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邦德电影全集:暗杀：一个人的革命

2011年04月02日 14:03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朱绍杰

　　温生才在新加坡的照片，李光耀专门派人到中国交给了温国杰

　　温国杰领家人到祖父墓前拜祭

　　温国杰（中）和古应芬之子古滂（右二）等合影

　　温生才烈士遗照

　　温生才就义后最初的墓地

　　年轻时的温生才

百年辛亥之二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你的梦想是什么？一百年前，有一群和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的梦想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你为梦想付出的是岁月，他们为了梦想，付出的却是生命。”

这是台湾一部纪念辛亥革命宣传片中的告白。

在为自由民主共和舍身成仁的志士中，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叫刺客。

1911年4月，广州城内暗云密布。

此前一年，革命党在广州策划的新军起义再次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兵镇压，以失败告终。余烟未散，黄兴、赵声便受孙中山委托，抵达香港筹备更大规模的起义。为此，孙中山在海外先后筹集了17万元的起义经费。这可是一笔大数目，有学者统计，这差不多是当时新军编制中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月的军饷。

广州黄花岗起义，经过一年多时间准备，人员、弹药都陆续就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起事时间为4月13日。但就在起义前几天，发生了一宗出乎革命党人意料之外的大案。

一名普通的同盟会会员，在起义发动之前擅自行动，成功刺杀了广东将军孚琦。这个人就是温生才。

1现任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会长的温国杰，是温生才之孙。他和善质朴，与街上普通的广州阿伯没有两样。虽然从没有见过祖父，但他从同族长辈口中和相关史料里对先人了解很深。

温国杰尽可能收集祖父的老照片和墨迹。在他手上，我看到了他专程托人从台湾带回一套明信片，收有温生才绝笔信的墨迹。

1910年，温生才刚从南洋回国，正值同盟会积极筹划广州大举。黄兴等人认为必须先行剪除李准，增加起义的胜算。当时有一个叫冯忆汉的人，拿了经费，但迟迟不敢行动，同志皆为愤懑。温生才获知，极感不屑，遂决意不与任何人沟通，独自刺杀李准。

在给南洋同志的绝笔信中，他提到徐锡麟、汪精卫二人行刺事件失败，并表明心志，要步他们的后尘行动。“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4月8日，华人飞机制造师冯如在燕塘举行试飞表演，广东将军孚琦前往观看。孚琦是朝廷重臣荣禄的堂侄，性格和平，来到广州任职，不过是“到基层锻炼”，并没有什么作为，也不是温生才的目标。但阴差阳错，出城看热闹却丢了性命。

傍晚，孚琦一行归来，经大东门入城，路过谘议局（位于今烈士陵园内广东革命博物馆处）。忽而，一个身影从拥挤的人流中冲出，奔至轿前，掀开轿帘抬手就是一枪。卫兵一时没反应过来，突然听到枪响纷纷转身逃窜。那人又冲着轿中的孚琦连开了四枪后从容离去。不料，被当时正在谘议局门前站岗的巡警郑家森悄悄跟踪，待到另外几个警察前来支援，一起将刺客抓获。

这位刺客就是温生才。被捕后，他才知道自己所杀并非李准，而是孚琦。而自己所搞到的枪杀伤力有限，第一枪虽击中孚琦的头部，竟然还未死。此时侍从已经吓得作鸟兽散，他的儿子也匆忙逃入附近谘议局中躲避，任由温生才从容地补了三枪，将这位“权二代”将军当场击毙。

提审时，温生才对自己的革命党身份供认不讳，大谈革命主义，还当起李准的老师，教他为将之道。“侃侃而谈，词气镇定”，并宣称自己“不是暗杀，是明杀”。

两广总督张鸣岐曾问温生才：“孚将军与你何仇？”温答：“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皆系满人为之。此次系为四万万同胞雪愤。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4月15日，温生才高呼“快死快生，再来击贼”，就义于谘议局前击毙孚琦处，被斩首开膛，暴尸街头示众。时年四十二，正是清末暗杀浪潮中最年长者。

2温生才在东濠涌被捕和众巡捕撕扯时，口中曾大喊一句铿锵有力的地道粤语粗口：“丢那妈。”

事发后，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民立报》借题发挥：“粤语‘丢那妈’三字，经温烈士一呼，而增无上之荣誉。”报纸主办人于右任更在文章中冷嘲热讽道：“以一人吓走数十卫队，卫队之价值可知。卫队个个荷枪，而怕一手枪，奇事。温生才骂卫队语，真可作军界座右铭。” 　　

不过，温生才的这句粗话，还真起到了“座右铭”的作用，骂醒了昏昏沉沉的广州守备。经此一事，张鸣岐对新军大加整顿，除了加强日常训练、调整军队内的满汉矛盾，他还在广州实施戒严，加大了进出城的检查力度。

这使革命党起义的计划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运送的弹药被清兵搜出，另有一批从安南和日本方面的军火未能如期到达。驾驶起义列车的黄兴发现温生才突然出现在前方铁轨上，或许当时也不由自主地爆出一句粗话。加上列车也出了点毛病，他不得不马上按下紧急刹车，起义时间不得不一改再改。

4月26日晚，黄兴通知胡汉民、赵声等香港革命党人次日起义，但是，香港至广州的末班船已经起航，在港的革命党人买不到300多张27日早上回广州的票，便请求将起义推迟到28日。而27日，广州形势已危机四伏，清吏已经开始搜查疑党。

起义的列车面临翻侧的危险。黄兴决定事不宜迟。但原定的进攻广州的十路，这么一折腾，事实上大部分都无法到位。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和120余名革命党人直扑满清两广总督署。这就是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

革命党参与人数最多、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起义却这样仓促地打响了。

3温生才是清末革命党人鲜有的成功暗杀案例， “杀是杀掉了，但却对随即到来的起义，制造了很大麻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这样评价道，“在技术上，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这样说来，这些孤胆英雄式的暗杀之于革命，到底价值几何？

“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这是革命党人吴樾于1905年在《暗杀时代》一稿中写下的一句话。“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这是吴樾为“暗杀时代”下的注脚。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暗杀时代。“暗杀已成为晚清社会氛围的重要记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学者陈佑慎指出。

在这中华帝制最后的十年里，年年有暗杀发生。自1900年史坚如案起，至1912年彭家珍炸宗社党良弼，暗杀事件爆发不下50次，党人先后筹组16个暗杀团。案发地点蔓延全国，不仅仅北京天津或上海广州，就像边陲云南，甚至在海外，清吏都未必得以幸免。

革命党人的暗杀， 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和震慑。“同盟会时期的暗杀恐怖手段，更强调的是‘唤醒’国人、作励党同志士气”，陈佑慎认为。正是在这不计成败的暗杀潮中，革命者宣示了自己的存在，令当政者闻风丧胆。

把暗杀作为革命要义的吴樾不只是写写文章，他把理论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当人们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读到他的遗作《暗杀时代》时，26岁的吴樾已经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血肉横飞，烈士成仁。准备出洋考察西方立宪的朝廷五大臣虽然只受了轻伤，事件却震动全国。吴樾成为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奉献的象征，并被同盟会追认为会员。

一次次起义的失败，让革命党人更愿意投身到较低成本的暗杀活动之中。暗杀，成为革命的一种形式，一个人的革命。“当年的革命党，似乎个个都信奉英雄史观，都以先知先觉自居。他们固执地相信，国家必须由他们这些人来拯救，而且也能拯救。”张鸣在《辛亥，摇晃中的中国》中这样写道。

同盟会重要人物汪精卫，起初并不赞成搞暗杀。他认为：“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儿之见而已。” 而到1908年，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纷纷失败，《民报》被查封，他被人嘲笑为“远程革命家”。这位经不起指责的薄脸皮美男子，抱着炸弹和美人就上了北京。

在“黄花岗起义”中眼睁睁看着兄弟死去的黄兴，逃出生天后，也义无反顾地投身暗杀事业当中，要以暗杀为牺牲的同志复仇，激励革命斗志。他派自己的姨甥李沛基，成功炸死新任广东将军凤山。这次行动，是革命党人一次全身而退的成功暗杀。

遭遇革命党人数次刺杀的李准，都幸免于难，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却站到了革命党人的一边。胡汉民后来甚至承认，革命党人之所以能够顺利取得广东政权，以李准之功劳为最。

4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派人把温生才烈士的家人从乡下接到广州，并安排他儿子温克明在陆军士学堂、保定军校就读，后担任粤军司令许崇智的副官，在抗战期间病逝。温国杰的哥哥温毅达后来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回国后在河南国营农场复员。

“作为烈士的后人，一定要熟悉这段历史。平时，我都义务为中学生讲解这段历史。”温国杰手中拿着一叠用旧年历订装起来的资料册，伴随了他几十年，上面贴满了收集来的温生才的资料。

“近代中国频繁的政治暗杀事件，以晚清革命党人的活动首开序幕。此起彼伏的暗杀事件，很容易被叙述成大无畏的革命英雄史诗，然而，在华丽的修辞背后，这类事件仍是政治暴力文化的反映。”这是许多年后一些学者的看法。

“刺杀放在今天，可以说是恐怖主义；但我们站在当时革命党的角度，这就是正义的！”这是烈士后人温国杰的立场。

“一百年前，他们的牺牲，让现在的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这是那部纪念辛亥革命的宣传片的结论。

朱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