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市场经济无剥削 灭富人大家都穷

　　这是一次迟到两年的专访。

　　两年前，《商界》记者在准备如期叩响江平教授家门的前一周，得到了他住院的消息。我们的心随之一悬，因为辗转得到的消息是，这次生病危及生命。好在这次，我们见到的他，比三年之前脸色更加红润。

　　比起三年前的上一次对话，江平已经少了些许激进和偏执。在告别时，对于未来，他显示出了鲜有的乐观：“中国的很多事情总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来是走两步、退一步。总归是在往前走。”

　　江平：我们更应该保护谁

　　江平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校长，更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为主任或法学家，他喜欢别人叫他“江老师”，或者“江教授”。他现在唯一的公职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江平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也被公认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校长。在他担任学校领导期间，曾兼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组织了我国市场经济最早一批经济立法，也指导了迄今为止所有重要的经济立法。在中国法学界，他的权威性无人可比。

　　江平的家处于远离城市中的北京的西南四环，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多年。即便是在今天，你也很难把这里与CBD的现代化在观念上置于同一座城市。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小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走进小区大门，只要提及应约拜会江校长，门卫就会热情地放行，甚至出门指路。

　　经过阴暗的走廊和陈旧的电梯，推开嘎吱作响的大门，一声“江老师”，老人应声从竹藤摇椅上缓慢地起身，领我们走进他的书房，身旁划过的墙上，密密麻麻牵着一排排学生们寄来的生日贺卡。

　　江平送给我们他去年出版的自传《沉浮与枯荣》。这本书被推荐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榜首作品、2010年度唯一“年度推荐”作品。书评如下：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是一本关于大时代大智慧的书。这本八十自述，写的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长时间的采访，让老人有几次略显疲惫，但始终声如洪钟，聊到振奋之处还不时挥手在空中划出一个大弧线，或是把拳头攥得紧紧的，打在桌子上。随后，他开始不住地干咳，甚至激动得满脸通红，以至于记者不得不打住提问，却打不住老人的激情。

　　在谈及民营企业时，江平告诉《商界》记者，有了民营企业的声音，我觉得能更好地体现改革的作用，也能更好地体现法治的理念--

　　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竞争的基础

　　单一的所有制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可言的。所以市场经济本身，前提就是要有多种所有制的经营的企业，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因为，国有企业本身应该说只有一个老板，国家是它的老板。我记得当初吴敬琏跟我说，日本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一个老板下面的不同的车间而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竞争可言。只有有了不同的所有制，有了民营企业，才有了竞争的基础。

　　竞争是市场灵魂，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所以，我觉得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的比重有多大、投资领域有多少，核心的问题是能够有真正的竞争。我在参与制定反垄断法的时候，常常争论这个问题。国有企业控制了很多领域，像资源、能源、电力这些，能不能叫做垄断呢？是不是一种垄断呢？如果是垄断，就要按反垄断法调整。反垄断法又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是很根本的一个方面。

　　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国进民退的无奈

　　我们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领域，我们的经济这些年不断在增长，而且是以比较高的竞争速度在增长。这一点应该说是大家都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是在退步。也就是说，从经济角度来看法治环境的话，是不进，而且是在退。为什么说是在退呢？许多领域里，特别是资源分配和市场准入，国家干预得太多。

　　现在，我们是以国际金融危机作为理由，加强了国家的干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经济确实是需要重组。重组的结果就是，国务院制订了关于行业方面的十大振兴、扩大规模的规划。这十个行业，都有一定的要求，产量不足多少的就要合并，这样的结果，必然使民营企业受到严重的损失，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起步比较晚，规模比较小。

　　第二个可以看出国进民退的概念，就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大增加。现在国有企业的利润增加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国资委原来的主任也说，过去国有企业搞得不好，我们挨骂，现在搞得那么好了，我们又挨骂。听起来是很委屈，但是有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利润提得太高了，可能一年增加了50%。两大国有企业，就相当于500家民企，显然是挤了民营企业了。

　　所以从这条来说，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虽然后来国务院又专门颁布了一个保护发展民营企业的“三十六条”。之所以有新“三十六条”，我觉得是因为头一个“三十六条”并没有认真贯彻，或者说有一点流产了。

　　再一个，我们可以从现实的情况看出，我所接触到的，我所听到的，民营资本大量外流。人也走，钱也走。资本往哪里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如果民营资本撤出或者外流，那说明我们的市场环境不理想。

　　富人和穷人，谁更应该受到保护？

　　从法治的观念来说，当然不能说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更不能说只保护穷人，不保护富人。富人和穷人，谁都应该受到保护。

　　但是，如果放在社会法的角度，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从保护弱者的利益出发，那这样的话，当然应该倾斜于穷人。所以这句话就看怎么来说：如果要从民法的角度来说，是平等保护，任何人都一样，不能因为你富或者穷，所以我多保护你一点，但是如果从税法的角度，那么我认为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现在的所得税，或者我们即将开征的物业税、房地产税，这也有一个问题，怎么来征？如果倾向于保护穷人，比如现在100平米以下的住房，或者200米平米以下的，都免交物业税，只交别墅的，或者有几套别墅的，我完全赞成。

　　从政策来说，就得有一个倾斜。所得税也是这样，如果按照现在我们的所得税，几乎等于说所有的人都要交所得税，富人和穷人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我要从保护穷人的利益来说，它就是不太正确了。如果2000块钱或者1000多块钱都要征税，那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吗？能不能有所倾斜呢？所以这是不同法律的准则，社会保障制度和我们现在市场的竞争，是两个不同的准则。

　　现在我们的舆论也好，网上反映的一些意见也好，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是很高的。从政策来说，越来越倾向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点不能忽视。但是以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为例，很多企业家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所以后来，国家又出台了一个修正的方案。

　　改革开放提出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要强调市场、强调法治。以这两个主张来中兴我们现在的中国，必然要重视民营企业的作用，更多地从民主、自由、法治的理念上完善。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法治国家，就必然要肯定民营企业家们的地位。

　　如何保障民企的地位？

　　我觉得不要希望现在民营企业就占主导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历史情况是前三十年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但是，这个进程要逐渐前进，不能倒退。我们可以逐渐开放一些领域，过去是国有的，现在可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但是不能倒退，不能原来是允许民营企业经营的，现在反而不允许。

　　这个过去叫政策的不稳定。如果通过法律的形式，就可以比较稳定了。这个话本来是很实在的，但有点儿幻想，法律也是可以改变的，今天法律允许你做，也许明天通过一个新的法律，就改变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法律是不是真正在人的心目中，有了一个神圣感，有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是随时可以因人而变动，那这个就谈不到法治社会了。

　　如果我们允许民营企业发展，而且我们真正把私人财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础了，到这个时候，就不能随便改变了，不能说立国的基础也改变了。