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影音可以看的网站:贫困人口大增重返一亿 中国将上调扶贫标准 & 分析穷二代……大国还未崛起-女人的屁股先崛起了？朝鲜女子-为何“提裤子”就紧张？

贫困人口大增重返一亿   中国将上调扶贫标准
2011年03月31日 06:4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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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扶贫开发帮助贫困民众逐步脱贫致富。图为受助农民在自家菜园忙碌。张天春　饶卿摄影报道
按照新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未来5年，中国的扶贫标准还要上调。受此影响，一些中西部省份的贫困人口总数将比去年大幅增加，贫困发生率也有可能大幅提升。为此，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慈善基金会顾问、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
全球减贫成就七成来自中国
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过去25年，全球减贫事业成就的70%左右来自中国。如果不包括中国，则全球的贫困人口实际增加了5800万人。
作为中国政府南南合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嘉騋自豪地说，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探索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为缓解农村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1986年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使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集行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过去5年，全国贫困人口从6431万减少到2688万，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3273元，年均增长10.28%，国家采取了整村推进、扶持产业化经营、组织劳动力转移培训、移民搬迁、连片开发、对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进行集中攻坚等措施。
标准提高可致贫困人口达1亿
林嘉騋说，今年贫困标准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比2008年、2009年1196元的贫困标准提高了25%，贫困人口总数将大增，再回到9000多万甚至上亿都有可能。另外还要考虑受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未来10年扶贫开发任务艰巨，返贫压力仍然较大。
尽管2011年的扶贫新标准大幅上升，但和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甚至仍低于印度。印度的扶贫标准大致是接近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的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而中国 2008年、2009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只相当于每天0.89美元的水平。
林嘉騋强调，中国提高扶贫标准，是要让贫困人口过得更好，而不是解决简单的衣食问题。
今后1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林嘉騋透露，未来10年，中国政府将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首要任务，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力争到2015年，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此外还将对包括西藏、四省藏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在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整体规划，集中投入。今年开始，通过启动连片特困地区综合治理试点，集中实施一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人民日报分析穷二代现象 建议加快户籍等改革
2011年03月31日 03:18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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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万俤绘（人民图片）
穷二代、富二代、体制外的二代与体制内的二代……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造成二代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各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如何面对代际分化？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二代”群体，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点，揭示代际分化的深层原因，探讨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编者
游荡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二代农民工向往城市却因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
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但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王东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先在这边熬着，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二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贫穷、成就了事业，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生存状况难而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边缘人”。他们来自农村，却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而对农村疏远；他们向往城市，却因生活压力、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很难分享现代生活的快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父辈相比，二代农民工也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他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会穿西装、打领带，喜欢使用新款手机，普通话说得不错。除了干活，他们还喜欢考虑自己的将来，尽管这种筹划往往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李焕今年18岁了。自打他记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焕学习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索性随父母来到了北京。
“刚来的时候，一下就被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别兴奋。”李焕说。但没多长时间，他就发现北京虽好，属于他们家的却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区打工，住的房间又小又乱，每天累得回来倒头就睡，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16岁的时候，李焕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干了不到三个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来。”李焕说，之后他在餐厅干过服务员，在大街上分发过广告单，工作总是换来换去。
谈到今后的打算，李焕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还能有什么打算？现在对我来说，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子，就希望赚一些本钱，以后可以做生意。”
专家认为，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也不能一味指责他们贪图享受，他们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管理模式，为他们在城市提供更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找工作莫成“拼爹”游戏
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
近期，网络上有两篇文章引起很多人共鸣。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描述了家庭较穷的人努力多年才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是高考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题为《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详述自己上大学及毕业后的生活窘状，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是多么响亮的一句口号。如今，这句曾经被无数人奉为真理的话语，却引来了诸多质疑。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发现，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他们就业状况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套用一句网络语：“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据某媒体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7所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500名受访者中有70%的人认为，在就业应聘中或多或少遭遇过来自家庭状况的压力，65%的应届毕业生表示最担心家庭状况使自己在求职应聘中处于不利地位。
杜纯是四川一所高校新闻系的研究生。从研二开始，他便到北京某媒体实习。由于机会难得，杜纯平时工作就非常勤奋，急活、累活抢着干，从不抱怨。他的表现得到认可，实习单位口头许诺他毕业后可以来工作。然而，到最后应聘阶段，杜纯却并未得到任何职位。事后他才得知，最后入围的人大多有关系，至少也得到相关领导的推荐，而他没有任何人脉资源，只能接受这一结果。
相比而言，孙宇算是很幸运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农家孩子，孙宇去年大学毕业后过五关斩六将，成功进入一家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工作，福利待遇都很不错。但入职培训时，他看见好几位并没有在之前的笔试、面试中出现的新同事。他以为对方是补招的员工，后来听同事一说才知道，人家家里早就把工作安排好了，“笔试、面试都不用参加，指标都是从总部直接下来的。”孙宇说。
工作后，孙宇也有一点郁闷。由于不愿得罪那些有关系的新同事，经常得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累得要命不说，干得不好还要挨批评。”孙宇说，“但像我这样既没关系、又没背景的‘贫二代’，除了拼命工作，还能怎么办呢？再说，我现在的工作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了。”
记者采访时发现，大学生们在看待“就业难”时都很理性，认为是多种因素导致了这一现象，他们对由于能力不足、经验不够导致的招聘失败，并没有多少怨言。但是，如果因为家庭背景不如别人而落败，总会感觉心气儿不顺。
某高校一位大学老师坦言，一般情况下，从“最底层”上升到“大众层”比较容易，只要付出努力总会有相应回报。“从我教过的研究生来看，他们在毕业之初想进入学术界、机关或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并不是难事。但再想往上发展，就不那么简单了。个人努力只是参考因素之一。”这位老师说，我们不否认其中一部分人会成功突围、脱颖而出，但更多的人只能按部就班，“泯然众人矣”。
当然，反过来说，只靠“关系”也不行，如果能力没有达到基本要求，“关系”也不会那么好使。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从事学生工作的杨老师认为，虽然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穷二代”和某些人比起来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但只要调整好心态，通过后天的努力也可以逐步改善经济状况。“拼爹”游戏固然存在，但在现状没有明显改观的情况下，不能只会抱怨、应该更加积极，“穷二代”更应关注自身能力的提高。
减少“贫穷世袭”的忧虑
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公开表态不愿生育“穷三代”，理由是“穷二代”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注定要在艰难的环境下挣扎，改变世袭贫困命运难上加难。再说，本来已是“房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成了“孩奴”，岂不一辈子活在“奴隶社会”？
或许有人说，不愿生育“穷三代”暴露出一些年轻人只懂现实享受、心理素质太差、对未来预期过于悲观。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与其讨论“穷二代”为什么没有信心生育，不如正视他们对改善生活、期待公平的呼唤。不愿生育“穷三代”，生动反映了他们对贫穷代际传递、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忧虑。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郭大水教授认为，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现在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底层社会成员改变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代际之间的社会壁垒，造成教育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对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社会和谐稳定都非常不利。”
专家分析，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由于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
从根本上说，阶层固化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多年来，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建设。
郭大水认为，目前很多制度设计都在积极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例如严格的公务员招考制度、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等，但当务之急要强化实施。遏制愈演愈烈的“拼爹”游戏还须加强制度约束，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大对就业“关系户”的惩罚力度。要从最基层开始，促进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消弭不同二代之间的鸿沟，让“穷二代”感到生活有奔头，相信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穷二代”人力资本弱、社会资源少，要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摆脱困境很难。这需要外部力量的导入。郭大水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穷二代”的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强对二代农民工的培训，使他们拥有可以在城市立足的一技之长。同时，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大国还未崛起，女人的屁股先崛起了？朝鲜女子，为何“提裤子”就紧张？（转载）
今天看到这样一则关于中国“失足妇女”海外献丑的新闻心里很不是滋味，据中新网12月30日电 据马来西亚《中国报》报道，中国女子最受马来西亚寻欢客青睐，泰国女子居次。大马警方29日公布数据，截至今年11月尾，共有5453名中国女子涉嫌在大马卖春被逮捕，再次“蝉联”外籍女子落网排行榜榜首。而泰印两国妓女向来以价格廉宜为号召力，他们分别有1597人和1270人落网，占据排行榜第二和第三。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女子落网人数加起来，也只是中国籍女郎落网总数的约一半，显示中国妓女在大马何其受欢迎。
我想恐怕绝大多数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联想到前些天中国警方扫黄都扫到贫穷的非洲，虽然只有十多个中国籍“失足妇女”，而且涉嫌被人贩子拐卖强迫，还有什么港澳台地区动辄抓获大陆偷渡过去的卖春女，但马来西亚竟然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女人“失足”，只怕就不一定那么简单了，似乎有一种国内红旗不倒，海外彩旗飘飘的盛况，连一个区区马来西亚警方都以讥讽的口吻声称再次“蝉联”外籍女子落网排行榜榜首。表面上看，真是买丑都买到国外去了。但我实在不想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我们的同胞姐妹，现在讲人权，想想还不都是为了生存，有钱谁愿意去卖肉，就算国内官方暂时不会用“性工作者”来称呼这些风尘女子，至少现在公安部已经将这些社会底层的谋生者改称为“失足妇女”了，多少有一丝尊重、有一点人权的进步。国丑是出了，但毕竟这都是些可怜的女人，其实反过来想想，出现如此丢丑的事，谁更应该反思？怪蛇头？还是怪这些女人道德堕落？还是怪社会贫富不均？亦或是怪国内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影响？有人回帖痛骂她们是**，要求回国后严惩，但更多的是是叹息，是可怜，是汗颜，是同情。人已经穷得不要脸皮了，去哪里卖肉不是卖，生存总归是第一位的。所以看到这些被大马警方抓获的众多中国“失足妇女”，颜面尽失的同时，多少有些心酸。
联想到我们天天都在喊着、盼望着实现所谓的大国崛起，专家们口口声声五千年最大盛世，GDP世界第二，喧嚣热闹的奥运会、世博会真长脸，一切都似乎很给力，很自豪，不知道马来西亚警方年底公布的这一组关于中国女人的另类排行榜是不是同样很给力，这是不是有点象电影的蒙太奇现象呢？往往媒体总是倾向于报道中国游客如何如何在海外旅行一掷千金，国外那些商家看到中国旅客无不点头哈腰如迎财神，诸不知还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女人，应该说是“失足妇女”，竟然失足失到了海外，这与想象中的大国崛起又有着多么巨大的反差，那些被灯红酒绿高楼大厦的表面繁华迷惑、被统计局和专家们忽悠的“耀眼”给力数据，其实面对那些一组组在马来西亚连年“夺魁”的“失足妇女”，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作为中国人，自己的同胞姐妹居然沦落在区区的马来西亚风尘，并遭马来警察打击和嘲笑，岂不令人汗颜。但恐怕更应该感到汗颜的并非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了。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这是事实，但另一个事实却是相当多数的国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均富和福利，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落后，加之物欲横流的价值观取向，致使更多的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以前只是知道国内世风日下，到处灯红酒绿、男盗女娼，小姐二奶小三招摇过市，现在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这种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其实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知道是不是国内扫黄轰轰烈烈，逼得“失足妇女”们开辟海外市场？但显然，面对生存的需要，有些女人的廉耻已经成了奢侈品。其实或许在她们眼里，在国内“失足”无关于羞耻，走出国门沦落风尘，也不过是家丑外扬罢了。这个社会脸皮薄的人已经不多了，看到那些被马来警察嘲笑的同胞女人，那些还期待体验崛起感觉的大国国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底气。
国内在扫黄，马来西亚警方也在反伤风化，风尘里的“失足妇女”到哪里都还是弱势，其实更重要的并非扫黄的力度，而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妇女“失足”，这才是应该反思的关键。
朝鲜女子，为何“提裤子”就紧张？ （转载）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却是个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的老邻居。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朝鲜更像30年前中国的影子：在外界眼里，他们的政治信仰高于一切，封闭而团结，贫穷而虔诚。无论是已故领袖金日成，还是现任领导人金正日，都是全民的绝对权威，朝鲜人民视其为红太阳，并可为之赴汤蹈火，牺牲一切。领袖一句话，可以改变全民的生活方式。比如，朝鲜女性，一提裤子就非常紧张。
（下图：朝鲜妇女的传统服饰）

按理说，怎样过日子，是私人问题，用不着外界指手画脚；但是，朝鲜不行，任何人的饮食起居、吃穿住行，完全被格式化，换句话说，谁也没有权力将个人置身于制度之外；除非是找死，自绝于人民。朝鲜女性的裤子问题就是这么来的。如果翻历史，朝鲜女人和俄罗斯女人一样，只穿裙子——这是个风俗问题；假如看现在，朝鲜禁止本国女性穿裤子——这又纯属政治问题。
去过朝鲜的人，见怪不怪：平壤宽阔的马路上，那些来来往往的女人，的确都穿裙子。要么是鲜艳的民族服装，要么是飒爽英姿的套装制服。即便在寒冬腊月，朝鲜女人依旧“清一色”是裙装，当然，为了抵挡刺骨的西北风，女人们要在长长的朝鲜大裙子里，套上厚棉裤。很有趣，女性的装束，居然能检验政治忠诚，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军装或者中山服是标准样式，倘若男人穿西服、打领带；或者女人穿迷你裙、牛仔裤，肯定会被群众当作“异己”、“另类”，弄不好，还可能被抓起来，判几年。朝鲜女性必须严格遵守标准打扮，因为，街头巷尾，总会有人监督过往行人，看你的前胸佩有没有戴领袖像章，看那些爱美的姑娘有没有偷换裤子什么的——在那种格式化的社会环境里，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摇大摆地脱了裙子，将自己置身于全社会的对立面呢？（下图：朝鲜少女非常渴望当警察）

至于外国妇女，可以另当别论，毕竟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在平壤街头，能够享受朝鲜女性无法享受的“特权”，那就是穿裤子。倘若朝鲜女人穿裤子上街，肯定会被管事儿的“阿妈尼”拦住去路，正颜厉色地批评：“同务（在朝鲜，人们称和自己平级或比自己级位低的人为同务，比自己级别高的人为同志），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能穿裤子呢？”即便你老老实实穿了裙子，仍不免有质量问题，比如，裙摆高过膝盖，则被视做“不正经”，必须换长裙才行。
原来，朝鲜女性的裤子，已经被金日成钦点过了。不知什么原因，他老人家非常不喜欢女人穿裤子，为此，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裤子是男人穿的。”言下之意，女人穿裤子很不成体统。既然领袖发了话，全体民众自然要无条件地遵从。据说，朝鲜社会流行三种“裤子”，那就是“军裤”、“党裤”和“学裤”。可惜，如果不是女军人、女干部和女知识分子，贸然穿那些制服裤子，还会惹来一屁股官司，那又何必呢？因为男人有权穿裤子，男人也就成了朝鲜女人嘴里的“裤子”。男孩子叫做“新裤子”；离过婚的是“旧裤子”；离过两次婚的，被贬为“破裤子”。话又说回来，早朝鲜离婚手续繁琐，的确不太容易。
其实，朝鲜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因为他们喜欢白色，故有“白衣民族”之称。朝鲜男子爱穿“灯笼裤”，当然是白色居多。款式主要分为“巴基”——裤子，和“古克”——坎肩两种。“巴基” 裤裆裤腿肥大，穿着陆随便轻松，适合其盘腿席坐的习惯，裤腿有系丝带，可防风寒。“古克”一般套在上衣外面，多用绸缎作面，毛皮或布料作里儿。女装也是白色居多，款式分为“则高利”和长裙。“则高利”是朝鲜女性青睐的上衣，不钉纽扣，用布带打结，袖口、衣襟、腋下镶有色彩鲜艳的绸缎边，穿起来非常飘逸；朝鲜长裙多熨有长长的皱褶，可以做成缠裙、筒裙、长裙、短裙、围裙……年轻女子多爱穿背心式的带 褶筒裙、裙长过膝盖的短裙，这样非常便于劳动。（下图：朝鲜的长裙少女们）


如果说，朝鲜女性爱穿裙子是古风使然；那么，她们只穿裙子，别无选择，纯属响应领袖的政治号召。即便私下迷恋长裤，也是对领袖的精神亵渎——“大不敬”。不过，随着时光消磨，现代社会的风气似乎也吹到了朝鲜，尽管这个国家规矩很多，却开始慢慢转变了。外界感受到的，首先是女性穿裤子的问题。
2009年8月，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忽然刊出一篇文章，题为《穿着应方便且好看》。文章罕见地提倡女性，可以穿“端正的裤子”。什么叫“端正”呢？显然又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审美眼光。裤子，居然能够反应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含蓄内敛、中规中矩，永远不会出事儿，一旦沾上外国味儿，尤其是西方元素，就难免在裤子问题上冒进。《劳动新闻》果然明确要求：“紧贴在女性下身的裤子和喇叭裤，不是我们提倡的款式。”好在，裤子这玩意儿终于“解禁”了，先迈出这一步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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