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降魔篇早说啊图片:徐庆全：海南建省初期的“洋浦风波”

　　早在1987年下半年，在酝酿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的过程中，负责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委筹备工作的领导人，就已经考虑如何充分利用中央鼓励海南开放的优惠政策来开发海南。为此，筹建中的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其母公司熊谷组是一家日本建设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承包开发洋浦30平方公里面积的开发区，并由“熊谷组”负责招商，引进项目，把洋浦这个自古以来一片荒凉、穷不堪言的海岛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海南自由工业贸易区。

　　不料，这个在海南省领导人心中可以使海南经济特区成立后就可以“开门红”的项目，在当年却一波三折，酿成了一段“洋浦风波”。

　　“洋浦模式”构想

　　洋浦，位于海南省西北部一个半岛上，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这里气候干燥，土地贫瘠，树木杂草都难以存活。谈起洋浦，海南人用“三多”——石头多、仙人掌多、荒地多和“三少”——树少、村庄少、水少——来概括。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曾在这里度过一段流放岁月，留下了“北船不到米如珠”的诗句。

　　然而，就海岸环境来说，洋浦却是世界少有的天然良港。洋浦三面环海，海岸线绵延119公里，港湾宽阔，水深达27米，不聚泥沙，避风条件得天独厚，出了码头就是航道。若在海岸线建成多个泊位，年吞吐量可达2000万吨以上。就矿产资源来说，洋浦附近海域有储量极为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盐和钛矿资源，开发石化工业、盐化工业、钛工业前景广阔。

　　1987年10月4日，海南省筹备组两位领导人许士杰、梁湘，来到洋浦考察，决定把海南经济特区建立后的第一个引进项目放在这里。规划洋浦港，建立为重化工基地，改造岛内农业为现代化农业；引进外资承租土地进行开发。

　　根据这一构想，洋浦开发区总体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第一期先开发30平方公里，以低价转让给外商，由他们承包，组织资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企业的开发经营，并在开发区允许投资者按照国际通用商业规则，以灵活的方式开发土地，独立自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创造一个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投资环境。

　　这一构想的政策依据是，198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座谈会纪要》和《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文件中明确规定：在海南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方面，国家允许外商投资者在海南成片开发经营土地（租用土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延长至70年），对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有偿开发，对国营、集体企业承包、参股和投标购买。因此，中共海南省委的决策，采取“成片开发，综合补偿” ，“洋浦模式”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土地开发法律、法规的精神，也符合海南实际。

　　来自中央的支持

　　在洋浦开发酝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对此也高度重视并给予支持。

　　1988 年11月，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在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汇报洋浦开发的规划。田纪云对此表示同意，并把熊谷组（香港）董事长于元平从香港请到北京，当面了解洋浦开发的规划。

　　同年12月，国家副主席王震视察海南，接见了当时在海南的于元平，鼓励他投资开发洋浦；还兴致勃勃挥毫题词：“洋浦开发，前景广阔”。

　　1989年1月17日至20日，田纪云率国家计委、外经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海关总署、特区办公室等部门的负责人去海南考察论证。考察结果，从总体上认为是可行的，如能成功，将成为海南经济特区建设的“牛鼻子”。田纪云与参加考察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当时筹建海南省的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和于元平谈话时指出：

　　一、海南整个岛是经济特区，这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但是，要一下子全面开发、全面铺开建设，既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不具备条件。要选准突破口，一片一片开发。

　　二、洋浦作为成片开发的起步点是比较理想的，条件比较好。一是傍海，有建设港口的条件；二是已经和正在建设深水港口，比平地起家好得多；三是地貌平整，不用愚公移山，又是一个半岛，比较容易管理；四是那里的地层是岩石，将来打基础方便，也可就地取材；五是移民少，搞成片开发选择一个没有移民的地点不容易。此外，还有易于防治环境污染，等等。

　　三、希望于元平先生能做到“三不依靠”：资金不依靠内地；能源（煤、电、气、油）和原材料不依靠内地；产品销售市场不依靠内地。至于内地需要购买开发区企业的产品，则作为进出口贸易对待。

　　四、对于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要考虑得细致些、明确些，然后达成协议。“先小人后君子”，协议必须做到“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者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在开发、建设、生产、经营上，企业说了算。这样，就能建立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也保障了自主经营权。

　　1989 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视察深圳、珠海，梁湘又专程赶到，当面作了汇报。赵紫阳表示，同意熊谷组承包开发洋浦开发区。临别时，赵紫阳还对梁湘说，开放改革不变、政策不变，你们要扎扎实实地工作。

　　1989年2月，应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霖要求，中共海南省委给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洋浦开发报告”。洋浦开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主权”问题引发风波

　　对于洋浦开发，尽管有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作依据，又得到来自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关注与支持，但是，就海南省的领导人来说，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一位副省长认为，洋浦开发是搞新租界，是丧权辱国。在中央，也有一些领导人对此或深有疑虑，或直截了当地反对。

　　就在田纪云1989年1月在海南考察的同时，五位全国政协委员也来到海南考察。海南省那位反对洋浦开发的副省长全程陪同。据田纪云回忆：“我们前边走，他们后边到，我们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也看什么，研究什么，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并向中央、国务院正式写了报告。由于意见完全相反，我随后向国务院写的报告如石沉大海。就这样，洋浦开发被搁置起来，而咒骂丧权辱国之声不绝于耳。”

　　五位政协委员的报告，是以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关于《对海南省拟引进外资，开发洋浦地区的意见的联合发言》的形式上报的。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将报告转给了邓小平。3月28日，邓小平阅后批示：“请紫阳、李鹏同志酌处。我认为五同志的意见值得郑重考虑。”

　　五位政协委员认为，海南与外商签订的协议，涉及主权问题；按照协议，外商日本熊谷组对洋浦港区的土地开发权，地价太低，面积太大。3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内外城三分之一；土地使用权限太长——达70 年。这等于是外国人租界，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新国耻，形同“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北京刮风，地方下雨。上海立即有报纸发表文章，指责洋浦开发乃“开门揖盗”之举；少数大学生上街游行，打出“还我海南”的标语，高呼“收回洋浦港，严惩卖国贼”的口号。

　　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的许士杰、梁湘闻讯，感到难以置信。3月31日，他们以中共海南省委的名义给邓小平和杨尚昆并中央报送《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回应五位政协委员的指责。

　　4月28日，邓小平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邓小平批示传达后，这年5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派出以经叔平为组长的调查组，到洋浦开发区再次考察。考察的结论与前五位委员的结论大相径庭，认为洋浦开发既未丧失主权，更不是什么“开门揖盗”。

　　此后，由于改革的形势突变，洋浦开发又延宕了两年多，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提上日程。3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洋浦开发的决策。至此，洋浦风波算是告一段落。

　　不过，这场风波，不仅使洋浦开发先天不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海南经济特区行进的步履，至今令海南人扼腕。

　　徐庆全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