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市场经济无剥削 灭富人大家都穷

　　这是一组因吴敬琏而起的访谈。去年《商界》记者和他的一位学生聊到吴教授的近况，学生说：“真希望老师能再健康地说几十年真话。”于是，我们策划了这组专题，并在去年下半年得到了吴敬琏的应许。

　　这是一组并不完美的访谈。因为当事人之一的他最终未能像前两位老人那样接受本刊记者的长时间专访。春节之后，吴敬琏教授再次住院休养。

　　好在吴晓波先生是吴敬琏教授的老朋友，这在业界已经不是秘密。他在第一时间接受《商界》的邀请并为我们撰稿，他与后者的促膝长谈弥补了这组采访的遗憾。

　　吴敬琏：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商界》记者上一次与吴敬琏对话，是在今年2月19日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这次年会，他做了关于“十二五”投资计划需要调整的报告，是这次年会最重要的主题发言。事后得知，吴教授是抱病参加的这次年会。

　　吴敬琏对名利看得很淡，毕生思考中国的进步，这样的人实在非常稀少。他至今仍住在上世纪50年代的老公房里，他的子女没有经商的，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中方院长张维炯透露，吴老将他在中欧讲课的大部分收入都捐出来作为奖学金。

　　在五十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吴敬琏一直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从本性而言，他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须的。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

　　多培养“华为”式民企

　　谈到国进民退，我们应该遵循十五大提出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违反这些基本原则，说明国有资本是有进有退。早在1997年，十五大针对国有经济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做出了详细论述，国家鼓励发展非公经济的基本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最近几年，在一些地区与行业，确实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甚至用强硬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但“国进民退”并不是一种政策导向，而是多种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产生了这一经济现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数量、工业总产值、总资产、利润总额等方面，并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

　　现在的国进民退，更直接地表现在贷款方面，因为一些大企业、国有企业拿到了大量的贷款，而民营企业则很难获得贷款支持。目前中小企业受到挤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竞争导致的结果，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在加强；另一方面是政策因素，政府大量放贷，但是银行更愿意选择向国有大企业和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贷款，这样就产生了挤出效应。

　　政府如何实现产业增长模式转型，需要总结经验，需要改善方法。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国家多发展小额贷款，解决民营企业的资金难题。但是，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这引起了大量民营企业的抱怨。

　　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政府应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并非一定要率先扶持国有企业。我国目前在个别产业领域具备了参与高端国际竞争、培育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能力，比如民营企业华为就在全球通信产业掌握了诸多话语权。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抱怨国进民退的时候，希望民营企业家多学学华为，多培养类似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

　　辩证地看以行政手段调控经济

　　近年来，有的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么，这种行政手段究竟好不好？

　　政府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稳定的货币发行和价格水平。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往往可归结为经济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我们缺乏经济自由，国家控制太多，民营经济只有极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秩序并不是很理想。

　　因此，我们的改革就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政府有责任提供由透明规则和公正执法构成的市场秩序，但是，有一部分官员更愿意做微观决策。这样，就出现了腐败问题。可以说，这是偷换了政府职能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颠倒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政府应当起什么作用？政府还是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但是，这里常常发生混淆：政府不去管住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总水平，而是管个别商品的价格，什么东西一涨价，政府就加以管制。这样，就会破坏市场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坏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对“市场”概念的错误理解之上的，好像只要是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就是市场经济了。事实上，在行政权力统辖或严重干预之下进行货币交换的经济，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前市场经济的重商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等经济形态。

　　过去很长时期内，经济学界不太重视法治，认为只要市场交换关系在全社会建立起来，经济就能顺利发展了。其实，现实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20世纪末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轮廓成型了，可社会失范越来越严重，例如，社会普遍无诚信，腐败成灾，黑社会猖獗。问题出在哪里呢？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健全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条件。

　　我们逐渐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是由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换活动组成的经济形式，这种交换的正常秩序需要特殊的维系方式来提供。传统的维系方式，如靠血缘关系、乡亲关系，远远不能满足它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维系方式的特点，是一套由国家作为第三方来保证执行的规则体系，即法律体系。

　　所以说，现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的，也可以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

　　“十二五”改什么

　　当前，从生产力发展的层面看，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方式的持续，导致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层面看，腐败继续蔓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这些矛盾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内部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以及外部经济的进出口的国际收支失衡。

　　于是，就出现了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货币政策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既不能紧也不能松。这种两难困境是很难靠短期政策解决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唯一可靠的出路。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提高知识和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

　　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哪些主要的途径？

　　现在有一种议论，认为产业提升意味着一定得搞大项目，一定得搞“高、精、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对于以加工为主的地区和城市主要转型方向，大体是两个：

　　一个方向是现有的简单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尽可能向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所说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正如施振荣说的那样，提升了研发设计、创造了品牌价值，改善了销售渠道，附加值才能提高；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加工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一些技术有革命性突破的新兴产业。比如，信息通信产业、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中，都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的机会。

　　然而，在“十一五”的执行过程中，大量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原因在于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等，都没有建立起来。

　　现在看来，许多需要除旧布新的体制问题，都与政府职能有关。政府在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在近年来通过各级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这种主导作用还有增强的趋势。这种情况不但使经济效率降低，而且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

　　由此看来，关键中的关键，则是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