著名的金石文字研究家及著作大批产生。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作出很重要贡献者，主要有北宋杨元明、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和南宋薛尚功等；在石刻文字研究方面，北宋的欧阳修、苏轼和南宋的郑樵、巩丰等也有创获。著录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有吕大 临《考古图》、宋徽宗勅撰的《博古图》、赵九成《续考古图》兼录器形和铭文，有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王厚之《钟鼎款识》单录铭文，其中吕书体例美善，为后人所取法。吕大临《考古图释文》为最早的金文字典，以《广韵》四声编字，虽释字不精，却为后人编撰金文字书奠定了基础。北宋时发现战国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对于秦大篆研究颇有价值。另外钱币、玺印的著录和研究，也在宋发端了。宋代许多人从事六书理论的研究，如郑樵著《象类书》、《六书证篇》、《六书略》，戴侗《六书故》，创造了汉字研究的新形式，使六书成为专门的学问。宋代学者在对形声字的研究中发现许多表音偏旁兼有表义作用、于是创立了“右文说”，其正式创始人为王圣美，王氏有《字解》20卷，专从表音偏旁推寻形声字字义，惜已佚失。
五、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汉字研究的成就不大，值得一提的唯有六书的研究、字书和古印谱的编纂。自宋·郑樵之后，对六书条例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尤以元明两代著述最丰，如元·杨桓《六书统》、周伯琦《六书证讹》、明·赵撝谦《六书本义》、魏校《六书精蕴》、王应电《同文备考》、杨慎《六书索隐》、吴元满《六书正义》和《六书总要》等，旨在匡正前人误失，撇开《说文解字》的系统，完全用六书来研究和归纳汉字。明·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都是值得称述的字书，焦竑《俗书刊误》为学者勘正误字也很有用。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却告衰落，仅有明·顾研山《顾氏集古印谱》、顾从德《顾氏印薮》还算有价值，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古玺著录，内容也比较丰富，是古文字研究的有用资料。
六、清代时期
清代是汉字研究的兴盛时期，随着经学的昌盛，汉字研究形成一个高潮，使以解经为目的的文字学转化成为科学的文字学。这一时期汉字研究主要成就在字书的编纂、《说文解字》研究、古文字研究三个方面。
吴任臣《字汇补》、徐之靖《正字通略记》和胡宗绪《正字通芟误》补正了明人的《字汇》和《正字通》，张玉书等所撰《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余，远超以前历代字书。
继宋代二徐之后，研究《说文解字》者很多，清代研究成绩最佳，主要集中在校勘《说文》、研究《说文》体例、为《说文》作注释、对历代研究《说文》的著作加以补充订正等方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可说是对过去《说文》研究的总结，在文献语言用字和汉字形体结构研究上贡献甚大。
乾嘉时期，由于古铜器大量出土和朝廷提倡，古文字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清代著录青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很多：仿照宋代《考古图》体例，以记录图形为主并附以铭文和考释者，有乾隆皇帝命梁诗正、王杰等以内府所藏古铜器编成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以及以私家藏器编成的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端方《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摹仿宋·薛尚功《法帖》体例，以考释铭文为主，仅录铭文，不绘器形者，有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法帖》、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吴大澄《愙斋集古录》、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和朱善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等。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有乾嘉时期的钱坫、阮元，道咸时期大徐同柏，同光时期原吴大澄、孙诒让，方浚益、刘心源等人，卓有成绩、贡献最大者，当推孙诒让。
在其他古代铭刻，诸如玺印、货币、石刻、陶器文字方面，清代均有专门研究大著作问世，吴大澄《说文古籀补》、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陈介祺《十钟房印举》、桂馥《缪篆分韵》等书反映了些方面所获大成绩。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前1988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王懿荣为认识甲骨文字的第一人。王氏死后所藏甲骨归刘鹗，刘氏选拓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七年出版，这是首部甲骨文著录书。次年孙诒让写成《契文举例》，开研究甲骨文的风气。孙氏研究金文的著作有《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其《名原》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和《说文》中古文、籀文等古文字结合起来互相校勘，这是用甲骨文考订金文的第一部著作。罗振玉为最早打听到甲骨文真实出土地点的学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其所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文的出土地点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为殷都故墟，甲骨文是商王朝占卜的遗物，推进了甲骨文的研究。
七 、二十世纪以来
从清末民初到现在，这是科学汉语文字学的建立时期。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传入，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发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促使汉字研究向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说文解字》问世以来传统的字典式的单字研究发展为科学的汉语文字学研究，研究的内容空前的丰富，成果较多。
几十年中，传统的文字学在《说文》学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许多学者吸收西方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研究汉字，努力建立新型汉字学理论体系，他们在汉字的性质、起源、发展规律、结构类型、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时期全面研究汉字的通论著作，大约有一百多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朱宗莱《文字学形义篇》、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唐兰《中国文字学》、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汉字学》、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要》、杨五铭《文字学》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王凤阳《文字学》、孙钧锡《中国文字学史》等。
《说文解字》研究进入总结阶段，有关专著和论文很多，较有影响的专著有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
自甲骨文发现后，古文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以甲骨文金文为主要材料的古文字研究极为兴盛，逐步发展。一些有影响的古文字通论性著作问世，标志古文字学的建立。唐兰《文字学导论》是开山之作，此后有姜亮夫《古文字学》、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等。高明《古文字学类编》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作为综合对比的资料汇编也相继出版。
甲骨文清末后不断出土，世界上收藏已达15万片，单字近5000，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些周代甲骨文出土。民国前期最有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是罗振玉、王国维。罗振玉收集刊印了大批甲骨文原始资料，并用较科学的方法进行可系统考释，其著录甲骨文的专著有《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等，考释甲骨文的专著有《殷虚书契考释》为甲骨文研究奠下初基。王国维编《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著名论文，把甲骨文的考释和商代历史、地理和礼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历史学等研究作出贡献，在甲骨文考释、断代、断片缀合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此后郭沫若在甲骨文收集、著录、分期断代、文字考释、断片缀合等方面成就突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为其主要著作，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十三册，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董作宾多次参加殷虚甲骨发掘工作，并负责出土甲骨的整理，1931年发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首先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述殷虚甲骨文断代的根据，使甲骨文研究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其著录性著作有《新获卜辞写本》、《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汇编》上中下辑。上述四人之外，唐兰、于省吾、胡厚宣、杨树达、徐中舒、张政烺等学者考释甲骨文屡有创获，唐兰《殷墟文字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可算其代表之作;胡厚宣、陈梦家、日本贝冢茂树、 李学勤 、肖楠等对甲骨文分期断代都有论著发表，补充和修正了董氏的意见；胡光炜、 杨树达、 管燮初、 饶宗颐等在对甲骨卜辞的文例、 语法、 内容的研究中都有成绩；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是两部甲骨学通论性著作，总结了甲骨文发现至1956年的五十多年来科学研究成果，同类的专著陈炜湛《甲骨文简论》，则总结了1980年以前八十年的科学研究成果；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对50年代到80年代的甲骨学成果进行了概述，《西周甲骨探论》综合了现有的周代甲骨研究成果。编纂的甲骨文字汇、 字典日益扩大，日趋完备，先后有王襄《簠室殷契类纂》、 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 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 孙海波《甲骨文编》、 金祥恒《续甲骨文编》、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和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李圃《甲骨文字学》，邹晓丽、 李彤、 冯丽萍《甲骨文字学述要》，是着眼于描写殷商甲骨文字本体系统的断代汉字学通论性专著。
二十世纪以来殷周金文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科学化，金文研究家大部分也是甲骨文研究家，他们把金文和甲骨文、 小篆等古文字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又有重大收获。成绩最显著的学者是罗振玉、王国维、 郭沫若、 唐兰、 杨树达、 容庚等。罗振玉的贡献主要在对金文资料的大力搜集和刊印上，其《三代吉金文存》收录金文拓本4831件，是最重要的金文汇编，为金文研究者所必备。王国维的主要贡献是在对资料的整理、 器物的考证、 铭文的考释等方面，其《宋代金文著录表》 《国朝金文著录表》收录宋清两代所有有铭文的器物，《毛公鼎考释序》是最早较系统的论述考释古文字原则和方法的论文。郭沫若把金文研究和中国古代史、 社会发展史的研究相结合，《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其主要研究著作，其中《两周金文辞大系》对323件铜器铭文进行分王分国研究，建立了金文研究新体系。唐兰著《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证》，杨树达著《积微居金文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 《殷周青铜器通论》（与张维持合著）、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 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可算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金文工具书有容庚《金文编》、《续金文编》、 周法高《金文诂林》、 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 、《青铜器论著索引》和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简目》问世。著录金文书还有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 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目录》、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 徐中舒《商周金文集录》和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等非常有价值。
战国文字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除属于金文研究范围的战国铜器铭文研究外，在简册、 帛书、 石刻、 玺印、 货币、 陶器等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罗福颐《古玺文字编》、《古玺文编》、 顾延龙《古陶文孴录》、 金祥恒《陶文编》、 高明《古陶文汇编》、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 商承祚《先秦货币文编》、 张颔《古币文编》 、《中山王no器文字编》等古文字汇相继出版。李学勤等一大批学者对1951年后在湖南长沙等地出土的战国竹简、 汉代竹简，对1975年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等出土的秦简，对1942年在湖南长沙出土楚帛书，对唐代发现的石鼓文、 宋代发现的《诅楚文》和1965年在山西侯马出土的侯马盟书等石刻文字和河南登封、 阳城等处出土的陶文,进行了深入研究, 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发表。何琳仪写出了通论性著作《战国文字通论》。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50年代以来，人们对现代汉字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1980年周有光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一文，具体提出建立现代汉字学的建议，此后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现代汉字的论文和专著，研究现代汉字的性质 、特点、 范围、 字形、 字音、 字义、 字量、 应用、 信息处理、 教学等问题，使现代汉字学得以建立和发展。周有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张静贤《现代汉字教程》、 高家莺等《现代汉字学》、 孙钧锡《汉字和汉字规范化》、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 尹斌勇和罗圣豪《现代汉字》、 李禄兴《现代汉字学要略》、 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通论》、 冯志伟《现代汉字和计算机》、 张普《汉字编码键盘输入文集》和《汉语信息处理研究》、 陈一凡和胡宣华《汉字编码输入技术与理论基础》等专著,可谓十几年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北京图书馆《汉字属性字典》、刘公宜和刘如水《汉字信息字典》、傅永和《汉字属性字典》则是三部专供信息处理用的现代汉字字典。现代汉字学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学科，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已经奠定好了基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向着成熟的方向发展。
汉语文字学研究的对象，以往只限于汉字的形体。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重视汉字作为一个文化系统与整个汉民族的古今文化模式、习惯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力图建立起汉字学的一个新分支——汉字文化学。何九盈等《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刘志基《汉字文化综论》、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 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 苏新春《汉字文化引论》、 李玲璞等《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贺友龄《汉字与文化》、吴长安《文化的透视——汉字论衡》、 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 李万春《汉字与民俗》、 王宁等《<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 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与《说文解字的文化解说》、 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 王平《<说文>与中国古代科技》、 姚淦铭《汉字与书法文化》等专著，便是他们给汉字文化学奠下的第一批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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