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欧标准时间:秋白与恩来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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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与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爱情婚恋生活，这是他们革命生涯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能体现出崇高的精神风范。瞿秋白与周恩来是同时代人，也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剖析他们的爱情婚恋观，对新时期树立正确的爱情婚恋观，人生观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生活时代相同 婚恋态度不同
瞿秋白与周恩来都出生于19世纪末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那时，中国人民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的极度屈辱中，国家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控制在列强手中。中国人民为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纷纷加入到争自由、求解放的行列，社会充满复杂的斗争和剧烈的动荡，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纷至沓来，因此那也是孕育一场社会大革命的时代。瞿秋白与周恩来因家庭生活环境不同，养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性格特点，当初涉人世时，对爱情婚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诞生在江苏常州城里一个破落的士绅家庭，他的父亲一生信奉黄老之学，潜心国画，洁身自好，与世无争，母亲爱好文艺，擅长诗词，旧学颇有根底。在父亲的影响下，瞿秋白从小读过不少道家书籍，中国文人对道家思想有着天生的亲和力，自幼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酷爱文学有浓厚的文人气质的瞿秋白，道学思想中超脱的人生哲学，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美学观，不能不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家庭衰败，社会黑暗腐败的刺激下，他和他的同学们不期而然地同时趋向“名士化”，“避世”思想也由此产生。1915夏季，瞿秋白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将要读完最后一年，因家里实在无法供他学费，不得不停学。瞿母常感慨地对人说：“阿双本来是可以造就的，现在弄得他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实在可叹！”此时瞿秋白之父投奔湖北亲戚谋生，瞿秋白不得不负起全家生活重担，来到穷乡僻壤的杨氏小学去教书，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苦闷，好象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这年春节，瞿母因债台高筑服毒自尽，从此一家飘零星散，瞿秋白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怀着渴求知识、寻找光明的心情，离开家乡来到了武昌。
瞿秋白离开家乡前，曾到贤庄大姑母家小住。大姑母金瞿氏嫁在江阴县贤庄，她经常在逢年过节时用船运柴米接济秋白家的生活，秋白小时曾常随母亲去贤庄姑母家玩，姑母家花园里有水池假山，秋白和众姐妹在山洞里捉野猫为戏。金家四小姐金君怡，小名纤纤，有一次秋白爬山几乎跌在池中，幸而纤纤拉他上来。据瞿秋白生前友好羊牧之老人回忆：“纤纤和他感情甚好，有终身之约。”⑴贤庄环溪的清流禾稼，寄托了秋白的多少奇思遐想！这正是他“避世”的好去处。羊牧之老人曾写诗回忆：“可爱环溪溪水清，贤庄少女实倾城。青梅竹马如无意，团扇佳人似有情。尝想青庐能如愿，却邻白屋未成名。临行信物频频赠，总恨蓬山隔岭横。”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回忆说：“我幼时……虽亦有耳鬓撕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现在都成一梦了。”⑵贤庄少女可以说是瞿秋白在情窦初开的翩翩少年时朦胧的“恋爱对象”，是他贫困苦闷生活中的一个亮点。
周恩来则于1898年3月5日诞生在历史悠久的古城江苏淮安县，与瞿秋白不同的是，周恩来早年对婚恋的态度是比较激进的。由于母亲早逝，伯父和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在家的三叔父又是身体偏瘫的残疾人，10岁的周恩来成了周家同辈人中年龄最大的男子，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为了维护这个濒临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生活，小小年纪的恩来要强装笑脸到处典当借债。困苦的少年时期锻炼了他坚强的性格。
在大伯父的资助下，他于15岁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学习。这是一所闻名全国、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学费昂贵，但学术空气浓厚，教学作风比较民主，并以管理严格著称。与当时许多死气沉沉或放任散漫的学校不同，很有一些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周恩来在南开学习的4年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境日益恶化，对祖国怀着深厚感情的周恩来怀着炽热的救国愿望，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许多爱国的进步报刊，努力寻求问题的答案。为了寻找“济世穷”的学问，他东渡日本。然而，日本社会的现状让他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又“返国图他兴”。正在这时，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巨大风暴突然来临，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周恩来在《觉悟》第1期《学生根本的觉悟》中写道：“现在中国的学生在发展个性，研究学术，求着实验以外，还要负一种促进社会去谋人类幸福社会进化的责任。”⑶20多个激进的青年学生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择偶标准相同 表达方法不同
瞿秋白和周恩来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属于社会，属于革命，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初创的艰难时期，历史注定他们一生都要为自己的理想、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去奔波、去面临种种生死考验。因此，在选择恋爱对象时，他们的标准是一样的，他们追求的都是志同道合，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又因各人的性格气质，内在修养不同，在具体的表达方法上是截然不同的。
瞿秋白表达出来的爱是一种浪漫的爱，典雅、风流、温存，充分显示出他身上的诗人气质。五四运动显示出了瞿秋白青年学生领袖的才干，而他原来紧闭的心灵之窗也打开了，敏锐的思想、无限的活力一齐迸发出来。他与郑振铎、许地山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出：改造中国的旧社会，创造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1920年10月，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苏俄采访。1923年，瞿秋白回到北京后，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宣传工作，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参加编辑党的理论刊物《向导》和《前锋》。8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大”在南京召开，瞿秋白代表中央到会指导，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四川土家族才女王剑虹，两人一见钟情，产生了爱情。
王剑虹毕业于湖南桃源第二女师那年，是五四运动时桃源的学生领袖，曾在上海为李达主编的《妇女声》做编辑组稿工作，又协助陈独秀和李达创办了“平民女校”。王剑虹酷爱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她的才华很为陈独秀和李达赏识。瞿、杨的恋爱浪漫而温馨，他们以诗词应和谈恋爱，一次交谈便留下满桌子的诗稿。瞿秋白不仅珍惜他与王剑虹之间的爱，而且还要以自己的奋斗去争取人类社会爱的实现，他在热恋中给王剑虹写诗道：万郊恕绿斗春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泥上云梢。⑷1924年1月，瞿秋白到广州参加孙中山亲自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给王剑虹的信中说：……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可惜的是这位土家族才女，只给瞿秋白带来半年多的甜蜜生活，便在恩爱夫君怀中长眠了。丁玲在她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评述道：尽管他们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难忘的……剑虹在他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
陪伴瞿秋白走完生命之程的是出身浙江萧山名门的杨之华。杨之华聪明好学，美貌贤淑，因夫妻感情破裂，孤身一人到上海求学。她思想进步，热心社会活动，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频繁的交往，互相的关心，两人的倾慕之情在发展，这是建立在革命斗争生活中的神圣感情。但杨之华还心有顾虑，因为她虽已与沈剑龙分居2年多，但尚未与之办理离婚手续，而且她和沈剑龙还有一个女儿。为了逃避感情的矛盾，她请假回家乡暂住。瞿秋白在沈雁冰的鼓励下，毅然追到杨之华肖山老家，亲自与沈剑龙交谈。后又在杨之华及其兄长杨葆青的陪同下到沈剑龙家，再一次倾心长谈。沈剑龙也明白他和杨之华的人生观、理想、追求已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沈剑龙爱好文艺诗词，瞿秋白此时已是青年作家，大家坦诚相见，两人成了好朋友。
1924年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了三则惊世骇俗的启事：“杨之华沈剑龙正式脱离恋爱关系”；“瞿秋白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沈剑龙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关系”。三个年轻人向世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当时的年轻革命家们把恋爱婚姻的自主自由与反传统反封建作为革命的一个方面，这场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婚恋轰动了上海大学和上海的革命派阵营。从“三则启事”到以后的关系，他们处理得和谐、文明、充满友谊之情，“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堪称人世楷模。神圣的爱情经久不变，瞿秋白在婚后曾送给杨之华一枚金别针，亲手镌刻下“赠我生命的伴侣”，以后又抽空刻了一枚“秋之白华”的印章。瞿秋白的爱象一团炽热的光焰，在生命最后一刻还给杨之华写下了这样一首《忆内》诗：“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⑸
周恩来的恋爱远没有这么浪漫，而是含蓄而实际的，在表达方式上甚至有些过于保守：（并非谈情说爱的）通信、暗示、询问、表白。五四运动后，周恩来被南开学校推荐出洋留学，周恩来选择了欧洲，他想到马克思的故乡，实地考察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象，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把它运用到中国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行前同天津的《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通讯员，这样可以用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同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从法国把“旅欧中国少年”的油印刊物《少年》、《赤旗》寄回国内，还与郭隆真等人自行编辑出版了油印刊物《觉邮》（意为觉悟社邮箱），专门刊登觉悟社社友间的来往信件。受此启发，邓颖超等也在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上，出版了不定期的《觉邮》专刊，邓颖超还把国内革命活动的情况不断写信告诉国外的社友。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自然而然地放弃了独身主义。当他考虑爱情婚姻问题时，邓颖超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热情、勇敢，在生活中表现出的爽朗、真诚在周恩来脑海中不断闪现。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中，邓颖超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主编，他们都是冲锋在前的战士，在觉悟社内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周恩来开始不断地给邓颖超写信，然而信的内容大多是讨论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并不涉及儿女私情。觉悟社社员办的《觉邮》第一期上发表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就是《德法问题与革命》。
周恩来常常给国内的社友寄法国的画片和明信片，唯独邓颖超收到的最多，竟达100多张，让邓颖超的朋友们又羡慕又费解。1923年春，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加了个信封的明信片，既是明信片又为何要用信封？只见背后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周恩来后来又给邓颖超写信明确表示：我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我终身共患难，同奋斗！最终他们在通信过程中，在共同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确立了恋爱关系。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在教育晚辈正确对待婚姻恋爱问题时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邓颖超）的。”⑹
忠诚挚爱相同 相处关系不同
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瞿秋白与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注定要将一生献给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一旦选择了能患难与共的伴侣，便把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他们对伴侣忠诚不渝，挚爱有加，然而，由于俩人的生活道路、个性气质、斗争环境及在党内的地位不同，在处理夫妻关系时也有不同之处。
江南的园林古轩，山清水秀，士大夫的家庭生活陶冶了瞿秋白谦恭平和的性格，沉稳娴雅的风致，多才多艺的诗情。他潇洒的诗人气质中呈现出一种内向性，心灵深处埋藏着纯洁而崇高的爱情。在夫妻关系中，他与王剑虹是战友加诗友，王剑虹诗化般的性格情趣，时时引导着瞿秋白潜意识深处士大夫梦园回归的因子。王剑虹的好友丁玲曾回忆说：王剑虹死后，秋白给我写过十几封信，流露他复杂的思想苦闷：他喜欢文学，革命了，把喜爱的东西丢掉了；与王剑虹相识后，又朝文学方向发展了；王剑虹死后，又朝革命方向发展了。⑺但是革命家即使在婚恋中仍忘不了他肩负的责任，对他们来说情感越笃直，对社会、对国家便不能不更加努力。王剑虹去世时，瞿秋白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面对着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他强忍悲痛参与国共合作最后阶段的紧张工作。
杨之华对瞿秋白来说是同志加妻子。按照天性来说，瞿秋白不是桀骜不训的、纵横驰骋的斗士，而是一个具有诚挚爱心，济世救人的利它主义者，是论文著书，依马可待的文豪，是才智洋溢，游刃有余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感到疲惫与无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的，做个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担任党的总书记之类领导全党的工作，就好比是使犬耕田，力不胜任。
瞿秋白幼年在“士的阶级”大家庭的庇护下，过着“十足的少爷生活”，后来虽家境日渐贫困，但为了维护大家庭的面子，也还请着女佣，他甚至没有洗过衣服。从小多病，虚弱的体质也使他更易对家庭和亲人产生依恋，特别是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时，长期经受着政治上的无情打击，精神上惨遭折磨，更需要亲人和家庭的理解与支持。 1930年8月，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托，负责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此时，他已饱尝党内斗争的打击，在政治领域“犬耕”已有疲倦之感。然而，瞿秋白还是凭着坚强的党性，振奋精神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再一次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解除了瞿秋白的党内职务，逐出中央领导层。瞿秋白满腹委屈，却并不消沉，主动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与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努力把“左联”从左侧路线影响下逐步摆脱出来。茅盾曾说：“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⑻瞿秋白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一种身体力行、严以责己、生死不渝的信仰。但王明仍揪住瞿秋白不放，逼迫他两次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并发表在《党的建设》杂志上，意欲让瞿秋白在全党面前从精神上打倒自己，使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不扫自灭。
严酷的政治斗争，长期动荡不安的艰苦生活，他需要一个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依傍。他在《多余的话》里写道：“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凡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⑼杨之华作为一个出色的成熟的党的工作者，正是他政治生命中的好同志，而她的善解人意，体贴关爱又使瞿秋白真正体味到了家是心灵的港湾。
1933年岁末，中央要瞿秋白到苏区去工作，瞿秋白毫不犹豫地说：想去很久了。然后沉静地点燃手中烟斗，向来送信的同志问道：之华同志可以去吗？王明他们明知瞿秋白肺病严重，生活需人照顾，却以杨之华工作无人代替为由不予批准。在他即将离开上海离开相依相伴的亲人前，心情很不平静，杨之华回忆道：“他平时是不爱说话的，这时好象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我体会到他内心离别的感情，……”夜里，杨之华从梦中醒来，看到他不停地绕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我唯一的亲人（指杨之华）教我如何不留恋？”⑾在人生的旅途上瞿秋白与杨之华共同生活了仅仅10年，这10年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忠贞不渝、矢志不移。他们的革命情操、高风亮节，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显光辉。
杨之华作为瞿秋白的战友与夫人，在宣传瞿秋白的革命事迹和整理瞿秋白遗著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忆秋白》等重要文章；亲手编定了《秋白同志年谱》；为瞿秋白生前亲自编定、准备出版的而又未能如愿的《瞿秋白论文集》的最后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杨之华精心珍藏的瞿秋白手稿遗作，为后人研究瞿秋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是典型的同志加战友。周恩来基本上是属于党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当然也就更少属于妻子。然而他们的关系却一向为中国人民所称道，并被人们作为楷模，认为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
周恩来10岁开始当家，养成了独立的个性，12岁那年被伯父接到东北读书。他在东北求学期间学会了交朋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锻炼出了一幅强壮的体魄。童年的周恩来体质较弱，东北气候寒冷，风沙漫天，他每天坚持在凛冽的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几年下来，他的体格锻炼得很强健，他曾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⑿独立的个性，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外向的性格，极强的组织能力，感情丰富而决不软弱，周恩来具备了职业政治家的风范。
1925年，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任军事部长，同时还是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这一年，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他们准备趁此机会结婚。当时，他们已有5年没见面了。然而，周恩来因正在策划领导省港大罢工，工作十分繁忙，竟抽不出时间去接新娘，他请秘书作代表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接人，在熙熙攘攘的码头凭照片接人谈何容易，秘书没找到邓颖超。邓颖超也在人群中左顾右盼看不到周恩来，只好按通讯地址径直找到周恩来的住处去了。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伴随着奋斗与牺牲。果然，由于地下斗争的残酷，战争环境的恶劣，工作安排的需要，这对职业革命家一直过着离多聚少，动荡颠沛的生活，周恩来与邓颖超从谈恋爱时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保留只属于个人的秘密，甚至彼此不知对方是共产党员，直到结婚时，才由组织沟通，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事先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那一刻，面对生离死别，才轻描淡写地对邓颖超说了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邓颖超也什么都不问，直到报上登出“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夫君干革命的大事去了。这种“互不打听”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拉着邓颖超的手，吐出心底埋藏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温柔平静地回答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目光中满含着信任和理解，他们彼此最了解又最陌生。⒀
周恩来对妻子的爱是平淡中见深情，含蓄而深沉。“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以致屡次因高烧昏迷，当他第一次醒来时便问护理的同志：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告诉他邓颖超已安全到达上海，周恩来还不放心，追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待确证消息可靠时，他才放心。长征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编在各自的队伍里，长征途中艰苦的生活使邓颖超肺病发作而咯血，周恩来得知后十分焦虑，在紧张的工作中抽空陪伴了她短暂的一段时间。但不久，周恩来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腹泻、便血、发高烧以至昏迷，邓颖超病体未愈，从干部休养连赶来帮着护理恩来。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忠贞不渝，历久弥坚，他们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总结出了夫妻生活中的“八互”，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还用来教育晚辈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去世后，全国乃全世界人民出于对他人格风范的景仰，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写了大量的纪念、怀念文章，出了多种周恩来的文集、选集，可以说，在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关周恩来的书是出得最多的，但邓颖超并未参与搜集、整理、编辑资料的工作，甚至当有人找她了解周恩来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也说不上来，最终她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邓颖超写的唯一的纪念文章是《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这是她在迟暮之年1988年写下的，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叙述出他们昔日的美好情怀和远大的革命理想，既令人振奋也催人泪下。然而就是这么一篇怀念文章，邓颖超还嘱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不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否则，就烧掉。”⒁
时代列车已驰进21世纪，瞿秋白、杨之华、周恩来、邓颖超都已作古，历史老人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他们的爱情婚恋观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情操、人格风范，将成为历史的丰碑，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