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代液晶屏:大国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国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2006年12月4日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这两者加在一起，的确标志中国更进一步面向世界了。从元朝开始的海禁，虽然在不同朝政时期有过放松，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是对外封闭的。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开放，但在清代结束之前，那种开放从没情愿过，主流中国社会几乎没正面看过洋人，除了不得不承认西“器”的厉害之外，也根本没把外国人接收为同等人种。排外、鄙外一直是社会的主旋律。到文革时期，狭义民族主义跟疯狂的政治偏执使排外和封闭更是达到顶峰。1978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才是真正主动的，是划时代意义的政策举措。2001年加入WTO，进一步将主动开放固定为核心国策。

　　入世后，外贸额从2001年的5千亿美元到今年超过1万5千亿美元；出口市场从以美国、日本、东亚和西欧为主扩展到拉美、非洲、中东和中亚，在全世界铺开；从吸收外资进入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事务上，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到积极参与的利益相关者。既使从《大国崛起》的播放本身看，中国主流社会终于以更正面的眼光接收、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相对晚清之前的朝代中国，甚至跟1980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

　　过去五年的成就当然可以列出很长，但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角放在中国所面对的未来世界。在中国进一步走进世界之时，挑战是必然的。那么，今天的世界跟过去28年有什么差别？外贸格局有哪些变化？哪些因素会阻挡中国的进程？中国的国际理念到底应该是什么？

　　自由贸易理念面对挑战

随着中国出口市场的扩大，国际阻力和国内压力同时在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和国内都呈抬头趋势，最近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民主党重新控制美国参众两院，西欧失业率的上升；在中国，今年围绕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再现，这些都是对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要求保住现有的国际出口市场的份额，而且必须扩大外部市场，必须有更自由的国际与国内贸易环境，否则，在内需难以上升的情况下，连现存的制造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就业都难以保住。

　　当然，如何向世人解释自由贸易的好处，这本身是中国政府面对的永久挑战，在国内外都如此。比如，不只是在中国、美国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抱怨全球贸易对他们的影响，而且连一直靠国际贸易谋生的香港也都有人抱怨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不平衡。今年三月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笔者跟一位叫热娜的耶鲁大学校友聊全球化的问题，热娜女士50岁出头，她在香港做基金经理20年左右，身在全球化的前沿行业。但，她对全球化非常不满，说全球化只是让西方受益（当然，西方人会认为他们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说他们因全球化失去工作，等等，那又是一个话题），而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我要她举例说明，哪些国家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

　　热娜女士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柬埔寨，说柬埔寨根本没有因全球化而使其处境改善。我说，柬埔寨的遭遇正好说明全球化的好处，因为是柬埔寨选择不参与全球化，不像中国那样参与全球市场分工，所以柬埔寨没有发展，继续在中世纪社会中挣扎，而中国的经济在腾飞。

热娜女士的第二个例子是中东国家，说中东国家的石油被这么便宜地卖给了西方国家，所以他们在全球化中吃大亏。我说，正好相反，这恰恰证明了中东国家从全球贸易中得到太多好处，因为如果不是西方从16世纪开始的跨国贸易，如果不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储存在中东地下的油怎么会那么值钱，一桶油值60几美元？而中国地下的水和其它东西则几乎一文不值，中国要靠制造业打工才能赚钱，而且是赚那么一点薄利？！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印度、韩国人才更应该抱怨，这些国家的人要那么辛苦才赚一点钱，而中东人几乎什么都不必做却这么富！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大白话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贸易的好处这么难以理解，这当然不是新鲜事，我们中国人抑商几千年，原因也是总认为市场交易是零和博弈，买方赚的必然是卖方亏的，反之亦然。如果要说我们对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已有共识，对西方给中国的贡献也有共识，那当然是不符合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认为中国从过去160年的开放中受害、甚至是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吃亏受害的人当然不少，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四、五月以来的反外资争论会大有市场。那么，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有多少呢？这种好处当然很难精确量化，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一些大的变化。比如，为什么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成为1949年前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如果它们没有在鸦片战争后成为通商口岸，它们能有今天吗？是自由贸易给它们带来了繁荣。

　　一般认为，第一次全球化开始于16世纪，中止于1914年；第二次全球化从1970年代开始。我们前面谈到，中国是鸦片战争后被迫加入第一次全球化，以往的教科书总是从中国作为受害者的角度谈论全球化在1840年后对中国的影响，几乎没有从正面的角度谈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利益。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过去160年这种长时间跨度来评估这段历程，我们会看到全球化给中国的好处是既广泛又规模巨大。像教育、科学技术、医疗、传媒、交通等领域不说，既使只以中国的工业为例，我们能看到其好处之大。今天中国GDP的52％来自工业，仅制造业一项就为中国提供了9500万的劳动就业。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只有规模有限的手工业、陶瓷、纺织等，机械化的制造业是西方工业革命产生的，是通过第一期全球化带到中国，不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发明。再比如，今天中国的电信、电力、石油行业都非常大，连手机一项就一年销售好几亿部，这些非制造行业占GDP的比例也非常高，但是电信、电力、石油这些技术，还有电脑与互联网、铁路、公路和空运，这些东西都不是中国创造的，都来自西方。所以，客观讲，如果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这些西方工业与技术，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机器纺织业、汽车业、造船业、航空业、电力业、电信业、制造业、公路铁路系统、石油业、传媒业、证券金融业等，实在太多，这些行业已是今天中国经济的支柱，中国传统经济的核心——农业只占今天GDP的15%不到。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对中国经济今天的崛起贡献有多大？

　　今天中国需要一个全球自由贸易环境，我们面对的挑战跟1800年英国面对的一样：一方面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出口市场。再者，中国跟当年的英国一样，也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有能力面对国际竞争。不同的是当年英国的出口压力是由于新的机械化大生产所致，它的人口很少，需要国际市场购买其工业产出；而中国是由于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也必须保证有极大的出口市场。

　　跟美国相比，美国已是世界经济最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或企业中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这也不一定对其经济有太多伤害；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有了目前的实力之后，更应该希望其它国家都开放，自己当然要坚持开放，“己所不欲，莫施与人”。

　　中国应该以自由贸易定义未来的外交政策，寻求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域，跟东南亚、刚刚跟巴基斯坦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一个极好的起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进一步增长，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磨炼出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有利于市场持续发展的制度变革。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

　　2001年入世后最大的变化之一应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并购，2000年时中国的境外并购额为18亿美元，2004年为48亿美元，去年62亿美元，今年要超过140亿美元。在海外并购规模上，2003年之前没有一个项目超过10亿美元，而过去一年时间里有四个超过10亿美元，尽管中海油对尤尼科的收购不成功。2002年前的并购90%以上在能源和资源行业，但现在不到一半在这些行业，制造业、电信和零售业也在并购范围之内。在并购结构安排上也有大的变化，以前是中国公司独资现金收购，而且喜欢收购100%的股权，但现在也开始用中国公司的股权作部分支付（比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就如此），海尔虽然收购美国的梅泰戈公司未成，但其创意较大，当时他们由美国两家私人股权基金参股一起收购，这些结构创新不仅在管理经验、资金以及风险分摊方面帮助中国企业，而且对于在美国或其它目标国的政治攻关以及文化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安排可以大大增加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成功概率。—— 这些新趋势象征着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正在走向成熟。

不过，虽然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等着被投资使用，中国公司的海外路还很漫长，全国今年才有140多亿美元的海外并购，中国企业成为有规模的跨国公司还有些时日。但是，过去两年中国企业的海外经历已足以显示出中国正面临的挑战。首先，中国目前有足够规模出去的还是国有企业或国有背景企业，而且银行都是国有的。从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争论中看到，这给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客提供了将中国企业的收购运作政治化的理由，他们指控这种并购非商业行为，而是企业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国家行为。解决这一挑战的办法有几个，其一是进一步将国营企业民营化，这本来也是中国的国策，只是进程应加快；通过政府建立专项基金以贷款形式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最近要成立的50亿美元非洲发展基金就是一个好开端，其它专项基金也可出台。

　　但更核心的挑战还是中国的国际软实力太低，这使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极容易成为当地政客的把子，给他们提供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为什么国际软实力这么低呢？许多人说是海外的反华人士太多，说他们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国人生活得更好。——这显然是误解，我在美国已生活了20年，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在美国、西欧还是其他国家，绝大多数西方人很希望看到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之所以有的人把中国崛起看作是威胁，不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人生活得更好，而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形象有些欠缺。具体说，欠缺的东西主要跟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相关，这一点国内媒体讲得不多，但这是事实。我们知道，全世界范围180多个国家中，除了朝鲜、越南、伊朗、古巴等少数国家外，没有几个像中国这样，当权人不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也不是完全的法治，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监督制约。正是这样，如果中国越来越强，它国公民难有安全感，因为如果把巨大的实力给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的权力决策过程又不透明，既不需要议会的讨论，又不需向老百姓报告，几个人关起门来决定，这让人不放心。——很多人会说，政治制度是什么样，各国有其特色，不能让其他国家来安排。这当然是一方面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世界是平的，国家间距离不像原来那么遥远，大家都希望有更多透明度、更多同质价值，这样别人对你的崛起才放心。

　　因此，政治文明是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软实力的办法，除此之外，其它的运作都难以改变中国国际形象的基本面，政治价值上的趋同也是人类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中国对世界局势、对世界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的时候，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是否有可靠的监督制约，这已不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这跟封闭时期的中国不一样，那时不管中国有什么制度、是怎样行使权力的，对别国人来说只由道义上的兴趣，但没有直接涉及别国利益。可今天不仅有道义上的兴趣，其他国家更有直接相关的利益。

　　中国金融业的开放

中国金融业在逐渐对外开放，金融企业也在寻求海外机会。在银行业，经过几年改制，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近三年分别在香港上市，以此带动国有银行的根本性结构改革，提升它们的商业化程度、效率和竞争力。深发、浦发、广发等银行也相继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改变管理层格局和银行经营风格。基金管理业、保险业、证券业通过合资形式引入境外合作伙伴，将国际基金、保险、证券业的商业模式带入中国，加快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速度。这些举措也并非没有争议，但是，即使是在改制、在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中国要付出一些代价，如果在发展时间和速度上中国能赢得时间、快速提升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这种代价当然值得。

　　在通过引进境外合作伙伴加快中国境内金融业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中国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速度和程度也在2001年后有很大改变。2001年中国企业从资本市场上市融资1251亿，其中从香港股市融资8.5亿美元，占总融资的5.5%。在2002年共融资961亿，其中从香港股市融资22亿美元，占总融资的18.5%。在2003年共融资1357亿，其中从香港股市融资65亿美元，占总融资的38.5%。在2004年共融资4361亿元，其中从香港和美国股市融资432亿美元，占总融资的80%。2005和2006年，境外融资的占比超过85%。

由此我们看到，在境内股市加快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又不能坐等，创业者也不能等国内资本市场发达了再说。从现代化程度上，日益上升的金融开放度让中国企业能搭上香港、美国已发达的资本市场的便车。我们知道，发展资本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社会成本极高，让中国企业更多、更快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机会可大大加快中国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加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在国内股市优先照顾国企上市、对民营企业不太开放的情况下，给私人企业境外上市的机会尤为重要。

　　给中国企业、创业者提供更多境外上市机会的意义在哪里呢？其意义远非只是给他们提供融资机会，实际上，股权市场有着鼓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开拓全新的创业文化的根本性作用。如果能到活跃的股权交易市场上市，创业者不仅能立即发现财富的价值，而且如果他们想要，还可随时变现一部分、甚至全部。这种加快了的财富实现手段不仅催生了美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创业、创新文化，而且也正在改变中国的创业创新景象。如果没有股票市场这一加快财富实现速度这样的机器，美国不可能有20几岁就成亿万富翁的盖茨、戴尔等等这样神话般的财富故事，过去100多年里是一个个这样的故事激发了千千万万个美国年轻人去创新、去创业，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不是天生的，而是靠股市激励出来的。

　　也正因为中国创业者在过去几年也能到美国、到香港上市，才有了33岁成为亿万美元富翁的江南春、37岁成为亿万美元富翁的李彦宏，还有施正荣、张朝阳、沈南鹏等等新一代中国财富故事，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如果没有到境外上市的机会，不仅仅他们的亿万财富可能要许多代才能实现，也可能永远实现不了，更不可能激励千千万万个中国年轻人去挖空心思想去创业、去创新，他们都想试一试。自主知识产权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在刚播出的《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德国、苏联也崛起过，跟美国、英国式的崛起相比，前者靠的是银行，而且是国有银行和国有制，不是像美国、英国那样靠民间自由的资本市场，结果是德国和苏联的科技创新都用于军事，用于发展对世界有破坏性的国力上。尽管当年苏联的科技也很强，但到今天我们见不到苏联留下的任何科技，他们的科技没有提升人类的生产力，也没有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史为鉴，我们要避免德国、苏联的故事在中国重演，进一步让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向民营投资者开放，建立良序的民间资本市场（而不是国有控制的金融体系），也进一步把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开放，这是避免那些坏的历史故事在中国重演的具体步伐。

　　中国的希望

曾经辉煌的民族总有一种情结，也可以说是一种包袱。这个情结指的是，我们曾经辉煌，所以总有一天我们自然会再辉煌，好像真的“风水轮流转”。遗憾的是，不仅曾经辉煌的位于今天墨西哥领地的雅马民族已经消失，而且既使从《大国崛起》中的九个国家看，没有一个是曾经辉煌的国家，两千年前辉煌的古希腊、古罗马、印度，还有更早的埃及等等，没有一个再辉煌过，所以简单意义上的“风水轮流转”不成立。为什么呢？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过去的辉煌是一种包袱，这种包袱让人无法客观认识、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其后果就不言自明了。

　　现代科技、特别是通信运输技术给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西方人过去500年把世界秩序从无序的野蛮时代改变成殖民地掠夺帝国时代，后到贸易帝国时代，再改变到今天以规则维持的联合国时代，让中国在1978年一选择开放、在2001年一加入WTO，就能大刀阔斧地做国际贸易，并一下成为贸易大国。以前只有日本在50、60年代这么幸运过，所有其它贸易大国都在从事规模跨国贸易前，都要先花精力和成本先建立自己的海军、甚至先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为当下和未来的跨国贸易保驾护航。过去28年，中国也像当年的日本那么幸运，不需要花钱建立或维护世界秩序，一进来就在世界各地做生意、做投资。——认识到这些很重要，因为这更能让我们今后以理性建设者、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分担世界秩序的责任，并让我们认识到改革中国的制度结构并真正实现宪政法治，让世人不用对中国的崛起担忧，这些是中国起码该做的。这样做的回报是中国能够得到更长久稳定的世界秩序，使中国能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