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影音成人电影.:作家身份制度与新时期文学 (<小说评论>6期)_房伟

作家身份制度与新时期文学

　　房 伟

　　作家身份，关系到作家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关系着作家对创作客体的想象方式，甚至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创作技法和审美意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轨迹，与作家身份的变革休戚相关。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正是发轫于“人的回归”，从而重建文学启蒙维度、人性信仰与本体意识。而这一切，都与作家从“政治附庸品”的身份定位中的觉醒有关。其后，伴随着社会发展，从一体化组织管理，变为多元栖身，作家生存方式的改变，影响着当代作家的身份想象，从而制约着新时期以来文学的面貌、整体格局与走势。同时，目前对当下作家身份的认定，也基本契合我们形成的新时期文学史构架，即一体化走向多元化。有的学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作家身份变化，存在从体制内到体制内外兼有的态势，而有的学者则认为，90年代后，作家身份与后毛高层时代文学体制的“半商业化转型”有关 [1]，有的学者，进而将之归纳为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和混合型四类作家身份定位，并认为“80年代中期前只存在事业型作家这一种类型，此后，职业型、产业型作家以及混合型作家类型相继出现；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职业型作家居于主导地位；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产业型作家居于主导地位。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作家分别遵从文学的“党性原则”、“审美原则”、“经济原则”” [1]。然而，作为商品性、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并存的艺术门类，文学从来都是“暧昧”的存在，而作家作为政治人、艺术家和物质获得者的不同社会角色，也使得现代作家的身份定位，充满着内在悖论与冲突。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深刻变化，与作家身份改变之间的隐秘联系，也许，不仅在于多元化作家身份，更在于这些选择背后的文化逻辑。而让人忧虑的是，当代作家多元身份选择，并没导致真正多元的“文化身份定位”，而是在新一体化策略中，面临着彼此冲突的困厄，无法完成的困境和无法坚守的合法性危机。

　　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作家在社会中的暧昧地位，即便是一体化时代，意识形态性、商品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冲突，也从未停止过。首先，文学权力是一种“不完整”的话语权力，也是暧昧而具依附性的场域性力量。文学权力的实现，是以文学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共谋”和“反抗”的过程来实现的，这也是文学既要求独立性，又对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有依附性使然。一方面，它对政治、经济场域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并非真正独立，总要受到政治和经济权力游戏法则的渗透和制囿；一方面，文学话语，要排斥政治和经济场域，通过符号稀有性，获得自身合法性和话语权；另一方面，文学话语，又不能摆脱商品性和意识形态性，而政治和经济的话语力量，也总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文学场域，作为一种“弱化的次级权力”，纳入话语范围，从而深刻影响文学审美意识、整体面貌和内在逻辑。其次，正由于这种特殊性，文学权力的持有主体——作家，也就必然在意识形态、商品性和审美性之间，面临多样化选择。这些选择本身，反映作家自我认同的方式，而社会制度的组织方式，各种话语权力的分配比例和结合模式，都会从外在身份制度形态与内在心理认同这两个方面，深刻影响作家身份的确立。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作家的身份选择也更复杂混乱，作家在意识形态、商品性和审美性之间的自我认同，也就更艰难紧张。对作家身份的这种复杂性，学者埃斯卡皮曾就文学的审美超越性与作家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性，发出深刻忧虑：“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一部作品不是一个作家生活中的普通时刻。作品在片刻中使之成形的计划将继续存在，成为一生中的一切，“在诗人们去世之后很长时间”，经历着合成、分开、再合成的过程，如果它在出生后没有夭折或死亡，它就在远远超越地理或历史的地方寻找着，并避开同样标志着它的死亡的成功。但是，作家是一个人，他象所有人那样生活、吃饭和死亡，这种生活被他列入计划，通过它种种的约束、总是过长或过短的寿命、它的节奏、它的无能和它在社会上成功的需要，和计划背道而驰。现代世界也许无法解决这个矛盾” [1]。

　　由此，我们考察当下中国作家的身份变革，就会跳出既有思路，在“体制内/体制外，一元/多元”的二元对立思维之外，用整体观、系统论和建构主义的眼光，来重新思考当代作家身份的构成形态。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的作家身份，是从“革命一体化”走向“后革命一体化”的“凝聚——耗散——重建”的动态过程。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阶段，文学存在高度一体化组织形态，而作家身份也被纳入这个轨道。洪子诚认为，一体化问题，实际有三个层面：“一是指文学演化过程，一种文学形态，如何演化为居绝对支配地位，甚至几乎是唯一的文学形态，其次，一体化是指这一时期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特征，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和因此建立起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第三，文学一体化，又可以表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表现为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方法等的趋同倾向 [2]”。这三个层面紧密相关，作家处于高度整合的一体化社会管理下，处于文学形态的统一性管理下，其审美方式必然是趋同的，而作家身份也就被表述为“国家单位机关干部”的层面。这种一体化管理，既让作家取得了一定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又严重制约了作家的审美创造力。

　　但是，十七年阶段文学一体化，还是偏重于“革命政治话语”想象的一体化形式，新时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在经历了与“政治”疏离的甜蜜与痛苦后，其实并未发育为一个建立在良好公共空间沟通基础上的“多元化”作家身份认同，对此，有的批评家已提出了忧虑：“我们所应仔细分辨的。实际上,当下中国的文学领域完全覆盖于一种高度一元化的文学体制之下,在此之外,并不存在一种文学的“对抗体制”( Counter—Institution)，在这种高度一元化的文学体制之内，不同文化话语之间的对话并未实现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交往合理性”，启蒙主义话语和“晚生代”一样，实际上也是处于边缘地位，它们同时面对着相当强大的“话语禁忌 [3]”。随着市场经济崛起，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扩张，旧的一体化退隐后，中国却逐渐形成了新的一体化策略，即由偏重“革命政治话语”，到“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为核心，进而融解文学启蒙话语、革命意识形态与文学消费话语。

　　具体而言，作家身份结构，也就由“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一个由“核心”、“次级核心”与“外围”组成、相对稳定的同心圆式作家身份组织与认证结构。这种模式，有别于十七年文学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一体化模式。这是一种“后革命化”一体化模式，原有的“革命话语核心”被转换为“现代国家民族叙事”，即“传统国家的伟大现代复兴”。这个核心并非单质，而是涵盖、融合了革命政治话语、国家民族话语、启蒙话语与文学消费话语，并形成了以革命话语为现实禁忌边界，以国家民族话语为主流，以文学消费话语为生长点的“新意识形态”（王晓明语）结合体。作家等级的形成，不再以是否被纳入国家单位体制为“核心/边缘”界限，也不再单纯以行政级别为内部等级，而是以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亲疏关系为区隔标志。由此，核心作家、次级核心作家与外围作家的系统序列，也就成为当代作家身份的“真正秘密”，不但印证了目前中国体制转型对作家身份的重新安排，也证实着当代作家对自身的想象。而这种后革命时代新一体化策略，是在后发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又一次形成的文学场域内部的新“等级制度”，不等同于十七年历史时期，而是差距更大的，以“政治和经济资源”为标准的等级制度——由此，这种新文学场内部的等级制，也就可看作与当代中国社会同源同构的结构形态。

　　首先，核心作家，既指政治资源的占有量，也指作家个体生活的物质保障性，及作家与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一是社会学标准。这些作家通常社会资源整合度高，个人文化身份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比较密切，在文学之外，拥有较多政治和经济权威合法性。一般而言，核心作家是有名望、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作家，作协、文联系统的专业作家，或有稳定舒适的固定职业。他们的经济收入，比外围作家高，但不如次级核心作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则高于二者。二是美学标准，他们的美学原则，也许有差异，有的偏重审美，有的偏重政治，但都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核心要求，即“传统文明国家的伟大复兴”。如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王蒙、陆天明、张平、阿来、迟子建等作家，外界对这些作家的认定，以及这些作家的自我认同，存在丰富差异性，如官员作家、主旋律作家、先锋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女性作家等，但如果我们越过这些称谓，认真考察这些作家的内在文化逻辑倾向，就会发现，他们的文化身份，大致属于体制内作家，而他们的美学倾向，大都以“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为框架，如主旋律作家的写作，以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为标准，而阿来的《尘埃落定》这样的作品，表面上是边地的抒情，实际上却印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这些核心作家一般喜欢宏大题材的长篇作品，政治性和审美性比次级核心作家强，但批判性不如外围作家。这些作家，目前占据着中国文坛的主流地位，几乎囊括了新时期以来作家的半数以上。

　　其次，所谓“次级核心作家”，则是指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疏离，对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相对疏离，但拥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特别是“经济权力”的作家。这些作家，大多与纯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都保持一定距离，大都是非体制作家，有的有固定职业，却和文学无关，有的是自由撰稿人，也会涉足出版发行界和期刊界，或经商，或搞策划，或依靠小说发行量、网络点击率、小说游戏改编、影视剧本等方式生存。这也有两个标准：一是社会学标准。这些作家，一般注重经济权力，经济地位要高于核心作家和外围作家，例如，网络作家静官写作小说《兽血沸腾》，其网络收益就高达数百万 [1]，这远远不是核心作家和外围作家可比的。但他们的政治资源的掌握不如核心作家，却比外围作家要多，他们的作品，审美超越性，却比外围作家和核心作家都要差，一是美学标准。这些作家比较注重作品市场效果，作品以文学消费性话语为主，而不注重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虽有部分官场描写的小说，也都以对政治“窥密式消费”为主，当然，他们的作品，也有一些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影子，如网络穿越小说这个最消费化的类文本，却常出现国家民族叙事的情结，天使奥斯卡的《篡清》，便以穿越晚清，重振国威的国家意识为历史想象，并获得了巨大商业成功。同时，这些作家有文学世俗化倾向，对文学政治化有时持反讽和解构态度，但绝不会在思想探索上越界触线，而是在二者之间游走。这类作家有王朔、王跃文，阎真、二月河、韩寒、郭敬明、卫慧等，很多职业网络通俗作家，如梦入神机、静官、我吃西红柿、血红、慕容雪村等，及很多兼顾影视剧作的作家，如刑育森、六六、都梁、丁天、俞白眉、宁财神、张继等。当然，他们与核心作家、外围作家的圈子之间，也不是完全对立，甚至有时很融洽，且存在吸纳升级的可能。例如丁天，就从自由撰稿人，转为北京作协系统签约作家 [2]，又比如张继，就由业余作家，转为济南市文联专业作家，再变为市场化电视剧自由撰稿人，最后再次成为沈阳军区专业作家。

　　再次，外围作家，则是对纯文学象征资本持有最多的一类作家，而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最为边缘化。一是社会学标准。外围作家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比核心和次级核心作家要少的很多。这类作家，有的无业，或从稳定的体制内退出，例如，王小波在1992年4月就辞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的教职专事写作，同年，韩东也辞去了南京一所高校的教职，吴晨骏于1995年辞去电力工程师的公职，朱文于1994年辞去电力工程师的职务；有的固定职业，职业却与文学无关，且都不显赫；有的则是在大学、传媒等文化机构任职（如深圳大学的教授曹征路），但绝少在文联或作协系统，有的则是自由撰稿人，他们对文学的商品化，也持有相当的警惕性。他们有时还兼有诗人身份，例如，韩东和朱文。二是美学标准。他们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这个核心故事之间，关系比较疏远，甚至是反对。他们试图通过对批判性和纯文学性的坚守，来实现文学象征资本的权威性和纯洁性。他们注重个人，而怀疑集体，对历史充满了反思。这类作家有张承志、廖亦武、韩东、王小波、刘恪、鲁羊、吴晨骏、朱文、曹征路、连岳等。这些持有激烈精英立场的作家，他们的个人生存境遇，最为艰难，但由于他们的坚守，他们的文学符号信誉度，却是最高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对中国当代作家身份有了一个轮廓性认识。这个新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以“差异”为基础的。即文学内部场域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是文体的不平等，也不仅是文学资源的不平等，更是外部场域对文学场域控制加深的产物。令人深思的一点在于，之所以将这个“同心圆”式的作家格局，称之为新“一体化”模式，不仅在于它的权力差异性场域构成方式与构成比例，更在于在“核心作家”、“次级核心作家”与“外围作家”之间的“边界流动”方式。这三个层面的作家，缺乏社会身份的互相流动，而由“外围”向“中心”的运动，却不断发生。很多小说家，原本是外围作家，但随着时间推演，却纷纷进入次级核心作家与核心作家圈子，或身兼两个圈子，以获得更大利益，而次级核心作家，也纷纷向“核心作家”流动。如作家刘恒，早期是专业作家，以批判性写作著称，后来，在影视剧方面，获得商业成功，并当选中国作协副总统，具有了相当地位的官方身份。先锋作家余华，则于1993年辞去嘉兴市文联的工作，落户北京专事写作，而2008年长篇小说《兄弟》的出版，却标志着余华小说创作的商业气息在不断加强。先锋诗人兼作家沈浩波，原是外围作家，以批判性和先锋性见长，但他后来成立磨铁文化有限公司，以运作文学消费性书籍著称，年销售收入甚至超4000万 [1]。而对于外围作家而言，其对文学审美性的追求，也以不太过强烈刺激主流意识形态，反对现代国家民族叙事为底限，否则就会被遮蔽，或用其他区隔性策略，将之纳入消费性解构范围，进而破坏其符号信誉。例如，作家王小波，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名噪文坛的，然而，在推出王小波创作的时候，却一方面，使用“文坛外高手”宣传口号，人为制造王小波与文坛的对立，从而制造消费卖点；另一方面，则夸大王小波小说的“性意味”，并通过裸身行为艺术、门下走狗的出版炒作、网络狂欢式的戏谑，消解其政治反抗性和人性深度，瓦解对其创作的文学史经典化努力 [2]。

　　同时，与这种“向中心”运动的方式相对应，核心作家圈子的强化也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是政府扶持方向、社会资源调配，还是社会关注度，核心作家圈子总在不断地巩固、扩大、强化，这种倾向，进入21世纪后，更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革命话语一体化转型，曾有一度，核心作家圈子，面临着很多危机，不仅核心作家纷纷向次级核心与外围作家圈子逃离，且原有作家组织——中国作协，在吸引力指数、符号信誉、物质收益等方面，都遭遇了很多尴尬，甚至一度出现很多作家退出各级作协的群体性事件 [3]。作家，似乎成为被人遗弃的社会文化身份。当时，很多小说创作，都表达了传统一体化作家的身份幻灭感，如贾平凹的小说《废都》。然而，随着新一体化策略运作的日趋成熟，核心作家圈子，不但被稳定了，且随着政府投入的加大，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消费流通机构的控制加强（如报纸、期刊、出版、网络等传媒机构），以及核心作家组织自身的转型（如为适应市场化的需要，大部分省市专业作家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作协系统则启动签约作家、联系作家等多种组织形式，既减少了行政负担，又有效地通过物质资助，将不同圈子的作家纳入到核心作家管理体系，而作家基地建设、作家培训班、出版资助、评奖等方式，则对新作家的意识形态进行更周密的规训和指导（如21世纪之星文学丛书的策划等），外围作家的生存日益困难，而核心作家圈子，却通过和次级核心作家圈子的联姻，进一步巩固了身份边界，且在不断膨胀，直到新世纪，中国作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 [4]。甚至次级核心作家圈子的成员，也以加入核心作家圈子为荣，如郭敬明 [5]和金庸 [6]，引发了很多争议。又比如，茅盾文学奖，历来就以文学符号的高信誉度，及官方认可的权威性著称，通俗小说家麦家的当选，在作家身份的角度上说，又可以看作是核心作家圈子与次级核心作家的一次有效结盟 [7]。而新浪网、起点网等新兴网络传媒，对当代网络作家的出现和繁荣，也做出了巨大影响。这些文学消费的商业机构，一方面，在主流意识形态和纯文学审美外，通过对大众审美心理的把握，获得了丰厚消费利润；另一方面，网络作家，又不等同于外围自由作家，而是有限性写作，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又是合作和结盟的态度，网络关键词屏蔽和网络关键性主题、故事的规避，不可避免地使它的功能被限制，且附属于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后革命时代新的一体化文学策略，使得作家身份处流动状态，相对于革命一体化的作家管理，显然有着很大的进步，然而，这种新一体化的策略，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在西方，作家身份有较稳定的文化场域的权力分配模式，这些分配模式，形成了特定的权力控制方式，如雅与俗的相对清晰的分野，高校和科研机构对雅文学的定位，以及俗文学的发达和消费主义权力的扩张。西方的文学衰落，也很厉害，作家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不高，但西方精英作家，大多以边缘化姿态出现，而通俗作家，则以商业姿态出现，二者之间对立尖锐，而且，西方的精英作家，其文学的象征资本一般具较高权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官方意识形态与消费意识形态相抗衡，如，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都对本国的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持激烈反对意见。又比如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世界级文学奖，其符号信誉度，世界首屈一指，且只针对纯文学界。西方不会将这些奖项，颁发给《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之类通俗作品，而中国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官方和商业的色彩都比较暧昧，定位不准确。于此相对，西方的通俗文学奖项，也定位比较分明，影响也不小，如日本的江户川乱步奖、松本清张奖，都针对惊悚和推理文学，很受读者欢迎，而政府对作家独立性干涉也较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作协这样庞大的作家管理机构，而客观说，中国作家的身份和收入，相比其他任何国家也不逊色。但中国这种特殊的一体化作家身份策略，一方面，对作家形成了保护，另一方面，却使得文学审美性和独立性严重下降，文学的符号信誉度降低，文学场域内部的边界，也因这种策略变得暧昧不明。而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核心地位，传统国家的伟大复兴的策略，一方面反映了后发现代国家的必然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则导致中国文学审美风格单一化与反思力度不足。特别是核心作家圈子与商业性结盟，对排斥外围作家，都使得中国的文学资源，不能有效进行整合，一方面，核心作家圈子的扩张，在稳定社会等文学辅助功能上虽有用，但审美独立性和作家身份建构，却屡屡遭受公众质疑，而另一方面，文学审美自足性差，文学独立性差，而由此，文学话语场权力，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支配的深度加大，而作家却丧失掉了一体化时代高度符号信誉，作家本身的保障性也在市场经济法则下被弱化，而文学对社会的反作用力，也就不断减弱，外围作家不但发展很难，连生存也艰难。中国的这种新一体化作家身份构成模式，非常独特。旧的一体化的特征，表现为洪子城语，即意识形态的控制，采取的是国营企业的国家所有制，而现在的新的一体化的特征，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部分放松意识形态为代价，通过经济欲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控制，实现文学场域内部更大的不平等，从而垄断文学资源。所谓个人化叙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在表面的文学繁荣下，文学审美性和批判权力，不能得到效释放，就会转化为畸形的方式，如下半身写作和梨花体写作，变本加厉地破坏了文学信誉。

　　[2]刘学明，《从“毛高层时代”到“后毛高层时代”——简论当代文学制度的变革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1期

　　[3]张永清，《改革开放30年作家身份的社会学透视》，《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4]罗贝尔.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158－159页。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188页 [2]何言宏，《文学体制、知识分子身份与“晚生代”写作》，《文艺评论》，2000年1期 [1]王玉龙，《扬州厨师"静官"写网络小说挣了数百万》，《扬州晚报》，2007年10月20日 [2]郝洪捷，《混混中蹦出“恶魔丁天”》，http://www.qqs773.com/listdetail.php?id=135 [1]雨佳，《沈浩波：一半是文人，一半是商人》，《新财经报》，2008年10月31日 [2] 房伟，《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以王小波小说的接受史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5期 [3] “2003年，作家余开伟、黄鹤逸、陈傻子、李锐、夏商、郑渊洁、张石山等纷纷退出中国作协，成为当年度最有争议的文化热点之一”，选自白烨，《2003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版 [4] “据统计，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共吸收新会员408人，其中40岁以下的88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8人。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会员总数是8930人”。选自胡军 徐忠志，《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就2009年会员发展工作答记者》，中国作家网，2009年06月25日 [6]应妮，《金庸将进中国作协引发争议 网民多持否定态度》，《杭州日报》，2009年06月20日 [7] 张丽军等，《 “茅奖”，你何时不再矛盾？》，《艺术广角》，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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